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长假前，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管人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意见》中明确了“党管人才”的内涵，不是简单地把人才管起来、统起来。在他看来，“党管人才”的价值和作用体现在：作为执政党，一是要在人才发展方面提出大政方针，明确大思路和大方向；更重要的是，在具体工作中，各级党组织怎样为人才的发现、发展、成长创造条件，提供制度环境。
　　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加强党管人才工作会议上，将党管人才的基本经验概括为八个方面。在涉及人才制度方面，他提到，党的十七大以来，推进了人才培养开发机制、评价发现机制、选拔任用机制、流动配置机制、激励保障机制的改革创新，不同程度地破解了许多束缚人才脱颖而出和充分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的几位专家均肯定人才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而针对当前人才制度中出现的若干普遍性问题，如人才和学历的关系，专业化人才和领导人才如何合理使用，领导干部“台阶制”和“年轻化”一刀切的矛盾，专家表示，要进一步通过制度设计来形成科学的人才制度，“要有一些基本的原则，但每个领域、每个地区甚至每个单位的情况都不同，在人才的选拔、培养、使用方面都不应该绝对化。”戴焰军说。
　　年轻化趋势明显
　　在戴焰军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近年来，各领域的人才队伍上都出现丫一些新特点，一是伴随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人才自身的流动性越来越强；同时由于教育水平的提高，按照原来的人才标准，数量上有了明显增加，“从总体上看，人才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些新特点都对人才管理提出新的要求。”
　　“年轻化”和“高知化”趋势在各级领导干部这个群体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自2011年lo月以来，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先后顺利进行了换届工作。在本轮地方换届过程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同）的“60后”省委常委所在的群体格外受到关注。据统计，3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换届工作结束后，共产生1960年（含）后出生的省级常委近120位，约占所有省级常委人数的30%，其中最年轻者是1968年7月出生，年仅44岁，目前担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的杨岳。
　　从年龄层次来看，更多年富力强的“60后”官员开始跻身省委常委，形成了以“50后”为中坚与“60后”搭配的年龄梯队。其中6位走上了省委或省政府一把手的位置，8位出任省委专职副书记。“60后”周强当选为湖南省委书记，51岁的年龄在以往同级别官员中较为少见，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也是一位“60后”地方大员。
　　在学历方面，不少省委常委都表现出“高知化”的趋势，其中不乏“博士”群体。例如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等均拥有博士学位。由文化部调任甘肃省委副书记的欧阳坚、商务部调任江苏省副省长的傅自应、广西调任商务部副部长的李金早、新任山东省副省长夏耕、广东副省长刘志庚、河北省副省长聂辰席、福建省副省长王蒙徽等，也都具有博士学位。
　　不过，对于干部队伍“年轻化”的新趋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釆访时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分开层面来看，中央和地方情况完全不同。在一些地方，干部队伍年轻化有些过头。在县级层面，县委书记50岁就不能干了，要退居二线，造成巨大人才浪费、财政浪费，而过于年轻的80后干部由于资历和阅历不够，过早走上领导岗位，不仅无法开展工作，这种制度安排还给领导干部子女晋升提供了空间，容易造成腐败现象。“年轻化是一个大的趋势，后浪推前浪，这是一个规律，但是不同层面上年轻化的标准，内涵应该是有差异的。从有的基层来看，过度了。”
　　在汪玉凯看来，在国家层面，干部队伍年轻化步伐并不慢，在省部级高官中，60后人数占到30%多，比例并不低，但关键需要形成真正的制度化，“长远来看，要通过改革完善制度来解决问题。”
　　执政党要成为“伯乐”
　　在戴焰军看来，人才队伍年轻化、知识化趋势，一方面也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体现出高层对于人事布局的战略思维。
　　2003年12月，在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指出，必须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切实加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组织领导。自此，“党管人才”四个字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人们的视野。
　　2007年，中共十七大将人才强国战略写入党代会报告和党章，标志着人才工作提升到了国家最高战略层面。
　　2010年，中央颁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未来十几年我国人才发展进行系统谋划，表明党和国家已经完成我国人才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
　　到2011年年底，国家人才发展规划中提出的12项重大人才工程已经全部启动实施。此外，国家36个部委系统共计划实施人才工程150项，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计划实施人才工程449项，各市（地、州、盟）计划实施人才工程3570项，其中大部分都已经正式启动。
　　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干人计划”经过三年多的发展，目前已累计引进2793人。《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即“万人计划”），决定用10年时间重点支持1万名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在“干人计划”等工程带动下，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计划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12万人。
　　“过去管能发现人才的叫伯乐，现在讲党管人才，党就要做好伯乐，各级党组织要及时发现人才，给人才培养、成长、发展、使用，创造更好的条件。”戴焰军说。
　　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
　　戴焰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前述《意见》的出台既有对近十年人才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有当前的现实针对性，“明确提出了很多关于人才的领导体制、工作格局、运行机制和规范，很重要的目的，在于使人才工作更为科学化，更为适合人才自身的成长发展规律，更有助于各方面人才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
　　在戴焰军看来，当前人才制度建设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他举例说，在高校、科研机构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对于教学、科研好的人提拔一个领导岗位。“这是否对人才发展提供了最好条件，我不这么认为。有些人适合搞科研，适合在专业领域内发展，让他去当领导，不一定合适。这也是‘官本位’的文化传统在当下的体现。”
　　在对人才内涵的理解上，也需要进一步破除固有观念，“到底什么是人才？环卫工人中就没有人才？厨师就没有人才？各方面相应领域都有自己的人才。”戴焰军说，另一个需要矫正的观念是，人才和学历的关系，“人才和学历是有联系的，但不能完全划等号。很多领导干部都想搞一个博士学位，这陷入另一个人才怪圈。”
　　而在领导干部的人事制度安排上，更多制度设计尚待完善。“按照当前很多地方领导班子的计划，一定要有一个70后或者80后干部，这都是人为计划出来的年龄结构。”中央党校教授高新民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在干部人事队伍上，卡比例，包括各种年龄比例、性别比例都是一种机械化思维，“都是计划经济思维闹出来的”。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则建议，应该从制度设计上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主要是民选的官员，例如各级领导，年纪大一点不要紧，要保证工作和政策的延续性，也要有丰富工作经验。而事务官需要年轻点的，可以加快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