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第八期的《读者·作者·编者》一栏中，有朱翟同志的《“按需分配”与“各取所需”译文小议》，批评了第二期上我的那篇文章。这个问题的争论，不仅是译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理解马列主义的某些基本观点，以及如何对待历史经验的问题。
　　朱翟同志的《小议》所列举的译作“各取所需”所带来的三种弊病，其实归结为一个病根，就是“乱”。这种厌恶动乱，急于维持秩序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实际上，未来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决不会是那个样子的。
　　大家知道，任何一种分配制度都是有条件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阐述过实行共产主义分配制度的条件，即：一、产品的极大丰富；二、觉悟的极大提高。“按需分配”表现不出产品的极大丰富，因此闹了不少笑话。这一点，在我第二期的文章中已详细论述过。“各取所需”则既可表现出人们觉悟的极大提高，又可以表现出产品的极大丰富。如果没有那么多的产品去供人们自由地选用，就会真的发生人们乱取的问题，象朱翟同志的《小议》里所描绘的那样。
　　在《小议》中，朱翟同志还特别担心人们对新产品和尖端产品的分配，害怕人们去争(不知会不会抢)这些好东西。我以为，这种担心也是多余的。一旦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争夺工作与生活所需要的产品的人就不存在了。对于新生产出来的高级消费品、尖端产品，他们也会发扬共产主义风格，首先想到别人，想到比自己更需要的人，会对别人“象春天般的温暖”。只有自己确实需要时，才会去取来自己使用；用不着别人或社会来限制，只有自己的自我限制，而这种自我限制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为共产主义“不在某个特殊方面再生产人，而要生产完整的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三分册，第105页)。这种“完整的人”，当然是不会争夺新的高级消费品和尖端产品的。
　　我认为，朱翟同志害怕“随便拿”、“随个人的意志乱取”，要用“按需分配”去限制，是完全不必要的。这是用今天人们的思想水平去描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而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是压根儿也不会做出朱翟同志所担心的事情来的。本着讨论的精神，写了这篇答辩文章，希望看到更多的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