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纷争不休的战国时代，涌现出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人物群像，尤以《战国策》中集中塑造以苏秦为代表的策士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或合纵，或连横，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异样的言行，也让后人回味千年。本文以《战国策》中的策士为范本，尝试解析其精神风貌，窥看战国时的社会心理。
　　
　　一、纵横家思想底蕴下个人价值的释放
　　
　　《战国策》将个人功名的实现突出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典型的就是吕不韦，他凭着一人之力、三寸不烂之舌，就促成了自己终生的荣华富贵。他是那种善于进行大的策划、善于实施和完成这个策划的人，就谋略而言，吕不韦不仅谋得深、算得远，而且谋得全、算得广。在《秦策五》的记载中，他共分了四个步骤来进行谋划：其一，当他看到公子异人时就觉得奇货可居，是一个能够赢得整个未来的上佳投资项目，于是他说服异人听他指挥。其二，这个“奇货”要想推销出去、这份投资由风险转化为巨大利润，还是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和费力的工作。他不仅要安排好接人，而且要安排好放人。他算计到华阳夫人及其弟弟的潜在的、迫切的需要，使华阳夫人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为异人奔走，使秦国开始向赵国要人。其三，他又游说赵王，以长远的利益说动赵王送归异人。其四，人接回后，为更上一层楼，他在异人身上下了点工夫，使秦王最终立异人为太子。这项工程，要调动事主、接人的秦国、故人的赵国、认儿子的王后、立太子的秦王等等，庞大而复杂，要高屋建瓴和周全细致。
　　在《战国策》的人物画廊里，类似吕不韦这样以一己之力撬动国家命运的叙述比比皆是。由于战国时封建制度尚未最后确立，加之当时社会固有体系被打破，乱世出英豪，客观上为大批策士施展个人才华、追求个人价值提供了舞台，正所谓“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体，讹伪并起。
　　故孟子、苟卿懦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刘向《战国策书录》)因此平民出身的策士、说客可以自由的身份直达国君，以自己的治国之策打动君王，谋取自己的名利地位，正所谓“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旦得宠，便一步登天；如不被用，则转身投靠其他赏识自己的君主。
　　二顽强的意志中的生命力度
　　孟子说士人是“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战国士人阶层主要有两大来源：一部分是失去土地的没落贵族，一部分是社会下层的庶民。无论是没落贵族还是庶民，到战国的中晚期都已贫穷不堪。他们“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李斯语)，但又因“学在四夷”而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但策士们不甘于困苦平庸，极力凭自己的口才与头脑去博取功名。
　　苏秦初次外出谋生失败后，“赢滕履踌，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黎黑”，但他并没有白暴自弃，而是“状有愧色”，且在“妻不下纸，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这种让许多“大丈夫”们不能忍受的情形下，他仍是反躬自省，认为“是皆秦之罪也”。他闭门不出，引锥刺股，强烈的进取心为他以后的成功攒足了本钱，这种精神也一直被古往今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继承。这种坚强的意志和为了抱负拼搏玩命的精神，在正义目的下的个人奋斗精神，充分张扬了人的智慧、个性和气度，显示了人之为人的生命的力量和存在的价值。
　　这些策士可以说是文人，但又不同于一般坐而论道的文人，他们关键是能够坐言起行。在我们漫长的古典文化长廊里，能够看到这样一群充满力度的文人风采，看到他们坚强的意志后面的远见卓识，他们能够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局限与机遇，并坚定地去执行自己的既定战略，这种人格范型值得我们珍视。
　　
　　三、巧言奇行下的精神依附
　　
　　《战国策》叙事记言，都以人物为纲；书中所记，多为权谋之士出奇智谋异策，转危为安，运亡为存的事迹，作者又往往着意渲染，因此，奇异的情节与卓异的人物有机结合在一起，使作品带有传奇色彩。策士们以游说的方式来实现自身价值。这与后世迥异。孔子曾周游列国，孟子、苏秦、张仪等也都四处游说。这种场面很像时下的“双向选择”：孔子可以拒绝阳货的“聘用”，梁惠王也可以不“采用”孟子。反正是合则留，不合则去。苏秦这个策士正是在诸侯间不停地游说，去追求他的价值。
　　表面上看，策士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而朝秦暮楚，只有利害，没有是非，毫无原则可言。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策士正是因为“无恒产”，又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制度为这些文人策士提供正当的成才渠道，只有通过纵横谋划之术去谋取功名，甚至是投机取巧博取短期利益。有时为了名利，甚至不择手段，如苏秦游说连横不成，就去游说合纵，在他的心目中。维护哪个国家的利益、站在哪个国家的立场倒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功名利禄一定要得到实现，自己的抱负、野心一定要得到依托的载体。在这种情况下，策士们的生存显出悲剧色彩，他们的生存精神世界并不是独立的，其人生和政治理想并不坚定，常常围绕权势变化而变化。这些策士传奇的经历中的背后的精神依附令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