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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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和先生出了一本新书——《最后的闺秀》，我们一行人到她家去采访。周有光先生也在，于是，周先生就做了回张先生的“配角”。 编导做了一个特别的设计——让他们夫妇并肩而坐。张先生虽为主角，坐姿却仍是夫唱妇随的做派，让她坐在周先生的右侧，她的身子就会很自然地微向左倾，反而反之，九十岁了还一副备受呵护的娇妻模样！确如坊间传言的那样，这是“一对让人眼热的情笃夫妻”。 周先生那天的“配角”也当得很是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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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和先生出了一本新书——《最后的闺秀》，我们一行人到她家去采访。周有光先生也在，于是，周先生就做了回张先生的“配角”。
编导做了一个特别的设计——让他们夫妇并肩而坐。张先生虽为主角，坐姿却仍是夫唱妇随的做派，让她坐在周先生的右侧，她的身子就会很自然地微向左倾，反而反之，九十岁了还一副备受呵护的娇妻模样！确如坊间传言的那样，这是“一对让人眼热的情笃夫妻”。
周先生那天的“配角”也当得很是称职。从不抢话，他一直仔细地在听张先生讲，脸上还流露出几分溫情。只有在张先生讲话告一段落时，他才会慢条斯理地补充上一两句，而且总是能说到了点子上——要么是张先生一时忘了说的紧要细节，要么是—句足以起到点睛作用的评论。如在谈到周先生教九十岁的张先生用电脑时，对于主持人的赞叹，周先生便不失时机的加评了一句：“我们是研究语言学的，向来注意语言和机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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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沙龙主题：电报。 这主题自带长辈属性，没一把年纪，还真弄不明白电报这回事儿。 很难得，我们做到了“打入‘敌人’内部”——位作者的妈妈，就是报务员。80多岁了，还能清晰报出儿子名字的数字代码。 电报，还是久远了。我们几个人共享记忆，竟然不能准确说出：电报是红格格纸，还是绿格格纸？发电报是红格格纸，收电报是绿格格纸？孩子不知我们在讨论什么，纳闷： “着急怎么不发个微信呢？” 是啊？怎么不
看谍战片看多了，总是把很多的目光注视到片中的那些发报员身上。其实，那完全就是一种儿时的情结，因为，我的母亲，就曾是一名报务员。几十年前，我还小，母亲也还在上班——在北京某邮局负责打电报。 记得幼儿园放假的那段时间，因为父母都要上班，家中无人照顾我，母亲便会把我带到她工作的发报室。我眼里也自然对母亲工作的状态记得十分的清楚。母亲和她的同事阿姨们，每人桌前，都放着一台发报机，当然，已经不是谍战片中的
说起电报，40年没拍过了吧？ 印象真的不深了。但是作为一个年过半百，而且一家几口人不在一个地方生活的老年人，对电报这种古老的通讯技术，还是用过的。 记忆里，电报是个不祥之物。因为我小时候，拍电报是个花钱挺多的事，几个字，就得几块钱，那时的人才挣多少？算得上是凤毛麟角了的八级工，一个月的工资也才一百块零八毛！普通人家，两口子的工资加在一块儿，未准能到一百块钱。一大家子——四五六七八九十口人（那时
说起电报，不仅是个暴露年龄的话题，也是一个暴露隐私的话题。在这里，我想说说我的小学同学“枕头”的故事。 “枕头”是一位女同学。之所以开篇要先交代“枕头”和她的性别，等接下来我说到她人生中的两封电报，个中原委，你自然就明白了。 “枕头”出生前那段时间，难得风调雨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似乎更迷信天气，也更迷信算命看相。很多人都指着“枕头妈”鼓起的肚子，很笃定地说：“男孩，准没错！”这话，对于“
小时候看过无数次京剧《红灯记》，知道他们是为保卫密电码而与鬼子斗争，却不知道密电码为何物，为什么这么重要。长大一点儿才知道密电码是翻译电报用的手册，从此明白电报是怎么回事。 我家原来住的地方是座二层小楼，离坐落在六部。的电报大楼很近，后窗正對着电报大楼的钟楼。所以抬眼就可看到钟表指针，听到报时的《东方红》乐曲。 我的幼儿园在建国门，在长安街上坐大一路公交车到六部口站穿胡同回家，下车站就在电报大
30年前那个春节，我和老伴儿既没去公园，也没去庙会，而是作為普通百姓逛了趟中央电视台。我们既不是幸运观众去看演出，更不是演艺圈人士去做节目，为什么能有这个机遇呢？ 那是1989年2月，中央电视台为了答谢社会公众对央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决定在春节期间，开放演播大厅和部分附属设施，供广大观众参观。这条消息一公布，立即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我们老两口早就盼望能有个机会，去央视开开眼，这回可逮着了。正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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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字申叔，号左薷，生于1884年，江苏仪征人。仪征刘氏是经学世家，尤以治《春秋》、《左传》，饮誉学林。他本人也尝以家学第四代传人自居。他不仅是晚清著名学者，亦是著名的革命党人。 钱幺同，本名钱夏，字德潜，号疑古，1887年9月12日生，浙江吴兴人。著名学者，北大、北师大名教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骁将。 1919年11月10日，北京，天气很冷，北风呼啸，患肺结核已年余的刘师培躺在病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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