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真正的思想解放尚未完成，就已进入了消费主义时期，创建了新的奴役，时代的文化症候呈现出病态的“胭脂主义”特色，物欲狂欢所带来的，是人的主体性淹没和独立精神的缺失。这种文化迷失，造成了时代精神在文明秩序中的失重，大众文化顺服于利益中心的策略安排，人们对伪装和麻木总是乐此不疲。叶匡政的《格外谈》见证了这一文化秩序，在我看来，更像是醒世的文化批评。
　　叶匡政对当下的文化症候有深刻的认识和忧虑。因缺少了信仰支撑和伦理规范，我们经常陷入利益追逐中的“文化发展”，也在解构文明的价值体系，这对文化生态的破坏是深远的。利益消费十分自然地成为时代的价值中心，利益的制度化巧妙地代替了真理的常态化。显然，这是一个利益兴趣代替了真理兴趣的时代，如作者所说，谎言理直气壮之时，真理只能鬼鬼祟祟。人们对“胭脂”进行过度消费，一方面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安全和“权宜之计”，一方面是出于对真理的恐惧，因为胭脂的厚度可以带来利益的获得。
　　其实，消费在这种深度的迷幻中，扮演的不是暴力胁迫的角色，而是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个性虚假”，对消费号召的利益服从，成为文化者普遍的状态。这样一来，作者发现这个时代的文化已失掉了那种勃勃精气，只剩下庸常的因袭、重复和麻木。即便是我们曾引以为豪的文学也已经死了，他说“我们的文学早已丧失了目睹与记录黑暗的力量，留下的只有对生命的漠不关心”。文学只剩下对自恋的过度消费，已不再介入时代的疼痛和苦难，涂抹胭脂之后的抽搐和痉挛成为生存的技巧。
　　这个时代过度自恋的，又何止文学？自负甚至成为一种时代病。因为谦卑已从我们的文明中抽离，我们对生命、对自然、对文化也都失去了敬畏之心。自恋造成了这个时代文化的深度平庸，所以叶匡政断言：“那些豺狼在争斗中也死去了，剩下的只是越来越多的蟑螂”。
　　在消费中国的文化逻辑中，作者发现庸俗文化是这个时代的宠儿，不论是赵本山、余秋雨、于丹，还是范曾、张艺谋和周立波，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只建构以娱乐为目标的符号消费市场。这种娱乐文化的特点是超越维度的消解，主要迎合消费主义时代的即时利益，消解人们内在的超越维度和反抗维度，使人们堵塞思想和深度。这种文化模式与利益中心有深度合作，因为它可在平面化的文化娱乐中使消费者忽略或逃避现实、沉溺于一种无思想状态，最终达存对现实的认同。深陷在这种迷狂之中的文化逻辑限制了生命主体性的前置，人的创造性被束缚，自由被缚于奴役。
　　文化的价值在于使人的精神飞升，然而，这种庸俗化的文化模式成为压制人创造性的手段，手段又成了目的。顺从于这种消费号召的时代必然付出文明崩塌的代价，精神秩序的收拾和整理将会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
　　传媒时代，人们面临着更多的文化表达和权利空间，关键取决于只有知识分子的觉醒，才能重新找回被淹没已久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作者在这样的文化空间中，表达了对于文化硬度和价值的敬仰，尤其提到任继愈先生临终时所说的，“中国有五千年历史，不能用的时候就说五千年，不用的时候就说六十年，五千年就是五千年”。
　　只有真相才能承接自由，也才能走出由消费主义导致的利益奴役。
　　《格外谈》
　　作者：叶匡政
　　出版：商务印书馆
　　定价：30元
　　《乡村与城市》
　　作者：[英]雷蒙·威廉斯
　　出版：商务印书馆
　　定价：58元
　　英国文学中对乡村与城市的种种论断和描述在不断变化。“乡村”和“城市”的对立，所反映的是现代大都市和工业化生活方式的危机。
　　《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
　　作者：徐贲
　　出版：东方出版社
　　定价：45元
　　“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中国人喜欢谈论政治，但只是旁观者的看热闹和看稀奇，普通人应该积极参与政治吗？怎样才能成为“精明的公民”？
　　《中国能否告别革命》
　　作者：荣剑
　　出版：社科文献出版社
　　定价：39元
　　革命从来不是主观可以选择或可以避免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用改革取代革命，用渐进取代激进，符合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和意愿。
　　《历史的细节》
　　作者：杜君立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定价：39.8元
　　從“大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物”在现代世界、现代中国及现代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揭示这背后蕴含的纷杂吊诡的物质动因。
　　《爱暴力》
　　作者：柏燕谊
　　出版：译林出版社
　　定价：28.8元
　　大多数人承受着父母最深重的爱，在这份爱中，我们会苦苦挣扎，迷失自我，这就是爱的暴力。认识爱暴力的过程，就是自我疗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