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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就是没智慧，低俗就是没格调，媚俗就是不真实。
我的《三俗非俗》一文，在9月7日的《南方都市报》发表后，马上就有人质疑：你说“大雅若俗”，那么请问，有没有“大俗若雅”？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大雅若俗”，是从老子和苏轼的说法顺过来的。老子说“上德若谷，大白若辱”（《老子》第四十一章），苏轼说“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贺欧阳修致仕启》）。推而论之，则“大雅若俗”。那么，老子说过“下德若峰，大辱若白”，苏轼说过“大怯若勇，大愚如智”吗？没有。既然如此，似乎也不方便说“大俗若雅”。
但是，不承认“大俗若雅”，逻辑又不通。更何况，“大辱若白”也好，“大怯若勇”也罢，虽然没人这么明说，却又是不争的事实。养狗的人都知道，叫得凶的，不是大型犬，而是小型犬。正因为它个头小，才要虚张声势。这是典型的“大怯若勇”。还有个段子说，某贪官把赃款藏在声控保险箱里。办案人员想打开它，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没用；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没用；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还是没用。最后贪官本人来了，清了清嗓子，字正腔圆大义凛然地说：反腐倡廉，执政为民！那保险箱的门，立马就开了。这，岂非典型的“大辱若白”？
顺便解释一下：辱，就是“污垢”。最肮脏的，好像最洁白，这就是“大辱若白”；最胆怯的，好像最勇敢，这就是“大怯若勇”。按照这个逻辑，最低俗的，就应该看起来最高雅。也就是说，“大俗若雅”是成立的。
既然成立，为什么没人这么说？
因为不好说。不好说的原因，是里面隐含着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尽管在我看来，雅与俗，原本只是事实判断。但大多数人，还是要看成价值判断，即雅是好的，俗是不好的。这就正如忠与奸，无论如何也没法不看成道德判断。一旦看成道德判断，话就不好说了。比如，我们可以说“大奸似忠”（历代奸臣都这样），谁敢说“大忠似奸”？
那么，大俗若雅，有，还是没有？
照理说，应该有，也可以有。至少，有“俗而似雅”，也有“似雅而俗”。比如抗战时期，有人给新婚夫妇送了副对联：军进娘子关，英雄胆战；炮打珍珠港，美人心惊。从字面看，讲的全是“时事”；但贴在洞房门口，则“别有用心”。说白了，这对联描述的，就是新婚之夜的情景。其中，上联写新郎，下联写新娘。但心态和状况，是一样的，都是“胆战心惊”，没准还会“手忙脚乱”。
这就可谓“俗到家了”，但不会有人批评它“三俗”。叫好的，反倒是些“雅人”。為什么？因为字面并无不雅，其中还有巧智。娘子关、珍珠港、美人，都是一语双关（比如“美人”就既可以理解为“美国人”，也可以理解为“新娘子”）。讲的事，表面上又是“抗战”。这就有格调。有格调，就不低俗；有智慧，就不庸俗。何况那形式之“雅”，还是真的。这就是“似雅而俗”，即“骨子里俗，表现为雅”。
另一种，则无妨叫做“俗而似雅”，即“自以为雅，实际上俗”，比如“附庸风雅”就是。最常见的附庸风雅，是“拽”。拽，就是不好好说话，偏要咬文嚼字，装腔作势，做“满腹经纶”状，比如孔乙己就是。这其实是有风险的，一不小心就会露馅穿帮，比如称对方的父亲为“家父”。其实他要表示文雅，就该称“令尊”；要表示亲切，则不妨学东北人，叫一声“咱爸”。哪有把用于称呼自己父亲的谦词，用到别人头上的呢？
这就其实是“俗”了。为什么是“俗”？因为“媚”。为什么是“媚”，因为他根本就不懂这词的意思。懂，又用对了场合、地方、身份，那是“文化习惯”。不懂装懂，乱用，则是“媚”，而且是双重的“媚”──既“媚雅”（附庸风雅），又“媚俗”（迎合世俗）。所以说，附庸风雅，才最是“俗不可耐”。
可见，庸俗就是没智慧，低俗就是没格调，媚俗就是不真实。真实、格调、智慧，是三把尺子，或三杆秤。用它们一衡量，品位的高低，就一目了然──“似雅而俗”（骨子里俗，表现为雅）比“俗而似雅”（自以为雅，实际上俗）品位高。
其实，这两种类型，不但品位有高低，它们的“俗”和“雅”，也不同。骨子里俗，是事实判断（说了俗事）；实际上俗，则是价值判断，即“世俗”、“庸俗”、“俗气”之“俗”。同样，它们的“雅”，也大相径庭。形式上表现出来的雅，是真雅；附庸风雅的“雅”，则是假的。一样吗？不一样。
不过，说“不一样”，其实又一样。什么一样？装。或者是“假装”（自以为雅），或者是“包装”（表现为雅），所以叫“大俗若雅”。若，也可以理解为“装”嘛！这就有问题了。装出来的，能叫“大”吗？所以，恐怕又不能叫“大俗若雅”。硬要这么说，也只能把那个“大”，理解为“最”（最俗的东西看上去最雅），不能理解为“高”（比雅俗共赏更高的一个层次或一种境界）。
这就又有了一系列的问题：雅与俗，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为什么会表现为两种判断？当它们表现为价值判断时，人们又为什么总是趋向于“雅”，要假装“雅”，或者包装“俗”？还有，为什么“大雅若俗”是最高境界，“大俗若雅”却很可疑，甚至不能成立？
哈，恐怕得再写一篇文章来讨论了。
我的《三俗非俗》一文，在9月7日的《南方都市报》发表后，马上就有人质疑：你说“大雅若俗”，那么请问，有没有“大俗若雅”？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大雅若俗”，是从老子和苏轼的说法顺过来的。老子说“上德若谷，大白若辱”（《老子》第四十一章），苏轼说“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贺欧阳修致仕启》）。推而论之，则“大雅若俗”。那么，老子说过“下德若峰，大辱若白”，苏轼说过“大怯若勇，大愚如智”吗？没有。既然如此，似乎也不方便说“大俗若雅”。
但是，不承认“大俗若雅”，逻辑又不通。更何况，“大辱若白”也好，“大怯若勇”也罢，虽然没人这么明说，却又是不争的事实。养狗的人都知道，叫得凶的，不是大型犬，而是小型犬。正因为它个头小，才要虚张声势。这是典型的“大怯若勇”。还有个段子说，某贪官把赃款藏在声控保险箱里。办案人员想打开它，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没用；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没用；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还是没用。最后贪官本人来了，清了清嗓子，字正腔圆大义凛然地说：反腐倡廉，执政为民！那保险箱的门，立马就开了。这，岂非典型的“大辱若白”？
顺便解释一下：辱，就是“污垢”。最肮脏的，好像最洁白，这就是“大辱若白”；最胆怯的，好像最勇敢，这就是“大怯若勇”。按照这个逻辑，最低俗的，就应该看起来最高雅。也就是说，“大俗若雅”是成立的。
既然成立，为什么没人这么说？
因为不好说。不好说的原因，是里面隐含着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尽管在我看来，雅与俗，原本只是事实判断。但大多数人，还是要看成价值判断，即雅是好的，俗是不好的。这就正如忠与奸，无论如何也没法不看成道德判断。一旦看成道德判断，话就不好说了。比如，我们可以说“大奸似忠”（历代奸臣都这样），谁敢说“大忠似奸”？
那么，大俗若雅，有，还是没有？
照理说，应该有，也可以有。至少，有“俗而似雅”，也有“似雅而俗”。比如抗战时期，有人给新婚夫妇送了副对联：军进娘子关，英雄胆战；炮打珍珠港，美人心惊。从字面看，讲的全是“时事”；但贴在洞房门口，则“别有用心”。说白了，这对联描述的，就是新婚之夜的情景。其中，上联写新郎，下联写新娘。但心态和状况，是一样的，都是“胆战心惊”，没准还会“手忙脚乱”。
这就可谓“俗到家了”，但不会有人批评它“三俗”。叫好的，反倒是些“雅人”。為什么？因为字面并无不雅，其中还有巧智。娘子关、珍珠港、美人，都是一语双关（比如“美人”就既可以理解为“美国人”，也可以理解为“新娘子”）。讲的事，表面上又是“抗战”。这就有格调。有格调，就不低俗；有智慧，就不庸俗。何况那形式之“雅”，还是真的。这就是“似雅而俗”，即“骨子里俗，表现为雅”。
另一种，则无妨叫做“俗而似雅”，即“自以为雅，实际上俗”，比如“附庸风雅”就是。最常见的附庸风雅，是“拽”。拽，就是不好好说话，偏要咬文嚼字，装腔作势，做“满腹经纶”状，比如孔乙己就是。这其实是有风险的，一不小心就会露馅穿帮，比如称对方的父亲为“家父”。其实他要表示文雅，就该称“令尊”；要表示亲切，则不妨学东北人，叫一声“咱爸”。哪有把用于称呼自己父亲的谦词，用到别人头上的呢？
这就其实是“俗”了。为什么是“俗”？因为“媚”。为什么是“媚”，因为他根本就不懂这词的意思。懂，又用对了场合、地方、身份，那是“文化习惯”。不懂装懂，乱用，则是“媚”，而且是双重的“媚”──既“媚雅”（附庸风雅），又“媚俗”（迎合世俗）。所以说，附庸风雅，才最是“俗不可耐”。
可见，庸俗就是没智慧，低俗就是没格调，媚俗就是不真实。真实、格调、智慧，是三把尺子，或三杆秤。用它们一衡量，品位的高低，就一目了然──“似雅而俗”（骨子里俗，表现为雅）比“俗而似雅”（自以为雅，实际上俗）品位高。
其实，这两种类型，不但品位有高低，它们的“俗”和“雅”，也不同。骨子里俗，是事实判断（说了俗事）；实际上俗，则是价值判断，即“世俗”、“庸俗”、“俗气”之“俗”。同样，它们的“雅”，也大相径庭。形式上表现出来的雅，是真雅；附庸风雅的“雅”，则是假的。一样吗？不一样。
不过，说“不一样”，其实又一样。什么一样？装。或者是“假装”（自以为雅），或者是“包装”（表现为雅），所以叫“大俗若雅”。若，也可以理解为“装”嘛！这就有问题了。装出来的，能叫“大”吗？所以，恐怕又不能叫“大俗若雅”。硬要这么说，也只能把那个“大”，理解为“最”（最俗的东西看上去最雅），不能理解为“高”（比雅俗共赏更高的一个层次或一种境界）。
这就又有了一系列的问题：雅与俗，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为什么会表现为两种判断？当它们表现为价值判断时，人们又为什么总是趋向于“雅”，要假装“雅”，或者包装“俗”？还有，为什么“大雅若俗”是最高境界，“大俗若雅”却很可疑，甚至不能成立？
哈，恐怕得再写一篇文章来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