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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社会现代化，其主流不再是传统工业化而是新工业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也不再是只追求工业化而是追求新工业化。尽管中国至今还未实现工业化，仍需要继续推进工业化。然而，这时的工业化由于自身已逐渐陷于危机之中并且新工业化已在兴起，因而工业化进程应该是发生调整、改革了的工业化。
正如年初温家宝总理所言，2008年是我国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在外部金融危机蔓延、世界经济动荡不安、国内自然灾害又频发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经济运行风险骤然加大，过去对中国经济的乐观预期一时间蒙上了阴影。那么，2008年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外部性引发的呢？还是经济自身内部存在矛盾造成的呢？笔者认为，外部环境变化无疑是首要的诱发因素，但仔细审视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可以说，这也是我们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传统发展模式出现瓶颈的一种表现，是中国经济向新型工业化模式转型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经济正忍受转型前的痛苦，对此，我们不能仅仅从周期角度分析，不能仅仅寄希望短期宏观调控政策就可以化解目前的困难与矛盾，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应该在缓解短期风险的基础上，从深层次问题着手，从发展模式、战略选择、制度建设等长期措施着手，为长远发展扎扎实实地做好基础性工作。不能一味为了短期目标而延误改革的时机，为了谋求长远的发展，一时之痛可能也只有忍受了，这对中国经济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鉴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可以说，对现有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已上升为中国目前和未来几年的重要战略任务。目前，我国正面临着结构转型，只有及时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才能推动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尽管目前出现了不少企业经营困难，但这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也是促进中国经济长远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因为目前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增强。中国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人口参与规模最大的工业发展过程，对资源的消费和对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中国工业发展所受到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显著。特别是进入21世纪，资源和环境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经过先行工业化国家对全球资源的大规模、甚至掠夺性的开发和利用，地球资源越来越少，四大生态系统——海洋、草场、森林和耕地，都在经受日益沉重的压力。这样，我国传统的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严重污染生态环境为特征的工业化是难以为继的。在更为严峻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条件下实现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21世纪的社会现代化，其主流不再是传统工业化而是新工业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也不再是只追求工业化而是追求新工业化。尽管中国至今还未实现工业化，仍需要继续推进工业化。然而，这时的工业化由于自身已逐渐陷于危机之中并且新工业化已在兴起，因而工业化进程应该是发生调整、改革了的工业化。这样，中国的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将会出现明显的不同。即，由追求工业经济的无限增长和享乐至上的消费方式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转变为以工业经济适度增长、节约资源、适量消费为价值特征的新型工业化，由追求消耗资源的无限增长转变为保护自然、维护大自然总体进化的价值追求。
这样，切实转变发展观念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中国长期以来遵循了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资源环境代价。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就要求我们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遵循“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战略，走人力资本密集化的发展道路，以此引导政策层面的调整。政府要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对一些需要支持的重点产业和重点方向进行必要的引导和支持，包括政策支持和财力支持，以加速结构转换进程。
首先要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在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的原则下，对干扰市场供给和需求正常形成的因素加以清理，逐步形成经济信号正常传递，市场引导资源配置的价格形成机制，以促进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利用。其次，对资源价格的波动和资源价格的扭曲应该制定不同的政策措施。针对资源具有价格波动比较剧烈的特点，应该采取通过资源储备对市场进行逆向调节和通过金融手段，发展期货市场，以抹平资源价格的波动的措施。针对资源价格的扭曲，应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资源价格管制的放开要与资源垄断行业的体制改革配套进行，同时，石油价格政策机制的改革必须要与“养路费改燃油税”的政策同步考虑。
同时，需要注意政策的协调与搭配。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在面对较明显的流动性过剩压力和通胀压力的同时，某些领域又存在明显的有效供给不足、投入滞后，即结构性供需失衡。无疑，货币政策工具作为总量调节手段，在抑制流动性和通胀中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但也容易产生一刀切的问题，即不仅抑制了应该抑制的部门、企业，同时也抑制了需要支持发展的行业、企业，也就是说，它在解决结构失衡问题时难以得心应手。因此，若能运用财力着重强化经济社会的薄弱方面和“短线”领域，对改进民生、消解矛盾和维持良好发展势头具有积极意义，而通过税收政策的引导，将促使经济转型，有利于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当前要有所区别地在“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一种可供选择的政策就是加快增值税转型。在当前货币政策不得不从紧的阶段，这种为企业减负的税制改革意义更加重大。因为，增值税转型旨在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越是在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环境下，越要鼓励企业通过这种方式转变增长方式。目前，可基本沿用此前试点的做法，尽快全国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与此同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力度，想方设法提高广大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和对物价上涨的承受力。市场、政府各司其职，尽量使整个社会较为平滑地度过价格上涨周期，既不至于使部分低收入群体生活压力过大，又不会损害市场体制本身。
另外，由于此轮中国的物价上涨趋势，是在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快的条件下和全球化通胀趋势的背景下发生和形成的。引发此轮全球性通胀的直接因素，是全球能源、粮食及基本原材料、初级产品等因供求关系紧张而导致的持续涨价，其深层原因是美元贬值、全球流动性过剩和全球金融投机资本炒作等。在目前条件下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控制全球性通胀趋势。因此，中国也很难独善其身，短期内物价水平维持高位将成定局。这样，中国的政策还需要注意应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需要提高我们的博弈水平，增强政策的自主性。
正如年初温家宝总理所言，2008年是我国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在外部金融危机蔓延、世界经济动荡不安、国内自然灾害又频发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经济运行风险骤然加大，过去对中国经济的乐观预期一时间蒙上了阴影。那么，2008年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外部性引发的呢？还是经济自身内部存在矛盾造成的呢？笔者认为，外部环境变化无疑是首要的诱发因素，但仔细审视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可以说，这也是我们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传统发展模式出现瓶颈的一种表现，是中国经济向新型工业化模式转型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经济正忍受转型前的痛苦，对此，我们不能仅仅从周期角度分析，不能仅仅寄希望短期宏观调控政策就可以化解目前的困难与矛盾，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应该在缓解短期风险的基础上，从深层次问题着手，从发展模式、战略选择、制度建设等长期措施着手，为长远发展扎扎实实地做好基础性工作。不能一味为了短期目标而延误改革的时机，为了谋求长远的发展，一时之痛可能也只有忍受了，这对中国经济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鉴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可以说，对现有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已上升为中国目前和未来几年的重要战略任务。目前，我国正面临着结构转型，只有及时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才能推动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尽管目前出现了不少企业经营困难，但这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也是促进中国经济长远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因为目前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增强。中国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人口参与规模最大的工业发展过程，对资源的消费和对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中国工业发展所受到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显著。特别是进入21世纪，资源和环境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经过先行工业化国家对全球资源的大规模、甚至掠夺性的开发和利用，地球资源越来越少，四大生态系统——海洋、草场、森林和耕地，都在经受日益沉重的压力。这样，我国传统的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严重污染生态环境为特征的工业化是难以为继的。在更为严峻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条件下实现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21世纪的社会现代化，其主流不再是传统工业化而是新工业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也不再是只追求工业化而是追求新工业化。尽管中国至今还未实现工业化，仍需要继续推进工业化。然而，这时的工业化由于自身已逐渐陷于危机之中并且新工业化已在兴起，因而工业化进程应该是发生调整、改革了的工业化。这样，中国的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将会出现明显的不同。即，由追求工业经济的无限增长和享乐至上的消费方式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转变为以工业经济适度增长、节约资源、适量消费为价值特征的新型工业化，由追求消耗资源的无限增长转变为保护自然、维护大自然总体进化的价值追求。
这样，切实转变发展观念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中国长期以来遵循了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资源环境代价。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就要求我们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遵循“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战略，走人力资本密集化的发展道路，以此引导政策层面的调整。政府要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对一些需要支持的重点产业和重点方向进行必要的引导和支持，包括政策支持和财力支持，以加速结构转换进程。
首先要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在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的原则下，对干扰市场供给和需求正常形成的因素加以清理，逐步形成经济信号正常传递，市场引导资源配置的价格形成机制，以促进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利用。其次，对资源价格的波动和资源价格的扭曲应该制定不同的政策措施。针对资源具有价格波动比较剧烈的特点，应该采取通过资源储备对市场进行逆向调节和通过金融手段，发展期货市场，以抹平资源价格的波动的措施。针对资源价格的扭曲，应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资源价格管制的放开要与资源垄断行业的体制改革配套进行，同时，石油价格政策机制的改革必须要与“养路费改燃油税”的政策同步考虑。
同时，需要注意政策的协调与搭配。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在面对较明显的流动性过剩压力和通胀压力的同时，某些领域又存在明显的有效供给不足、投入滞后，即结构性供需失衡。无疑，货币政策工具作为总量调节手段，在抑制流动性和通胀中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但也容易产生一刀切的问题，即不仅抑制了应该抑制的部门、企业，同时也抑制了需要支持发展的行业、企业，也就是说，它在解决结构失衡问题时难以得心应手。因此，若能运用财力着重强化经济社会的薄弱方面和“短线”领域，对改进民生、消解矛盾和维持良好发展势头具有积极意义，而通过税收政策的引导，将促使经济转型，有利于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当前要有所区别地在“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一种可供选择的政策就是加快增值税转型。在当前货币政策不得不从紧的阶段，这种为企业减负的税制改革意义更加重大。因为，增值税转型旨在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越是在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环境下，越要鼓励企业通过这种方式转变增长方式。目前，可基本沿用此前试点的做法，尽快全国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与此同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力度，想方设法提高广大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和对物价上涨的承受力。市场、政府各司其职，尽量使整个社会较为平滑地度过价格上涨周期，既不至于使部分低收入群体生活压力过大，又不会损害市场体制本身。
另外，由于此轮中国的物价上涨趋势，是在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快的条件下和全球化通胀趋势的背景下发生和形成的。引发此轮全球性通胀的直接因素，是全球能源、粮食及基本原材料、初级产品等因供求关系紧张而导致的持续涨价，其深层原因是美元贬值、全球流动性过剩和全球金融投机资本炒作等。在目前条件下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控制全球性通胀趋势。因此，中国也很难独善其身，短期内物价水平维持高位将成定局。这样，中国的政策还需要注意应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需要提高我们的博弈水平，增强政策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