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就要放弃我的统治、领土以及政务了，请告诉我，你们当中哪个最爱我？情爱最笃者，邀赏最多。”
　　——莎士比亚·《李尔王》
　　也许每一个人生来并非是绝对平等的。当李嘉诚、刘永好、鲁冠球们的孩子们像其他婴儿一样被剪断脐带，在哭泣中来到这个世界上时，他们显然比大多数的孩子要幸运得多。这真让人恼火和嫉妒。在通往财富和权力顶峰的路途上，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比大多数人更早到达。而且一路鸟语花香，平平坦坦。
　　但是，我们尚不清楚他们到底具有了怎样的领袖气质，他们是否可以主宰这个社会中财富的流动和命运？
　　经济学的理论总是试图解释我们这个真实的世界中，一切经济现象和活动的规律，并尝试预测未来。但是，还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让我们相信，经济和财富的命运将取决于某些少数人，并试图预言这样的一群人的诞生。或许正如奥丽亚娜·法拉奇所好奇的那样：他们在掌权时和不掌权时是否能左右一切？
　　
　　新领袖诞生
　　
　　23岁的李兆会的名字已经开始逐渐被人们所熟知。在父亲李海仓遭遇意外后，这个年轻人被家族决定继承了父亲的海鑫集团。毫无疑问，在2003年的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上，他将会成为最年轻的上榜富豪。从山西闻喜县到更大范围的普通百姓的财富与快乐，将握在这个年轻人还没有长出茧子的手中。
　　与他同龄的刘永好之女刘畅的名字，已经出现在民生银行和金鹰成长基金的股东名单中。虽然从比较实际的角度评价，这种现身还只能看做是一种符号式的意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谈论这样一种可能性：由她执掌的南方希望公司，是否会在中国未来的资本市场上成为又一个“庄家”？
　　
　　已经到达企业权力顶峰的少帅还有很多。方太公司现任总经理茅忠群、格兰仕总裁梁昭贤、日发控股董事长兼总裁吴捷、横店集团总裁徐永安、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红豆集团总经理周海江……事实上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这些人物就已经开始扮演企业财富主人的角色，他们接过父辈的权杖，发扬光大。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被父辈赏识的年轻人仍在读书或者在公司里锻炼，他们的储君之位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起，恐怕就已经定下了。鲁冠球把儿子鲁伟鼎放在万向财务公司总经理的位置上培养着；盼盼集团董事长韩召善的儿子韩国贺现在是集团的副总经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让儿子尹喜地负责力帆足球俱乐部，而16岁的女儿还在英国念书；刘永行和南存辉都把孩子送到了美国去深造。在西方一些著名的学府里，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第二代正在学习如何执掌他们未来的财富和权力。
　　他们比父辈们更开放、更有野心、更敏感也更蠢蠢欲动。当然，他们是少了些父辈们当年血战江湖的拼杀经历——这或许不是坏事，对于他们来说，目前更重要的事情不是想方设法如何去破坏旧规则，而是如何尽快适应新的游戏规则。
　　他们也被父辈们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这是好事，但又或许不是。
　　
　　父亲的安排
　　
　　在2002年《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上名列第27位的吴良定，是中宝集团的创始人。10年前，他把总经理的重任交给了儿子吴捷，6年前，他又把中宝系内的日发集团董事长的位置禅让给了吴捷。
　　“当年和我一起创业的元老也在考虑，谁来接替我？这个人一是有能力可以把企业做下去，二是可以代表他们的利益。”吴良定解释他让位给儿子的原因，最后，“大家一致认定吴捷最合适”。
　　
　　就像中国历史上那些聪明的皇帝，吴良定在50岁以后也开始考虑如何给儿女们留下一份永久的家业。吴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这似乎比面对一个独生子女时的问题要复杂得多。最明智的办法就是像古代皇帝那样封王封地。他果真这么做了。吴良定在创办中宝集团后，又派生出日发集团和万丰集团，这三个集团之间互相没有控股关系，也没有产业冲突。吴的想法是，让吴捷继承日发集团做纺织机械；正在英国读MBA的三儿子将来继承万丰集团搞汽车；他最小的还在上初中的小儿子，将来有可能继承中宝集团，也有可能再派生出另一份产业。吴的二儿子目前在杭州的一家研究所里做高级工程师，吴不打算再勉强他回来做企业领导者。
　　吴良定有非常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家族产业传儿不传女。所以，吴的女儿只在中宝集团里做国际贸易的部门经理。吴希望她将来可以将这部分资产独立出来，成立国际贸易公司。
　　“家族式管理和家族式企业是两码事。”吴良定一再向《商务周刊》强调，“我们已经做到下属子公司的经理全部由家族以外的人担任，这是第一步；将来还要把集团总裁的位置也让职业经理人来做，家族的后代只享有控股权。”吴的家族目前控制着三个集团53％的股份。
　　吴良定并不打算将所有资产都留给孩子们，他希望在死后能把自己的财富成立一个基金，来帮助那些考上大学却无力支付学费的孩子。吴良定的安排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对于传化集团现任董事长徐冠巨来说，问题也许简单一些。
　　
　　1986年，正在杭州万向公司财务部当会计的徐冠巨，突然染上了治愈可能性极小的溶血性贫血，为了给徐冠巨治病，徐家在两个月里就欠了2万多元债务。身为农民的徐传化看着儿子被病魔折磨的面庞，下决心背水一战，从一口大锅开始了创业之路。没想到第二年就赢利3万元，徐冠巨的病也意外地好起来了。
　　徐冠巨和父亲以及大哥一起开始了最初对财富的追求。1995年，徐冠巨顺利地接过了父亲的衣钵，开始在这个家族控股的企业里淡化家族式管理。今年42岁的徐冠巨对企业变革过程中责任与权力之间的辩证关系看得很透：“不少民营企业在产权关系和决策控制上患得患失，就是因为只看到了权力的改变，而没有看到这种改变对企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未来民营企业的存在形态必将是多元的，”徐冠巨说，“我不要求这个企业一定要传到三代或者五代，如果我们这个家族做不了的话，也可以交给别的家族。但它还是以家族控股为主的。”
　　对于父亲们来说，他们希望提供给第二代们的只是一个良好的舞台而已。1994年冬天，茅忠群回家过年，吃年夜饭的时候，父亲茅理翔对儿子说，希望他能回来接续家族事业。茅忠群马上就要从上海交大硕士毕业，正打算出国读博士。他想了想，反而向父亲提了三个条件：一是要把公司从乡下搬到开发区；二是要做大产品，不再搞父亲的老产业点火枪；三是重新招兵买马。
　　表面上看，是茅忠群接了父亲的班，而实质上，是茅忠群和父亲一起由此创始了方太公司。
　　
　　他们的命运
　　
　　迄今为止，还没有谁敢于站出来反对父亲的种种安排——当然，这似乎没有什么必要。这些财富的继承者们，在不掌权时显得跃跃欲试，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在经济学课堂上认识的数学模型，而是迫切希望能够看到它在真实世界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吴捷是在一种被动的状态下接受父亲接班的命令的。他至今还有些不情愿。“我不是天生的企业家，”他说。在一种相对安逸的环境下接受过系统的学院教育后，他本能地不愿像父亲当年那样玩命地投入到企业管理和运作当中。他和那些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一样向往着一份自由而满足自己兴趣的职业。“律师的职业很符合我的性格。” 吴捷说，“三天三夜不睡觉加班我不会觉得辛苦，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多点。”他的想法似乎很容易满足：晚上不用到办公室加班，双休日能够保证——但他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到。
　　
　　“第一代创造的条件太好后，第二代的创业精神就不足。”吴捷坦然承认。生活得过于安逸，就会害怕失去已经拥有的享受，在冒险和冲动方面，吴捷觉得不如父亲。吴捷毕竟还是在小时候吃过一些苦，他的弟弟妹妹比起他来，就差得更远了。“他们是太幸福了。”吴捷说。吴捷希望能有5年时间，将父亲和自己多年做企业的一些经验转化为制度性的文化，保证企业的日常运作可以尽量消除个人的影响。到那时候，他会考虑让职业经理人来接手企业的经营，而自己只做董事长，给生命腾出更多的时间，追求一种自己一直向往的生活方式。
　　“可能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太自由。”吴捷有些宿命地说，“表面上说我是接了父亲的班，但从社会的角度看，我是承担了社会责任。如果考虑到社会责任时，自由是可以牺牲的。”
　　李兆会，因为父亲突然到来的意外被刺，使得他“继位”的时间大大提前了。他在澳大利亚还在读大学二年级，但命运已经提前安排他走上了企业领袖的“神坛”。在首次曝光于媒体时，他显得那么的年轻和冲动，毕竟，他还处在不习惯于每天都用发胶来固定发型的年纪。
　　当然，我们无法做一个统一的判定，是否每一个继承者都很享受这种被安排的人生。至少从表面上看，似乎更多人倾向于自愿戴上这种锁链，然后获得带着镣铐跳舞的乐趣。我们也不清楚，他们是否就是这个社会中未来令人尊敬的财富的拥有和创造者，命运已经在第一次时选中了他们，剩下的机会要看他们自己如何去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