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福泽谕吉图书馆思想的旨趣是充分利用图书的使用价值，实践图书馆的教育功能，为其教学和科研服务。集中优势图书资源，重点开展学科优势建设是其主要特色。首创立法，确保图书馆的长期发展；藏用并举，努力开发图书馆的各项潜能是其对后世的主要影响。
［关键词］ 福泽谕吉 图书馆思想 实践主义 使用价值
1 福泽图书馆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在对待书籍的态度上，福泽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已充分展现出其独到的过人之处，和别人读书不同的是福泽从不单纯满足于获取书中的知识，他更喜欢利用书籍来实践所学。他认为“著译的志趣就在于用通俗易懂的文章，使广大的普通群众获得文明的新思想”[1]6。福泽一生特立独行的实践主义教学思想就是这样建立在其对书籍使用价值的追求上并根植于其整个学术生涯的。中江兆民指出“福泽谕吉的文章，日本全国再没有比它更不讲修饰，更自由自在的了。他的文章中不值一看的地方，正是自成一格的文章”[2] 。
幕末日本，恰逢千年未有之历史机遇，使福泽得以最终摆脱长期束缚他的封建门阀制度。“日本的锁国政策直到1854年才被外力打破。这股外力不仅冲破了锁国堤防，也造成了福泽谕吉脱离中津藩的契机”[3]。福泽在1860年至1867年三次赴欧美国家考察, 对西方社会的耳濡目染, 令其思想上产生了强烈震动,萌生了文明的种子。欧美之行使其意识到只有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才能拯救日本的危机，他曾坦言“这正是日本开辟以来未曾有过的事”[4]85。
自此，为了尽可能地向国内传播西洋文明，他开始不断利用出国机会，以实践主义为指导思想，有选择、有组织、有规律地从欧美各国大量购买他认为对学习西洋文明有用的著作，见表1。
通过分析福泽三次出国购买和使用书籍的情况，不难看出其对欧美文明的学习其实是一个从简单的感官接触到复杂的理性升华的有机整体。鹿野政直认为“由于福泽谕吉对于封建社会制度抱有怀疑，并想摆脱它，所以接触到近代文明时能够受到启发，觉醒起来。自他摆脱封建枷锁后，在这里第一次看清了文明发展的方向”[6]27。这一时期，他正是遵循这一规律，不断利用出国机会，通过购买的西方著作逐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学习和使用西方的文明理论。
首先，由于被眼前的一切所强烈震撼，他自然而然地失去了对西洋文明的判断力，此时所能进行的学术活动也只能随机而定。翻译字典是其使用书籍的开始，“他在旧金山时买到一本中国人子卿著的《华英通语》，他使用日文给这本书加注发音和译语，集成《增订华英通语》。为尽可能正确地表述英语的发音，他创造了ヴ、ブ、这样的字母，像把“breakfast”写成“ブレツギフハ—スト”，使用大小写字母和标点来表述”[6]28。从偶遇《华英通语》到主动对其改造，说明其已能在实践主义指导下开始发掘书籍的使用价值。
其次，分析其购买及使用西方著作的情况也会发现这一规律：
从数量上看，由少到多，从最初的一本扩展到后来的大量购买；从内容上看，由浅入深，由最初只单一购买工具书发展到了后来囊括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几乎所有领域；从其学习情况上看，也由一开始的继续学习英语，锻炼成不仅能够熟练运用英语，而且还能够从事专门翻译；从其回国后的学术活动来看，更由一开始的单纯编辑语言工具书，发展为出版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等全面介绍西方文明的启蒙著作。
最后，福泽归国后所从事的各项活动，继续体现了这一规律：
? 由最初在其强烈的求知欲支配下，对西方文明产生本能的好奇，逐步提升为自觉、主动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
? 从一开始对西方文化知识的普遍学习，发展为有选择性地自主学习，最终达到其所期待的具备创作“考虑到当时日本人接受能力的”[7]启蒙著作的水平，并系统地加以出版、发行。
? 所关注的问题呈现出由感性向理性认识的不断深化，由一开始向往“外在的文明”（学校、工业、军队）[8]发展为学习、传播“文明的精神”（人民的独立精神）[8]；从艳羡西方文明的外表到探索西方文明的本质，为此还专门接触了美国外务卿出示的《独立宣言》等代表西方文明核心的纲领性文件。
福泽坚持实践主义治学思想，通过购买和使用西方著作，迫切地认识到书籍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一前提的催促下，他开始接触并引进了近代图书馆概念。“西洋各国的首府都设有文库，称为‘ビブリオテ—ギ’。从日常图书、古籍善本到世界各国的书籍应有尽有，供来人随意阅读。但只准在馆内阅读，不允许带走。彼得堡的文库有书90万卷，巴黎的文库有书150万卷，法国人自豪地说巴黎图书馆的书拿出来能排满7里长。文库属国有，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只要有一本书出版，立刻就会被藏入文库之中”[9]。在著作中对图书馆的着力介绍，说明其已开始意识到图书馆潜在的教育潜能和社会价值；对图书馆职能的认可，说明其已发现图书馆必将在日后的学校教育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时的福泽已清楚地认识到当下国内教育科研的阵地正在向图书馆转移。因此，他在这一时期所购买的且被其广泛应用到了庆应义塾教学上的大量西方著作，正是其图书馆思想早期实践的产物。
2 注重学科优势的建设思想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福泽不可能提出后世所希望见到的现代图书馆思想，但其所主张的思想确已具备了今日图书馆思想的雏形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了完整解释其思想，必须要对实践主义做出明确界定，他不同于以往熟知的实用主义。威廉?詹姆士认为：“实用主义这个词是从希腊的一个词πραγμα派生的，意思是行动。‘实践’（practice)和‘实践的’(practical)这两个词就是从这个词来的。皮尔斯在指出我们的信念实际上就是行动的准则以后说，要弄清楚一个思想的意义，我们只须断定这思想会引起什么行动。对我们说来，那行动是这思想的唯一意义。我们所有的思想差别无论怎么细微，其根本的明显事实是：所有这些差别，没有一个会细致到这种程度，以致它们不是在于可能的不同的实践，而是在于什么别的。我们思考事物时，如要把它完全弄明白，只须考虑它含有什么样的实际效果，即我们从它那里会得到什么感觉，我们必须准备做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对于这些无论是眼前的还是遥远的效果所具有的概念，就这个概念的积极意义而论，就是我们对于这一事物所具有的全部概念”[10]。对福泽而言，过去所学的一切知识都是一种实践，并将影响他在未来的实践，而那实践就是他日后学术生涯的全部意义。这里的实践主义指的就是这种为实际应用而进行的实践。 福泽对待书籍一向只重视其使用价值，选用那些他认为对其学科建设有用的图书。“庆应二年夏，我从美国回国时带回有关历史、经济、法律、数学等各种原文著作，用作私塾的教科书，这就是洋学教学场的一大进步。日本的少年子弟这才开始阅读世界各国的历史、研究其经济”[1]48。庆应义塾大学以经济学而闻名于世，这正与福泽从一开始便为其量身定制的实践主义教育思想密不可分。率先认识到图书馆的重要性，并将其用于教学实践，不遗余力地重点打造优势学科，是福泽图书馆思想的一大特色，领先的教育理念使庆应义塾大学逐渐跻身世界名校之列。“当时美国出版的教科书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广泛阅读使用十余年之久，这与我当初把那些图书带回日本有关”[4]156。学校图书馆建设与学校课程设置同步协调是福泽对图书馆建设理论的实践和概念更新，这在亚洲尚属首次。
将图书馆建设思想联系到办学实践，是其图书馆思想的又一次重要探索。“1868年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历史上的文库逐渐转化为近代图书馆,政府曾多次派人去欧美考察图书馆事业,随后福泽谕吉创办了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和京都集书院”[11]。福泽把建设实践型图书馆的蓝图全面纳入到未来学校的长期发展规划之中，为了显示实践这一举措的决心，他还特意将其作为校训，亲笔写进《（庆应义塾大学）学规之事》。“本塾所藏之书，就是为所经营之特殊学问服务的。从最初的只收集、使用英文著作，到后来的广取各国的今本、善本，随着庆应义塾大学学科门类的不断增加，图书的层次和质量也有了显著的改善和提升”[12]。这里福泽首次尝试将图书馆建设与法律法规（校规）紧密相连，通过立法环节（建立校规）来完善其管理制度，使图书馆建设有章可循，从而有效地保障了图书馆的建设，事实证明这次实践对后世图书馆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
然而，一味注重图书馆的使用价值，忽略了图书馆所承担的确保图书精神永恒的历史使命，让福泽很快便为这一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做法付出了代价。在实践主义的影响下，福泽从开始购书时就认为只有那些方便直接应用到其教学实践中并对其传播西洋文明立竿见影的书才是图书馆建设所需要的。这一先入为主的观念，不仅令他失去了很多通过书籍了解西洋文明核心价值观的机会，同时也关闭了一扇让国人了解西方社会的大门。因此，直到晚年福泽仍对其当年的行为耿耿于怀，“我在美国逗留的时候，竟没注意到有道德论方面的著作，也不知是否有，因此也就没有带回。……（回国后）当听到人们议论西洋的道德如何如何的时候，总觉得有什么不足之处，是自己不能放心，这也是塾中长者最苦恼的事。……后来当得知有这方面专著的时候，便一天也不耽误，立刻委托横滨的洋书店一下子竟订购了六十部”[1]48。福泽这种亡羊补牢的教训提醒我们，图书馆不是思想善导的官僚教化机构，轻视书籍的永恒价值，等同于抹杀代际公平的原则，是有碍于图书馆建设的。
3 藏用并举、资源共享的建设思想
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一直很重视对各类书籍的保存，福泽在世时就已开始用于馆藏各类著作，如“福泽亲笔的《英国议事院谈》原稿就存放于庆应义塾图书馆”[13]。除书之外，贵重资料也被藏入其中，如“《关于反对废止给予塾生公费自助的请愿书》的原文就藏于庆应大学图书馆”[14]。开发图书馆各项潜能的这一图书馆建设理念，是其留给后世的一个重要启示。
为各国学者创造研究条件、提供交流平台，也是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对福泽图书馆思想的一次重要实践。我国就曾有学者乘此之便专门赴此研究《聊斋志异》[15]。为了便于学术交流，福泽还特意将讲演场和图书馆建在一起，使学者可以在工作之余，第一时间将其成果公诸于世，既提升了效率又节约了经费，这和今天所见之图书馆学术报告厅有异曲同工之处。我国学者曾在此做过讲演，并当众肯定了这一做法 。大隈重信更相信“福泽氏乃始命演说之名，自教其法，更醵资开演说馆，使其徒习行演说，称曰三田演说会。……是日本有公众演说会之滥觞也”[16]，进一步认可了这一举措。当时的庆应义塾图书馆正建在三田，福泽把三田演说馆和庆应义塾图书馆这两个表面上功能迥异的机构建在一起的做法，正是其对图书馆藏用并举思想的一次大胆创新。
重视对古籍的整理和保护，建设全新的资源共享服务模式，履行代际公平的义务，这同样是福泽制定的治馆之道。从2004年开始，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开始接受日本文部省的委托，利用先进的数码技术对馆藏的大量刻本著作进行数字化处理，使其得以重见天日，这无疑对研究者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这些古籍应该作为数码图像公开共享，以便人们研究版本学或者研究古籍的内容。首先我们计划对宋刻本进行数码拍照，加上解题，以便上网。在有关技术问题解决后，拟将其它汉籍善本数码化，制成数码图像并上网，相信对搞古籍研究会起很好的促进作用”[17]。
4 影 响
福泽将近代图书馆概念引进日本之后，日本才逐渐开始兴建和重视对图书馆的建设，“明治维新后，近代的图书馆概念才从欧美被引进，明治5年（1872年）才由文部省设立了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即文部省书籍馆”。经过多年的发展，日本不仅兴建了数量众多的各类图书馆，还对其职能作了明确的界定：“一、收集。包括网罗国内外各种书籍、论文等学术著作，使其成为文化活动的中心。二、整理、保留资料文本。包括安排分类、指定目录等。三、提供。包括书籍信息、学术咨询等服务内容。四、教育文化活动。组织各类图书文化交流，开办讲座等活动”[18]。更重要的是又由政府出面颁布了多部旨在建立、
健全图书馆建设的专门法律：“日本是当今世界上图书馆事业较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图书馆法制建设较为完善的国家之一。……以现代观念为基础对图书馆活动的主要方面作了规范，……使日本的图书馆事业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19]。重视、规范图书馆建设和职能，并将其纳入到国家法律的框架，这无疑是对图书馆建设最大的支持，其意义非凡，而这些都是从福泽当年在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的实践开始的。
在福泽的影响下，庆应义塾大学还为亚洲学校树立了图书馆专业的教育典范。“庆应大学是日本最早设立图书馆学专业的学校，在日本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领域内具有较大的影响力”[20]。宝贵的历史遗产为其在人才培养方面留下了足够的经验。庆应义塾大学于“1912年开设图书馆，1951年设图书馆学科，1968年正式更名为图书馆情报学科”[21]。科学的学科设置和完备的培养模式，为今天日本图书馆事业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而这同样得益于当年福泽以实践主义为宗旨的治馆理念。 另外，福泽在与图书馆建设密不可分的出版业上同样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他在经营模式上的创新，有效地缓解了当时书价居高不下的问题，直接打击了书商的不法行径，为书籍的平稳流通做出了巨大贡献，间接地支援了图书馆建设。福泽曾自豪地表示“从前必须由书店经手的事，现在都由我直接管理了，只允许书店销售，叫他们得些佣金罢了。这是著译界的一次大变革”[4]223。由于当时的书商对出版物拥有从定价、印制到发行等各个环节的绝对垄断权，因而不仅严重损害了作家的利益，挫伤了其创作积极性，更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为应对这一不利局面，福泽采取了一系列反垄断措施，通过自己开设作坊、购进纸张和雇佣工人等方式，逐渐掌握了定价权，恢复了市场秩序，打破了书店对出版业长期的垄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眼下正值我国文化产业转型的重要时期，电子书籍和网络营销等新兴事物不断对传统出版业形成冲击，作为与图书馆密不可分的相关产业，出版界的稳定至关重要，福泽曾经的做法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
参考文献：
[1] 福泽谕吉.福泽全集绪言[M]//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1卷.东京：岩波书店，1958.
[2] 中江兆民.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M].吴藻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8.
[3] 吕理州.改造日本的启蒙大师?福泽谕吉传[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22.
[4] 福泽谕吉.福翁自传[M]//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7卷.东京：岩波书店，1959.
[5] 福泽谕吉年谱[M]//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21卷.东京：岩波书店，1964:490-519.
[6] 鹿野政直.福泽谕吉[M].卞崇道,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7] 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M]//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4卷，东京：岩波书店，1959:5.
[8] 福泽谕吉.学问のすすめ[M]//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3卷，东京：岩波书店，1959:58.
[9] 福泽谕吉.西洋事情初编[M]//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1卷，东京：岩波书店，1958:305.
[10] 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M].陈羽纶,孙瑞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6-27.
[11] 吴稌年.日本图书馆思想对我国近代图书馆的影响[J].晋图学刊,2003(6):5-6.
[12] 福泽谕吉.庆应义塾记[M]//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19卷.东京：岩波书店，1962:413.
[13] 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二卷后记[M]//福泽谕吉全集.第2卷.东京：岩波书店，1959:682.
[14] 福泽谕吉.关于反对废止给予塾生公费自助的请愿书[M]//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19卷.东京：岩波书店，1962:385-386.
[15] 马振方.是否蒲松龄所作——庆应大学所藏十五种抄本真伪考议[J].蒲松龄研究,1995(Z1):26.
[16] 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545.
[17] 高桥智.日本庆应大学印刷善本数码化大型计划[J].新世纪图书馆，2005(1):19.
[18] 铃木泰二.グランド现代百科事典[M].第21卷.东京：学习研究社，1980:383—384.
[19] 何静.日本图书馆法发展概况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06，50（11）：142-144.
[20] 朱庆华.日本情报学教育的新发展——庆应大学环境情报学系介绍[J].江苏图书馆学报,1990(6):57.
[21] 下中邦彦.世界大百科事典[M].第9卷.东京：平凡社,1981:16.
［关键词］ 福泽谕吉 图书馆思想 实践主义 使用价值
1 福泽图书馆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在对待书籍的态度上，福泽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已充分展现出其独到的过人之处，和别人读书不同的是福泽从不单纯满足于获取书中的知识，他更喜欢利用书籍来实践所学。他认为“著译的志趣就在于用通俗易懂的文章，使广大的普通群众获得文明的新思想”[1]6。福泽一生特立独行的实践主义教学思想就是这样建立在其对书籍使用价值的追求上并根植于其整个学术生涯的。中江兆民指出“福泽谕吉的文章，日本全国再没有比它更不讲修饰，更自由自在的了。他的文章中不值一看的地方，正是自成一格的文章”[2] 。
幕末日本，恰逢千年未有之历史机遇，使福泽得以最终摆脱长期束缚他的封建门阀制度。“日本的锁国政策直到1854年才被外力打破。这股外力不仅冲破了锁国堤防，也造成了福泽谕吉脱离中津藩的契机”[3]。福泽在1860年至1867年三次赴欧美国家考察, 对西方社会的耳濡目染, 令其思想上产生了强烈震动,萌生了文明的种子。欧美之行使其意识到只有学习西方的先进文明才能拯救日本的危机，他曾坦言“这正是日本开辟以来未曾有过的事”[4]85。
自此，为了尽可能地向国内传播西洋文明，他开始不断利用出国机会，以实践主义为指导思想，有选择、有组织、有规律地从欧美各国大量购买他认为对学习西洋文明有用的著作，见表1。
通过分析福泽三次出国购买和使用书籍的情况，不难看出其对欧美文明的学习其实是一个从简单的感官接触到复杂的理性升华的有机整体。鹿野政直认为“由于福泽谕吉对于封建社会制度抱有怀疑，并想摆脱它，所以接触到近代文明时能够受到启发，觉醒起来。自他摆脱封建枷锁后，在这里第一次看清了文明发展的方向”[6]27。这一时期，他正是遵循这一规律，不断利用出国机会，通过购买的西方著作逐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学习和使用西方的文明理论。
首先，由于被眼前的一切所强烈震撼，他自然而然地失去了对西洋文明的判断力，此时所能进行的学术活动也只能随机而定。翻译字典是其使用书籍的开始，“他在旧金山时买到一本中国人子卿著的《华英通语》，他使用日文给这本书加注发音和译语，集成《增订华英通语》。为尽可能正确地表述英语的发音，他创造了ヴ、ブ、这样的字母，像把“breakfast”写成“ブレツギフハ—スト”，使用大小写字母和标点来表述”[6]28。从偶遇《华英通语》到主动对其改造，说明其已能在实践主义指导下开始发掘书籍的使用价值。
其次，分析其购买及使用西方著作的情况也会发现这一规律：
从数量上看，由少到多，从最初的一本扩展到后来的大量购买；从内容上看，由浅入深，由最初只单一购买工具书发展到了后来囊括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几乎所有领域；从其学习情况上看，也由一开始的继续学习英语，锻炼成不仅能够熟练运用英语，而且还能够从事专门翻译；从其回国后的学术活动来看，更由一开始的单纯编辑语言工具书，发展为出版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等全面介绍西方文明的启蒙著作。
最后，福泽归国后所从事的各项活动，继续体现了这一规律：
? 由最初在其强烈的求知欲支配下，对西方文明产生本能的好奇，逐步提升为自觉、主动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
? 从一开始对西方文化知识的普遍学习，发展为有选择性地自主学习，最终达到其所期待的具备创作“考虑到当时日本人接受能力的”[7]启蒙著作的水平，并系统地加以出版、发行。
? 所关注的问题呈现出由感性向理性认识的不断深化，由一开始向往“外在的文明”（学校、工业、军队）[8]发展为学习、传播“文明的精神”（人民的独立精神）[8]；从艳羡西方文明的外表到探索西方文明的本质，为此还专门接触了美国外务卿出示的《独立宣言》等代表西方文明核心的纲领性文件。
福泽坚持实践主义治学思想，通过购买和使用西方著作，迫切地认识到书籍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一前提的催促下，他开始接触并引进了近代图书馆概念。“西洋各国的首府都设有文库，称为‘ビブリオテ—ギ’。从日常图书、古籍善本到世界各国的书籍应有尽有，供来人随意阅读。但只准在馆内阅读，不允许带走。彼得堡的文库有书90万卷，巴黎的文库有书150万卷，法国人自豪地说巴黎图书馆的书拿出来能排满7里长。文库属国有，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只要有一本书出版，立刻就会被藏入文库之中”[9]。在著作中对图书馆的着力介绍，说明其已开始意识到图书馆潜在的教育潜能和社会价值；对图书馆职能的认可，说明其已发现图书馆必将在日后的学校教育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时的福泽已清楚地认识到当下国内教育科研的阵地正在向图书馆转移。因此，他在这一时期所购买的且被其广泛应用到了庆应义塾教学上的大量西方著作，正是其图书馆思想早期实践的产物。
2 注重学科优势的建设思想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福泽不可能提出后世所希望见到的现代图书馆思想，但其所主张的思想确已具备了今日图书馆思想的雏形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了完整解释其思想，必须要对实践主义做出明确界定，他不同于以往熟知的实用主义。威廉?詹姆士认为：“实用主义这个词是从希腊的一个词πραγμα派生的，意思是行动。‘实践’（practice)和‘实践的’(practical)这两个词就是从这个词来的。皮尔斯在指出我们的信念实际上就是行动的准则以后说，要弄清楚一个思想的意义，我们只须断定这思想会引起什么行动。对我们说来，那行动是这思想的唯一意义。我们所有的思想差别无论怎么细微，其根本的明显事实是：所有这些差别，没有一个会细致到这种程度，以致它们不是在于可能的不同的实践，而是在于什么别的。我们思考事物时，如要把它完全弄明白，只须考虑它含有什么样的实际效果，即我们从它那里会得到什么感觉，我们必须准备做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对于这些无论是眼前的还是遥远的效果所具有的概念，就这个概念的积极意义而论，就是我们对于这一事物所具有的全部概念”[10]。对福泽而言，过去所学的一切知识都是一种实践，并将影响他在未来的实践，而那实践就是他日后学术生涯的全部意义。这里的实践主义指的就是这种为实际应用而进行的实践。 福泽对待书籍一向只重视其使用价值，选用那些他认为对其学科建设有用的图书。“庆应二年夏，我从美国回国时带回有关历史、经济、法律、数学等各种原文著作，用作私塾的教科书，这就是洋学教学场的一大进步。日本的少年子弟这才开始阅读世界各国的历史、研究其经济”[1]48。庆应义塾大学以经济学而闻名于世，这正与福泽从一开始便为其量身定制的实践主义教育思想密不可分。率先认识到图书馆的重要性，并将其用于教学实践，不遗余力地重点打造优势学科，是福泽图书馆思想的一大特色，领先的教育理念使庆应义塾大学逐渐跻身世界名校之列。“当时美国出版的教科书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广泛阅读使用十余年之久，这与我当初把那些图书带回日本有关”[4]156。学校图书馆建设与学校课程设置同步协调是福泽对图书馆建设理论的实践和概念更新，这在亚洲尚属首次。
将图书馆建设思想联系到办学实践，是其图书馆思想的又一次重要探索。“1868年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历史上的文库逐渐转化为近代图书馆,政府曾多次派人去欧美考察图书馆事业,随后福泽谕吉创办了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和京都集书院”[11]。福泽把建设实践型图书馆的蓝图全面纳入到未来学校的长期发展规划之中，为了显示实践这一举措的决心，他还特意将其作为校训，亲笔写进《（庆应义塾大学）学规之事》。“本塾所藏之书，就是为所经营之特殊学问服务的。从最初的只收集、使用英文著作，到后来的广取各国的今本、善本，随着庆应义塾大学学科门类的不断增加，图书的层次和质量也有了显著的改善和提升”[12]。这里福泽首次尝试将图书馆建设与法律法规（校规）紧密相连，通过立法环节（建立校规）来完善其管理制度，使图书馆建设有章可循，从而有效地保障了图书馆的建设，事实证明这次实践对后世图书馆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
然而，一味注重图书馆的使用价值，忽略了图书馆所承担的确保图书精神永恒的历史使命，让福泽很快便为这一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做法付出了代价。在实践主义的影响下，福泽从开始购书时就认为只有那些方便直接应用到其教学实践中并对其传播西洋文明立竿见影的书才是图书馆建设所需要的。这一先入为主的观念，不仅令他失去了很多通过书籍了解西洋文明核心价值观的机会，同时也关闭了一扇让国人了解西方社会的大门。因此，直到晚年福泽仍对其当年的行为耿耿于怀，“我在美国逗留的时候，竟没注意到有道德论方面的著作，也不知是否有，因此也就没有带回。……（回国后）当听到人们议论西洋的道德如何如何的时候，总觉得有什么不足之处，是自己不能放心，这也是塾中长者最苦恼的事。……后来当得知有这方面专著的时候，便一天也不耽误，立刻委托横滨的洋书店一下子竟订购了六十部”[1]48。福泽这种亡羊补牢的教训提醒我们，图书馆不是思想善导的官僚教化机构，轻视书籍的永恒价值，等同于抹杀代际公平的原则，是有碍于图书馆建设的。
3 藏用并举、资源共享的建设思想
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一直很重视对各类书籍的保存，福泽在世时就已开始用于馆藏各类著作，如“福泽亲笔的《英国议事院谈》原稿就存放于庆应义塾图书馆”[13]。除书之外，贵重资料也被藏入其中，如“《关于反对废止给予塾生公费自助的请愿书》的原文就藏于庆应大学图书馆”[14]。开发图书馆各项潜能的这一图书馆建设理念，是其留给后世的一个重要启示。
为各国学者创造研究条件、提供交流平台，也是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对福泽图书馆思想的一次重要实践。我国就曾有学者乘此之便专门赴此研究《聊斋志异》[15]。为了便于学术交流，福泽还特意将讲演场和图书馆建在一起，使学者可以在工作之余，第一时间将其成果公诸于世，既提升了效率又节约了经费，这和今天所见之图书馆学术报告厅有异曲同工之处。我国学者曾在此做过讲演，并当众肯定了这一做法 。大隈重信更相信“福泽氏乃始命演说之名，自教其法，更醵资开演说馆，使其徒习行演说，称曰三田演说会。……是日本有公众演说会之滥觞也”[16]，进一步认可了这一举措。当时的庆应义塾图书馆正建在三田，福泽把三田演说馆和庆应义塾图书馆这两个表面上功能迥异的机构建在一起的做法，正是其对图书馆藏用并举思想的一次大胆创新。
重视对古籍的整理和保护，建设全新的资源共享服务模式，履行代际公平的义务，这同样是福泽制定的治馆之道。从2004年开始，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开始接受日本文部省的委托，利用先进的数码技术对馆藏的大量刻本著作进行数字化处理，使其得以重见天日，这无疑对研究者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这些古籍应该作为数码图像公开共享，以便人们研究版本学或者研究古籍的内容。首先我们计划对宋刻本进行数码拍照，加上解题，以便上网。在有关技术问题解决后，拟将其它汉籍善本数码化，制成数码图像并上网，相信对搞古籍研究会起很好的促进作用”[17]。
4 影 响
福泽将近代图书馆概念引进日本之后，日本才逐渐开始兴建和重视对图书馆的建设，“明治维新后，近代的图书馆概念才从欧美被引进，明治5年（1872年）才由文部省设立了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即文部省书籍馆”。经过多年的发展，日本不仅兴建了数量众多的各类图书馆，还对其职能作了明确的界定：“一、收集。包括网罗国内外各种书籍、论文等学术著作，使其成为文化活动的中心。二、整理、保留资料文本。包括安排分类、指定目录等。三、提供。包括书籍信息、学术咨询等服务内容。四、教育文化活动。组织各类图书文化交流，开办讲座等活动”[18]。更重要的是又由政府出面颁布了多部旨在建立、
健全图书馆建设的专门法律：“日本是当今世界上图书馆事业较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图书馆法制建设较为完善的国家之一。……以现代观念为基础对图书馆活动的主要方面作了规范，……使日本的图书馆事业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19]。重视、规范图书馆建设和职能，并将其纳入到国家法律的框架，这无疑是对图书馆建设最大的支持，其意义非凡，而这些都是从福泽当年在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的实践开始的。
在福泽的影响下，庆应义塾大学还为亚洲学校树立了图书馆专业的教育典范。“庆应大学是日本最早设立图书馆学专业的学校，在日本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领域内具有较大的影响力”[20]。宝贵的历史遗产为其在人才培养方面留下了足够的经验。庆应义塾大学于“1912年开设图书馆，1951年设图书馆学科，1968年正式更名为图书馆情报学科”[21]。科学的学科设置和完备的培养模式，为今天日本图书馆事业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而这同样得益于当年福泽以实践主义为宗旨的治馆理念。 另外，福泽在与图书馆建设密不可分的出版业上同样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他在经营模式上的创新，有效地缓解了当时书价居高不下的问题，直接打击了书商的不法行径，为书籍的平稳流通做出了巨大贡献，间接地支援了图书馆建设。福泽曾自豪地表示“从前必须由书店经手的事，现在都由我直接管理了，只允许书店销售，叫他们得些佣金罢了。这是著译界的一次大变革”[4]223。由于当时的书商对出版物拥有从定价、印制到发行等各个环节的绝对垄断权，因而不仅严重损害了作家的利益，挫伤了其创作积极性，更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为应对这一不利局面，福泽采取了一系列反垄断措施，通过自己开设作坊、购进纸张和雇佣工人等方式，逐渐掌握了定价权，恢复了市场秩序，打破了书店对出版业长期的垄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眼下正值我国文化产业转型的重要时期，电子书籍和网络营销等新兴事物不断对传统出版业形成冲击，作为与图书馆密不可分的相关产业，出版界的稳定至关重要，福泽曾经的做法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
参考文献：
[1] 福泽谕吉.福泽全集绪言[M]//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1卷.东京：岩波书店，1958.
[2] 中江兆民.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M].吴藻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8.
[3] 吕理州.改造日本的启蒙大师?福泽谕吉传[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22.
[4] 福泽谕吉.福翁自传[M]//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7卷.东京：岩波书店，1959.
[5] 福泽谕吉年谱[M]//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21卷.东京：岩波书店，1964:490-519.
[6] 鹿野政直.福泽谕吉[M].卞崇道,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7] 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M]//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4卷，东京：岩波书店，1959:5.
[8] 福泽谕吉.学问のすすめ[M]//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3卷，东京：岩波书店，1959:58.
[9] 福泽谕吉.西洋事情初编[M]//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1卷，东京：岩波书店，1958:305.
[10] 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M].陈羽纶,孙瑞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6-27.
[11] 吴稌年.日本图书馆思想对我国近代图书馆的影响[J].晋图学刊,2003(6):5-6.
[12] 福泽谕吉.庆应义塾记[M]//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19卷.东京：岩波书店，1962:413.
[13] 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二卷后记[M]//福泽谕吉全集.第2卷.东京：岩波书店，1959:682.
[14] 福泽谕吉.关于反对废止给予塾生公费自助的请愿书[M]//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全集.第19卷.东京：岩波书店，1962:385-386.
[15] 马振方.是否蒲松龄所作——庆应大学所藏十五种抄本真伪考议[J].蒲松龄研究,1995(Z1):26.
[16] 大隈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545.
[17] 高桥智.日本庆应大学印刷善本数码化大型计划[J].新世纪图书馆，2005(1):19.
[18] 铃木泰二.グランド现代百科事典[M].第21卷.东京：学习研究社，1980:383—384.
[19] 何静.日本图书馆法发展概况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06，50（11）：142-144.
[20] 朱庆华.日本情报学教育的新发展——庆应大学环境情报学系介绍[J].江苏图书馆学报,1990(6):57.
[21] 下中邦彦.世界大百科事典[M].第9卷.东京：平凡社,198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