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河流是一个意义丰富的对象。《易经》多有“利涉大川”的话。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河流蕴藏了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和人生圆满之想象。从南北朝开始，南北中国之间的关系更是以文明自任的中国人的伤心之所，桓温北征，感叹“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宋时抗金名将宗泽临死前大喊三声：“渡河渡河渡河”。慧能渡江，辞别师父，“迷时师渡，悟时自渡。”……至现代中国，西南联大更上演了南渡北归的历史大剧。可见，过河之于我们的复杂意义。以至于邓小平在谈论他的改革开放设想时，借用了这一形象比喻，说明我们中国的转型是“摸着石头过河”。
　　在全体国民长时间处于封闭的状态下，“摸着石头过河”算得上实用主义的典范。这种边干边学边积累、从无数民间试验中获取经验的做法，使国家的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摸着石头过河”的好处是，不会呛水、休克、震荡，而是小步前进，稳扎稳打。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能有举世瞩目的成绩，跟这种过河的小心谨慎不无关联。遗憾的是，这种变革更多见于社会、民间、网络，而我们的主流、权贵阶层并未发生质的变化。
　　因此，从过河的角度看，我们虽然过河已经过了三十年，但还未过去。这种状况，就连普通人都看出来了，都不耐烦了。这几年流行的顺口溜就有：“群众已经找着大路了，领导还在假装抄小路。群众已经站在桥头了，领导还在假装要下河。 群众都已经过河了，领导还在假装摸石头。”
　　我们发牢骚、批评或嘲笑“官家”的“假装”时，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迟迟不过河的现象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有国家之河，有社会转型之河，有个人人生之河……改革从“摸石头”发展到权贵精英从中“摸鱼”自肥，发展到人人都“摸鱼”上瘾，不能自拔。
　　按照邓小平的朴素表达，摸到石头的人要告诉后来者。用他的话说，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大家共同富裕，如此过河才有秩序，才不会骚乱，才不会维而不稳。但经济学假设人是自私的，这一假设在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先富起来的人很少主动去带动大家致富，不是把自己变成社会企业家、社会活动家，而是继续攫取财富，甚至在攫取中迷失了本性。
　　迷失了什么本性呢？那就是我们很少看河岸的风景，很少总结过河的案例，我们不再想象河对岸的归化……还有，权力、财富、知识等等本来是人一生的假借，是用来发展我们身心圆满的手段，是用来建设和谐社会的工具。我们拥有了权钱和知识，反而陷入了更大的虚无和恐惧之中。这也是今日社会的现实，我们嘲笑“官家”在假装摸石头，但却很少注意到老板、学者也在假装摸石头。
　　学者摸到了哪些石头呢？儒教救世主义，“重庆模式”，“广东模式”……他们避谈已被检验的成熟模式，一定要亲自动手动脚动脑地摸出一块可开万世太平的石头。与此同时，学者的本分在于为社会提供独立的研究和思想成果，但我们很多学者都忙于“摸鱼”了，学者生活于他们只是一种职业，而非生命自我实现的事业。因此，民众都过河了，他们还在河里假装摸石头或摸鱼。
　　我们不难看到一些老板仍以资本代表一切，成功人士就是腰包里有钱，如此他们永无止境地积聚。据说有人一年三百天都在空中飞，没有机会跟家人团聚，跟朋友闲聊。资本积累于他们是一种自己都说不清楚的人生游戏，他们在此游戏里身不由己。普通的中国人都明白，资本不是万能的，人生更要寻找属于自己的非经济价值。社会调查表明，很多“成功人士”比他们轻蔑的“失败者”还要飘忽不安。所以他们不能让自己闲下来，他们永远要摸着石头。
　　如果把人生之河当作通例，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能过河不仅是我们社会的官产学精英的通病，也是发达国家权贵阶层的通病。因此，看到齐泽克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演说：“（他们说）我们全是失败者，其实真正的失败者就在华尔街里，他们要靠我们付出数以十亿计的金钱救济才能脱困；有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者，但其实这里早就存在社会主义——是专为富人而设的社会主义；他们又说我们不尊重私有产权，但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里，许多人辛勤工作买来的私有产业都被摧毁了，数量之巨，就算我们这里所有人日以继夜去动手破坏，几个星期也破坏不完；他们又告诉大家，我们这群人正在做梦，其实真正在做梦的，是那些以为现有的一切将会永远持续下去的人。”诚如论者总结的，2011年算得上是全球抗争年。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那些抗争的青年朋友，可以问问中老年朋友、问问权贵精英，他们是否找到了自己人生河流的一苇？★
　　(作者系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