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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医者，他回应了世界上最需要回应的人
张军：“健康扶贫行动”（Health Poverty Action，简称HPA）东亚区域主任
“缅甸卫生口的事儿，可以多问问张军”。一些准备在缅甸开展卫生活动的中国机构经常会听到这个建议。
9月，应一家国家对外援助智库之邀，张军赶到北京。作为唯一一家国际民间机构代表，他要为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推进过程中卫生合作与发展的问题献计献策。
1993年，张军从卫生部离职，加入英国民间慈善机构 “无国界卫生组织”（Health Unlimited，简称HU）前往缅甸开展卫生救助项目。2011年，无国界卫生组织更名为“健康扶贫行动”（Health Poverty Action，简称HPA）。
作为一家英国民间机构在华负责人，张军从民间角度发挥所能，“把亲眼看到的境外一线真实情况传递给国家，让中缅卫生合作中涉及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得到有效推进。” 曾经的同僚跟张军开玩笑说：“我不知道HU是谁，我也不管你们叫UH还是HU，我就知道你张军跑不了，所以我就跟你们合作。”
20多年前离开政府部门去到缅甸农村，如今经常跑回来帮着政府部门出谋划策，张军没想到自己“绕一圈又回来了”。
被世界遗忘的地方
1993年，HU希望在缅甸北部（缅北）开展卫生救助项目，需要人手，一位在这里工作的朋友向张军发出了邀请。彼时，张军在卫生部已经工作了7年，对于体制外的世界跃跃欲试。带着好奇，他决定跨过边境到缅甸去看一看。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算不上富足，但缅北农村近乎原始的生存方式仍然令张军印象深刻。“很贫困，一家人住在草棚里，就一件衣服，谁出来就遮一下，不出来的就在里头光着。”张军听说，上世纪50年代以前，当地佤族村子之间争夺地盘还用人头祭祀，胜利的一方会将对方的人头高高挂在寨子门口。
当地人接生孩子的原始方式和产妇的高死亡率更是带给张军巨大的冲击。“她们自己给自己接生，婆婆给儿媳妇接生，脐带拿牙咬断，用竹片割断。”
张军觉得，缅北这个地方似乎被世界遗忘了。他决定留下，并定下救助目标：先争取让不该死的别死。
他从教当地人消毒接生做起。他告诉她们：“拿烂剪子、竹片割脐带是不对的，剪脐带要用酒精消毒，我给你们提供消毒工具。”再进一步，他在村里培养接生婆，筛查高危孕妇，“我告诉她们，谁怀孕了你经常去看看她肚子、听听胎心、量量血压。如果出现了哪些哪些症状，你就向上级单位汇报。”
张军及团队在缅北推广产检和新法接生后，当地孕妇生产过程中感染破伤风的情况逐步减少，有高危症状的孕妇则被动员到有条件的地方生产，产妇死亡率明显降低。
孩子是缅北另一个高死亡率群体。张军在项目开展前做过调查，在中缅边境地区，几乎所有的中年妇女都失去过孩子。因为没有疫苗，孩子们死于麻疹、百日咳、肺炎等各种传染病。“那已经是20世纪了，许多致命的传染病都有可预防的疫苗，死亡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只是他们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健康权利，完全不该死。”
但情况并不那么简单。缅北地区长年以来是“三不管”地带，地方少数民族武装长期割据，导致国际救助资源一般情况下无以到达这样的地区。
这个时候，更能显示出中立NGO的灵活性。“我们不带政治、军事、宗教色彩，我们是哪里需要我们就去哪里。”张军说。
随着缅甸民主化与和平进程的推进，在张军的带领下，HPA积极促进缅甸中央政府卫生部与地方少数民族武装下辖的卫生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经过反复的会议、考察和商讨，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麻煩，缅甸卫生部和少数民族武装卫生部门一致认为，可以通过HPA这座桥梁实施服务社区老百姓的卫生合作项目。逐渐地，缅北地区的冷链系统、卫生设施和卫生服务队伍得到了显著发展。
早先，伴随孩子高死亡率的是高出生率。“生育年龄的妇女，45岁左右一般都生过七八个孩子。她们必须多生育来保证孩子的存活量，否则没有办法生存，因为一个家庭需要劳力。”慢慢地，一些妇女偷偷跑到HPA，“张大夫，能不能给我们点避孕的东西？原来我生10个活5个，现在生1个活1个，我养不动了。”
“这说明什么问题？成活率高了，死亡率低了，这个指标特别敏感。”张军说。
张军想过，缅甸最理想的情况是由政府运作一个体系，向老百姓提供公共医疗服务，但缅甸政府的卫生体系在战乱地区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他对此并不乐观。“缅甸整体欠发达，在目前这种发展阶段经济建设是主要的，把大量的资金用到卫生领域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张军清楚，对于缅北这片特殊的地区，解决卫生健康问题“现阶段还得靠外来援助，并且需要不断向缅甸国家卫生体系靠拢”。
就是个要饭的
如果说“不该死的不死”是“救急”，传染病防控便是“救命”，“救急救命”很长时间都是HPA在缅甸的策略。当妇女儿童的死亡率得到一定的控制，2005年，HPA开始做疟疾防控。
缅甸是东南亚疟疾高负担国家，在缅北，几乎人人都得过疟疾，疟疾是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首要原因。特别是恶性疟疾，如果没有药物治疗会致死，治疗延迟也可能会留下残疾。
长期以来，缅甸地区治疗疟疾依靠症状诊断，属于试探性治疗，“因为大家都得过，这事儿不需要太高的经验技术。比如说，在雨季高烧发热，来回反复，十有八九就是这个病，吃对症的药基本上症状就消失了。”但实际情况非常糟糕，“治疗疟疾的药是在小卖部里挂着卖的，真伪无人监管，老百姓吃药也不按疗程，症状没了就不吃了，但其实体内虫子没杀死，蚊子一叮又传染了。如果长期如此将导致药物敏感性降低，最终可能蚊子吃这药就跟吃糖似的，耐药了，以后这个药就不好用了。”
疟疾主要通过蚊虫传播，防控并不难，有效的手段就是药物加蚊帐。蚊帐也是加入了药物的，对蚊子有趋避作用，但是缅甸地区长期缺乏供应。2006年至2016年10年间，HPA在缅甸查出疑似发热疟疾病患80万人，治疗了21万人，提供了79万顶蚊帐。有了蚊帐和正规的药物，疟疾很快得到控制，死亡率明显下降。 云南与缅甸接壤，有1970公里的边境线，但实际上，两国长期处于“有边无境”的状态。“哪儿有边境线？就是一条沟，人一走就过去，牛一放就过去了。中国这边砍甘蔗，缅甸老百姓就过来帮着砍，砍完了拿着工具又回去。”张军说，两国边境地区的老百姓没有国境概念，相比之下民族观念更强，同族跨境婚姻很平常，“比如他一个缅甸的景颇族，她一个中国的景颇族，俩人结婚的情况太普遍了。”
这一情况导致很多传染病跨境传播非常严重。在中缅边境，流传着一句话，“中国的疟疾看云南，云南的疟疾看边境，边境的疟疾看缅北”，这是一个唇齿相依的问题。
2010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决定在2010年全面开展消除疟疾工作，到2020年实现全国消除疟疾的目标。“中国2020年要消除疟疾，湄公河区域是2030年，有10年的差异。中国消除疟疾， 最后的堡垒集中在缅中边境输入病例对中国的影响，两侧疟疾发病率的相关性超过90%。”张军说。
早在1996年，HPA便与云南省卫计委合作在云南开展卫生项目；自2006 年始，HPA通过全球基金疟疾项目的资助，在缅北持续开展大规模的疟疾防控工作。
因为需要四处筹集项目资金，张军经常跟人说，“我就是个要饭的”。但是，为老百姓要饭，他觉得不丢人。1993年，从十几万元项目资金起手，到如今几亿的项目资金中标，隊伍也从1人发展到200多人。“现在盘子越来越大，以前我们就一个亲生父母官，就英国政府给一些项目资金，到后来大家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符合各方面利益，包括缅甸政府的利益、中国的利益、资助方的资助方向，大家都愿意加入进来，给我们更多的资金，把我们的模式和成果扩大。”
实际反响也很好。在一些国际会议上，HPA在缅甸的疟疾项目经常受到表扬。“别人讲的都是自己国家的事，我们讲的是这个区域的事，给人感觉话题不一样。”张军觉得，有边无界的国家其实不少，中东地区，以及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国家，有种族冲突、武装冲突、宗教冲突、经济欠发达等各种问题，“怎么去解决？我们是探讨这个问题，将成功的经验分享给国际社会。我个人觉得对中国也有很多借鉴。”
目前，张军正在探索，如何利用HPA在金三角地区的平台为中国的公益组织“走出去”搭建平台。HPA已经与北大、清华、浙大、中国CDC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把年轻人引出去，见见第三世界面临着什么问题，回来以后帮国家出谋划策，让‘一带一路’走出去执行中国项目时更接地气。”张军说。
9月26日，张军收到联合国项目事务署的通知，HPA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的两个项目经全球竞标后全部中标，HPA又多了1亿多元的项目资金。
谢谢你们中国人
对于张军来说，HPA在金三角地区开展的项目“太特殊了”。初到缅甸，一步步把项目做起来，他所经历的困难外人难以想象。
在长期武装冲突下，缅北百姓已经适应了贫困动荡、自生自灭的生活。张军刚开始时觉得，他们好像并没有寻求外界帮助的意愿，似乎习惯了苦难。“他们跟外部也没什么交流，没电、没水，和外部文明隔绝。如果说他们还有什么表达诉求的方式，那就是宗教信仰的传统，但那也是一种近乎封建迷信的活动。”
最早做孕妇生育救助的时候，有一次张军进到村里，看到一位产妇大出血，人卧在草棚子里，已经不行了。她的丈夫在棚子外面杀了一只鸡，然后开始念经。“我们跑过去，一脚把那男的踢倒了，把产妇抬出去想办法抢救。”但是张军后来想，踢她丈夫也不对，“出现这种情况，你让他把产妇往哪儿抬？当时根本没地方抬，你把她抬到路上也得死。”
最开始给儿童接种疫苗时也让张军哭笑不得。当地缺乏疫苗供应，疫苗配送需要冷链，张军和同事扛着冷藏包到村子里准备给孩子们注射时，发现整个村子都空了。后来他们才知道，当地头人（相当于意见领袖）提前给村民报信，“说打针是拿孩子做实验，所有人都抱着孩子躲了起来。”
没办法，张军只能先去说服头人，解释HPA是什么组织，疫苗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好处。“头人就把那些扛枪的（士兵）找来，把寨子围起来，谁也别跑，把孩子就按着打疫苗。”
张军后来跟英国总部提到这件事，有同事评价“不人道”。“我说没什么不人道，人道就是让他们活下来。”张军觉得，这可能也是中国人灵活的地方，如果按照西方人的做法，先动员，让对方同意，签署授权书，“那么热的天，疫苗早失效了。”
随后的事情就简单很多，“孩子打完疫苗不得病、不死了，大家就知道你这个东西是好东西，你下次去，只要告诉他们什么时候会再去，村里妇女早早地都在山头上抱着孩子等着，米酒都给你准备好了，特欢迎。”
为了和当地村民更好地建立信任，张军和同事在项目所在区的居民社区、在缅的中国籍流动人口和在缅中国企业雇员中选拔出400 余名能够使用当地语言、了解当地情况、熟悉当地习俗并有一定影响力的卫生工作志愿者，包括村长、村小学老师、接生婆、工头等，与地方政府管理部门一起多次举行村民大会，提升公众对志愿者疟疾防控工作的认可和配合程度。
如今，HPA团队在当地的待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老百姓把家里用来下蛋卖钱的鸡当场杀了，说‘张大夫，我孩子吃了你的药不死了，这个鸡你必须吃了，吃了才能走’。”张军和团队非常感动，“我们都不可能说咱俩关系好到我把存折给你，但他们就能把下蛋鸡宰了，那可是他们的经济来源，老百姓就这么直。”张军还收到过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礼物，“有村民手工编织的一个什么小玩意儿，或者他们家挂了很长时间的一个烟熏火燎的像弓箭一样的东西，说‘送给你，这东西很值钱’。”
好口碑传到当地武装首领那里。一次，缅甸掸邦第二特区（缅甸少数民族武装）主席跟张军说：“我们要给你们立碑，你们得写在我们的地方志上。”张军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因为他们从不会说恭维话，他也没跟你说死亡率变化了多少，不跟你整这些虚的东西，就是因为老百姓跟他说现在孩子活得多了，他就觉得这是你很大的功德。” 在当地社区给百姓诊断疟疾发放蚊帐时，一名当地老百姓问张军：“你真的是中国人？”张军很惊讶。对方告诉他，当地有不少中国人，但都是来缅挖矿、伐木、淘金的老板，他们还没见过像张军这样来帮老百姓防病治病的中国人。话虽然是夸奖，但张军的民族自尊心感觉受到了伤害 —— 当地人不相信中国人会做帮助别人的事。
事情后来有了变化。前两年，张军找北大的教授去给缅甸做项目评估，当地百姓不断跟教授说“谢谢你们中国人”。教授回到北京跟卫生部门的领导说：“你可要感谢张军，我去缅甸给他们做评估，因为他们项目人员大部分都是中国人，人家老百姓以为项目钱都是中国人出的，一个劲说谢谢你们中国人，其实钱是英国出的，在那个地方你可得了个大便宜。”
说起这些，张军觉得“有意思”，也觉得自己和HPA无愧，因为“在缅甸这个圈子里，我们是做得最好的”。
看着好吃，吃起来挺酸
现在，HPA在缅甸的疟疾防控项目作为跨國界区域性问题研究的优秀案例和成功的合作模式，在全球得到推广。而对于缅甸来说，更难得的是，HPA还担任了和平使者的角色。
内战半个多世纪后，缅甸政府代表和少数民族武装代表多年来首次因为战争以外的事情聚在一起，是因为疟疾防控。2015年，在中缅边境疟疾消除研讨会启动仪式上，在HPA的安排下，缅甸卫生部副部长（Dr. Thein Thein Htay）左右两边坐的是“以前跟他打仗打得最厉害”的两个地方武装—掸邦第二特区和掸邦东部第四特区的代表。部长有感而发：“（HPA）这个卫生项目是一个促进缅甸和平的项目，它已经不仅仅解决卫生问题了，而是促进了民族间的和解。”
上世纪90年代，张军辞去政府要职只身前往贫穷、落后、战乱纷仍的地区，几乎没有人理解他的选择，如今他从另外的渠道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从没想过能走到今天这样“好像很高大上的样子”。他觉得，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往下使劲扎，“绝对是有料的”。
但张军并不鼓励年轻人像他这样，“看起来现在好像还不错，实际上很艰苦，就像一个东西看着好吃，但吃起来挺酸。”
刚去缅北的时候，张军得过疟疾，也有半夜遭遇突发战争慌忙逃走的经历。他以为自己干完两年就走了，“但每一次想要放弃时，总发现手里的活儿还没干完，就这么干了20多年。”
张军在北京有很多老朋友，多是司局级。与老朋友们聚会，席间说起张军从卫生部走出去又回来的曲线经历，都觉得他“经历了很多，挺有意思”。他也有一些在国外的朋友，“年薪上百万美金”，他们说起张军的选择，也都是满口赞扬。
但有时候，张军心里也难免有些落差。“我是1985年到部里，1992年离开的，7年，我们待下来的人基本上现在都是司长，你看，我户口还在北京，但北京我都没房子。”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他知道他是富有的，“从我个人来讲，救了几千条命肯定有了，我作为学医的，回应了世界上最需要回应的人。”
在缅甸20多年，张军从缅甸老百姓身上学了太多东西。虽然生存的条件艰苦，但是他们面对死亡和苦难的态度，让张军佩服，“比我们坚强很多，坦然多了。”他甚至想过，相比那些需要国际援助的所谓脆弱人群，自己或许才是更脆弱的一方，“他们面对死亡一笑了之，我们在那儿吓个半死。我们没钱觉得脆弱，他们无所谓，到山上打一只小兔子，或者去河里捞几条鱼，回来很高兴地吃了。”张军觉得，他带给缅甸老百姓的有可能是援助的钱，但是缅甸老百姓告诉他更多的是人生的价值。
在缅甸，张军发现，沟通很简单，人与人之间不会说谎，“可能从小就没有学会为了掩盖什么东西去说谎。”这种简单的环境和状态，让他觉得很舒服，“这种东西是物质带不来的”。
到北京出差时和老朋友见面，张军觉得越来越不适应了，“关系都很好，但毕竟我们生活的环境太不一样了，谈论的东西都不一样，他们说我不食人间烟火，有点不在一个频道上，不在一个状态。”他描述不出那种落差，“就有种孤独感。”
在城市里待久了，张军会赶紧去山里待一段时间，“火塘里架上火，没电，就躺在火塘边烟熏火燎的，跟大家唠一唠，我就裹着什么东西一睡，就那感觉。”那样的环境里，他感到放松和安全。
张军：“健康扶贫行动”（Health Poverty Action，简称HPA）东亚区域主任
“缅甸卫生口的事儿，可以多问问张军”。一些准备在缅甸开展卫生活动的中国机构经常会听到这个建议。
9月，应一家国家对外援助智库之邀，张军赶到北京。作为唯一一家国际民间机构代表，他要为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推进过程中卫生合作与发展的问题献计献策。
1993年，张军从卫生部离职，加入英国民间慈善机构 “无国界卫生组织”（Health Unlimited，简称HU）前往缅甸开展卫生救助项目。2011年，无国界卫生组织更名为“健康扶贫行动”（Health Poverty Action，简称HPA）。
作为一家英国民间机构在华负责人，张军从民间角度发挥所能，“把亲眼看到的境外一线真实情况传递给国家，让中缅卫生合作中涉及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得到有效推进。” 曾经的同僚跟张军开玩笑说：“我不知道HU是谁，我也不管你们叫UH还是HU，我就知道你张军跑不了，所以我就跟你们合作。”
20多年前离开政府部门去到缅甸农村，如今经常跑回来帮着政府部门出谋划策，张军没想到自己“绕一圈又回来了”。
被世界遗忘的地方
1993年，HU希望在缅甸北部（缅北）开展卫生救助项目，需要人手，一位在这里工作的朋友向张军发出了邀请。彼时，张军在卫生部已经工作了7年，对于体制外的世界跃跃欲试。带着好奇，他决定跨过边境到缅甸去看一看。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算不上富足，但缅北农村近乎原始的生存方式仍然令张军印象深刻。“很贫困，一家人住在草棚里，就一件衣服，谁出来就遮一下，不出来的就在里头光着。”张军听说，上世纪50年代以前，当地佤族村子之间争夺地盘还用人头祭祀，胜利的一方会将对方的人头高高挂在寨子门口。
当地人接生孩子的原始方式和产妇的高死亡率更是带给张军巨大的冲击。“她们自己给自己接生，婆婆给儿媳妇接生，脐带拿牙咬断，用竹片割断。”
张军觉得，缅北这个地方似乎被世界遗忘了。他决定留下，并定下救助目标：先争取让不该死的别死。
他从教当地人消毒接生做起。他告诉她们：“拿烂剪子、竹片割脐带是不对的，剪脐带要用酒精消毒，我给你们提供消毒工具。”再进一步，他在村里培养接生婆，筛查高危孕妇，“我告诉她们，谁怀孕了你经常去看看她肚子、听听胎心、量量血压。如果出现了哪些哪些症状，你就向上级单位汇报。”
张军及团队在缅北推广产检和新法接生后，当地孕妇生产过程中感染破伤风的情况逐步减少，有高危症状的孕妇则被动员到有条件的地方生产，产妇死亡率明显降低。
孩子是缅北另一个高死亡率群体。张军在项目开展前做过调查，在中缅边境地区，几乎所有的中年妇女都失去过孩子。因为没有疫苗，孩子们死于麻疹、百日咳、肺炎等各种传染病。“那已经是20世纪了，许多致命的传染病都有可预防的疫苗，死亡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只是他们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健康权利，完全不该死。”
但情况并不那么简单。缅北地区长年以来是“三不管”地带，地方少数民族武装长期割据，导致国际救助资源一般情况下无以到达这样的地区。
这个时候，更能显示出中立NGO的灵活性。“我们不带政治、军事、宗教色彩，我们是哪里需要我们就去哪里。”张军说。
随着缅甸民主化与和平进程的推进，在张军的带领下，HPA积极促进缅甸中央政府卫生部与地方少数民族武装下辖的卫生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经过反复的会议、考察和商讨，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麻煩，缅甸卫生部和少数民族武装卫生部门一致认为，可以通过HPA这座桥梁实施服务社区老百姓的卫生合作项目。逐渐地，缅北地区的冷链系统、卫生设施和卫生服务队伍得到了显著发展。
早先，伴随孩子高死亡率的是高出生率。“生育年龄的妇女，45岁左右一般都生过七八个孩子。她们必须多生育来保证孩子的存活量，否则没有办法生存，因为一个家庭需要劳力。”慢慢地，一些妇女偷偷跑到HPA，“张大夫，能不能给我们点避孕的东西？原来我生10个活5个，现在生1个活1个，我养不动了。”
“这说明什么问题？成活率高了，死亡率低了，这个指标特别敏感。”张军说。
张军想过，缅甸最理想的情况是由政府运作一个体系，向老百姓提供公共医疗服务，但缅甸政府的卫生体系在战乱地区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他对此并不乐观。“缅甸整体欠发达，在目前这种发展阶段经济建设是主要的，把大量的资金用到卫生领域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张军清楚，对于缅北这片特殊的地区，解决卫生健康问题“现阶段还得靠外来援助，并且需要不断向缅甸国家卫生体系靠拢”。
就是个要饭的
如果说“不该死的不死”是“救急”，传染病防控便是“救命”，“救急救命”很长时间都是HPA在缅甸的策略。当妇女儿童的死亡率得到一定的控制，2005年，HPA开始做疟疾防控。
缅甸是东南亚疟疾高负担国家，在缅北，几乎人人都得过疟疾，疟疾是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首要原因。特别是恶性疟疾，如果没有药物治疗会致死，治疗延迟也可能会留下残疾。
长期以来，缅甸地区治疗疟疾依靠症状诊断，属于试探性治疗，“因为大家都得过，这事儿不需要太高的经验技术。比如说，在雨季高烧发热，来回反复，十有八九就是这个病，吃对症的药基本上症状就消失了。”但实际情况非常糟糕，“治疗疟疾的药是在小卖部里挂着卖的，真伪无人监管，老百姓吃药也不按疗程，症状没了就不吃了，但其实体内虫子没杀死，蚊子一叮又传染了。如果长期如此将导致药物敏感性降低，最终可能蚊子吃这药就跟吃糖似的，耐药了，以后这个药就不好用了。”
疟疾主要通过蚊虫传播，防控并不难，有效的手段就是药物加蚊帐。蚊帐也是加入了药物的，对蚊子有趋避作用，但是缅甸地区长期缺乏供应。2006年至2016年10年间，HPA在缅甸查出疑似发热疟疾病患80万人，治疗了21万人，提供了79万顶蚊帐。有了蚊帐和正规的药物，疟疾很快得到控制，死亡率明显下降。 云南与缅甸接壤，有1970公里的边境线，但实际上，两国长期处于“有边无境”的状态。“哪儿有边境线？就是一条沟，人一走就过去，牛一放就过去了。中国这边砍甘蔗，缅甸老百姓就过来帮着砍，砍完了拿着工具又回去。”张军说，两国边境地区的老百姓没有国境概念，相比之下民族观念更强，同族跨境婚姻很平常，“比如他一个缅甸的景颇族，她一个中国的景颇族，俩人结婚的情况太普遍了。”
这一情况导致很多传染病跨境传播非常严重。在中缅边境，流传着一句话，“中国的疟疾看云南，云南的疟疾看边境，边境的疟疾看缅北”，这是一个唇齿相依的问题。
2010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决定在2010年全面开展消除疟疾工作，到2020年实现全国消除疟疾的目标。“中国2020年要消除疟疾，湄公河区域是2030年，有10年的差异。中国消除疟疾， 最后的堡垒集中在缅中边境输入病例对中国的影响，两侧疟疾发病率的相关性超过90%。”张军说。
早在1996年，HPA便与云南省卫计委合作在云南开展卫生项目；自2006 年始，HPA通过全球基金疟疾项目的资助，在缅北持续开展大规模的疟疾防控工作。
因为需要四处筹集项目资金，张军经常跟人说，“我就是个要饭的”。但是，为老百姓要饭，他觉得不丢人。1993年，从十几万元项目资金起手，到如今几亿的项目资金中标，隊伍也从1人发展到200多人。“现在盘子越来越大，以前我们就一个亲生父母官，就英国政府给一些项目资金，到后来大家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符合各方面利益，包括缅甸政府的利益、中国的利益、资助方的资助方向，大家都愿意加入进来，给我们更多的资金，把我们的模式和成果扩大。”
实际反响也很好。在一些国际会议上，HPA在缅甸的疟疾项目经常受到表扬。“别人讲的都是自己国家的事，我们讲的是这个区域的事，给人感觉话题不一样。”张军觉得，有边无界的国家其实不少，中东地区，以及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国家，有种族冲突、武装冲突、宗教冲突、经济欠发达等各种问题，“怎么去解决？我们是探讨这个问题，将成功的经验分享给国际社会。我个人觉得对中国也有很多借鉴。”
目前，张军正在探索，如何利用HPA在金三角地区的平台为中国的公益组织“走出去”搭建平台。HPA已经与北大、清华、浙大、中国CDC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把年轻人引出去，见见第三世界面临着什么问题，回来以后帮国家出谋划策，让‘一带一路’走出去执行中国项目时更接地气。”张军说。
9月26日，张军收到联合国项目事务署的通知，HPA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的两个项目经全球竞标后全部中标，HPA又多了1亿多元的项目资金。
谢谢你们中国人
对于张军来说，HPA在金三角地区开展的项目“太特殊了”。初到缅甸，一步步把项目做起来，他所经历的困难外人难以想象。
在长期武装冲突下，缅北百姓已经适应了贫困动荡、自生自灭的生活。张军刚开始时觉得，他们好像并没有寻求外界帮助的意愿，似乎习惯了苦难。“他们跟外部也没什么交流，没电、没水，和外部文明隔绝。如果说他们还有什么表达诉求的方式，那就是宗教信仰的传统，但那也是一种近乎封建迷信的活动。”
最早做孕妇生育救助的时候，有一次张军进到村里，看到一位产妇大出血，人卧在草棚子里，已经不行了。她的丈夫在棚子外面杀了一只鸡，然后开始念经。“我们跑过去，一脚把那男的踢倒了，把产妇抬出去想办法抢救。”但是张军后来想，踢她丈夫也不对，“出现这种情况，你让他把产妇往哪儿抬？当时根本没地方抬，你把她抬到路上也得死。”
最开始给儿童接种疫苗时也让张军哭笑不得。当地缺乏疫苗供应，疫苗配送需要冷链，张军和同事扛着冷藏包到村子里准备给孩子们注射时，发现整个村子都空了。后来他们才知道，当地头人（相当于意见领袖）提前给村民报信，“说打针是拿孩子做实验，所有人都抱着孩子躲了起来。”
没办法，张军只能先去说服头人，解释HPA是什么组织，疫苗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好处。“头人就把那些扛枪的（士兵）找来，把寨子围起来，谁也别跑，把孩子就按着打疫苗。”
张军后来跟英国总部提到这件事，有同事评价“不人道”。“我说没什么不人道，人道就是让他们活下来。”张军觉得，这可能也是中国人灵活的地方，如果按照西方人的做法，先动员，让对方同意，签署授权书，“那么热的天，疫苗早失效了。”
随后的事情就简单很多，“孩子打完疫苗不得病、不死了，大家就知道你这个东西是好东西，你下次去，只要告诉他们什么时候会再去，村里妇女早早地都在山头上抱着孩子等着，米酒都给你准备好了，特欢迎。”
为了和当地村民更好地建立信任，张军和同事在项目所在区的居民社区、在缅的中国籍流动人口和在缅中国企业雇员中选拔出400 余名能够使用当地语言、了解当地情况、熟悉当地习俗并有一定影响力的卫生工作志愿者，包括村长、村小学老师、接生婆、工头等，与地方政府管理部门一起多次举行村民大会，提升公众对志愿者疟疾防控工作的认可和配合程度。
如今，HPA团队在当地的待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老百姓把家里用来下蛋卖钱的鸡当场杀了，说‘张大夫，我孩子吃了你的药不死了，这个鸡你必须吃了，吃了才能走’。”张军和团队非常感动，“我们都不可能说咱俩关系好到我把存折给你，但他们就能把下蛋鸡宰了，那可是他们的经济来源，老百姓就这么直。”张军还收到过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礼物，“有村民手工编织的一个什么小玩意儿，或者他们家挂了很长时间的一个烟熏火燎的像弓箭一样的东西，说‘送给你，这东西很值钱’。”
好口碑传到当地武装首领那里。一次，缅甸掸邦第二特区（缅甸少数民族武装）主席跟张军说：“我们要给你们立碑，你们得写在我们的地方志上。”张军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因为他们从不会说恭维话，他也没跟你说死亡率变化了多少，不跟你整这些虚的东西，就是因为老百姓跟他说现在孩子活得多了，他就觉得这是你很大的功德。” 在当地社区给百姓诊断疟疾发放蚊帐时，一名当地老百姓问张军：“你真的是中国人？”张军很惊讶。对方告诉他，当地有不少中国人，但都是来缅挖矿、伐木、淘金的老板，他们还没见过像张军这样来帮老百姓防病治病的中国人。话虽然是夸奖，但张军的民族自尊心感觉受到了伤害 —— 当地人不相信中国人会做帮助别人的事。
事情后来有了变化。前两年，张军找北大的教授去给缅甸做项目评估，当地百姓不断跟教授说“谢谢你们中国人”。教授回到北京跟卫生部门的领导说：“你可要感谢张军，我去缅甸给他们做评估，因为他们项目人员大部分都是中国人，人家老百姓以为项目钱都是中国人出的，一个劲说谢谢你们中国人，其实钱是英国出的，在那个地方你可得了个大便宜。”
说起这些，张军觉得“有意思”，也觉得自己和HPA无愧，因为“在缅甸这个圈子里，我们是做得最好的”。
看着好吃，吃起来挺酸
现在，HPA在缅甸的疟疾防控项目作为跨國界区域性问题研究的优秀案例和成功的合作模式，在全球得到推广。而对于缅甸来说，更难得的是，HPA还担任了和平使者的角色。
内战半个多世纪后，缅甸政府代表和少数民族武装代表多年来首次因为战争以外的事情聚在一起，是因为疟疾防控。2015年，在中缅边境疟疾消除研讨会启动仪式上，在HPA的安排下，缅甸卫生部副部长（Dr. Thein Thein Htay）左右两边坐的是“以前跟他打仗打得最厉害”的两个地方武装—掸邦第二特区和掸邦东部第四特区的代表。部长有感而发：“（HPA）这个卫生项目是一个促进缅甸和平的项目，它已经不仅仅解决卫生问题了，而是促进了民族间的和解。”
上世纪90年代，张军辞去政府要职只身前往贫穷、落后、战乱纷仍的地区，几乎没有人理解他的选择，如今他从另外的渠道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从没想过能走到今天这样“好像很高大上的样子”。他觉得，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往下使劲扎，“绝对是有料的”。
但张军并不鼓励年轻人像他这样，“看起来现在好像还不错，实际上很艰苦，就像一个东西看着好吃，但吃起来挺酸。”
刚去缅北的时候，张军得过疟疾，也有半夜遭遇突发战争慌忙逃走的经历。他以为自己干完两年就走了，“但每一次想要放弃时，总发现手里的活儿还没干完，就这么干了20多年。”
张军在北京有很多老朋友，多是司局级。与老朋友们聚会，席间说起张军从卫生部走出去又回来的曲线经历，都觉得他“经历了很多，挺有意思”。他也有一些在国外的朋友，“年薪上百万美金”，他们说起张军的选择，也都是满口赞扬。
但有时候，张军心里也难免有些落差。“我是1985年到部里，1992年离开的，7年，我们待下来的人基本上现在都是司长，你看，我户口还在北京，但北京我都没房子。”不过从另一个角度，他知道他是富有的，“从我个人来讲，救了几千条命肯定有了，我作为学医的，回应了世界上最需要回应的人。”
在缅甸20多年，张军从缅甸老百姓身上学了太多东西。虽然生存的条件艰苦，但是他们面对死亡和苦难的态度，让张军佩服，“比我们坚强很多，坦然多了。”他甚至想过，相比那些需要国际援助的所谓脆弱人群，自己或许才是更脆弱的一方，“他们面对死亡一笑了之，我们在那儿吓个半死。我们没钱觉得脆弱，他们无所谓，到山上打一只小兔子，或者去河里捞几条鱼，回来很高兴地吃了。”张军觉得，他带给缅甸老百姓的有可能是援助的钱，但是缅甸老百姓告诉他更多的是人生的价值。
在缅甸，张军发现，沟通很简单，人与人之间不会说谎，“可能从小就没有学会为了掩盖什么东西去说谎。”这种简单的环境和状态，让他觉得很舒服，“这种东西是物质带不来的”。
到北京出差时和老朋友见面，张军觉得越来越不适应了，“关系都很好，但毕竟我们生活的环境太不一样了，谈论的东西都不一样，他们说我不食人间烟火，有点不在一个频道上，不在一个状态。”他描述不出那种落差，“就有种孤独感。”
在城市里待久了，张军会赶紧去山里待一段时间，“火塘里架上火，没电，就躺在火塘边烟熏火燎的，跟大家唠一唠，我就裹着什么东西一睡，就那感觉。”那样的环境里，他感到放松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