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沿海开发中，中国应该通过建立智库活跃经济外交，通过更积极的经济外交增加其影响力
　　
　　7月2日至4日，首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召开。作为主办方，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还被赋予更多“经济外交”的使命——它把30多家国际顶级智库、100多名各国前政要、诺贝尔奖得主、全球500强CEO请到了北京。
　　峰会的主要议题是全球如何走出金融危机，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之策。应邀人员中不仅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等各国前政要，还有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桑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高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组织秘书长素帕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加藤隆俊、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尤努斯、蒙代尔等国际知名经济学者人。
　　
　　“超级智库”亮相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于今年的3月20日，7月的峰会是它首次在全球范围内亮相。人们更习惯于将其称为“国经中心”以区别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研中心)，前者被看作民间智库，而后者被认为是官方智库的代表。
　　国经中心的“豪华阵容”浮出水面：理事长由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担任，理事会成员有现任部委高官，如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和张国宝，也有来自地方、部委、核心研究部门的资深人士，如中央政研室原主任滕文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国研室原主任魏礼群、中央外事办原主任刘华秋、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等。
　　此外，国开行董事长陈元、中投董事长楼继伟、全国社保基金会理事长戴相龙、北大教授厉以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等等也名列其中。
　　郑新立介绍，与社科院、国研中心等长于经济理论、国内经济研究不同，国经中心显然更注重国际经济，结合国内经济走向展开对策性研究，而众多在部委担任要职的官员则可以把握火候将研究成果直接报送中央高层。
　　除豪华阵容和特殊定位外，国经中心备受瞩目的是其“民间色彩”。
　　郑新立说，新成立的国经中心在资金来源上，除财政拨款500万元开办费外，还以基金董事会的形式吸收国企、民企、外企等资金，以保障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尽量使“研究成果不受任何赞助方的影响，也不会为哪家企业说话”。
　　一个现象颇具意味，为突显这一“民间”色彩，此次峰会的举办地点既不是传统的国务院大礼堂，也不是“老面孔”钓鱼台国宾馆，而是在更具商务与外交色彩的中国大饭店。
　　但此举丝毫没有降低此次峰会的“规格”，7月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出席“全球智库峰会”的主要外方代表，而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则亲自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长期对智库研究，同时也是一家民间智库负责人的仲大军认为新亮相的国经中心依旧 “官方”色彩浓厚，“筹集的大多是国有资产，从人员到模式和社科院并无区别。”仲大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峰会上声音众多，但是中国民间的智库却整体缺席。
　　
　　“智囊”新尝试
　　
　　与日益增加的智库数量相对，公众对经济学家经济预见能力的质疑不断升级。去年，北大某著名教授曾预测深圳房价一年内不会下降，最终登整版文章向市民道歉。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科轮集团董事长刘革新更直言：“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已经证明不行了，需要有一个民间独立的机构和他们进行质询，还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
　　被网友戏称为“砖家”的智囊们，屡屡陷入其“独立性”争论。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看来，根据资金来源，当前中国的智库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政府专门成立的机构；第二类是独立经营的民间智库；第三类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型；第四类是挂在大学名下，由国外资金资助的智库。“独立性是每一家智库所追求的，但资金却决定了智库所能提出的观点。”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新国际经济项目主任杜达什在7月4日的峰会发言上认为，智库并没有真正的独立可言：“在智囊团你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但实际上你不是完全独立的，因为智囊团也经常受制于某些利益集团。但在你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可以保持较高程度的独立性。”
　　“民间智库很弱小，影响力也小。人员比较少，设备也比较差，虽然有时候研究成果不错，但是没有市场模式，研究出来的东西没人买。”仲大军也深感无奈。
　　国经中心试图做一些新的尝新。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在向媒体介绍国经中心时称，美国政府很多高级官员来自于智库，卸任后又重新返回智库。例如，基辛格进入白宫前曾任职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而离任后又回到智库工作。“这种政要与研究者之间变换这种模式如同‘旋转门’，使智库真正游刃于政界、商界和学界，对政府决策、公共舆论有直接影响力。”
　　一名分析人士说，国经中心吸收了曾培炎等一批前高官，这部分人“既接近民间，又熟悉政府运作，知道决策层要什么”。
　　
　　首次“智库外交”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倡议，被视作“超级智库”助推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信号。
　　7月2日的开幕式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演讲中呼吁各国开放市场，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并且承诺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与之呼应，7月4日的闭幕式上，峰会发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北京倡议》，提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谋求各国经济共同发展，实现经济“绿色复苏”。
　　知名经济学家易宪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评价：各个国家都会以自己的法律制度，在框架下保护自己的利益。只要经济全球化继续，这种摩擦就会继续出现，而通过智库间交流被视作消弭此类摩擦的一种新尝试。
　　对反贸易保护主义倡议的另一種解读，是中国政府着眼未来新的全球金融秩序，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努力。
　　6月底，《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上升为国家战略。而此前，《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也相继获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上升为国家战略。
　　宏观经济研究者认为，这些地区属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发展的薄弱环节，在首轮的沿海开放中，“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被认为是国内改革开放的激活码，而新一轮区域开发则明显带有立足本土、面向全球的战略意义。
　　“我总是觉得中国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强国。但是，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好像别人都看不见她，中国需要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在7月的峰会上，杜达什认为，在新一轮沿海开发中，中国应该通过建立智库活跃经济外交，通过更积极的经济外交增加其影响力。
　　对此，郑新立也表示赞同：“智库的声音有时更具说服力，而中国多年来缺少政府之外的智库与国际智库沟通，急需建立这一全新的公关渠道，塑造中国软实力，掌握国际话语权。”
　　中国经济交流中心的未来角色不会局限于智囊团，“交流”二字透露出的是更多的经济外交信号。仲大军认为，“向外推销中国模式”，《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北京倡议》可能仅仅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