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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美术教学中，中国画专业为我国独有，其教学方法亦应有别于引进画种。近百年来，中国画的改革胜于承传，引进西方者多，承接传统者亦未断绝，其教学方法则各不相同，莫衷一是。当代的中国画教学，也像创作一样，呈现多样状态与多种探索，但总体来看，仍觉传统底蕴未足。近代以来，中国画专业教学的基础训练有二，一为临摹。一为写生。临摹可分为摹、临、背临。写生可分为素描、速写、默写。临摹旨在学习古法，写生旨在描绘实物。
临摹一词古已有之，专指就作品学习古人，谢赫“六法”已有“传移模写”一法，后代尤为重视，种种画论，每论临摹，清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更专列摹古一章。盖因中国绘画历史悠久，日积月累，间接经验十分丰厚，重视传承则可立足前人肩膀，临摹自是法门之一。师徒传授，也多从临摹开始，以便接受前人变现实为艺术的经验。
元末黄公望的《画山水诀》已称：“近代作画，多宗董源李成二家，笔法树石各不相似，学者当尽心焉。”…他告诫临摹者，既要关注笔墨，也要留心丘壑，而且注意于不同风格。明沈颓《画麈》更称：“专家不可与论画”、“临摹古人不在对临，而在神会”、“应知古人稿本在大块内”。意在强调广取博收，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至于写生一词，古代含义与今不同。古代写生，专指描绘花鸟的“移生动质”，即表现其生命和特质，在人物山水领域，虽也有描绘具体对象的实践，但人物称为“写真”，山水称为“图真”，前者重在“传神”，以为“四体妍媸本无关乎妙处”。后者重在“气象相生”，反对“得其形而遗其气”。古人虽亦对物描写，如五代荆浩，携笔画太行古松，凡数万本。据《图绘宝鉴》，黄公望亦“袖携纸笔，凡遇景物，辄即摹记。后居常熟，探阅虞山朝暮之变幻，四时阴霁之气运，得于心而形于笔。”但他们的对物描写，本质上是“师造化”，是把握一树一石与大自然生成变化的关系，所以从不满足于外表形似。
今人往往把“造化”解读为静态的自然，或静态自然的局部，但在古人心目中，“造化”既是宇宙自然的整体，又是宇宙自然的过程。北宋叶逋即称“其始为造，其卒为化”。因此古人的“师造化”无论就认识论还是方法论而言，都不同与今天的“写生”。比如，明代李日华云：“山行遇奇石怪树，即具楮墨，四面约略取之。”“每行荒江断岸，遇欹树裂石，转侧望之，面面各成一势，舟行迅速，不能定取，不如以神存之。”
不过由于明清以降，文人以画为余事，以学习书法的方法用于学画，每先学一家，再习多家，先临摹，后自运。而一味临摹，渐离“师造化”传统，影响所及，遍于很多有画家。迨至清末，摹古大盛，只知有古，不只有我，因袭成风，画道亦衰。
民国以来，西学东渐，五四运动，倡扬科学民主精神，古代师徒传受之绘画，虽有画会延续，而主流则纳入西式学校之现代教育中。主持学校美育者，皆以振兴中国画为己任，莫不反对摹古，提倡写生。写生本不同于古人之师造化，古人虽以造化为师，而具体方法亦少记载。故学校所提倡者，实为西式写生而已。
各地艺专成立前，北大已有画法研究会，分国画西画两组。主持者蔡元培称“中国画与西洋画，其入手方法不同，中国画始自临摹，西洋画始自实写。西人之重视自然科学……故美术亦从描写实物入手。故甚望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象及田野风景。”兹后，由公私艺专到美术学院，国画教学莫不临摹写生并举，对写生之重视尤胜临摹。但是，对物写生，亦需有法。完全采用西法，抑用中国之法，分歧随之出现。一派主张“古法写生”，如任教于画会之胡佩衡，一派主张西法写生，以“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如徐悲鸿学派。
素描（Sketch），系西方写生方法，旨在训练造型能力。其法在两度空间的平面上，用单一色彩，借助特定光线，以三大面和五调子塑造空间中的立体对象。素描写生经由徐悲鸿学派的提倡，进而与契斯恰科夫教学体系相结合，一度成为院校中国画基础训练的主流。
不能否认，素描有助于提高中国画家的造型能力，但造型惟妙惟肖，并不见得是好的中国画。50年前，朝野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倡扬民族风格。南北两地美院之教学，亦分道扬镳。浙江美院潘天寿主持国画教学，力倡分科，学画山水花鸟者，不再作素描写生，而从临摹入手，效法前人经验，以笔墨提炼对象。学人物者亦因分科，得益他山之石，在写生中注重发挥笔墨。
中央美院之蒋兆和，主持国画人物教学，主张仍从人物造型着手，变素描写生为白描写生。不从空问、光线、体面、调子把握对象，而以结构骨法、线条笔墨描绘对象，坚持“骨法用笔”，以发挥笔墨的点线面造型。而叶浅予以线造型的生动速写，同样提示了另一种写生方法。同院之花鸟山水教学，亦发挥线描对写生之功用。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三种认识。开始，叶浅予着重思考前浙江美院的经验，试图加以推广。他说：‘文革’后期，我从监狱里出来，到1979年恢复工作后，我大胆地改革了中国画在美院的教学体系，把徐悲鸿的东西翻过来，根本废除素描，反其道而行之，让学生先学花鸟，再画山水，最后画人物。他指出，中国画强调记忆，不是抄写客观，素描教学与中国画写意精神不符。于是在中国画教学中，他主张彻底废除素描，力图以默记取代写生。
而不少美术院校的中国画写生教学，并没有完全放弃素描，也不曾以默记代替写生，特别在人物画中，西式的素描与蒋兆和式的白描同时并举。但在山水花鸟画方面，却不再作素描式的写生，而是按前浙江美院分科后的方法，从临摹或研究入手，效法前人经验，锻炼以笔墨提炼对象的能力，进行中国式的写生。
从教学角度思考，虽不必废除西式之对物写生，学画人物者亦可训练素描，但就人物山水花鸟三科总而观之，第一，首先应思考写生与临摹背后的中西艺术观念之不同，立足传统，对西方经验有分析地弃取。第二，自觉恢复“师造化”的传统，把西式写生和20世纪以来的中国式写生、速写和默写纳入“师造化”的体系中。第三，继承传统经验，即不满足于临摹解决笔墨，写生解决造型，而是在写生和临摹的基础训练中灌注创作意识。
作者单位：苏州工业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临摹一词古已有之，专指就作品学习古人，谢赫“六法”已有“传移模写”一法，后代尤为重视，种种画论，每论临摹，清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更专列摹古一章。盖因中国绘画历史悠久，日积月累，间接经验十分丰厚，重视传承则可立足前人肩膀，临摹自是法门之一。师徒传授，也多从临摹开始，以便接受前人变现实为艺术的经验。
元末黄公望的《画山水诀》已称：“近代作画，多宗董源李成二家，笔法树石各不相似，学者当尽心焉。”…他告诫临摹者，既要关注笔墨，也要留心丘壑，而且注意于不同风格。明沈颓《画麈》更称：“专家不可与论画”、“临摹古人不在对临，而在神会”、“应知古人稿本在大块内”。意在强调广取博收，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至于写生一词，古代含义与今不同。古代写生，专指描绘花鸟的“移生动质”，即表现其生命和特质，在人物山水领域，虽也有描绘具体对象的实践，但人物称为“写真”，山水称为“图真”，前者重在“传神”，以为“四体妍媸本无关乎妙处”。后者重在“气象相生”，反对“得其形而遗其气”。古人虽亦对物描写，如五代荆浩，携笔画太行古松，凡数万本。据《图绘宝鉴》，黄公望亦“袖携纸笔，凡遇景物，辄即摹记。后居常熟，探阅虞山朝暮之变幻，四时阴霁之气运，得于心而形于笔。”但他们的对物描写，本质上是“师造化”，是把握一树一石与大自然生成变化的关系，所以从不满足于外表形似。
今人往往把“造化”解读为静态的自然，或静态自然的局部，但在古人心目中，“造化”既是宇宙自然的整体，又是宇宙自然的过程。北宋叶逋即称“其始为造，其卒为化”。因此古人的“师造化”无论就认识论还是方法论而言，都不同与今天的“写生”。比如，明代李日华云：“山行遇奇石怪树，即具楮墨，四面约略取之。”“每行荒江断岸，遇欹树裂石，转侧望之，面面各成一势，舟行迅速，不能定取，不如以神存之。”
不过由于明清以降，文人以画为余事，以学习书法的方法用于学画，每先学一家，再习多家，先临摹，后自运。而一味临摹，渐离“师造化”传统，影响所及，遍于很多有画家。迨至清末，摹古大盛，只知有古，不只有我，因袭成风，画道亦衰。
民国以来，西学东渐，五四运动，倡扬科学民主精神，古代师徒传受之绘画，虽有画会延续，而主流则纳入西式学校之现代教育中。主持学校美育者，皆以振兴中国画为己任，莫不反对摹古，提倡写生。写生本不同于古人之师造化，古人虽以造化为师，而具体方法亦少记载。故学校所提倡者，实为西式写生而已。
各地艺专成立前，北大已有画法研究会，分国画西画两组。主持者蔡元培称“中国画与西洋画，其入手方法不同，中国画始自临摹，西洋画始自实写。西人之重视自然科学……故美术亦从描写实物入手。故甚望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象及田野风景。”兹后，由公私艺专到美术学院，国画教学莫不临摹写生并举，对写生之重视尤胜临摹。但是，对物写生，亦需有法。完全采用西法，抑用中国之法，分歧随之出现。一派主张“古法写生”，如任教于画会之胡佩衡，一派主张西法写生，以“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如徐悲鸿学派。
素描（Sketch），系西方写生方法，旨在训练造型能力。其法在两度空间的平面上，用单一色彩，借助特定光线，以三大面和五调子塑造空间中的立体对象。素描写生经由徐悲鸿学派的提倡，进而与契斯恰科夫教学体系相结合，一度成为院校中国画基础训练的主流。
不能否认，素描有助于提高中国画家的造型能力，但造型惟妙惟肖，并不见得是好的中国画。50年前，朝野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倡扬民族风格。南北两地美院之教学，亦分道扬镳。浙江美院潘天寿主持国画教学，力倡分科，学画山水花鸟者，不再作素描写生，而从临摹入手，效法前人经验，以笔墨提炼对象。学人物者亦因分科，得益他山之石，在写生中注重发挥笔墨。
中央美院之蒋兆和，主持国画人物教学，主张仍从人物造型着手，变素描写生为白描写生。不从空问、光线、体面、调子把握对象，而以结构骨法、线条笔墨描绘对象，坚持“骨法用笔”，以发挥笔墨的点线面造型。而叶浅予以线造型的生动速写，同样提示了另一种写生方法。同院之花鸟山水教学，亦发挥线描对写生之功用。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三种认识。开始，叶浅予着重思考前浙江美院的经验，试图加以推广。他说：‘文革’后期，我从监狱里出来，到1979年恢复工作后，我大胆地改革了中国画在美院的教学体系，把徐悲鸿的东西翻过来，根本废除素描，反其道而行之，让学生先学花鸟，再画山水，最后画人物。他指出，中国画强调记忆，不是抄写客观，素描教学与中国画写意精神不符。于是在中国画教学中，他主张彻底废除素描，力图以默记取代写生。
而不少美术院校的中国画写生教学，并没有完全放弃素描，也不曾以默记代替写生，特别在人物画中，西式的素描与蒋兆和式的白描同时并举。但在山水花鸟画方面，却不再作素描式的写生，而是按前浙江美院分科后的方法，从临摹或研究入手，效法前人经验，锻炼以笔墨提炼对象的能力，进行中国式的写生。
从教学角度思考，虽不必废除西式之对物写生，学画人物者亦可训练素描，但就人物山水花鸟三科总而观之，第一，首先应思考写生与临摹背后的中西艺术观念之不同，立足传统，对西方经验有分析地弃取。第二，自觉恢复“师造化”的传统，把西式写生和20世纪以来的中国式写生、速写和默写纳入“师造化”的体系中。第三，继承传统经验，即不满足于临摹解决笔墨，写生解决造型，而是在写生和临摹的基础训练中灌注创作意识。
作者单位：苏州工业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