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八年级下册中的《藤野先生》，是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的一篇回忆性散文。1926年8月底，由于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的迫害，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处在白色恐怖时期随时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暗杀的鲁迅听从友人的劝告，暂避锋芒，不再写让反动派政府心惊肉跳、暴跳如雷的犀利文字，用充满温情的笔触回忆起自己早年的一些生活片段，《藤野先生》就是其中的一篇。这一时期的文章后来被整理成《朝花夕拾》。
　　《藤野先生》这篇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朴实无华的。它不依靠惊人的题材、离奇的故事、俏丽的语言，却开掘了深刻的主题，恰似古人论文有言：“惟造平淡难。”
　　对于本文的主题，一直存在争议：一是认为表现藤野先生的高贵品格的；二是认为表现鲁迅的爱国思想的；三是认为两者兼而有之。其实“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也是司空见惯的。笔者认为，本文的主题是作者在和藤野先生师生情谊发展、变化、升华的基础上，来怀念赞扬藤野先生正直热诚、治学严谨、没有民族偏见的高尚品格的。而这种怀念和赞扬的目的还是为了鞭策自己，激励自己，增强同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
　　因为鲁迅写这篇文章时的境遇是他人生中的一个低谷，不但反动政府不容他，要悬赏他的人头；反动文人不容他，要用笔治他于死地；更让他感到寒心的是那些和他原来是朋友、同事的人，也都纷纷如躲避瘟神一样弃他而去。他原来准备在厦门工作两年，结果由于受排挤诽谤，只住了半年。但他毫不妥协，一方面坚持斗争，一方面写《藤野先生》这篇回忆性的散文，清理自己从1904年到1926年20多年来思想感情变化的轨迹，回顾了自己爱国思想的发展，以此来激励自己，增强同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所以，在文章的结尾处写了作者对藤野先生的怀念之后，又写道：“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这一句写出了藤野先生作为精神导师对鲁迅的巨大鞭策和影响。1935年，日本岩波文库要出《鲁迅选集》的时候，曾经来问鲁迅先生自己，选些什么文章好。鲁迅先生回答“一切随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选录进去”，目的是在借此探听藤野先生的一点消息。当这选集出版的第二年，译者增田涉到上海来访问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打听藤野先生的情况，增田涉说没有下落时，鲁迅先生慨叹地说：“藤野先生大概已经不在世了吧？”
　　作为一个日本人，藤野先生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伟大的文学巨匠鲁迅的精神引领者，让对日本帝国主义嫉恶如仇的鲁迅如此钦佩和感念呢？藤野先生对中国学生鲁迅非常偏爱和照顾，顶着来自本国学生的种种压力，一直亲自给他改讲义等，仅仅是出于同情鲁迅是一个来自贫穷弱国的学生？抑或是因为鲁迅的刻苦勤奋吗？这种感情在文中鲁迅是这样表述的：“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这段精彩的议论是全篇的画龙点睛之笔，是主题的升华，它将前面对于藤野先生品德的赞颂，做了更深入地开掘。作为学者的藤野，他的目光着眼于世界范围内的医学，自己希望能为新医学的发展贡献力量。“为学术”是他的全部思想行为的准则。他是从“为学术”的总目标出发来“为中国”的——“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在他身上，“为中国”与“为学术”的总目标是一致的。而鲁迅去仙台学医，也是想用医学来“为中国”图富强，所以，“为中国”与“为学术”也是一致的。总之，“为中国”与“为学术”，既是藤野爱护鲁迅的出发点，也是他们师生之间产生友谊的基础。这六个字实在把藤野先生的思想品德和性格特点上升到更高的境界了。藤野先生“最使我感激”的，说到底，正是感激他的“为中国”“为学术”的崇高思想和品德。一面是爱国主义的抱负和志向，一面是对于这种爱国主义的同情与尊重。“爱中国”、“为中国”是沟通两颗心的渠道，是维系两人友情的纽带，是作品的内在线索，是整篇文章的感情基调。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也可以说，在文中鲁迅先生是把藤野先生当作有相同思想情怀、相同理想追求的人生知己来看待的，藤野先生对鲁迅先生的厚爱和照顾，不仅是同情，更多的是对鲁迅爱国精神的尊重和感动。
　　《藤野先生》虽朴实无华，却思想厚重，格局高大，就在于全文字里行间包含着作者深深的爱国情思。读过《朝花夕拾》中的《父亲的病》，就明白了鲁迅之所以倾其所有自费去日本留学学医的原因。他在《<呐喊>自序》中做过解释：“我的梦很美，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可见他是怀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变卖典质了家中所有的值钱品自费来日本选择学医的。
　　最初是打算在日本的东京学习。但在东京当他亲眼目睹了中国留学生浑浑噩噩、糜烂庸俗的腐朽生活后，顿生厌恶悲愤之感。文章一开头，作者就用极其厌恶的情绪和辛辣讽刺的笔触写到：“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中国当时正处于被动挨打、积贫积弱的危难之中，这些花着民脂民膏来上学的中国留学生们，白天迷恋樱花，还把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弄成各种花样，不以为丑，反以为美；晚上则学跳舞，造成“满房烟尘斗乱”。通过这些描写，可以看出这些留学生的人生态度与鲁迅是背道而驰的。他们到日本留学的目的，根本不想学什么本领，纯粹是为了镀金，回国后可以求得一官半职，这是极其自私狭隘、庸俗不堪的人生观、价值观。而鲁迅倾其所有自费到日本留学，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他在《自题小像》诗中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表示要把自己的生命和热血献给祖国的解放事业。所以鲁迅与这些“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庸俗之辈注定是要分道扬镳的。开头这些对东京留学生这种腐朽糜烂生活的描写，既反衬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悲愤，也与下面出现的藤野先生作对比，更好地反衬出藤野先生作为一个外国友人对作者爱国情感尊重理解的难得与珍贵。 　　于是鲁迅来到了仙台，得以与藤野邂逅。对于一个初到日本的外国人，从东京到仙台途中的名胜美景一定很多，但鲁迅只提到了“日暮里”和“水户”，因为作者始终在忧国忧民。“日暮里”，顾名思义，含有“日暮穷途”的意思，处在异国他乡的鲁迅，路过此地，必然联想到正处在“风雨如磐”的祖国，因而留下深刻印象。至于“水户”，是明末遗民朱舜水客死的地方。朱舜水是浙江余姚人，明亡后，不肯为清政府效劳，去日本讲学，力图复明，百折不挠，“自誓非中国恢复不归”，以致老死异国。鲁迅对他很敬仰。后来，鲁迅有一次去东京，特意在水户下车，瞻仰了朱舜水的遗迹，弄得几乎付不出店钱。由此可见，鲁迅对水户的地名有深刻的印象，是他具有强烈的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表现。
　　正因为有这样的热血理想抱负，所以一切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了。虽然《藤野先生》中作者对自己吃的苦几乎未提，但我们可以想象出来。几乎语言不通的鲁迅只身一人来到了曾经侵略过中国、对中国人极其蔑视的海岛国家日本，既要承受水土不服、生活不适的肉体之苦，更要承受被狭隘民族主义的日本人羞辱蔑视的精神之困，其中所受的心理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鲁迅曾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仙台的生活：“此地颇冷，晌午较温，其风景尚佳，而下宿则大劣。……人哗于前，日射于后。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透过《藤野先生》的只言片语也可知他睡觉要受蚊子叮咬：“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吃饭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再从藤野先生后来对鲁迅的回忆录中可以体会当时鲁迅所受的精神压力：“周君来的时候是中日战争之后，即使过了相当的年数。很可悲的是，当时日本人还骂中国人叫猪头三。因为这恶骂风气，所以同级生之中也有这样的一群，对周君加以白眼，另眼相看的。”作为一个弱国国民的辛酸，在文中鲁迅是以一种调侃的口吻含蓄流露出来的：“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当然对于一个来自异国他乡的留学生给以特殊的关照，反映了绝大多数日本人民的善良和友好。而作者却感到的不是真正的尊重和友好，仅仅是“物以稀为贵”的缘故，这包含着一个弱国国民的辛酸，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鲁迅在此把自己受到“优待”当作“物以稀为贵”和对艰苦生活的描述，都隐约地贯穿着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他身处异国，一举一动，无不系念着风雨飘摇中的祖国，一情一感，无不闪耀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火花。
　　当时作为作者老师和班主任的藤野先生，即便未曾目睹，也一定有耳闻。鲁迅逝世后，藤野先生回忆起当年作为学生的他，就有这样的印象：“尽管他身在异乡，却不以为苦。”可见他是看到了青年鲁迅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的志气的。藤野先生之所以厚爱中国学生鲁迅，也是因为他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情愫。藤野先生在回忆鲁迅时说到：“我少年的时候，曾承福井藩校出身的野坂先生教过汉文，一方面尊敬中国的先贤，同时总存着应该看重中国人的心情，所以这在周君就以为是特别亲切和难得了吧。如果周君因此而在小说里和友人之间把我当作恩师谈着，要是早读到这些该多好呀。而至死周君还想知道我的消息，倘有音信，我会怎样的喜欢呢？”
　　在这种互相钦佩、惺惺相惜的师生情谊之上，就很容易理解藤野先生一直坚持一丝不苟地给鲁迅亲自改讲义：“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循循善诱地严格要求鲁迅正确画血管图、关心鲁迅的解剖实习等行为了。并在鲁迅备受污辱的“匿名信事件”中成为鲁迅的支持者，力助鲁迅和自己国家的所谓“爱国青年”进行斗争，以还鲁迅清白。
　　后来，因为“看电影事件”，国人的愚昧麻木使鲁迅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于是他萌发了“弃医从文”的思想。他“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提倡文艺运动了。”后来他以笔为武器，写了一系列文章批判这些精神麻木的闲人，他在小说《药》中以厌恶的情绪描写闲汉们观看屠杀革命者的丑态：“颈部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在《阿Q正传》中，他写阿Q夸耀自己在城里看到革命者时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
　　尽管鲁迅最初来到日本所持的医学救国论在仙台已经被无情的现实所击碎而决定弃医从文，他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尽管藤野先生对于鲁迅中途辍学改变志愿并不很理解，但是，对于一位善良正直的日本学者来说，能如此同情和尊重一个“弱国”学生的抱负，实在是非常可贵的了。
　　当时，作为藤野先生最器重的学生，鲁迅为了不让藤野先生伤心，离别时就说了“慰安他的谎话”：“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藤野先生还是很凄然地叹息。鲁迅先生临别前接受了藤野先生的邀约，藤野先生赠送给鲁迅一张照片，背面写上：“惜别 藤野 谨呈周君。”对于这个“惜别”的细节，在文中写得格外婉切动人，有限的文辞之中蕴含着无限的深情！而鲁迅先生离开仙台后仍将藤野先生铭记在心：保存先生曾经改的讲义；将先生的照片挂在墙上；从先生身上汲取勇气和力量，以笔作刀枪，与反动势力斗争到底，为中国的光明继续奋斗，对藤野先生的深切怀念与爱国思想统一起来，把对往事的回忆与现实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藤野先生对鲁迅也是念念不忘。据说后来藤野跟侄子藤野恒三郎说过：“周君是个好学生……但不是当医生的人，看来是为了研究生物学才学生理学和解剖学的。”恒三郎说，听藤野先生的口气，他是相信了鲁迅分别时为安慰他而说的谎话了。是啊，对于自己这么器重欣赏的学生，怎能不相信呢？虽然后来他明白了真相，但对鲁迅先生那“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爱国精神更加敬慕了。藤野恒三郎说，鲁迅逝世的那一年，有一位记者拿来了一张鲁迅逝世时的照片给我叔父严九郎看。这时，我叔父才知道鲁迅逝世的消息，当时，严九郎正襟而坐，把那张照片举过头顶，然后提笔写了“谨忆周树人君”。由此可见，藤野严九郎对鲁迅先生的敬慕怀念之情多么深切感人！
　　我想，鲁迅先生如果有在天之灵，一定会用同样的深情对藤野先生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沈虹，教师，现居江苏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