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性叙事的“东方”悖论:反思与超越

来源 :学术月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yylove51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西方世界对于东方国家长期存在偏见,这种偏见在启蒙时代被系统化,形成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传统.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承袭了这种偏见,萨米尔·阿明用“纳贡社会”的概念,取代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从而发展出对于人类社会类型的全新论述.伴随着西方社会理论的“国家”和“帝国”转向,“纳贡社会”被转化为“纳贡帝国”,它成为对于人类前现代统治模式的一般概念.伴随着这一转型,西方中心论史学被扬弃,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叙述,被更为融合性的“帝国”论述取代,并成为全球史学的核心概念.
其他文献
杵状指并不罕见,各类人群均可发病,既可能是后天原因造成,也可能是遗传性病变.绝大多数杵状指均具有临床诊断意义.杵状指的出现尤其多见于以下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等.
关家遗址位于河南渑池县东北约70公里南村乡关家村西北的一处高土台上,地理坐标为东经111° 57′ 08″、北纬35° 04′ 28″,海拔254.9~266.8米(图一).遗址东西长450、南北宽200米,面积约9万平方米.为配合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1998年10月至2000年6月对关家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大城市的繁华、人口的众多、车辆的拥堵,给路面交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也使得轨道交通变成了解决交通压力的重要选择。但地下施工有着很大难度和风险,有的地段不适合开槽施工,暗挖施工就变成一个重要的工作和挑战。地下环境和管线都是很复杂,施工时要防止土方坍塌造成地面塌陷和管线沉降,因此暗挖施工就变成了施工中的一个难点。北京地铁九号线丰台东大街站安全疏散通道位于砂卵石层中,平面曲线设计,采用浅埋暗挖法施工,受扰动后易松散,引起地面沉降量大。安全疏散通道南侧距离六层居民楼6.8m,西侧距离博兰特工贸集团一层办公楼1.3m
大连东港商务区220千伏供电隧道主体施工二标段7段地下顶管控制爆破工程,属复杂环境下的地下石方控制爆破,通过控制爆破方案的确定,爆破参数的设计,起爆网络的相应控制等,取得了良好的爆破效果,在保证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加快了顶管的施工进度,节省了项目投资。“,”Dalian Donggang Business District 220 kV Power Supply Tunnel body construction bid 2 7 section of controlled blasting of undergr
大连金普新区滨海公路与大前线公路交汇处东北侧人工岩质边坡,因岩石表面风化严重、基岩裸露、岩体完整性差、坡面稳定性不佳,存在发生滚石、溃坡等地质灾害的隐患。在坡顶作业平台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先采用浅孔松动控制爆破降坡,为后续深孔松动控制爆破和大型机械施工创造足够的施工平台条件。为尽量减小对滨海公路的影响,通过分段装药、优化孔网参数等方式,达到了复杂环境下合理控制爆破振动、块度和飞石的目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在与当代西方生态思潮、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生态运动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有机互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当代生态思潮的关系看,它们的分歧主要在于是从生产方式出发,还是从生态价值观出发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生态价值观与生态危机的关系;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当代生态运动的关系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要求把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工人运动,把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看作解决生态危机的前提,从而与当代生态运动力求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范围内解决生态危机
故郡遗址位于河北省行唐县故郡村,南距行唐县城约10公里,西望太行山,东邻大沙河(图一).2015年,故郡遗址出现盗坑,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受河北省文物局委托进行现场勘查,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被盗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2016 ~ 2020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对故郡遗址进行连续性考古工作.遗址共分为五个发掘区,发掘总面积1.3万平方米,共计清理东周时期墓葬71座、车马-殉牲坑10个,以及灰坑、灰沟、水井、陶窑、道路等众多遗迹(图二).故郡遗址墓葬分布较为疏散,但存
跨金马河地铁大桥工程在施工中采用了高大模板支撑体系。在该工程施工过程中,受环境限制必须在河中布置支架基础桩,工程规模大,环境地质复杂,且对施工工期有很高要求,加大了施工技术难度。施工单位必须做好技术交底工作,确保施工人员能够准确掌握各项施工技术要点,严格遵守施工操作规范。同时,高大模板支撑体系施工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施工单位应全面提高施工组织以及施工质量安全管理水平,以保证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
晚清以降,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人物、政治思潮及政治运动,多少都牵涉作为一种技术及文化的“演说”.而铺天盖地的演说,不仅影响中国政治态势,同时影响文章体式.本文主要着眼演说的政治功能与美感实践,借助演说之氛围、演说之乡音、演说之变奏、演说之危险、演说之诗性五个不同层面,讨论若干兼擅演说理论与实践的政治人物及其演说名篇.而不论是学问家(文学家)对文化传播的关注,还是政治家(实践家)的注重社会动员,其共同之处在于,注重声音转化为文字,以及“以话为文”的得失成败.
《辽史》记载,辽代皇帝“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1].辽圣宗太平二年(1022年)正月至三月间,春捺钵相继“如纳水钩鱼”、“驻跸鱼儿泺”、“如长春州”[2].从这一时期开始,辽代皇帝春捺钵活动的地点开始相对固定在混同江(今松花江)、长春河(今洮儿河)、纳水(今嫩江)、鱼儿泺(今月亮泡)等地.金灭辽后,“(熙宗)谕尚书省,将循契丹故事,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剌钵.契丹主有国以来,承平日久,无以为事,每岁春放鹅于春水,钓鱼于混同江”[3].由此可见,春捺钵活动应是辽金时期的一项重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