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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头人回忆：“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正在吐血。
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肩上的担子重啊！
同我交谈，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几次问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讲。”
陈为人（1899-1937），湖南江华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和著名活动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第一任书记。1937年病逝，终年38岁。
在中央档案馆里，保存着一批十分珍贵的历史文件。这些文件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最初阶段开展政治、军事、工、农、团、妇等所有领域内斗争的原始档案，被誉为“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国宝”。为了在敌人眼皮底下保护这批被称为“中央一号机密”的绝密文件，几代地下工作者历经18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中，陈为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生命最后的两年里，他曾一边保护“中央一号机密”，一边找党。
“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
1931年底，第二次被捕的陈为人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出狱，中央决定派他管理“中央一号机密”，由中央秘书处前任文书科长张唯一单线联系。
当时，中共早期秘密档案已收集积累了总计约l万件20余箱。一个深夜，周恩来离沪前，亲自到陈为人的住所交代了任务。陈为人虽在狱中备受折磨、身体十分虚弱，但仍向党立下誓言：“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
1932年秋，陈为人和妻子韩慧英（党的地下交通员）正式接手中央文库，将隐蔽在张唯一家的文件秘密搬运至自己的家中。
按党的纪律，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不参加党的任何会议，不加入“飞行集会”、游行示威、撒传单等其他一切社会活动，也不同外界任何人发生关系，以避免敌人盯梢。
中央还规定，如果在陈家一旦发现任何陌生人，即使是没有工作关系的党内同志，也要立即转移。
因此，冒着巨大风险转移文件，成了陈为人夫妇的家常便饭。每转移到一个新地方，他们都在自己工作的房间里安置一个大火炉，旁边长期放有火柴。他们相互叮嘱：一旦发生不测，宁愿焚楼毁家，也绝不能让一个纸片落到敌人手里！
有一段时间，白色恐怖很紧张，他们搬到霞飞路（今淮海路）。房东是个白俄老太婆，她的儿子在巡捕房工作，整天满街抓共产党。但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家房客就是一条“大鱼”。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张唯一的住处遭到破坏。不知情的韩慧英去张家送文件时，被特务逮捕。见妻子没在规定时间里返回，陈为人意识到肯定是发生了意外。为保护文件，他当即决定，立刻搬家。
党的秘密条例规定，存放档案必须是单幢房子。可马上找到既安全又保密的单幢房子很不容易，何况租赁单幢房子还得有铺保。一时间，陈为人既不便找党内同志又不能找外人，想尽办法才找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上一幢免铺保的二层楼房，可是每月30块银元的租金十分昂贵。
这时，陈为人已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陈为人的病情加剧，寻找党组织的心情更加迫切
陈为人化名张惠高，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租住于这幢昂贵的小楼内，白天扮成商人，晚上关起店门，在密室里通宵达旦地整理档案。
陈为人不能出去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只好典当衣物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他几乎把二楼家具变卖一空，甚至将铁皮罐头之类的杂物都卖光，唯独留下一楼摆设以示老板派头作掩护。全家每天以两餐红薯或山芋粥充饥。为了不让房东察觉他家生活艰辛而起疑，他常常在饭上盖一片干鱼端到楼上吃，快到楼门口时怕孩子们看见就将鱼片藏起来。就这样，那片干鱼片足足用了一个月。
两次入狱饱受折磨的经历和长期的奔波劳累、生活的极其艰险，使陈为人染上严重的肺结核病，时常咳血不止。没钱吃药，只能吃萝卜润肺。后来，连掩护机关也成问题。最后不得已，他托人给在河北正定小学任教的妻妹韩慧如写信，谎称“姐姐重病，速来沪”。韩慧如来后，见陈为人的住处几乎没有家具，陈为人除了身上所穿外一时不用的衣服都已卖掉，孩子穿的是抽了棉花的破背心;一岁的婴儿常常以水代奶，可怜的三个孩子饥饿难熬。
不久，陈为人的病情加剧，寻找党组织的心情更加迫切。他每天除了翻晒文件和箱子，在文件中夹上烟叶以防蛀防霉，就是夜晚出去寻找党组织。
他秘密找过一次何香凝，却被告知附近有暗探，叮嘱不要再来。他只好用党内用过的联络暗语登寻人广告，还让韩慧如晚间到处在马路两旁的电线杆上张贴纸条，“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希望引起地下党的注意，重新接上跟党的联系。
移交完文件，卸下了几年的重担，陈为人回到家中就大口吐血昏倒在地
1935年底，受尽酷刑的韩慧英一口咬定是去亲戚家却认错了门。敌人找不到证据，只好放了她。
韩慧英为了生计，到培明女中附小任教，通过女中训育主任罗叔章，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陈为人这才知道，中央特科负责人徐强受党的委托，正在到处查访他。
1936年秋，陈为人与徐强接上关系。对这次接头情景，徐强后来回忆：“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肩上的担子重啊！同我交谈，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几次问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讲。”
陈为人从接头小饭店归来后如释重负，轻松地与孩子们说笑：“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把盘子都舔光了。”
找到党组织后，陈为人的肺病日趋严重，再独自担当重任，危险很大。徐强决定立即转移全部文件。1936年底的一天，陳为人亲自押着两辆三轮车，把秘密档案送到法租界顺昌里7号一幢房子前。移交完文件，卸下了几年的重担，陈为人回到家中就大口吐着鲜血昏倒在地，半年后病重不起。
为挽救陈为人的生命，党组织特意对韩慧英说：“只要能保住为人，需要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徐强将陈为人送进广慈医院治病，但陈为人觉得党的经费太紧张了，他两次被送进医院，两次都跑了出来。徐强只好找医生上他家看病。无奈他为革命密档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已病入膏肓。
1937年3月，陈为人病逝，年仅38岁。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陈为人为革命烈士。
陈为人病逝后，中央文库的保管任务先由徐强承担，后几经辗转，数易其手。因保管地下文库责任重、风险大、生活特别清苦，其中一名保管者缪谷稔也因严重的肺病而病逝。经过几代地下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中央地下文库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上海解放后，1949年9月14日，16箱104卷近两万份秘密文件，由最后一任地下保管者陈来生安全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所有文件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完整地交给了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均批阅签发嘉奖电报，中共上海市委公开发表嘉奖信，隆重表彰所有“中央文库”守护者的英勇事迹。至今，这些文件仍然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成为编写和研究党史、军史的第一手宝贵材料。
（责编/陈小婷 责校/黄梦怡 来源/《陈为人：为中央“一号机密”而献身》，刘玉锋、蒋祖智/文，《三湘都市报》2011年6月19日;《长征时期共产党人执著找党记》，佚名/文，人民网2018年8月25日等）
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肩上的担子重啊！
同我交谈，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几次问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讲。”
陈为人（1899-1937），湖南江华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和著名活动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第一任书记。1937年病逝，终年38岁。
在中央档案馆里，保存着一批十分珍贵的历史文件。这些文件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最初阶段开展政治、军事、工、农、团、妇等所有领域内斗争的原始档案，被誉为“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国宝”。为了在敌人眼皮底下保护这批被称为“中央一号机密”的绝密文件，几代地下工作者历经18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中，陈为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生命最后的两年里，他曾一边保护“中央一号机密”，一边找党。
“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
1931年底，第二次被捕的陈为人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出狱，中央决定派他管理“中央一号机密”，由中央秘书处前任文书科长张唯一单线联系。
当时，中共早期秘密档案已收集积累了总计约l万件20余箱。一个深夜，周恩来离沪前，亲自到陈为人的住所交代了任务。陈为人虽在狱中备受折磨、身体十分虚弱，但仍向党立下誓言：“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
1932年秋，陈为人和妻子韩慧英（党的地下交通员）正式接手中央文库，将隐蔽在张唯一家的文件秘密搬运至自己的家中。
按党的纪律，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不参加党的任何会议，不加入“飞行集会”、游行示威、撒传单等其他一切社会活动，也不同外界任何人发生关系，以避免敌人盯梢。
中央还规定，如果在陈家一旦发现任何陌生人，即使是没有工作关系的党内同志，也要立即转移。
因此，冒着巨大风险转移文件，成了陈为人夫妇的家常便饭。每转移到一个新地方，他们都在自己工作的房间里安置一个大火炉，旁边长期放有火柴。他们相互叮嘱：一旦发生不测，宁愿焚楼毁家，也绝不能让一个纸片落到敌人手里！
有一段时间，白色恐怖很紧张，他们搬到霞飞路（今淮海路）。房东是个白俄老太婆，她的儿子在巡捕房工作，整天满街抓共产党。但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家房客就是一条“大鱼”。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张唯一的住处遭到破坏。不知情的韩慧英去张家送文件时，被特务逮捕。见妻子没在规定时间里返回，陈为人意识到肯定是发生了意外。为保护文件，他当即决定，立刻搬家。
党的秘密条例规定，存放档案必须是单幢房子。可马上找到既安全又保密的单幢房子很不容易，何况租赁单幢房子还得有铺保。一时间，陈为人既不便找党内同志又不能找外人，想尽办法才找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上一幢免铺保的二层楼房，可是每月30块银元的租金十分昂贵。
这时，陈为人已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陈为人的病情加剧，寻找党组织的心情更加迫切
陈为人化名张惠高，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租住于这幢昂贵的小楼内，白天扮成商人，晚上关起店门，在密室里通宵达旦地整理档案。
陈为人不能出去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只好典当衣物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他几乎把二楼家具变卖一空，甚至将铁皮罐头之类的杂物都卖光，唯独留下一楼摆设以示老板派头作掩护。全家每天以两餐红薯或山芋粥充饥。为了不让房东察觉他家生活艰辛而起疑，他常常在饭上盖一片干鱼端到楼上吃，快到楼门口时怕孩子们看见就将鱼片藏起来。就这样，那片干鱼片足足用了一个月。
两次入狱饱受折磨的经历和长期的奔波劳累、生活的极其艰险，使陈为人染上严重的肺结核病，时常咳血不止。没钱吃药，只能吃萝卜润肺。后来，连掩护机关也成问题。最后不得已，他托人给在河北正定小学任教的妻妹韩慧如写信，谎称“姐姐重病，速来沪”。韩慧如来后，见陈为人的住处几乎没有家具，陈为人除了身上所穿外一时不用的衣服都已卖掉，孩子穿的是抽了棉花的破背心;一岁的婴儿常常以水代奶，可怜的三个孩子饥饿难熬。
不久，陈为人的病情加剧，寻找党组织的心情更加迫切。他每天除了翻晒文件和箱子，在文件中夹上烟叶以防蛀防霉，就是夜晚出去寻找党组织。
他秘密找过一次何香凝，却被告知附近有暗探，叮嘱不要再来。他只好用党内用过的联络暗语登寻人广告，还让韩慧如晚间到处在马路两旁的电线杆上张贴纸条，“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希望引起地下党的注意，重新接上跟党的联系。
移交完文件，卸下了几年的重担，陈为人回到家中就大口吐血昏倒在地
1935年底，受尽酷刑的韩慧英一口咬定是去亲戚家却认错了门。敌人找不到证据，只好放了她。
韩慧英为了生计，到培明女中附小任教，通过女中训育主任罗叔章，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陈为人这才知道，中央特科负责人徐强受党的委托，正在到处查访他。
1936年秋，陈为人与徐强接上关系。对这次接头情景，徐强后来回忆：“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肩上的担子重啊！同我交谈，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几次问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讲。”
陈为人从接头小饭店归来后如释重负，轻松地与孩子们说笑：“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把盘子都舔光了。”
找到党组织后，陈为人的肺病日趋严重，再独自担当重任，危险很大。徐强决定立即转移全部文件。1936年底的一天，陳为人亲自押着两辆三轮车，把秘密档案送到法租界顺昌里7号一幢房子前。移交完文件，卸下了几年的重担，陈为人回到家中就大口吐着鲜血昏倒在地，半年后病重不起。
为挽救陈为人的生命，党组织特意对韩慧英说：“只要能保住为人，需要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徐强将陈为人送进广慈医院治病，但陈为人觉得党的经费太紧张了，他两次被送进医院，两次都跑了出来。徐强只好找医生上他家看病。无奈他为革命密档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已病入膏肓。
1937年3月，陈为人病逝，年仅38岁。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陈为人为革命烈士。
陈为人病逝后，中央文库的保管任务先由徐强承担，后几经辗转，数易其手。因保管地下文库责任重、风险大、生活特别清苦，其中一名保管者缪谷稔也因严重的肺病而病逝。经过几代地下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中央地下文库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上海解放后，1949年9月14日，16箱104卷近两万份秘密文件，由最后一任地下保管者陈来生安全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所有文件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完整地交给了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均批阅签发嘉奖电报，中共上海市委公开发表嘉奖信，隆重表彰所有“中央文库”守护者的英勇事迹。至今，这些文件仍然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成为编写和研究党史、军史的第一手宝贵材料。
（责编/陈小婷 责校/黄梦怡 来源/《陈为人：为中央“一号机密”而献身》，刘玉锋、蒋祖智/文，《三湘都市报》2011年6月19日;《长征时期共产党人执著找党记》，佚名/文，人民网2018年8月25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