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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中国现代美学之父，朱光潜以学者型主编的身份使《文学杂志》具有强大的杨心竞争力。该杂志呈现出理论与创作并重、栏目编排独特、形塑“无名”精品文学的特点。朱光潜具有深广的学术储备、娴熟的编辑习得、丰沛的出版资源，《文学杂志》借此成为独特的文艺样本，在文学史和出版史上具有典型意义。
关键词：朱光潜；《文学杂志》；学者型主编；文化自觉
1937年5月1日，由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在北平创刊，每月1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上海及各地印书馆发行。该刊共出版了3卷22期，期间经历了两次停刊，第一次是1937年8月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刊，第二次是1948年11月因国民党命令“节约纸张”停刊，这使《文学杂志》最终绝版。
一、朱光潜担任《文学杂志》主编的偶然和必然
1936年夏天，上海出版界的邵洵美力邀沈从文、朱光潜等北平作家合作办一份文艺杂志。朱光潜等京派文人认为，邵洵美在出版界声望不高，故没有与其合作，可是这却引起了北平作家自己创办一个刊物的想法。于是，在北平的文人胡适、杨振声等商议创办《文学杂志》。胡适等人认为，朱光潜初出茅庐，不大为人所注意，不易成为靶子，就推其为主编。胡适与商务印书馆负责人王云五接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学杂志》。并且，《文学杂志》成立了十人的编辑委员会，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朱自清、朱光潜、杨振声、叶公超、沈从文、林徽因、李健吾、陈西滢。从编辑委员会成员来说，比朱光潜适合当《文学杂志》主编的不乏人选。高恒文在其专著《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中指出：“从组织能力和办刊经验上来说，京派中比朱光潜更能胜任这一工作的，大有人在。叶公超主编过《新月》和《学文》，并且他比较懒散，颇有名士气，很少写文章，也没有治学的热情，但让他来编杂志，可谓公私皆宜。其次是沈从文，他曾主编过《大公报》文艺副刊，在京派中交往最多，对年轻作者也最为热心扶植，身边有一批年轻作者，交往远比京派其他任何一位广泛。然而主编的人选偏偏是朱光潜。”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对学术界来说，似乎朱光潜担任《文学杂志》主编均是一个意外。
其实不然，朱光潜生于新旧交替时代，他是典型的转型期知识分子。朱光潜的启蒙教育从修习传统文化开始，他6岁人私塾读书，主要诵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看过《史记》《通鉴辑览》，学过写科举时代的策论时文，中学时学习桐城派古文，成绩优异。早期的传统文化熏陶使朱光潜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1919年，朱光潜进入香港大学学习英国语言和文学，兼修教育学、生物学、心理学，“这就奠定了我这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
在香港大学学习期间，朱光潜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了解到《新青年》上胡适、陈独秀等人掀起的白话文运动，深受震动，马上放弃了古文和文言，开始写白话文。很快，朱光潜就能够熟练应用白话文进行写作，并于1921年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其后，朱光潜先后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主修文学、艺术、哲学、心理学等课程，回国后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主讲“西洋名著选读”“欧洲文学批评史”。主编《文学杂志》时的朱光潜已经拥有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经历，完成了文化资本的原始积累。
此外，朱光潜很早便与编辑出版界有了接触、交流和合作。1923年夏，朱光潜任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校刊《旬刊》主编。1925年，他又与友人夏丐尊、章锡琛、叶圣陶筹办开明书店和《一般》杂志（后改名《中学生》）。朱光潜从1921年（其24岁）至1937年（其40岁）间，已在上海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出版专著8部，包括《谈美》《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等，他还在《时事新报·学灯》《东方杂志》等报刊发表论文23篇，如《怎样改造学术界？》《欧洲近代三大批评学者》等。经过上述活动，朱光潜熟悉了编辑出版业的工作流程和生产机制，这使他具备了编辑出版业的文化习得，也是他主编《文学杂志》的前提和基础。
二、学者型主编的理论修养和文化担当
从早年的学术积累和编辑实践来看，朱光潜无疑是一位学者型主编。学者型主编是指作为学者出任主编，学者在某一专业领域内比较有建树，学识渊博，拥有优越的文化资本，同时兼任某些专业、高端的出版物主编，从事具体的编辑出版工作。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以物化的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当这种劳动在个体性即排他性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其集合占有的时候，它们就能够以具体的或活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学者型主编在从事出版业之前已经学有所成，接受过比较规范、科学的学术规训，具备相对完整的专业知识结构，学养深厚，视野宽广。他们不同于单纯利用政治资本或者经济实力掌控出版物的主编，后者大多是为政治集团或者经济财阀服务的。学者型主编推出的出版物更加注重文化属性，旨在传递知识、传承文明、传播文化。
学者型主编对于刊物的定位和功能有清醒的认识和科学的规划，呈现学者锐智的理性思辩力。朱光潜在《文学杂志》第1卷第1期《我对于本刊的希望》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文化思想运动要“自由生发，自由讨论。中国的新文艺也还是在幼稚的生发期，也应该有多方面的、调和的自由发展。我们主张多探险，多尝试，不希望某一种特殊趣味或风格成为‘正统’”。朱光潜主编《文学杂志》，注重理论与创作并重，“我们不仅要读，还要谈，还要想”。朱光潜认为，《文学杂志》不仅要研读最新文学作品，而且要深思其得失成败，要鉴赏评析，要独树一帜。为此，朱光潜开辟了现代中国作家研究专栏，精挑细选刊发大量的学术论文，他还亲力亲为，深入系统地研读评析《文学杂志》所编发的每一篇文章，同时撰写评论。如在第1卷第4期署名孟实（朱光潜的字）的文章《<谷>和<落日光>》对青年作家芦焚的两部作品进行深入的赏析。文章认为：“在这些人物的描写中，作者似竭力求维持镇静，但他的同情、愤慨、讥刺和反抗的心情却处处脱颖而出。因为这一点情感方面的整一性，《谷》和《落日光》在表面上虽有许多不调和的地方，却仍有一贯的生气在里面流转。也正因为这个缘故，读芦焚颇近似读哈代。我们时时觉得在沉闷的气压中，有窒息之苦。”朱光潜将中国现代青年作家的作品与英国著名作家哈代的作品进行比较，显示出宽广的学术视野与扎实的专业功底。 纵观3卷22期的《文学杂志》，理论研究类文章包括学术论文、书评甚至涉及文化思想的论文一共有109篇，文学创作类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电影剧本一共有179篇。理论研究类代表性的论文如朱光潜的《中国现代文学》《诗的难与易》《诗的意象与情趣》，朱东润的《说“衙内”》，朱自清的《古文学的欣赏》，叶公超的《论新诗》，王了一的《语言的化装》，郭绍虞的《宋代残佚的诗话》，钱钟书的《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游国恩的《屈原文艺论》等，这一系列理论文章构成一组蔚为壮观的学术研究论文，立论严谨，内容涉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诗学研究、文化思想研究等多个方面，从中外文学史的高度俯视对比，赏析评价作品，至今仍有其学术价值。
理论研究是为了“熏、浸、刺、提”作家们今后创作境界的提升，其用意是启发、引领作家今后的创作走向。这是《文学杂志》更显高端和专业的地方。朱光潜坚信“一份理想的杂志的力量甚至超过办一个大学”。这往往是学者型主编才有的学术能力与文化担当。在编辑导向上，《文学杂志》不同于左翼文学刊物的宣传启蒙功能，也不同于海派文学刊物服务于市场与大众的定位，而是力求风格独特，格调高雅。在栏目编排上，《文学杂志》设置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书评、学术论文等栏目，囊括所有文学体裁，涵纳古今中外文学，批评最新作品。上述因素共同推动着《文学杂志》成为纯文学的代表与标杆，在中国期刊出版史和文学史上，《文学杂志》因其丰厚的内涵堪称经典范本。
三、借助丰沛的出版资源形塑“无名”精品文学
出版文学期刊要有优秀的作者、专业的编者、大量的读者、有实力的出版方等必不可少的核心资源，方能构成一个健康运行的出版体系，才能确保期刊良好的发展态势。
朱光潜万事俱备，从作者、编者到读者，甚至出版方，他资源丰沛，一应俱全。他除了在北京大学任教，还在其他几个大学兼职上课，有大量优秀的作者提供稿源，有编辑委员会负责具体的编务工作，有得力的助理编辑常风，有许多的文学爱好者。最优秀的编者、作者、出版者的核心资源，使得《文学杂志》得天独厚，具有强大的传播效度和辐射力度。出版方是当时称雄亚洲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丝毫不干涉《文学杂志》的编辑方针，只在排版、印刷、发行、宣传等方面全力支持《文学杂志》。也就是说，《文学杂志》根本不用考虑经费等生存问题，只用精编精选优质文章即可。这些广博丰沛的出版资源一旦进入出版轨道，很容易发挥知识再生产的巨大威力。著名学者余英时1991年2月在夏威夷演讲时指出，“学校与传媒，是整个知识生产与流通过程中两个最重要的核心环节”。朱光潜拥有学校与传媒的双重资源，这使得《文学杂志》能够自主、自由、主动地阐扬其高蹈的出版理念，实施其激发、催化、建设中国新文学的理想。
朱光潜主张建设“自由生发，自由讨论”的新文学，《文学杂志》成为“无名”文学的一个独特样本。“无名”文学是指“当时代进入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就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就会出现。文化工作和文学创作都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却不能达到一种共名状态。无名不是没有主题，而是有多种主题并存。”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成为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人文学创作的重镇，其中刊发的许多精品佳作成为“无名”文学的重要样态。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文艺刊物林立，单是文学刊物就将近三百种，诞生了彪炳史册的诸多期刊。既有肩负文学革命重任的《小说月报》，又有畅销的《论语》《人世间》。主编是刊物的核心与灵魂。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家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先后出任《小说月报》的主编，才使《小说月报》顺利完成从文言到白话小说的变革；林语堂主编《论语》《人世间》，才开创了从精英文学到市井文学的大道；朱光潜主编《文学杂志》，致力于探索中国现代文学的创新之路，垦殖纯文学的沃土，催生出许多经典作品。时至今日，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对今天的文艺刊物仍有诸多可资借鉴之处。
关键词：朱光潜；《文学杂志》；学者型主编；文化自觉
1937年5月1日，由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在北平创刊，每月1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上海及各地印书馆发行。该刊共出版了3卷22期，期间经历了两次停刊，第一次是1937年8月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刊，第二次是1948年11月因国民党命令“节约纸张”停刊，这使《文学杂志》最终绝版。
一、朱光潜担任《文学杂志》主编的偶然和必然
1936年夏天，上海出版界的邵洵美力邀沈从文、朱光潜等北平作家合作办一份文艺杂志。朱光潜等京派文人认为，邵洵美在出版界声望不高，故没有与其合作，可是这却引起了北平作家自己创办一个刊物的想法。于是，在北平的文人胡适、杨振声等商议创办《文学杂志》。胡适等人认为，朱光潜初出茅庐，不大为人所注意，不易成为靶子，就推其为主编。胡适与商务印书馆负责人王云五接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学杂志》。并且，《文学杂志》成立了十人的编辑委员会，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朱自清、朱光潜、杨振声、叶公超、沈从文、林徽因、李健吾、陈西滢。从编辑委员会成员来说，比朱光潜适合当《文学杂志》主编的不乏人选。高恒文在其专著《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中指出：“从组织能力和办刊经验上来说，京派中比朱光潜更能胜任这一工作的，大有人在。叶公超主编过《新月》和《学文》，并且他比较懒散，颇有名士气，很少写文章，也没有治学的热情，但让他来编杂志，可谓公私皆宜。其次是沈从文，他曾主编过《大公报》文艺副刊，在京派中交往最多，对年轻作者也最为热心扶植，身边有一批年轻作者，交往远比京派其他任何一位广泛。然而主编的人选偏偏是朱光潜。”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对学术界来说，似乎朱光潜担任《文学杂志》主编均是一个意外。
其实不然，朱光潜生于新旧交替时代，他是典型的转型期知识分子。朱光潜的启蒙教育从修习传统文化开始，他6岁人私塾读书，主要诵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看过《史记》《通鉴辑览》，学过写科举时代的策论时文，中学时学习桐城派古文，成绩优异。早期的传统文化熏陶使朱光潜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1919年，朱光潜进入香港大学学习英国语言和文学，兼修教育学、生物学、心理学，“这就奠定了我这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
在香港大学学习期间，朱光潜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了解到《新青年》上胡适、陈独秀等人掀起的白话文运动，深受震动，马上放弃了古文和文言，开始写白话文。很快，朱光潜就能够熟练应用白话文进行写作，并于1921年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其后，朱光潜先后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主修文学、艺术、哲学、心理学等课程，回国后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主讲“西洋名著选读”“欧洲文学批评史”。主编《文学杂志》时的朱光潜已经拥有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经历，完成了文化资本的原始积累。
此外，朱光潜很早便与编辑出版界有了接触、交流和合作。1923年夏，朱光潜任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校刊《旬刊》主编。1925年，他又与友人夏丐尊、章锡琛、叶圣陶筹办开明书店和《一般》杂志（后改名《中学生》）。朱光潜从1921年（其24岁）至1937年（其40岁）间，已在上海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出版专著8部，包括《谈美》《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等，他还在《时事新报·学灯》《东方杂志》等报刊发表论文23篇，如《怎样改造学术界？》《欧洲近代三大批评学者》等。经过上述活动，朱光潜熟悉了编辑出版业的工作流程和生产机制，这使他具备了编辑出版业的文化习得，也是他主编《文学杂志》的前提和基础。
二、学者型主编的理论修养和文化担当
从早年的学术积累和编辑实践来看，朱光潜无疑是一位学者型主编。学者型主编是指作为学者出任主编，学者在某一专业领域内比较有建树，学识渊博，拥有优越的文化资本，同时兼任某些专业、高端的出版物主编，从事具体的编辑出版工作。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以物化的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当这种劳动在个体性即排他性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其集合占有的时候，它们就能够以具体的或活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学者型主编在从事出版业之前已经学有所成，接受过比较规范、科学的学术规训，具备相对完整的专业知识结构，学养深厚，视野宽广。他们不同于单纯利用政治资本或者经济实力掌控出版物的主编，后者大多是为政治集团或者经济财阀服务的。学者型主编推出的出版物更加注重文化属性，旨在传递知识、传承文明、传播文化。
学者型主编对于刊物的定位和功能有清醒的认识和科学的规划，呈现学者锐智的理性思辩力。朱光潜在《文学杂志》第1卷第1期《我对于本刊的希望》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文化思想运动要“自由生发，自由讨论。中国的新文艺也还是在幼稚的生发期，也应该有多方面的、调和的自由发展。我们主张多探险，多尝试，不希望某一种特殊趣味或风格成为‘正统’”。朱光潜主编《文学杂志》，注重理论与创作并重，“我们不仅要读，还要谈，还要想”。朱光潜认为，《文学杂志》不仅要研读最新文学作品，而且要深思其得失成败，要鉴赏评析，要独树一帜。为此，朱光潜开辟了现代中国作家研究专栏，精挑细选刊发大量的学术论文，他还亲力亲为，深入系统地研读评析《文学杂志》所编发的每一篇文章，同时撰写评论。如在第1卷第4期署名孟实（朱光潜的字）的文章《<谷>和<落日光>》对青年作家芦焚的两部作品进行深入的赏析。文章认为：“在这些人物的描写中，作者似竭力求维持镇静，但他的同情、愤慨、讥刺和反抗的心情却处处脱颖而出。因为这一点情感方面的整一性，《谷》和《落日光》在表面上虽有许多不调和的地方，却仍有一贯的生气在里面流转。也正因为这个缘故，读芦焚颇近似读哈代。我们时时觉得在沉闷的气压中，有窒息之苦。”朱光潜将中国现代青年作家的作品与英国著名作家哈代的作品进行比较，显示出宽广的学术视野与扎实的专业功底。 纵观3卷22期的《文学杂志》，理论研究类文章包括学术论文、书评甚至涉及文化思想的论文一共有109篇，文学创作类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电影剧本一共有179篇。理论研究类代表性的论文如朱光潜的《中国现代文学》《诗的难与易》《诗的意象与情趣》，朱东润的《说“衙内”》，朱自清的《古文学的欣赏》，叶公超的《论新诗》，王了一的《语言的化装》，郭绍虞的《宋代残佚的诗话》，钱钟书的《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游国恩的《屈原文艺论》等，这一系列理论文章构成一组蔚为壮观的学术研究论文，立论严谨，内容涉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诗学研究、文化思想研究等多个方面，从中外文学史的高度俯视对比，赏析评价作品，至今仍有其学术价值。
理论研究是为了“熏、浸、刺、提”作家们今后创作境界的提升，其用意是启发、引领作家今后的创作走向。这是《文学杂志》更显高端和专业的地方。朱光潜坚信“一份理想的杂志的力量甚至超过办一个大学”。这往往是学者型主编才有的学术能力与文化担当。在编辑导向上，《文学杂志》不同于左翼文学刊物的宣传启蒙功能，也不同于海派文学刊物服务于市场与大众的定位，而是力求风格独特，格调高雅。在栏目编排上，《文学杂志》设置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书评、学术论文等栏目，囊括所有文学体裁，涵纳古今中外文学，批评最新作品。上述因素共同推动着《文学杂志》成为纯文学的代表与标杆，在中国期刊出版史和文学史上，《文学杂志》因其丰厚的内涵堪称经典范本。
三、借助丰沛的出版资源形塑“无名”精品文学
出版文学期刊要有优秀的作者、专业的编者、大量的读者、有实力的出版方等必不可少的核心资源，方能构成一个健康运行的出版体系，才能确保期刊良好的发展态势。
朱光潜万事俱备，从作者、编者到读者，甚至出版方，他资源丰沛，一应俱全。他除了在北京大学任教，还在其他几个大学兼职上课，有大量优秀的作者提供稿源，有编辑委员会负责具体的编务工作，有得力的助理编辑常风，有许多的文学爱好者。最优秀的编者、作者、出版者的核心资源，使得《文学杂志》得天独厚，具有强大的传播效度和辐射力度。出版方是当时称雄亚洲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丝毫不干涉《文学杂志》的编辑方针，只在排版、印刷、发行、宣传等方面全力支持《文学杂志》。也就是说，《文学杂志》根本不用考虑经费等生存问题，只用精编精选优质文章即可。这些广博丰沛的出版资源一旦进入出版轨道，很容易发挥知识再生产的巨大威力。著名学者余英时1991年2月在夏威夷演讲时指出，“学校与传媒，是整个知识生产与流通过程中两个最重要的核心环节”。朱光潜拥有学校与传媒的双重资源，这使得《文学杂志》能够自主、自由、主动地阐扬其高蹈的出版理念，实施其激发、催化、建设中国新文学的理想。
朱光潜主张建设“自由生发，自由讨论”的新文学，《文学杂志》成为“无名”文学的一个独特样本。“无名”文学是指“当时代进入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就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就会出现。文化工作和文学创作都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却不能达到一种共名状态。无名不是没有主题，而是有多种主题并存。”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成为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人文学创作的重镇，其中刊发的许多精品佳作成为“无名”文学的重要样态。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文艺刊物林立，单是文学刊物就将近三百种，诞生了彪炳史册的诸多期刊。既有肩负文学革命重任的《小说月报》，又有畅销的《论语》《人世间》。主编是刊物的核心与灵魂。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家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先后出任《小说月报》的主编，才使《小说月报》顺利完成从文言到白话小说的变革；林语堂主编《论语》《人世间》，才开创了从精英文学到市井文学的大道；朱光潜主编《文学杂志》，致力于探索中国现代文学的创新之路，垦殖纯文学的沃土，催生出许多经典作品。时至今日，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对今天的文艺刊物仍有诸多可资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