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头涌动的黑马大赛天津分赛，一家公司创始人刚从赛场出来，就被当地园区的一位招商代表拦下，“我们这里对企业入驻有非常优惠的政策，环境也不错，欢迎您来看看”。
在2013年5月中旬黑马大赛天津分赛举办地附近的一个孵化器中，160多家在孵企业有几十家来自北京。
宋志峰，北京黑米天成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主要提供WiFi热点相关服务。去年10月，他在天津注册了一家新公司，将北京公司面向个人用户的APP开发接了过来。宋志峰的这次“折腾”也源自一位天津招商代表在北京的拜访。
他说自己开始不相信、也没在意所谓优惠，“当时他跟我讲了很多好处，我想这不会是忽悠吧？”但禁不住对方的诚恳相邀，最后还是让一位负责人前去考察，发现“有点意思”。他征询朋友意见时才发现，原来很多朋友也都在天津注册了公司。他最终拍板，前后仅经历三个月。
宋志峰的天津公司设立在滨海移动互联应用产业基地，这个基地去年年中正式启动，定位上就是中关村的滨海转移发展基地，与中关村有合作。目前，已落户的上千家企业中，一半来自北京。
天津滨海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力介绍，2010年时，天津科技型中小企业只有1万多家，而去年已经达到3万多家，在新增企业中，外地来津创业的占据1/4，其中，“有相当多的北京优质企业落户高新区发展。”
在天津办公司，给宋志峰最直观的感受是成本低。其天津公司租金是每平方米每天一块多，而其北京公司办公条件虽略差，租金却是天津的四倍。其实这部分成本还可能更少。比如武清区某孵化器给一家企业直接免了两年租金，滨海新区一个园区对5人以上小微企业的优惠是可最高减30%租金和物业费。
员工成本低了不少，税收也比较优惠。多家园区的人士说，他们的入园税收优惠并不死板，更多是根据企业具体情况“一家一谈”。不过基本标准还是有的，比如一家园区就规定，注册资金1000万元以上的科技企业或500万元以上的文化企业方可拿到其最高的返税比例。
让宋志峰吃惊的是，个人所得税居然还有返还，“这在北京不可想象”。对于创业公司，成本有时就是一切，“这些成本降低以后，你能走得更远一点。”
分散办公地点以降低运作成本是大型企业的常规做法，但对中小企业来说，团队规模较小，分散办公导致沟通成本上升有时会得不偿失。但是，就像苏州与上海，京津之间便利的交通打消了宋志峰的顾虑。坐高铁，从北京到天津34分钟，而开车“从通州到海淀得俩小时”。
更何况，作为移动互联网企业，黑米天成相当部分团队是研发人员，对办公地点要求并不高，便利的生活条件反而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员工宿舍就在旁边，不用再挤两三个小时的地铁”。当然，宋志峰仍将高端研发保留在北京。
作为一家符合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标准的公司，方便地获取一些政策资源是宋志峰的一个现实考虑。虽然北京也有相应政策，但宋志峰说那里企业太多，僧多粥少，自己根本没有竞争优势，在天津，他甚至有机会申请一些国家级资金补助。
天津不再只关注大项目，而是将目光更多转移到创业企业，以及背后的创业精神。
天津滨海高新区一家孵化器的负责人介绍，他们对北京过来的企业不会有专款奖励，但在对方申请项目、基金时会有所照顾。
团队上，宋志峰没有花很多精力说服，他的任务是搞定一两个技术大牛人，至于普通的工程师可以从天津招。“一般一个核心研发团队里边，不是都牛，就那么一两个人牛，然后带着一帮工程师干。”一些高管甚至比宋志峰还要积极。“高管里边好多不是北京户口的，他更愿意去天津，给解决户口问题。”
比起宋志峰，何丽荣来天津要早得多。2002年，她在北京参与创建的公司被并购，作为销售总监，她来到天津处理一些后续事务。这期间，她发现用户对他们之前一些产品的需求仍很大，决定再次创业。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优惠政策，促使她留在天津的，除了成本低，便是不太快的生活节奏。
天津有种特有的“安逸”，这种安逸弥散在老旧但不垮的国企中，弥散在捧逗又拿着劲儿的茶馆里，弥散在“乐呵乐呵得了”的市井中。
“在北京工作时，一周甚至会去三个省份出差，我记得有一次自己躺在床上，有朋友打电话问：‘你在哪？’我说我在火车上，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自己在家里”。何丽荣说当时对自己的家非常陌生，而到了天津，那种颠沛流离的感觉一下子就没有了。“我本身是快节奏的，而这里比我慢半拍，这样我永远都比别人快，所以我的产品营销、市场推广都走在别人前面”。
这份安逸让天津成为一座很有幸福感的城市，却与创业所需的开拓、冒险精神相悖。对此，何丽荣深有体会。她的软件主要做教育市场，拿到客户后，只要学校没有大的人事变动，每年就会坐享固定的教育经费，同时天津市场竞争又不激烈，最后她便“买买房子、买买车，就懈怠了”。直到有了小孩后，有了新的责任，她才重新有了奔头。
安逸的不仅是老板，还有员工。何丽荣觉得天津人踏实，公司里干了八九年的老员工都是本地人，问题在于他们容易满足。为此她想了很多招，比如让工作推着人走，完不成就要负责。此外，她还有几个奇招，比如招外地人进来发挥鲶鱼效应，也会选择天津郊县的人，“既有本地人的踏实，又有外地人的上进”。
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张玉利说，过去大项目为主的发展模式下，天津经济发展虽快，但老百姓受益不够，所以近年来倡导发展中小企业。这时又发现，由于过去太过安逸的生活，企业家精神明显不足。而最能促进创业文化的就是外来文化的碰撞，从这个角度看，包括北京在内的外部创业者的到来，对天津的意义不只体现在带动经济发展。 何丽荣还发现，外地人有一种“首都崇拜”，认为北京来的都是大公司。他们当时的市场在全国覆盖很大，来到天津后才发现这一地缘优势已经不再，好在教育属于基础行业，当地的需求也不小，这才扎下根来。
公司成立9年后的今天，何丽荣决定做全国市场，融资难问题开始出现。园区组织过几次资本对接，但效果不好。投资人郇绍奎表示投资是市场自主的行为，不过园区应该搭建平台让创投双方的沟通常态化、无形化，以节省时间、场地。天津一家民营孵化器“智慧山”的负责人阎立忠则坦言，京津创投环境差异确实较大，很多园区为此都在积极引入基金、担保、银行等金融机构。
在参加黑马大赛天津滨海新区分赛的过程中，用友幸福投资对何丽荣的项目很感兴趣，滨海新区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愿意跟投。
天津作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改革开放后汇聚大量跨国公司；随着滨海新区战略的启动，国家又将一些大项目放置于此。一位当地招商代表说，他感觉中天津从2008年才开始加大面向中小企业的招商力度。
在来津的创业者中，何丽荣属于少数派，更多像宋志峰那样在北京仍然保留一个公司。在被问及为什么这样做时，宋志峰表示这涉及到对天津、北京各自优势的深层次把握，以及与自己业务的结合。他的做法是把自己2B的、需要开拓市场、做营销的业务留在北京，“运营商、大企业都在这里，这部分业务要紧跟市场”；而对于2C的App业务，互联网便利已经很大地缩小了地域的差距，所以就放在成本较低的天津。
“对于研发，一般规划一个产品，两三个月这种周期的，特别适合放到天津这样的环境，相当于封闭开发了。在北京会有人找我的技术人员今天干干这、明天干干那，很不好”。宋志峰认为客服、运维这样劳动密集型部门尤其应该放在天津。至于给其他公司的建议，他强调管理团队一定要清楚并确定公司的业务和战略，不能“分居两地”后还为核心问题扯皮。
不过，对于初创业者，即使想清楚了，宋志峰也不主张直接来天津，“在北京都跑通了、都了解了，再来天津”。他的建议是可以先在天津注册公司，人不用搬来，到北京租个房子跑业务，据其介绍，天津的政策允许企业有一到两年期限进行这样的运作。
事实上，宋志峰不认同“逃离北京”的说法，他说自己是在利用两地互补的资源进行业务调配。郇绍奎的建议是，天津跟北京比，在科技资源上会稍微落后一些。企业如果纯粹以高端技术人才为主，选择北京好一些，如果发展生产、需要占地等，可能就会选择天津。“比如天津有很多盐碱地，不能发展农业，只能用作工业用地。所以，开设工厂的话来这边肯定是合适的”。一位做太阳能设备生产的创始人告诉记者，他们研发在北京，但是因为拿不起亦庄每亩30万元的地，最后决定来天津设厂。
对此，刘力说得很坦然，也一语中的：“京津两边的优势，我们的企业自己知道怎么用，所以政府没必要去强求着怎么办。只要说你到我这发展什么，我支持你就是了。”
在2013年5月中旬黑马大赛天津分赛举办地附近的一个孵化器中，160多家在孵企业有几十家来自北京。
宋志峰，北京黑米天成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主要提供WiFi热点相关服务。去年10月，他在天津注册了一家新公司，将北京公司面向个人用户的APP开发接了过来。宋志峰的这次“折腾”也源自一位天津招商代表在北京的拜访。
他说自己开始不相信、也没在意所谓优惠，“当时他跟我讲了很多好处，我想这不会是忽悠吧？”但禁不住对方的诚恳相邀，最后还是让一位负责人前去考察，发现“有点意思”。他征询朋友意见时才发现，原来很多朋友也都在天津注册了公司。他最终拍板，前后仅经历三个月。
宋志峰的天津公司设立在滨海移动互联应用产业基地，这个基地去年年中正式启动，定位上就是中关村的滨海转移发展基地，与中关村有合作。目前，已落户的上千家企业中，一半来自北京。
天津滨海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力介绍，2010年时，天津科技型中小企业只有1万多家，而去年已经达到3万多家，在新增企业中，外地来津创业的占据1/4，其中，“有相当多的北京优质企业落户高新区发展。”
朴素的理由
在天津办公司，给宋志峰最直观的感受是成本低。其天津公司租金是每平方米每天一块多，而其北京公司办公条件虽略差，租金却是天津的四倍。其实这部分成本还可能更少。比如武清区某孵化器给一家企业直接免了两年租金，滨海新区一个园区对5人以上小微企业的优惠是可最高减30%租金和物业费。
员工成本低了不少，税收也比较优惠。多家园区的人士说，他们的入园税收优惠并不死板，更多是根据企业具体情况“一家一谈”。不过基本标准还是有的，比如一家园区就规定，注册资金1000万元以上的科技企业或500万元以上的文化企业方可拿到其最高的返税比例。
让宋志峰吃惊的是，个人所得税居然还有返还，“这在北京不可想象”。对于创业公司，成本有时就是一切，“这些成本降低以后，你能走得更远一点。”
分散办公地点以降低运作成本是大型企业的常规做法，但对中小企业来说，团队规模较小，分散办公导致沟通成本上升有时会得不偿失。但是，就像苏州与上海，京津之间便利的交通打消了宋志峰的顾虑。坐高铁，从北京到天津34分钟，而开车“从通州到海淀得俩小时”。
更何况，作为移动互联网企业，黑米天成相当部分团队是研发人员，对办公地点要求并不高，便利的生活条件反而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员工宿舍就在旁边，不用再挤两三个小时的地铁”。当然，宋志峰仍将高端研发保留在北京。
作为一家符合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标准的公司，方便地获取一些政策资源是宋志峰的一个现实考虑。虽然北京也有相应政策，但宋志峰说那里企业太多，僧多粥少，自己根本没有竞争优势，在天津，他甚至有机会申请一些国家级资金补助。
天津滨海高新区一家孵化器的负责人介绍，他们对北京过来的企业不会有专款奖励，但在对方申请项目、基金时会有所照顾。
团队上，宋志峰没有花很多精力说服，他的任务是搞定一两个技术大牛人，至于普通的工程师可以从天津招。“一般一个核心研发团队里边，不是都牛，就那么一两个人牛，然后带着一帮工程师干。”一些高管甚至比宋志峰还要积极。“高管里边好多不是北京户口的，他更愿意去天津，给解决户口问题。”
慢生活的代价
比起宋志峰，何丽荣来天津要早得多。2002年，她在北京参与创建的公司被并购，作为销售总监，她来到天津处理一些后续事务。这期间，她发现用户对他们之前一些产品的需求仍很大，决定再次创业。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优惠政策，促使她留在天津的，除了成本低，便是不太快的生活节奏。
天津有种特有的“安逸”，这种安逸弥散在老旧但不垮的国企中，弥散在捧逗又拿着劲儿的茶馆里，弥散在“乐呵乐呵得了”的市井中。
“在北京工作时，一周甚至会去三个省份出差，我记得有一次自己躺在床上，有朋友打电话问：‘你在哪？’我说我在火车上，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自己在家里”。何丽荣说当时对自己的家非常陌生，而到了天津，那种颠沛流离的感觉一下子就没有了。“我本身是快节奏的，而这里比我慢半拍，这样我永远都比别人快，所以我的产品营销、市场推广都走在别人前面”。
这份安逸让天津成为一座很有幸福感的城市，却与创业所需的开拓、冒险精神相悖。对此，何丽荣深有体会。她的软件主要做教育市场，拿到客户后，只要学校没有大的人事变动，每年就会坐享固定的教育经费，同时天津市场竞争又不激烈，最后她便“买买房子、买买车，就懈怠了”。直到有了小孩后，有了新的责任，她才重新有了奔头。
安逸的不仅是老板，还有员工。何丽荣觉得天津人踏实，公司里干了八九年的老员工都是本地人，问题在于他们容易满足。为此她想了很多招，比如让工作推着人走，完不成就要负责。此外，她还有几个奇招，比如招外地人进来发挥鲶鱼效应，也会选择天津郊县的人，“既有本地人的踏实，又有外地人的上进”。
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张玉利说，过去大项目为主的发展模式下，天津经济发展虽快，但老百姓受益不够，所以近年来倡导发展中小企业。这时又发现，由于过去太过安逸的生活，企业家精神明显不足。而最能促进创业文化的就是外来文化的碰撞，从这个角度看，包括北京在内的外部创业者的到来，对天津的意义不只体现在带动经济发展。 何丽荣还发现，外地人有一种“首都崇拜”，认为北京来的都是大公司。他们当时的市场在全国覆盖很大，来到天津后才发现这一地缘优势已经不再，好在教育属于基础行业，当地的需求也不小，这才扎下根来。
公司成立9年后的今天，何丽荣决定做全国市场，融资难问题开始出现。园区组织过几次资本对接，但效果不好。投资人郇绍奎表示投资是市场自主的行为，不过园区应该搭建平台让创投双方的沟通常态化、无形化，以节省时间、场地。天津一家民营孵化器“智慧山”的负责人阎立忠则坦言，京津创投环境差异确实较大，很多园区为此都在积极引入基金、担保、银行等金融机构。
在参加黑马大赛天津滨海新区分赛的过程中，用友幸福投资对何丽荣的项目很感兴趣，滨海新区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愿意跟投。
天津总部+北京业务
天津作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改革开放后汇聚大量跨国公司；随着滨海新区战略的启动，国家又将一些大项目放置于此。一位当地招商代表说，他感觉中天津从2008年才开始加大面向中小企业的招商力度。
在来津的创业者中，何丽荣属于少数派，更多像宋志峰那样在北京仍然保留一个公司。在被问及为什么这样做时，宋志峰表示这涉及到对天津、北京各自优势的深层次把握，以及与自己业务的结合。他的做法是把自己2B的、需要开拓市场、做营销的业务留在北京，“运营商、大企业都在这里，这部分业务要紧跟市场”；而对于2C的App业务，互联网便利已经很大地缩小了地域的差距，所以就放在成本较低的天津。
“对于研发，一般规划一个产品，两三个月这种周期的，特别适合放到天津这样的环境，相当于封闭开发了。在北京会有人找我的技术人员今天干干这、明天干干那，很不好”。宋志峰认为客服、运维这样劳动密集型部门尤其应该放在天津。至于给其他公司的建议，他强调管理团队一定要清楚并确定公司的业务和战略，不能“分居两地”后还为核心问题扯皮。
不过，对于初创业者，即使想清楚了，宋志峰也不主张直接来天津，“在北京都跑通了、都了解了，再来天津”。他的建议是可以先在天津注册公司，人不用搬来，到北京租个房子跑业务，据其介绍，天津的政策允许企业有一到两年期限进行这样的运作。
事实上，宋志峰不认同“逃离北京”的说法，他说自己是在利用两地互补的资源进行业务调配。郇绍奎的建议是，天津跟北京比，在科技资源上会稍微落后一些。企业如果纯粹以高端技术人才为主，选择北京好一些，如果发展生产、需要占地等，可能就会选择天津。“比如天津有很多盐碱地，不能发展农业，只能用作工业用地。所以，开设工厂的话来这边肯定是合适的”。一位做太阳能设备生产的创始人告诉记者，他们研发在北京，但是因为拿不起亦庄每亩30万元的地，最后决定来天津设厂。
对此，刘力说得很坦然，也一语中的：“京津两边的优势，我们的企业自己知道怎么用，所以政府没必要去强求着怎么办。只要说你到我这发展什么，我支持你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