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冯契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承前启后的哲学学说。文章从“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两种机制”与“会通以求超胜”等四个方面来阐述冯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贡献的理论特征，旨在挖掘冯契哲学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冯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西文化；会通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9-0062-04
作者简介：周利方（1972-），男，湖南永州人，华东理工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研究方向：冯契思想研究；沈全（1975－），女，浙江绍兴人，上海商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冯契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更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自上世纪40年代起，冯契开始深入思考王国维“可爱与可信”、金岳霖“玄学与科学”之难题，以“智慧”问题为中心，以“中国向何处去”为主题，展开自己一生的哲学追索，融会贯通中西，继承创新，自开生面，晚年终于构建起极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智慧说”。
冯契哲学的理论之源，不仅仅在于对既有思想资源的批判分析，最主要的还是根源于实践，扎根于实践的。综观冯契哲学，对推动哲学变革的实践力量的重视，从“革命的逻辑”到“建设的逻辑”时代问题的变迁来进行哲学的考察，是其哲学的最主要特征。社会实践，包括政治思想斗争和社会生产实践（社会生产斗争和自然科学实验）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主要途径。因此，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冯契正是基于对中西文化思想资源的批判继承，反思和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围绕时代中心问题，提炼时代精神，既继承又创新，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冯契哲学既是以往哲学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又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起一种方向性的指导作用。
一、“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
汤一介先生用冯友兰关于“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说法，来说明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他说，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可能有多个“接着讲”的方向，其中，至少有三个重要的“接着讲”的路径：一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二是接着西方现代哲学讲；三是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总的方法论，因为这既说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又能够拓展和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汤一介先生认为，“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的典型代表就是冯契先生及其构建的“智慧说”，这可以从多个方面来予以说明。
首先，冯契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脉相承性。冯契“智慧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脉相承性，这在冯契给自己规定的哲学探索任务上可以体现出来。冯契哲学探索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根据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来阐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1]冯契“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这一理论建构原则，当然也离不开实践的唯物辩证法。实际上，在哲学内容和哲学主题方面，冯契确实是都做到了自觉坚持“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路子前进”。在哲学内容方面，特别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冯契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总结。冯契的哲学史研究着重考察了哲学根本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以及围绕这一根本问题而展开的矛盾运动，并把哲学史定义为：“根源于认识社会实践主要围绕着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2]11-12另外，冯契关于认识论、人的自由和价值的研究等等，都坚持了哲学基本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冯契的辩证逻辑思维研究，更是首先在于唯物主义前提下的客观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统一。在哲学主题上，冯契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脉相承性还表现在，坚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果理论立场上的一致性，就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的主题或者目标上的一致性。
其次，冯契的哲学探索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看，作为一位富有创造性思维和取得创造性贡献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吸收和融合中、西哲学和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前，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代中心问题已由“中国向何处去”的革命问题，表现为“如何使我国现代化”的建设问题。从“革命的逻辑”到“建设的逻辑”的转换，构成冯契“智慧说”哲学体系建构的现实直接实践源头，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的体现。冯契在哲学原理方面的著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编写等工作，则可视其为直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
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途径拓展和方式选择。如前所述，大致包括冯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贡献方法上的中、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融会贯通，内容上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弥补中国哲学发展缺陷”以及“增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三个层面，把“智慧”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把中国传统哲学与辩证逻辑的结合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生长点，突出自由和价值论研究，在主体方面则是冯契所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独特的“思想家主体性”等等。
冯契“研究哲学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用实践唯物辩证法来解决‘性与天道’这一古老又常新的中国哲学问题。只有像冯契这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辩证法研究和解释中国哲学问题，才是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由之路。冯契不仅是‘照着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是‘接着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把中国哲学思想和中国哲学问题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3]当然，如前所述，冯契的“接着马克思主义讲”，还包括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新的理解和发挥，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新的理论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总的来说，无论冯契的哲学史研究或者哲学原理研究，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武器和依据，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冯契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冯契的理论建构本质上是既接着马克思主义讲，又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是接着马克思主义讲与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有机统一。这里包含两个方面的涵义：其一，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发掘和吸取其精华，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养料。其二，中国传统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素材、证明和理论发展的问题，也就是说把中国传统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生长点。
在研究方法上，冯契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中国哲学史。冯契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开篇就明确说明，“本书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2]1冯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要求把理论、历史与现状三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亦即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从历史的演变来考察现状,从现实的高度来回顾历史。”[4]437在研究的基本问题上，冯契把马克思主义用来研究中国哲学的问题，又把中国哲学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优势和缺点。比如“易传”中的辩证法思想、中国近代价值观的得失、德性培养中的自觉和自愿原则统一等等。对中国旧传统要扬弃，“但扬弃却要包含否定、保存与提高三重意义”。冯契的哲学史研究，确实是按照这一思路展开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哲学的自然发展过程，同时，借鉴西方哲学的精华，对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和现实的结合也很重要。就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成果来说，“接着马克思主义讲”，还包括已经实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冯契说，马克思主义已经中国化了，我们必须经过它，才能超越它。对待冯契哲学，亦应如此。“接着马克思主义讲”，除了“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也要扬弃西方哲学。冯契曾经说过，“不但西洋的古典文化，而且最新的社会主义，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也决不能生长发育的。但是西洋的革命传统，特别是这传统的结晶——社会主义的潮流，在中国化的前提下，我们却非接受不可。”[5]78因此，我们不仅要发掘中国传统的理论价值，还要掌握西方哲学的真精神，“会通中西以求超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断更新。
冯契对已经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还从思想资源的批判继承角度，以人物主要思想为中心作了梳理。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中，冯契专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专业哲学家的贡献。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普及与应用中走向中国化方面”，有李达的要求“建立普遍与特殊统一的理论”和“以唯物史观认识中国国情”，艾思奇提出的“通俗化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以及他们对其所处时代的哲学思潮的分析批判与对唯物辩证法的发挥。专业哲学家的贡献方面，有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朱光潜美学上的表现说，金岳霖在实在论基础上的感性与理性、事与理的统一，即“以经验之所得还治经验”，冯友兰的“新理学”。冯契还特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思想的批判研究。
在思想资源的批判继承方面，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主要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对冯契的影响尤为显著。冯契在山西抗战前线读到《论持久战》，到昆明后读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在思想方法上，而且在某些具体的内容上，对冯契的影响都很大。这在冯契1944年完成的毕业论文《智慧》中即体现出来，他在文中写道，“又如关于今日中国的政治问题，真是异说纷纭。右派说要学习英美，甚至学习德国，实行法西斯独裁。左派却说要学习苏联，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实两派都是一偏之间。若反复相明，则左右全被否定，而可引申出一种正确的理论来：法西斯决定要打倒，资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却还是一时不可能。中国应有一个过渡时期，让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从左右两派偏见的扬弃中发展。”[5]7-8冯契还在作为“智慧说”主干的《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和作为一翼的《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中，详细阐述了作为“心物之辩”总结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以及辩证逻辑的方法论，他的学说中时常显示出毛泽东思想的影响。
冯契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一个典范，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然要突出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结合，重点在于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结合点的确定和内容上的推陈出新。
三、“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
“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个方面。在冯契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经过普及（为群众所掌握）与应用（和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才逐步走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分为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虽然冯契比较强调与实际紧密结合，但他依然多次突出论述了理论的重要性。他说，由于中国无产阶级所处的历史时代条件，一开始便不得不直接参加激烈的政治斗争，“又由于客观的革命形势发展非常迅速，提出了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去解决，所以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便主张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而反对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个优点，但同时也包含着一个缺点，即党的理论准备不足。”[6]486为此，要真正应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要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注意理论创新；二是必须与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研究中国现时代的具体国情，解决中国的主要问题。这就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一批专业从事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达、艾思奇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和运用中走向中国化，在哲学理论的研究和传播方面贡献巨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群众所掌握”，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必经环节。冯契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普及”，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群众化）的前提。他非常赞同艾思奇的一个观点，即：“通俗化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冯契说，“艾思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看作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他以为，通俗化的成功，正说明已有‘几分（虽然很少），做到了中国化现实化’，但是不能在这‘初步’上停留，而要继续前进，扩展为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显然，冯契是赞同的。然而，通俗化、大众化并非易事。“这种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看似容易，其实是只有那真有理论造诣，并与大众同甘共苦、与青年心连心的哲学家才能做到的。”[6]486“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之统一，主要体现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通俗化、大众化（群众化），为群众所掌握（从而普及）。这既与中国哲学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同时也是中国革命现实的要求。“五四”以来，与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总趋势相联系，哲学语言近代化了，这实际上意味着哲学在趋向通俗化、群众化。另一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实现哲学的大众化，即通过哲学群众化来普及，从而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便显得尤其重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自身的内在逻辑和现实的历史运动统一的结果。 冯契先生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贡献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他们在哲学理论方面的探索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挥和发展。他充分肯定了李达“建立普遍与特殊统一的理论”的主张，还特别引述李达在《经济学大纲·绪论》中的原话：“要获得那种客观的正确的指导的理论，就必须把捉住一般根本路程上的经济的进化之客观的法则，同时具体地考察中国经济的特殊的发展法则，以求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6]487李达所从事的哲学理论工作，目标就是要“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求正确地指导中国社会的改造，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新理论。冯契认为，这无疑是正确的途径。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冯契哲学很好地实现了“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概括起来表现在：一方面，冯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构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冯契的理论创新来源于对实践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反思，对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若干现实问题作了哲学思考，因而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对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应当强调理论对实践和行动的指导意义，也要注意反对脱离实际、缺乏实践指导意义的所谓理论创新和体系建构。哲学以理论思维回答现实问题，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必须既要研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发展发挥马克思主义，提出新的见解，又要考察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革命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武器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国情。因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著作中，并不能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只有真正了解了中国的国情，即对中国的社会性质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规划中国革命的道路，制订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的处理，应根据实践的深入不断实现两者的结合与互动。这种结合与互动，实际上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甚至延续到现在。历史地看，“行动”甚至有时是思想僵化、个人迷信，有时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迷信、教条主义和将苏联模式神圣化的情况下开展的。因此，“结合与互动”可能因所面临主要问题的特征和要求而时有所偏，因此在“有所偏”的情况下，尤其要重视两者的结合与互动。战争年代因“不得不直接参加激烈的政治斗争”，所以主张“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而改革开放后，由于现实的直接的经济压力，包括国际压力，促使我们的改革，特别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是先干起来再说，理论上的论证说明是滞后的。邓小平的“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就比较偏向“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这表现为先实践，取得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成功，再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或者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理论的说明，或者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方法、立场和基本观点，实现理论的创新，解决新问题。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四、“两种机制”与“会通以求超胜”
“会通”精神是我国古代哲学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之一，最早正式出现于《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会通”强调的是融合、创新，而不是冲突、对抗。两宋至明清思想家均非常重视“会通”精神，面对西学东渐，明末徐光启明确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这就是“会通以求超胜”。冯契的“会通”之意，原指中西文化需要透过进一步的互相了解来进行结合。他认为我们民族是很有希望的，再进一步，便可达到徐光启所提出的“会通以求超胜”。冯契在挖掘传统“会通”思想的基础上，重申了“欲求超胜西方文化，必先求会通”，并作了阐释和发挥：首先，基于文化多样性的“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相互讨论、交流，相互吸收、提高。这是“会通”的前提和原则。其次，冯契还提出了文化“会通”的机制。一般来说，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特别是对于文化传统比较悠久的国家来说，一定要有特定的社会文化机制，使外在变为内在。通过特定的文化“会通”机制使得外来文化在特性上有相应的改造，在内容上与本土文化有相通之处，才能逐步实现与本土传统相会通。冯契认为，这种特定的机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要有某种社会力量，作为会通文化的主体；二是要找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生长点，加以培植、灌溉。”[4]550-551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角度看，一方面，会通中西的主体应当是新阶级、社会组织，包括最主要的广大人民在内外斗争中的觉醒；另一方面，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各自发展到交流，因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共同的结合点，实现了哲学革命和中国化，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找到相结合的生长点，加以培植。譬如，“马克思主义者从中国古代辩证法传统中找到了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结合点。”[4]276
从“会通”的实现来看，必须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以及科学的发展。社会政治条件，就是冯契曾经详细地分析了的“哲学达到批判总结的历史条件”，就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社会实践达到了可以自我批判的时候。中国先秦，在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社会大变动时期，思想政治斗争激烈，学术上百家争鸣，哲学上就达到了批判总结阶段，这是荀子、《易传》的时代。以后至明末，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所处的时代，也是可以达到深刻批判总结的时代。在西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时代就是到了对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总结的时代。这几个时代都具备了“会通”的社会政治思想条件。经济条件和科学的发展方面，则要求发展商品经济和探索自然奥秘的社会力量，自然科学的发展要到达一定的程度，就会生发出科学的求真的精神。这两方面结合，就是“会通”得以实现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科学发展程度的条件。
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来说，除了要有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以及科学发展的支持，还必须确立起文化传统的自尊和自信，从而能够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相互讨论交流。这种自尊和自信，首先应当建立在对西方文化的精华和糟粕的深刻了解，对自己文化的优秀传统的充分认识和肯定的基础之上。当然，从实现相互吸收提高的角度看，也必须全面系统地了解西方文化，把握西方哲学的精华，理清西方文化发展脉络，揭示其在社会制度上的体现和哲学上的反映，这样才能正确地比较中西文化，找到中西文化“相结合的生长点，加以培植、灌溉”。 在“会通”主体方面，进入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政治上经受屈辱和灾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商品经济开始萌发和发展，出现了新的阶级和新的社会组织。新社会阶级和社会组织日益发展、不断壮大起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出于历史潮流的需要和各自的历史责任，相继登上中国社会历史舞台。特别是无产阶级，在新的斗争中，积聚了力量，壮大了队伍，组建了自己的先锋队组织。新的社会组织，包括各类生产组织、政治组织以及文化组织等也不断壮大。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反帝反封建的艰苦斗争中，中国人民作为“会通主体”的力量不断生长壮大。与此同时，在“会通主体”的革命实践中，创造出近代新文化，找到了结合点且得到自觉的培植。“会通主体”的壮大和结合点的自觉培植，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终于开始了真正的“会通以求超胜”。而“会通以求超胜”的实现，就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理论层面的不断发展，在实践层面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冯契对近代以来会通中西的线索作了梳理，他认为，自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继而改良派主张“中体西用”，康有为、孙中山先后宣称要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大同社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并展开“东西文化”论战，最后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这些构成了近代中西文化比较和会通的线索。
改革开放以来，时代中心问题已经转变为“如何使我国现代化”的建设问题，当然，这实质上还是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现在既是一个东西方各国文化各自发扬其民族特色，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的新时代，又是一个相互吸取优点，从而趋于合流的新时代。这更迫切地要求我们在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上“会通以求超胜”。近代的“会通”，从历史观来说，是变易史观到进化论，再到唯物史观的辩证发展过程；从逻辑和方法论来说，则是从方法论近代化到辩证逻辑和方法论确立的过程。新世纪、现时代的“会通”，将侧重于人的自由和价值论，是一个逐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不断培养人的德行、成就理想人格的过程；是一个实现从人的依赖性到物的依赖性，再到“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最终获得自由的过程。因此，我们要有更广阔的视野，从世界的联系来考察，具体说明“会通”的机制，理出其发展线索。这需要从世界文化的合流把握“会通以求超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结语
冯契不仅是当代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更是一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立足于实践，从中西文化相互影响、趋于合流的角度出发，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出发，构建了“智慧说”哲学体系。冯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和中国风格，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合乎逻辑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次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冯契的哲学研究路径和理论贡献，充分展现出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对当前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重要启示。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继续探讨改造世界的辩证方法，研究改造世界的规律，臻于“智慧之境”，必然需要我们在冯契哲学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参考文献：
[1]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6.
[2]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汤一介.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N].解放日报,2006-05-15(13).
[4]冯契.智慧的探索[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5]冯契.智慧的探索·补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6]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
【责任编辑：黎峰】
关键词：冯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西文化；会通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9-0062-04
作者简介：周利方（1972-），男，湖南永州人，华东理工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研究方向：冯契思想研究；沈全（1975－），女，浙江绍兴人，上海商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冯契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更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自上世纪40年代起，冯契开始深入思考王国维“可爱与可信”、金岳霖“玄学与科学”之难题，以“智慧”问题为中心，以“中国向何处去”为主题，展开自己一生的哲学追索，融会贯通中西，继承创新，自开生面，晚年终于构建起极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智慧说”。
冯契哲学的理论之源，不仅仅在于对既有思想资源的批判分析，最主要的还是根源于实践，扎根于实践的。综观冯契哲学，对推动哲学变革的实践力量的重视，从“革命的逻辑”到“建设的逻辑”时代问题的变迁来进行哲学的考察，是其哲学的最主要特征。社会实践，包括政治思想斗争和社会生产实践（社会生产斗争和自然科学实验）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主要途径。因此，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冯契正是基于对中西文化思想资源的批判继承，反思和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围绕时代中心问题，提炼时代精神，既继承又创新，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冯契哲学既是以往哲学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又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起一种方向性的指导作用。
一、“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
汤一介先生用冯友兰关于“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说法，来说明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他说，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可能有多个“接着讲”的方向，其中，至少有三个重要的“接着讲”的路径：一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二是接着西方现代哲学讲；三是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总的方法论，因为这既说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又能够拓展和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汤一介先生认为，“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的典型代表就是冯契先生及其构建的“智慧说”，这可以从多个方面来予以说明。
首先，冯契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脉相承性。冯契“智慧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脉相承性，这在冯契给自己规定的哲学探索任务上可以体现出来。冯契哲学探索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根据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来阐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1]冯契“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这一理论建构原则，当然也离不开实践的唯物辩证法。实际上，在哲学内容和哲学主题方面，冯契确实是都做到了自觉坚持“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路子前进”。在哲学内容方面，特别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冯契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总结。冯契的哲学史研究着重考察了哲学根本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以及围绕这一根本问题而展开的矛盾运动，并把哲学史定义为：“根源于认识社会实践主要围绕着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2]11-12另外，冯契关于认识论、人的自由和价值的研究等等，都坚持了哲学基本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冯契的辩证逻辑思维研究，更是首先在于唯物主义前提下的客观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统一。在哲学主题上，冯契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脉相承性还表现在，坚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果理论立场上的一致性，就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的主题或者目标上的一致性。
其次，冯契的哲学探索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看，作为一位富有创造性思维和取得创造性贡献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吸收和融合中、西哲学和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前，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代中心问题已由“中国向何处去”的革命问题，表现为“如何使我国现代化”的建设问题。从“革命的逻辑”到“建设的逻辑”的转换，构成冯契“智慧说”哲学体系建构的现实直接实践源头，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的体现。冯契在哲学原理方面的著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编写等工作，则可视其为直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
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途径拓展和方式选择。如前所述，大致包括冯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贡献方法上的中、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融会贯通，内容上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弥补中国哲学发展缺陷”以及“增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三个层面，把“智慧”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把中国传统哲学与辩证逻辑的结合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生长点，突出自由和价值论研究，在主体方面则是冯契所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独特的“思想家主体性”等等。
冯契“研究哲学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用实践唯物辩证法来解决‘性与天道’这一古老又常新的中国哲学问题。只有像冯契这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辩证法研究和解释中国哲学问题，才是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由之路。冯契不仅是‘照着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是‘接着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把中国哲学思想和中国哲学问题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3]当然，如前所述，冯契的“接着马克思主义讲”，还包括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新的理解和发挥，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新的理论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总的来说，无论冯契的哲学史研究或者哲学原理研究，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武器和依据，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冯契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冯契的理论建构本质上是既接着马克思主义讲，又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是接着马克思主义讲与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有机统一。这里包含两个方面的涵义：其一，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发掘和吸取其精华，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养料。其二，中国传统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素材、证明和理论发展的问题，也就是说把中国传统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生长点。
在研究方法上，冯契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中国哲学史。冯契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开篇就明确说明，“本书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2]1冯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要求把理论、历史与现状三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亦即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从历史的演变来考察现状,从现实的高度来回顾历史。”[4]437在研究的基本问题上，冯契把马克思主义用来研究中国哲学的问题，又把中国哲学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优势和缺点。比如“易传”中的辩证法思想、中国近代价值观的得失、德性培养中的自觉和自愿原则统一等等。对中国旧传统要扬弃，“但扬弃却要包含否定、保存与提高三重意义”。冯契的哲学史研究，确实是按照这一思路展开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哲学的自然发展过程，同时，借鉴西方哲学的精华，对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和现实的结合也很重要。就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成果来说，“接着马克思主义讲”，还包括已经实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冯契说，马克思主义已经中国化了，我们必须经过它，才能超越它。对待冯契哲学，亦应如此。“接着马克思主义讲”，除了“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也要扬弃西方哲学。冯契曾经说过，“不但西洋的古典文化，而且最新的社会主义，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也决不能生长发育的。但是西洋的革命传统，特别是这传统的结晶——社会主义的潮流，在中国化的前提下，我们却非接受不可。”[5]78因此，我们不仅要发掘中国传统的理论价值，还要掌握西方哲学的真精神，“会通中西以求超胜”，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断更新。
冯契对已经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还从思想资源的批判继承角度，以人物主要思想为中心作了梳理。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中，冯契专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专业哲学家的贡献。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普及与应用中走向中国化方面”，有李达的要求“建立普遍与特殊统一的理论”和“以唯物史观认识中国国情”，艾思奇提出的“通俗化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以及他们对其所处时代的哲学思潮的分析批判与对唯物辩证法的发挥。专业哲学家的贡献方面，有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朱光潜美学上的表现说，金岳霖在实在论基础上的感性与理性、事与理的统一，即“以经验之所得还治经验”，冯友兰的“新理学”。冯契还特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思想的批判研究。
在思想资源的批判继承方面，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主要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对冯契的影响尤为显著。冯契在山西抗战前线读到《论持久战》，到昆明后读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在思想方法上，而且在某些具体的内容上，对冯契的影响都很大。这在冯契1944年完成的毕业论文《智慧》中即体现出来，他在文中写道，“又如关于今日中国的政治问题，真是异说纷纭。右派说要学习英美，甚至学习德国，实行法西斯独裁。左派却说要学习苏联，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实两派都是一偏之间。若反复相明，则左右全被否定，而可引申出一种正确的理论来：法西斯决定要打倒，资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却还是一时不可能。中国应有一个过渡时期，让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从左右两派偏见的扬弃中发展。”[5]7-8冯契还在作为“智慧说”主干的《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和作为一翼的《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中，详细阐述了作为“心物之辩”总结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以及辩证逻辑的方法论，他的学说中时常显示出毛泽东思想的影响。
冯契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一个典范，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然要突出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结合，重点在于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结合点的确定和内容上的推陈出新。
三、“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
“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个方面。在冯契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经过普及（为群众所掌握）与应用（和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才逐步走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分为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虽然冯契比较强调与实际紧密结合，但他依然多次突出论述了理论的重要性。他说，由于中国无产阶级所处的历史时代条件，一开始便不得不直接参加激烈的政治斗争，“又由于客观的革命形势发展非常迅速，提出了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去解决，所以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便主张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而反对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个优点，但同时也包含着一个缺点，即党的理论准备不足。”[6]486为此，要真正应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要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注意理论创新；二是必须与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研究中国现时代的具体国情，解决中国的主要问题。这就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一批专业从事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达、艾思奇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和运用中走向中国化，在哲学理论的研究和传播方面贡献巨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群众所掌握”，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必经环节。冯契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普及”，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群众化）的前提。他非常赞同艾思奇的一个观点，即：“通俗化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冯契说，“艾思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看作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他以为，通俗化的成功，正说明已有‘几分（虽然很少），做到了中国化现实化’，但是不能在这‘初步’上停留，而要继续前进，扩展为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显然，冯契是赞同的。然而，通俗化、大众化并非易事。“这种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看似容易，其实是只有那真有理论造诣，并与大众同甘共苦、与青年心连心的哲学家才能做到的。”[6]486“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之统一，主要体现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通俗化、大众化（群众化），为群众所掌握（从而普及）。这既与中国哲学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同时也是中国革命现实的要求。“五四”以来，与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总趋势相联系，哲学语言近代化了，这实际上意味着哲学在趋向通俗化、群众化。另一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实现哲学的大众化，即通过哲学群众化来普及，从而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便显得尤其重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自身的内在逻辑和现实的历史运动统一的结果。 冯契先生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贡献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他们在哲学理论方面的探索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挥和发展。他充分肯定了李达“建立普遍与特殊统一的理论”的主张，还特别引述李达在《经济学大纲·绪论》中的原话：“要获得那种客观的正确的指导的理论，就必须把捉住一般根本路程上的经济的进化之客观的法则，同时具体地考察中国经济的特殊的发展法则，以求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6]487李达所从事的哲学理论工作，目标就是要“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求正确地指导中国社会的改造，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新理论。冯契认为，这无疑是正确的途径。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冯契哲学很好地实现了“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概括起来表现在：一方面，冯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构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冯契的理论创新来源于对实践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反思，对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若干现实问题作了哲学思考，因而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对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应当强调理论对实践和行动的指导意义，也要注意反对脱离实际、缺乏实践指导意义的所谓理论创新和体系建构。哲学以理论思维回答现实问题，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理论必须既要研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发展发挥马克思主义，提出新的见解，又要考察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革命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武器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国情。因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著作中，并不能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只有真正了解了中国的国情，即对中国的社会性质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规划中国革命的道路，制订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的处理，应根据实践的深入不断实现两者的结合与互动。这种结合与互动，实际上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甚至延续到现在。历史地看，“行动”甚至有时是思想僵化、个人迷信，有时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迷信、教条主义和将苏联模式神圣化的情况下开展的。因此，“结合与互动”可能因所面临主要问题的特征和要求而时有所偏，因此在“有所偏”的情况下，尤其要重视两者的结合与互动。战争年代因“不得不直接参加激烈的政治斗争”，所以主张“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而改革开放后，由于现实的直接的经济压力，包括国际压力，促使我们的改革，特别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是先干起来再说，理论上的论证说明是滞后的。邓小平的“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就比较偏向“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这表现为先实践，取得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成功，再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或者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理论的说明，或者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方法、立场和基本观点，实现理论的创新，解决新问题。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四、“两种机制”与“会通以求超胜”
“会通”精神是我国古代哲学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之一，最早正式出现于《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会通”强调的是融合、创新，而不是冲突、对抗。两宋至明清思想家均非常重视“会通”精神，面对西学东渐，明末徐光启明确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这就是“会通以求超胜”。冯契的“会通”之意，原指中西文化需要透过进一步的互相了解来进行结合。他认为我们民族是很有希望的，再进一步，便可达到徐光启所提出的“会通以求超胜”。冯契在挖掘传统“会通”思想的基础上，重申了“欲求超胜西方文化，必先求会通”，并作了阐释和发挥：首先，基于文化多样性的“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相互讨论、交流，相互吸收、提高。这是“会通”的前提和原则。其次，冯契还提出了文化“会通”的机制。一般来说，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特别是对于文化传统比较悠久的国家来说，一定要有特定的社会文化机制，使外在变为内在。通过特定的文化“会通”机制使得外来文化在特性上有相应的改造，在内容上与本土文化有相通之处，才能逐步实现与本土传统相会通。冯契认为，这种特定的机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要有某种社会力量，作为会通文化的主体；二是要找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生长点，加以培植、灌溉。”[4]550-551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角度看，一方面，会通中西的主体应当是新阶级、社会组织，包括最主要的广大人民在内外斗争中的觉醒；另一方面，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各自发展到交流，因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共同的结合点，实现了哲学革命和中国化，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找到相结合的生长点，加以培植。譬如，“马克思主义者从中国古代辩证法传统中找到了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结合点。”[4]276
从“会通”的实现来看，必须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以及科学的发展。社会政治条件，就是冯契曾经详细地分析了的“哲学达到批判总结的历史条件”，就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社会实践达到了可以自我批判的时候。中国先秦，在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社会大变动时期，思想政治斗争激烈，学术上百家争鸣，哲学上就达到了批判总结阶段，这是荀子、《易传》的时代。以后至明末，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所处的时代，也是可以达到深刻批判总结的时代。在西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时代就是到了对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总结的时代。这几个时代都具备了“会通”的社会政治思想条件。经济条件和科学的发展方面，则要求发展商品经济和探索自然奥秘的社会力量，自然科学的发展要到达一定的程度，就会生发出科学的求真的精神。这两方面结合，就是“会通”得以实现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科学发展程度的条件。
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来说，除了要有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以及科学发展的支持，还必须确立起文化传统的自尊和自信，从而能够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相互讨论交流。这种自尊和自信，首先应当建立在对西方文化的精华和糟粕的深刻了解，对自己文化的优秀传统的充分认识和肯定的基础之上。当然，从实现相互吸收提高的角度看，也必须全面系统地了解西方文化，把握西方哲学的精华，理清西方文化发展脉络，揭示其在社会制度上的体现和哲学上的反映，这样才能正确地比较中西文化，找到中西文化“相结合的生长点，加以培植、灌溉”。 在“会通”主体方面，进入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政治上经受屈辱和灾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商品经济开始萌发和发展，出现了新的阶级和新的社会组织。新社会阶级和社会组织日益发展、不断壮大起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出于历史潮流的需要和各自的历史责任，相继登上中国社会历史舞台。特别是无产阶级，在新的斗争中，积聚了力量，壮大了队伍，组建了自己的先锋队组织。新的社会组织，包括各类生产组织、政治组织以及文化组织等也不断壮大。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反帝反封建的艰苦斗争中，中国人民作为“会通主体”的力量不断生长壮大。与此同时，在“会通主体”的革命实践中，创造出近代新文化，找到了结合点且得到自觉的培植。“会通主体”的壮大和结合点的自觉培植，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终于开始了真正的“会通以求超胜”。而“会通以求超胜”的实现，就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理论层面的不断发展，在实践层面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冯契对近代以来会通中西的线索作了梳理，他认为，自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继而改良派主张“中体西用”，康有为、孙中山先后宣称要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大同社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并展开“东西文化”论战，最后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这些构成了近代中西文化比较和会通的线索。
改革开放以来，时代中心问题已经转变为“如何使我国现代化”的建设问题，当然，这实质上还是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现在既是一个东西方各国文化各自发扬其民族特色，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的新时代，又是一个相互吸取优点，从而趋于合流的新时代。这更迫切地要求我们在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上“会通以求超胜”。近代的“会通”，从历史观来说，是变易史观到进化论，再到唯物史观的辩证发展过程；从逻辑和方法论来说，则是从方法论近代化到辩证逻辑和方法论确立的过程。新世纪、现时代的“会通”，将侧重于人的自由和价值论，是一个逐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不断培养人的德行、成就理想人格的过程；是一个实现从人的依赖性到物的依赖性，再到“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最终获得自由的过程。因此，我们要有更广阔的视野，从世界的联系来考察，具体说明“会通”的机制，理出其发展线索。这需要从世界文化的合流把握“会通以求超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结语
冯契不仅是当代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更是一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立足于实践，从中西文化相互影响、趋于合流的角度出发，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出发，构建了“智慧说”哲学体系。冯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和中国风格，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合乎逻辑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次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冯契的哲学研究路径和理论贡献，充分展现出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对当前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重要启示。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继续探讨改造世界的辩证方法，研究改造世界的规律，臻于“智慧之境”，必然需要我们在冯契哲学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参考文献：
[1]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6.
[2]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汤一介.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N].解放日报,2006-05-15(13).
[4]冯契.智慧的探索[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5]冯契.智慧的探索·补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6]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
【责任编辑：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