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行止之出位与他的诗作一样有名：你以为天纵之才，反智不读书，他却是自小饱读各种奇籍秘典，甚至晚岁在浔阳监狱里都还勤读不休。剑术若不是吹牛的话，据传还真干过“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少府皓》）的事——当然，这样的事多半是文人纸上杀敌逞豪语，以暴力美学自嗨——至于游仙学道、弹琴作乐、呼朋买醉，那就更是家常便饭，所以有人以“大唐第一古惑仔”目之，可谓良有以也。
　　说李白诗之奇诡，想象力之卓越，近乎众所周知的废话。如果非得用一句来概括我对他诗作的看法，那就是“这厮写得十分无理”。无理而有大理，真可谓“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月下獨酌》四首之二）。一如“白发三千丈”的极度夸张，没有“缘愁似个长”来合体托住，诗之内在理路与逻辑就会失衡溃堤。高手也有打盹的时候，钱锺书于《管锥编》中拈出太白《北风行》的前后矛盾，逻辑不洽，谓其“语脉不贯，理路不通”，可谓法眼如炬。换言之，诗之激情与内在理路，合即双美，离则两伤。单有前者，庶几有句无篇，只得后者，多半语贫篇庸。
　　评价一位声名卓著的大诗人是件很有风险的事，因他的名声从何而来，人们并非有完全一致的看法。譬如李白，誉之者惊为天人，好词壮语无不叠加其身，多如过江之鲫，无暇缕数。贬之者自有声名的不多，唯王安石、苏辙、李攀龙诸人。王安石批评李白写诗题材唯醇酒妇人，苏辙谓“李白诗类其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而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诗病五事》），李攀龙则说他“间杂长语，英雄欺人”（《唐诗选序》）。不能说三位所言毫无道理，但把诗评偷换成道德报告，还是难以服人。
　　不过大众所知的李白，大多是被包装过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李白。别说他诗作中很少看到日常生活的描摹，就是研究者也常替李白掩过，好像他是一个如何蔑视权贵的大英雄。在这个意义上看，说一些研究者是帮着“英雄”而“欺人”，允为的论。很多人研究谁，就崇拜谁，就替谁做易容术，好使自己与研究对象联袂“伟大”起来。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本该如布莱希特一样追求“间离效果”，哪知他们完全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论“演员的自我修养”一样，担起了研究对象蹩脚的替身。
　　爱默生说伟大的人物一定是要被人误解的。不特如此，伟大的人物还巴不得自己创造着误解，最好是那些研究者还配合这样的误解，八卦是自带翅膀的，李白名声的传播就混杂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中。“仰夭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常被提及，“归来人咸阳，谈笑皆王公”（《东武吟》，“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遏为交欢”（《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却常被人忽略。当然你说他好不容易得意了一回，就不许如此直抒胸臆么？没有谁不许，重要的是你要将其揭橥出来。一如我在拙著《像唐诗一样生活》中评张祜诗时所说，诗人写自己得意领赏，最是不堪。反证文穷而后工的逻辑，虽自洽度不够，却也表露了部分事实。
　　像李白这样的天才诗人，几乎与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崇拜权力，可以理解的是彼时他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其实即便有选择，国人大约也很少知道，你把什么当偶像来崇拜，就被什么挟制且刺透的道理。太白多方投资，游仙习道，学剑玩纵横术，到处自荐——你看《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为宋中丞自荐表》等，一方面卑辞下言，另一方面豪语自夸，委实难过。到头来也不过是“富贵与神仙，蹉跎成两失”（《长歌行》），人生只有无奈到以“浮生若梦，为欢几伺”（《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草草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