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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民调解制度对于化解民间纠纷、构建和谐农村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社会经济方式、结构以及观念的转变，民事纠纷的内容日益多样化、复杂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民调解制度出现了地位下降、功能减弱的局面，在农村地区尤为突出。
关键词：农村；人民调解制度
人民调解作为民间调解中分布最广、作用最大的纠纷解决机制，近年来，出现了地位下降、功能减弱的局面，如何使其更好地适应农村社会、有效的调解民事纠纷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话题。
1、概述
《人民调解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式，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其价值有：解决纠纷；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法制宣传，调解的过程就是对当事人双方进行法制宣传的过程①；弘扬道德文明，对当事人的调解过程，就是对其进行道德价值灌输的过程，就是进行理性和道德约束的过程，就是用道德帮助当事人自我反省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促进社会道德成长的过程②。
2、优势
受“无诉、和为贵”思想影响，人民调解制度成为当前我国农村民事纠纷最主要的解决方式，其优势是：
第一、消极诉讼观思想。农民的消极诉讼观，是农民对运用诉讼手段解决纠纷缺乏认同感的消极的主观态度③，多数村民对于法律缺乏信仰，却更容易接受“地方性知识”④。
第二、手段更灵活。法院处理农村民事纠纷需要精力去调查取证等，且有着诸多程序限制，而调解人员可以更灵活的查证事实。例如：传闻在诉讼中一般不受采纳，但调解时一般不受此限制。
第三、低成本、高收益优势。基于功能主义视角，一种方式只要能够有效的发挥纠纷解决所需要的功能，就会成为人们选择的目标。《人民调解法》第四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取任何费用。”而同期的诉讼成本则比较昂贵，波斯纳认为：“诉讼成本主要包括两类：一是错误的司法判决的成本；二是诉讼制度运行的成本（直接成本）。直接成本又可分为公共成本（如法官薪金、陪审员和证人报酬、法庭设施）和私人成本（如法院收费、律师费用）⑤”。
第四、熟人社会的特殊性。法律是解决陌生人社会的行之有效的工具，但在熟人社会里则难以有所作为。对此，布莱克的“关系距离理论”解释为：“不同关系距离的人们的法律的量——法律与关系距离之间的关系呈曲线形。在关系密切的人们中间，法律是不活跃的；法律随着人们之间的距离增大而增多。”⑥
3、困境的成因
當前，人民调解工作的功能减弱、地位下降，是原因：
3.1社会环境的变化。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的⑦。改革开放以来，封闭的农村地缘关系随着人口的外流和流动杂居而改变着。人际关系的变化，村民间关系趋向冷漠化；道德伦理思想的变化，市场经济下，农村社会固有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功利主义等思潮的严重冲击；村民意识的变化，依法治国的环境下，村民的权利、法律意识有所增强。
3.2信誉机制失灵致使调解协议结果的确定性不断减弱。调解协议达成后，其结果的确定与执行主要依据当事人的信誉来保障。但是当前农村社会的道德素质整体下滑，造成了严重的信誉危机，出现了不信任的负面影响。
3.3人民调解员的素质问题。官本位思想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一些调解员的行为；同时，部分调解员专业水平不高，法制观念淡薄，人为地造成了工作被动。
3.4程序规则的缺失，致使其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存在显失公平的风险。
4、建议
4.1加强道德文明建设，重塑社会信誉机制。民事纠纷在调解成功后，双方当事人会达成调解协议，而协议结果的确定与执行主要是依据当事人的信誉。当前社会道德整体下降，加强道德文明建设，重塑社会信誉机制，可以有效地保证调解协议的执行。
4.2提升人民调解员个人素质。人民调解员通常以带有威胁意味又不失亲切感的话语，促使纠纷双方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⑧。通过定期对调解员进行法律专业知识培训、建立专职人民调解员、增加大学生村官的比例等方式，不断提升人民调解员的个人素质。
4.3转变理念。调解依据和协议效力向法制转变，昔日调解的依据和协议效力来源于道德和习俗，而当前我国实行依法治国，调解的依据和协议效力应当来源于法律法规；调解程序向规范转变，传统调解制度的程序具有随意性，易出现廉价正义现象，所以，规范调解程序势在必行。
4.4营造健康的舆论环境。进行普法宣传，提升村民的法律意识；防止法律崇拜思潮，避免村民形成法律是解决纠纷的唯一有效机制的错误思维。同时，营造正确的价值观念，遏制“权利的不确定性增加诉讼”⑨现象。
人民调解制度作为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大力发展，逐步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充分调动其独特优势，利用其社会资源和民间自治功能，以其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化解民间纠纷，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其应有价值。（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注解：
① 江伟：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页；
② 刘行玉：转型期农村人民调解的法社会学研究，山东大学，2008年，第17页；
③ 苏一星、杨林：当代农民消极诉讼观的理性分析（A），石家庄经济学院报，2006年10月第29卷第5期；
④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北京，1994；
⑤ （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17页；
⑥ [美]唐纳德.J.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⑦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⑧ 张立伟：乡村社会的秩序与纠纷处理，民间法（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⑨ 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508页；
关键词：农村；人民调解制度
人民调解作为民间调解中分布最广、作用最大的纠纷解决机制，近年来，出现了地位下降、功能减弱的局面，如何使其更好地适应农村社会、有效的调解民事纠纷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话题。
1、概述
《人民调解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式，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其价值有：解决纠纷；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法制宣传，调解的过程就是对当事人双方进行法制宣传的过程①；弘扬道德文明，对当事人的调解过程，就是对其进行道德价值灌输的过程，就是进行理性和道德约束的过程，就是用道德帮助当事人自我反省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促进社会道德成长的过程②。
2、优势
受“无诉、和为贵”思想影响，人民调解制度成为当前我国农村民事纠纷最主要的解决方式，其优势是：
第一、消极诉讼观思想。农民的消极诉讼观，是农民对运用诉讼手段解决纠纷缺乏认同感的消极的主观态度③，多数村民对于法律缺乏信仰，却更容易接受“地方性知识”④。
第二、手段更灵活。法院处理农村民事纠纷需要精力去调查取证等，且有着诸多程序限制，而调解人员可以更灵活的查证事实。例如：传闻在诉讼中一般不受采纳，但调解时一般不受此限制。
第三、低成本、高收益优势。基于功能主义视角，一种方式只要能够有效的发挥纠纷解决所需要的功能，就会成为人们选择的目标。《人民调解法》第四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取任何费用。”而同期的诉讼成本则比较昂贵，波斯纳认为：“诉讼成本主要包括两类：一是错误的司法判决的成本；二是诉讼制度运行的成本（直接成本）。直接成本又可分为公共成本（如法官薪金、陪审员和证人报酬、法庭设施）和私人成本（如法院收费、律师费用）⑤”。
第四、熟人社会的特殊性。法律是解决陌生人社会的行之有效的工具，但在熟人社会里则难以有所作为。对此，布莱克的“关系距离理论”解释为：“不同关系距离的人们的法律的量——法律与关系距离之间的关系呈曲线形。在关系密切的人们中间，法律是不活跃的；法律随着人们之间的距离增大而增多。”⑥
3、困境的成因
當前，人民调解工作的功能减弱、地位下降，是原因：
3.1社会环境的变化。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的⑦。改革开放以来，封闭的农村地缘关系随着人口的外流和流动杂居而改变着。人际关系的变化，村民间关系趋向冷漠化；道德伦理思想的变化，市场经济下，农村社会固有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功利主义等思潮的严重冲击；村民意识的变化，依法治国的环境下，村民的权利、法律意识有所增强。
3.2信誉机制失灵致使调解协议结果的确定性不断减弱。调解协议达成后，其结果的确定与执行主要依据当事人的信誉来保障。但是当前农村社会的道德素质整体下滑，造成了严重的信誉危机，出现了不信任的负面影响。
3.3人民调解员的素质问题。官本位思想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一些调解员的行为；同时，部分调解员专业水平不高，法制观念淡薄，人为地造成了工作被动。
3.4程序规则的缺失，致使其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存在显失公平的风险。
4、建议
4.1加强道德文明建设，重塑社会信誉机制。民事纠纷在调解成功后，双方当事人会达成调解协议，而协议结果的确定与执行主要是依据当事人的信誉。当前社会道德整体下降，加强道德文明建设，重塑社会信誉机制，可以有效地保证调解协议的执行。
4.2提升人民调解员个人素质。人民调解员通常以带有威胁意味又不失亲切感的话语，促使纠纷双方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⑧。通过定期对调解员进行法律专业知识培训、建立专职人民调解员、增加大学生村官的比例等方式，不断提升人民调解员的个人素质。
4.3转变理念。调解依据和协议效力向法制转变，昔日调解的依据和协议效力来源于道德和习俗，而当前我国实行依法治国，调解的依据和协议效力应当来源于法律法规；调解程序向规范转变，传统调解制度的程序具有随意性，易出现廉价正义现象，所以，规范调解程序势在必行。
4.4营造健康的舆论环境。进行普法宣传，提升村民的法律意识；防止法律崇拜思潮，避免村民形成法律是解决纠纷的唯一有效机制的错误思维。同时，营造正确的价值观念，遏制“权利的不确定性增加诉讼”⑨现象。
人民调解制度作为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大力发展，逐步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充分调动其独特优势，利用其社会资源和民间自治功能，以其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化解民间纠纷，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其应有价值。（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注解：
① 江伟：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页；
② 刘行玉：转型期农村人民调解的法社会学研究，山东大学，2008年，第17页；
③ 苏一星、杨林：当代农民消极诉讼观的理性分析（A），石家庄经济学院报，2006年10月第29卷第5期；
④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北京，1994；
⑤ （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17页；
⑥ [美]唐纳德.J.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⑦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⑧ 张立伟：乡村社会的秩序与纠纷处理，民间法（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⑨ 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5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