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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菊与刀》出发，阐述讨论日本及日本文化的必要性。和《菊与刀》以美国日本做比较不同，该讨论以《菊与刀》为基础，本文从中国和日本思想和制度的不同两方面入手。思想上，以“仁”和“礼”为切入点，围绕“孝”展开，阐释中日两国孝道的区别；制度上，以“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为切入点，围绕“天皇制”展开，阐释中日两国君主制度的区别。
关键词：日本 日本文化 思想 制度
伴随着日本文化研究的滔滔热浪，被誉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①的《菊与刀》理所当然地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在书中，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以“菊”与“刀”来类比日本人与日本文化中的种种矛盾性和双重性，并围绕着天皇制、等级制、神道教等制度教义，以及忠、恩、孝等德行约束，阐释日本文化，并最终将其特征其归结成“耻感文化”。尽管作为一部报告文学，本尼迪克特成书时一次也未踏足日本被后世不少学者和读者诟病，而这亦是否定这本书的最大一个原因，但仍不可否认《菊与刀》对研究日本文学的重要启示。
时至今日，七十年过去，随着社会的嬗变时代的演进，战争的余阴已经基本消散，本尼迪克特以战时作为立足点的“那个日本”，已然和“这个日本”不完全相同，或者说大相径庭。再加上她所处的政治立场，有些观点难免过于功利可勉强。因而在我看来，让《菊与刀》走下神坛，给它以一个更为诙谐的定位类似于“一口气读懂日本：明治·大正·昭和”这样的历史书的话，或许更能让人理解和信服——它揭示了某段时间内的某种日本与日本文化。
但仔细想想，这段历史或许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于中国是七十年的时光，是我们这一代祖辈年少时的岁月；于日本是平成与昭和的距离，是今上天皇明仁的父辈昭和天皇时代发起的战争。这本是印入教科书的历史，客观而现实，然一旦联系到自身联系到实际，这么一代入，真实感与紧迫感便呼之欲出扑面而来。因此，现在研究我们的邻国日本，时机或许恰到好处。我们进一步走出并摆脱了战争的阴影，因而能更加客观公正；可我们又相承战争亲历者的血脉，对这段历史保持着恰到好处的悲愤与热切。
实则，研究日本，永远都不过时。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日本、熟悉日本，才能够帮助我们在新时期环境下赶超日本战胜日本。相较于作者从美日对比的角度阐释西方视角下的东方日本，我觉得更有必要从中日对比角度下阐释中国视角的邻国日本。下面，将从中日思想和制度文化对比之中，探讨决定日本之所以是日本的日本文化。
一、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日本是与我们一衣带水同根同源的国家，它曾是中国谦逊的弟子，也是践踏中国的侵略者；它曾以汉文化为荣，也曾果断脱亚入欧。但凡运用我们在课堂上学过的关于邻国的一星半点知识，都能够证明本尼迪克特所说的矛盾性。来自于文化的亲缘性，使我们本可轻而易举地读懂以本尼迪克特为代表的“美国人”，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日本人”。可现实却是我们与邻国的距离，就好像面对面伸手可及的两个人，却因为隔着厚重的雾霾，怎么也看不清对方。
这正是由于太过于了解而引发出来的不解。相较于需要通过在内心中新建构起一套陌生的思维体系与行为准则来解读日本的本尼迪克特，理解日本文化之于我们则是对已然成型坚不可摧的固有系统来一次错位和重击，两者之间冲击力度的差距不言而喻。
同样受儒家影响的中国与日本，其实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礼”的思想，关于“仁”，“爱人”为仁的基本精神、“忠恕”为仁的重要原则、“克己”为仁的实践方式，“仁”则是诸德的全称②；关于“礼”，应发于心而后行，从个人修身、家庭关系、社会政治层面理解。③相对的，日本却不接受中国的“仁”，因为和天皇制冲突所以它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致使“仁”形成具有“法律范围以外之事”之外含义，且由于没有足以替代“仁”来制约“义务”的德目，“孝”就扛鼎而上，成为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甚至无论父母是否有德，除非和对天皇所尽的义务有所冲突——天皇是至高无上的。
日本人这样的思想是中国人所无法理解的。因为中国有“仁”，所以哪怕是高高在上的天子也会受到约束，可日本没有“仁”，所以天皇只需受万世供奉敬仰却不必在道德上等方面被约束。关于在中国人眼中“无法理喻”的天皇制将在下面一节中将具体探讨，在此先不提。
我们来说“孝”，从上面一段对日本孝道的概述可以看出，日本的孝依照中国的定义，可以归到“愚孝”之中。孔子曾用曾参的例子教导他人父母之命不可唯命是从，亦曾说过“子从父，奚子孝？”来反对愚孝，可见中国的思想家对愚孝还是持否定态度的。哪怕民间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愚孝，中国的孝从大体上来讲依然是“父慈子孝”。可日本显然不是，不仅要孝顺父母，还要对父母百依百顺，因为日本人将“孝”划归到了“义务”。
当“孝”成了“义务”，就变得很糟糕了。你说义务怎么不对了吗？法律上不都明确规定了子女对父母有赡养义务吗？是的，法律上是有此规定，可那仅是“赡养”，“孝”的含义远远比“赡养”宽泛。而且中国人是不会把话说得太明白的——日本人也同样，因此这种“义务”中国人是放之于心中的，中国人中的大多数更倾向于把这种“义务”理解为“责任”，而且是理所当然的“责任”，支撑在其中的是由血脉维系的亲情。相对的，日本人的“尽孝”并不强调所谓的“父慈子孝兄弟恭亲”，而是真真正正的“义务”，是命令与服从，是担负与偿还，并且其间可能还伴随怨恨。
包括“孝”“忠”“恩”等等在内的德行约束，中国与日本同时存在，可所指内涵却不尽相同。因此，导致无法互相理解的本质在于，中国是人情社会，而日本则是契约社会。特别要说明一下的是，从宋代之后，中国也可说是“契约社会”④，但是相比于日本单纯用“义务”来规范道德的契约，中国的契约社会更应特指经济地位人格等的契约，而非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的契约，这里并非要标明孰高孰低，只是以示区分与突出，因此用了“人情社会”这一定义。
二、中体西用，和魂洋才 19世纪60年代，闭关锁国下积贫积弱的中日两国，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各自展开了一场针对救亡图存的运动变法。
历史总是这么出人意料而又顺理成章，尤其是当后世有心人将其做横纵向比较的时候，永远都会有令人惊奇的发现。就像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的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出现那样，尽管我们仔细分析之后能够想明白轴心时代出现的个中缘由，却仍忍不住为人类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绽放文明之花的必然而震惊。对于中日两国，在19世纪60年代先后开展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或多或少也是如此。
在这里我并非要对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进行什么评价或者阐述，当然我们都知道结果是前者失败后者成功了。举这样的两个例子只是想来讨论讨论这两者中贯彻期间的两种指导思想，即“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最早明确表述该思想的是冯桂芬在《校庐抗议》中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强国之术”的主张。“和魂洋才”，为福泽谕吉所提，“和魂”指大和民族的精神，“洋才”指西洋的科技。⑤
两者表面相似，本质上倒也不能完全说是不同，但期间具体的差别在哪里呢？从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在探讨中国近代落后原因：“西洋人到中国比日本为早，对于引入西洋文化，中国亦比日本有利，为甚么中国在近代化事业上反而比日本落后呢？探其原因，中国人认为中国具有卓越文化，西洋人亦因此而来中国，故不赏识西洋的近代化。”从“和魂洋才”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在面对西方优秀的工业文明时，仍然为自己的民族文化感到自信，置于那个时代则是有点武断与盲目的自信。直至现在，中国人在肯定并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骨子里仍然保留着千年不变的儒家文化。
那难道日本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就对自己民族文化不自信了吗？这么说显然有失公允的，况且“和魂洋才”也证明，日本人在维新中仍然坚持着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可这又与中国的自信与坚持有所不同，倘若说中国坚持的是整个中华文化体系的话，日本坚持的则是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这也就是我在前一句话里特别强调“民族精神”的原因。
当然，“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的差别并不是讨论的重点，关键在于当“中体西用”已成为中国的过去时时，“和魂洋才”仍然是日本的一般现在时。这种东西“混搭”体现在当今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最形象的例子就是日本的天皇制。
作为普通的中国人一定无法理解为什么日本的天皇从未改朝换代，万世一系当真有这样重要吗？毕竟对于从有史以来便不断经历朝代更迭的中国人来说，成王败寇胜者为王，改朝换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中国的历代君主在百姓心中虽然重要，可那仅仅是一种居于皇权之下的顺服心理，君主只是国家的管理者，也因此孟子才会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对于日本人，天皇就是神一般的存在，民众将天皇架上了神坛，把他视为精神的领袖。所以，即便是历经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江户幕府近七百年的皇权架空时期，日本依然没有出现改朝换代的现象。这也同样是美国接管日本之后未废除天皇制的原因，以及《菊与刀》努力探寻的问题之一。不可否认，即便是二战之后天皇走下神坛，日本施行了君主立宪制，天皇对于现在的日本人而言依旧是精神的皈依，就像与之紧密相连的神道教一般。
可这些又与“和魂洋才”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呢？除了“和魂洋才”中透露出的日本人对于制度的执着之外，这里还必须要将日本的君主立宪制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相对比。英国国王“统而不治”，受到宪法的很大制约，资产阶级掌权；日本天皇掌握政治权力并有神权色彩，天皇为代表的官僚军阀掌权，天皇有权解散议会。虽然这是君主立宪制设立之初两国的差异，现今的日本天皇也真真正正地成了立宪君主，但或许从“日本《皇室典范》只有男性皇族才拥有皇位继承权，而且所有皇室身份都是男系继承的，女性皇室成员嫁给平民之后即脱离皇籍，成为平民，即皇族的子女、孙子女是皇族，而外孙子女则不是皇族。尽管日本历史上曾出现过八个女性天皇，但她们或为皇太后，或终身未婚，皇位继承最终都没有脱离男系”⑥。从中可以一窥两国本质上的不同。不仅如此，日本各宫家目前还面临因为后人皆是女子而无法继承宫号的尴尬，可以想见修改《皇室典范》的问题是迟早都会面临的问题。但无论如何，都不要期望东方社会下的日本会出现一个只可能在西方社会下诞生的真真正正的女性统治者——哪怕这个统治者只是精神领袖。
三、林林总总，万象归一
关于中国人与日本人在各方面具体的不同，比如审美情趣、处世之道等等，由于篇幅有限，不进行细说。然而无论如何，中国终究就是中国，日本终究就是日本。因为时代的变革，文中所阐述的日本与《菊与刀》中的日本并不完全相同，就像我从始至终都没有在论述中提到本尼迪克特的“耻感文化”一样，我认同她描述的一些历史中存在过的想象，但对这一结论不置可否。相较于“耻感文化”，我自认为我们邻居的文化应该更加丰富。
契约社会的日本、天皇制的日本、神道教的日本、忠孝恩情义的日本，等等等等，决定了日本成为今日我们所见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① “现代日本学的鼻祖”，这一说法来自[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的译者序言，原句为“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绍‘日本学’名著的书中称赞此书是现代日本学的鼻祖”。
② 黄素华：《浅谈孔子的“仁”“礼”思想》，上海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③ 梅珍生：《论孔子思想中的“礼”与“仁”》，《江汉论坛》2013年第12期，第41-47页。
④ 吴钩：《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中国经济报告》2014年第1期。
⑤ 佟文立：《当“中体西用”遭遇“和魂洋才”》，《中国产经新闻报》2014年8月9日。
⑥ 李光斗：《日本皇室接班难题终究还是“男女问题”》，《中国经济周刊》2014年3月24日。
关键词：日本 日本文化 思想 制度
伴随着日本文化研究的滔滔热浪，被誉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①的《菊与刀》理所当然地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在书中，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以“菊”与“刀”来类比日本人与日本文化中的种种矛盾性和双重性，并围绕着天皇制、等级制、神道教等制度教义，以及忠、恩、孝等德行约束，阐释日本文化，并最终将其特征其归结成“耻感文化”。尽管作为一部报告文学，本尼迪克特成书时一次也未踏足日本被后世不少学者和读者诟病，而这亦是否定这本书的最大一个原因，但仍不可否认《菊与刀》对研究日本文学的重要启示。
时至今日，七十年过去，随着社会的嬗变时代的演进，战争的余阴已经基本消散，本尼迪克特以战时作为立足点的“那个日本”，已然和“这个日本”不完全相同，或者说大相径庭。再加上她所处的政治立场，有些观点难免过于功利可勉强。因而在我看来，让《菊与刀》走下神坛，给它以一个更为诙谐的定位类似于“一口气读懂日本：明治·大正·昭和”这样的历史书的话，或许更能让人理解和信服——它揭示了某段时间内的某种日本与日本文化。
但仔细想想，这段历史或许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于中国是七十年的时光，是我们这一代祖辈年少时的岁月；于日本是平成与昭和的距离，是今上天皇明仁的父辈昭和天皇时代发起的战争。这本是印入教科书的历史，客观而现实，然一旦联系到自身联系到实际，这么一代入，真实感与紧迫感便呼之欲出扑面而来。因此，现在研究我们的邻国日本，时机或许恰到好处。我们进一步走出并摆脱了战争的阴影，因而能更加客观公正；可我们又相承战争亲历者的血脉，对这段历史保持着恰到好处的悲愤与热切。
实则，研究日本，永远都不过时。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日本、熟悉日本，才能够帮助我们在新时期环境下赶超日本战胜日本。相较于作者从美日对比的角度阐释西方视角下的东方日本，我觉得更有必要从中日对比角度下阐释中国视角的邻国日本。下面，将从中日思想和制度文化对比之中，探讨决定日本之所以是日本的日本文化。
一、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日本是与我们一衣带水同根同源的国家，它曾是中国谦逊的弟子，也是践踏中国的侵略者；它曾以汉文化为荣，也曾果断脱亚入欧。但凡运用我们在课堂上学过的关于邻国的一星半点知识，都能够证明本尼迪克特所说的矛盾性。来自于文化的亲缘性，使我们本可轻而易举地读懂以本尼迪克特为代表的“美国人”，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日本人”。可现实却是我们与邻国的距离，就好像面对面伸手可及的两个人，却因为隔着厚重的雾霾，怎么也看不清对方。
这正是由于太过于了解而引发出来的不解。相较于需要通过在内心中新建构起一套陌生的思维体系与行为准则来解读日本的本尼迪克特，理解日本文化之于我们则是对已然成型坚不可摧的固有系统来一次错位和重击，两者之间冲击力度的差距不言而喻。
同样受儒家影响的中国与日本，其实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礼”的思想，关于“仁”，“爱人”为仁的基本精神、“忠恕”为仁的重要原则、“克己”为仁的实践方式，“仁”则是诸德的全称②；关于“礼”，应发于心而后行，从个人修身、家庭关系、社会政治层面理解。③相对的，日本却不接受中国的“仁”，因为和天皇制冲突所以它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致使“仁”形成具有“法律范围以外之事”之外含义，且由于没有足以替代“仁”来制约“义务”的德目，“孝”就扛鼎而上，成为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甚至无论父母是否有德，除非和对天皇所尽的义务有所冲突——天皇是至高无上的。
日本人这样的思想是中国人所无法理解的。因为中国有“仁”，所以哪怕是高高在上的天子也会受到约束，可日本没有“仁”，所以天皇只需受万世供奉敬仰却不必在道德上等方面被约束。关于在中国人眼中“无法理喻”的天皇制将在下面一节中将具体探讨，在此先不提。
我们来说“孝”，从上面一段对日本孝道的概述可以看出，日本的孝依照中国的定义，可以归到“愚孝”之中。孔子曾用曾参的例子教导他人父母之命不可唯命是从，亦曾说过“子从父，奚子孝？”来反对愚孝，可见中国的思想家对愚孝还是持否定态度的。哪怕民间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愚孝，中国的孝从大体上来讲依然是“父慈子孝”。可日本显然不是，不仅要孝顺父母，还要对父母百依百顺，因为日本人将“孝”划归到了“义务”。
当“孝”成了“义务”，就变得很糟糕了。你说义务怎么不对了吗？法律上不都明确规定了子女对父母有赡养义务吗？是的，法律上是有此规定，可那仅是“赡养”，“孝”的含义远远比“赡养”宽泛。而且中国人是不会把话说得太明白的——日本人也同样，因此这种“义务”中国人是放之于心中的，中国人中的大多数更倾向于把这种“义务”理解为“责任”，而且是理所当然的“责任”，支撑在其中的是由血脉维系的亲情。相对的，日本人的“尽孝”并不强调所谓的“父慈子孝兄弟恭亲”，而是真真正正的“义务”，是命令与服从，是担负与偿还，并且其间可能还伴随怨恨。
包括“孝”“忠”“恩”等等在内的德行约束，中国与日本同时存在，可所指内涵却不尽相同。因此，导致无法互相理解的本质在于，中国是人情社会，而日本则是契约社会。特别要说明一下的是，从宋代之后，中国也可说是“契约社会”④，但是相比于日本单纯用“义务”来规范道德的契约，中国的契约社会更应特指经济地位人格等的契约，而非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的契约，这里并非要标明孰高孰低，只是以示区分与突出，因此用了“人情社会”这一定义。
二、中体西用，和魂洋才 19世纪60年代，闭关锁国下积贫积弱的中日两国，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各自展开了一场针对救亡图存的运动变法。
历史总是这么出人意料而又顺理成章，尤其是当后世有心人将其做横纵向比较的时候，永远都会有令人惊奇的发现。就像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的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出现那样，尽管我们仔细分析之后能够想明白轴心时代出现的个中缘由，却仍忍不住为人类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绽放文明之花的必然而震惊。对于中日两国，在19世纪60年代先后开展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或多或少也是如此。
在这里我并非要对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进行什么评价或者阐述，当然我们都知道结果是前者失败后者成功了。举这样的两个例子只是想来讨论讨论这两者中贯彻期间的两种指导思想，即“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最早明确表述该思想的是冯桂芬在《校庐抗议》中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强国之术”的主张。“和魂洋才”，为福泽谕吉所提，“和魂”指大和民族的精神，“洋才”指西洋的科技。⑤
两者表面相似，本质上倒也不能完全说是不同，但期间具体的差别在哪里呢？从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在探讨中国近代落后原因：“西洋人到中国比日本为早，对于引入西洋文化，中国亦比日本有利，为甚么中国在近代化事业上反而比日本落后呢？探其原因，中国人认为中国具有卓越文化，西洋人亦因此而来中国，故不赏识西洋的近代化。”从“和魂洋才”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在面对西方优秀的工业文明时，仍然为自己的民族文化感到自信，置于那个时代则是有点武断与盲目的自信。直至现在，中国人在肯定并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骨子里仍然保留着千年不变的儒家文化。
那难道日本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就对自己民族文化不自信了吗？这么说显然有失公允的，况且“和魂洋才”也证明，日本人在维新中仍然坚持着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可这又与中国的自信与坚持有所不同，倘若说中国坚持的是整个中华文化体系的话，日本坚持的则是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这也就是我在前一句话里特别强调“民族精神”的原因。
当然，“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的差别并不是讨论的重点，关键在于当“中体西用”已成为中国的过去时时，“和魂洋才”仍然是日本的一般现在时。这种东西“混搭”体现在当今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最形象的例子就是日本的天皇制。
作为普通的中国人一定无法理解为什么日本的天皇从未改朝换代，万世一系当真有这样重要吗？毕竟对于从有史以来便不断经历朝代更迭的中国人来说，成王败寇胜者为王，改朝换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中国的历代君主在百姓心中虽然重要，可那仅仅是一种居于皇权之下的顺服心理，君主只是国家的管理者，也因此孟子才会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对于日本人，天皇就是神一般的存在，民众将天皇架上了神坛，把他视为精神的领袖。所以，即便是历经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江户幕府近七百年的皇权架空时期，日本依然没有出现改朝换代的现象。这也同样是美国接管日本之后未废除天皇制的原因，以及《菊与刀》努力探寻的问题之一。不可否认，即便是二战之后天皇走下神坛，日本施行了君主立宪制，天皇对于现在的日本人而言依旧是精神的皈依，就像与之紧密相连的神道教一般。
可这些又与“和魂洋才”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呢？除了“和魂洋才”中透露出的日本人对于制度的执着之外，这里还必须要将日本的君主立宪制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相对比。英国国王“统而不治”，受到宪法的很大制约，资产阶级掌权；日本天皇掌握政治权力并有神权色彩，天皇为代表的官僚军阀掌权，天皇有权解散议会。虽然这是君主立宪制设立之初两国的差异，现今的日本天皇也真真正正地成了立宪君主，但或许从“日本《皇室典范》只有男性皇族才拥有皇位继承权，而且所有皇室身份都是男系继承的，女性皇室成员嫁给平民之后即脱离皇籍，成为平民，即皇族的子女、孙子女是皇族，而外孙子女则不是皇族。尽管日本历史上曾出现过八个女性天皇，但她们或为皇太后，或终身未婚，皇位继承最终都没有脱离男系”⑥。从中可以一窥两国本质上的不同。不仅如此，日本各宫家目前还面临因为后人皆是女子而无法继承宫号的尴尬，可以想见修改《皇室典范》的问题是迟早都会面临的问题。但无论如何，都不要期望东方社会下的日本会出现一个只可能在西方社会下诞生的真真正正的女性统治者——哪怕这个统治者只是精神领袖。
三、林林总总，万象归一
关于中国人与日本人在各方面具体的不同，比如审美情趣、处世之道等等，由于篇幅有限，不进行细说。然而无论如何，中国终究就是中国，日本终究就是日本。因为时代的变革，文中所阐述的日本与《菊与刀》中的日本并不完全相同，就像我从始至终都没有在论述中提到本尼迪克特的“耻感文化”一样，我认同她描述的一些历史中存在过的想象，但对这一结论不置可否。相较于“耻感文化”，我自认为我们邻居的文化应该更加丰富。
契约社会的日本、天皇制的日本、神道教的日本、忠孝恩情义的日本，等等等等，决定了日本成为今日我们所见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① “现代日本学的鼻祖”，这一说法来自[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的译者序言，原句为“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绍‘日本学’名著的书中称赞此书是现代日本学的鼻祖”。
② 黄素华：《浅谈孔子的“仁”“礼”思想》，上海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③ 梅珍生：《论孔子思想中的“礼”与“仁”》，《江汉论坛》2013年第12期，第41-47页。
④ 吴钩：《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中国经济报告》2014年第1期。
⑤ 佟文立：《当“中体西用”遭遇“和魂洋才”》，《中国产经新闻报》2014年8月9日。
⑥ 李光斗：《日本皇室接班难题终究还是“男女问题”》，《中国经济周刊》2014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