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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前后，英国广播公司（BBC）集中播出了几部有关中国的纪录片。与将中英教育理念之间的冲突戏剧化的《中国式教育》和夸张溢美的《中国新年》相比，“客观中立”的六集纪录片《中华的故事》在海内外引来不少好评。
一、《中华的故事》：全球影响
《中华的故事》是通过传统电视媒体首先在BBC二频道和美国的公共电视台（PBS）上播出的。这两个渠道面向知识界，偏重文化口味，影响的是西方社会中有影响力的观众。在中国，部分网民（知识阶层居多）则通过网络先睹为快。
BBC对这部委托制作的高质量纪录片相当满意。统计显示，BBC在周四晚上9时黄金时段播出的节目中，《中华的故事》收视率是其他节目的两倍；不少观众还在手机等客户端上收看。BBC总裁表示：这样（叫好又叫座）的片子才是BBC应该出品的。
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国主流媒体大多对《中华的故事》进行了正面报道。中国网民的反馈也很积极。在每集节目播出后24到36小时之间，就有《中华的故事》中文版推出，并在朋友圈内流行。本课题组对《中华的故事》的传播反馈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海内外随机调查，得到的也大多是正面的评价。
BBC和PBS在全球享有“客观公正”的品牌优势；主持人迈克尔·伍德是享有国际知名度的历史学家、作家。《中华的故事》以纪录片的方式“真实再现”中国历史的魅力、中国现实的鲜活，这也是中华文化借船出海、中华文化向西讲的一种国际传播。
二、《中华的故事》：中国形象展示
通过仔细阅览，可以发现，《中华的故事》表现的是正面积极的中国形象。镜头中展现的，有画卷一般的美丽中国、生气勃勃的市场中国、勤劳朴实的人民中国。它既没有刻意美化稍显杂乱的街头景象；也没有肆意丑化在西方人看来“落后”的各种生活场景，如推杯换盏、烧香磕头——这恰恰带来了不完美的真实感。
《中华的故事》是以一种西方受众容易接受的方式展开叙事的。除了高速增长的经济、人口庞大的市场之外，很多西方人希望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奥秘，想要获得触及心灵的某种感动——跌宕起伏的历史中所体现的中国人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浓烈的亲族观念。《中华的故事》满足了这些需求。
按照西方公众倾向于“独立思考”的特点，《中华的故事》试图通过置身现场接触人物和生活的写实手法，向观众展示活生生的中国社会。伍德的主持风格热情而客观，他说他只是一位深入现场的“友好的采访者和沟通者”，观众可以通过影片对中国人及中华文化做出自己的观察和判断。
影片注重与当地人的交流。伍德采访的人中，既有专业人士，也有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很多活泼自然的互动体现出国人的友好和开朗；不少专业人士则表现出较高的素养，包括能够讲流利的英语。
总体而言，《中华的故事》是一部态度友好、方式客观的纪录片，它在全球产生的，应该是对中国友善的影响。
不过，作为一部有关中国历史的纪录片，虽然系列片各集标题是以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命名的，虽然讲述的故事与中国历史相关，但如果以为《中华的故事》是一部真正的历史纪录片，那就错了。纪录片表现的是中国的现实。这是一部通过现实场景、文学艺术、背景知识和历史评说讲述的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故事。出于制作者倾向西方的思维定势和面向西方的市场需求，纪录片中充满了深浅不等的话语言说。
三、《中华的故事》：话语分析
BBC关于中国主题的纪录片要面对的，是两个市场：一个是全球市场，受众主要受西方观点的影响；一个是中国市场，需要尊重中国的主流观点。而这两种观点有时针锋相对，大多数时候差异明显，也为话语的表达带来了挑战。由于BBC纪录片针对的是西方市场，因此，它所讲述的“中华的故事”便主要采用了西方的视角和话语方式。
话语常常是带有特定动机和隐含意图，运用或简单或复杂的修辞方法，表达意义甚至影响对话者的交谈。话语不是一般的语言，而是在循环往复、动态交流的过程中产生意义的对话性言语。话语在特定的语境中通过“文本”进行，具有“众说纷纭”和表达“言外之意”的特点，通常携带不便明说、或者不愿直说的潜藏含义。
就BBC这部纪录片的标题而言，尽管片头和出版物上都标明了大大的红色“中国”字样，但官方翻译的中文片名被确认为《中华的故事》。也就是说，纪录片所肯定的，主持人所赞叹的，是“文化中国”“传统中国”，因为“中华”更偏向于文化的定义，而“中国”更偏向于政体的含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肯定，中国和西方没有分歧；但在具体文化元素的评价方面，中外强调的侧面并不一致。例如，纪录片突出了中国人对天命的畏惧和对祖先的崇拜，这与当代中国主流话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则大相径庭。
对历史的判断也是如此。纪录片第三集称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也显示出纪录片的西方观点。这种“最好”的评价是从市民生活的悠闲、物质文化的丰盛和市场经济的活跃这些角度出发作出的判断，看重的是社会的宽松，而不是国家的强盛。而且，在解说中，这种宽松特别用于针对唐代和明代政治控制的严苛——虽然这两个朝代似乎更强盛——批判性不言而喻。
选材及叙事的详略显然也有话语的考虑。尽管在最后一集（《革命年代》）中，纪录片对现代中国的历史介绍极为简略，关于“文化大革命”等过程一笔带过，但通过整部系列片所选择的故事，如清明节秦氏家族的祭祖活动和明清时代乡绅鲍家的坎坷遭遇，多次表达了对那段没有重点涂抹的历史的否定态度。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在其中的历史作用都有過明确的政治结论，因此，《中华的故事》对毛泽东的评价偏向负面，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则贯穿始终。不过，考虑到中国市场的感受，纪录片的表述还是很有节制的。在中国人的耳朵听来，有些用语不免刺耳；但从西方人的角度看，可能还认为蜻蜓点水，说得远远不够“狠”。
片中强调了若干概念，如“天命/天谴”（皇帝受之于天）、“一治一乱”（历史循环论）等，用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变迁。特别是“革命”一词，意味着社会动乱，即政权更迭、改朝换代，基本是负面词。这与我们通常的理解完全不同。 就视觉符号而言，除了纪录片片头鲜红的“中国”大字之外，奔腾的龙也是一个醒目的标志。不过，中国人认定的“吉祥”符号，在西方人看来却是凶恶的象征。当然，按照伍德的解释，中国龙是中华民族图腾的源头，也是中国文化符号的集中代表，他们并不是从“邪恶”的意义上来解读“龙”的形象的。但是，《中华的故事》之迎合西方对中国的想象，符号的话语是明显的；而国外受众看到那只张牙舞爪、呼啸而出的龙形，感受很可能也是惊恐的。
当然，纪录片《中华的故事》也照顾到了中国市场的需求，特别是中国政府的感受。有些话语似乎是为中国而发。在第一集中，主持人强调了中国人对“人群如此多样、文化如此丰富的地方是一个单一国家、单一文明”的集体认同。对西方人而言，这种肯定可能比中国对统一主权的宣示更有作用。同样的，《中华的故事》也针对西方人的某些误解作出廓清。例如，纪录片介绍了中国历史上王朝的强盛及怀柔远人的华夏传统，从侧面反驳了“中国威胁”的论调。在第四集《明朝》中，纪录片通过利玛窦的话将中国和欧洲进行了对比：欧洲人总爱袭扰邻国，满脑子都是称雄称霸；而明朝尽管拥有装备精良的陆海军，能够轻而易举地征服邻国，但无论是皇帝还是他的臣民都根本没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这可能被野心勃勃、志在开疆拓土的西方人士认为“胸无大志”；但是，从另一方面考虑，这是不是也表明了国人“吾道自足、不假外求”的秉性呢？它是不是在替中国固守中土、对外“不称霸”作解说呢？
不过，总体而言，由于纪录片基本的西方立场和观点，这些顺耳的话不如刺耳的话吸引中国人关注。而《中华的故事》采用这种话语方式的背后，也有市场的考虑。
四、借势用力：面向全球市场的中国话语策略
事实表明：无论是对中国也好，还是对BBC也好，《中华的故事》都是一次成功的实践。对BBC而言，通过对“中国”这个富矿的开掘，吸引了一个个趣味虽然不同、意识形态依然对立，但立场和观点却在软化的世界市场，BBC的疆域拓展了。而对中国来说，通过BBC纪录片的全球影响，借势用力，传播了中国虽不完美、但生气勃勃、富有希望的形象，有利于中国下一步的复兴。
西方媒体（例如BBC）关于中国主题的纪录片服务的是两个市场。首先是以西方为代表的全球市场。其次是才中国市场。面向西方市场的纪录片，只能采用西方式的话语，尽管采取了“客观”“公正”的姿态，但骨子里对中国现实的批判性始终存在。这也可以理解——纪录片的灵魂是思想，而社会性的历史人文纪录片如果缺乏批判性，在市场上便很难立足。这种纪录片的“文化”对内对外其实是一样的。说到对中国的评价，西方已经有了一些负面的“共识”，回避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味说好话，纪录片就会失去西方公众的信任，哪里还会有全球影响呢？
面对中国这个大热门“题材”，BBC采取了三种讲故事的策略，一个如《中国新年》，基本上就是完成中国委托，展示外表，缺乏思想，鲜有新意，随便而粗糙。另一种是《中国式教育》，BBC投资，“真人秀”式表演，国际市场销售，以题材的有趣和叙事的戏剧化赢得经济效益。第三种就是《中华的故事》这样比较传统的、以内容和制作的专业性见长的、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和鲜明的品牌辨识的，能因长尾效应获得长期收益。
而在借势用力、通过国外媒体进行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方面，中国却面临两难处境。一方面，即使是《中华的故事》这样自认为态度友好、立场客观的中国题材外国纪录片，也很难符合中国的话语标准，因而在中国得不到公开发行的机会——中国网友都是通过网络传播（未获版权许可）“非法”收看的——制片方对此持默许态度，也是为了扩大影响；另一方面，按照官方认可的话语对外传播的中国纪录片无功而返，尽管常常所费不赀。
我们认为：《中华的故事》塑造的中国形象是友好的，讲述的中国故事是积极的，这就够了，这样的“中国纪录片”就值得推广。对外传播的效果，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的感觉，而是全球受众的感受。
《中华的故事》的经验表明：“借船出海”不失为一种更有效的渠道，可以借助国际知名媒体业已形成的公信力从事国际传播，部分地弥补中国传播界和传播者国际市场经验不足、国家信誉有待积累和国家形象有待改善的短板，借势用力，传播中国的声音，讲述中国的故事。更多的中外交流有利于相互的理解。应该积极鼓励外国机构到中国拍片，为同情型的制作者提供了解真实中国的便利条件。不能要求“借船出海”的国际传播按照中国的口径说话。只要纪录片塑造的中国形象总体上是积极的，讲述的方式实际上是友好的，对这种“中国故事”就应该欢迎，对其并非“百分百赞同”的态度就不必苛求。
在通过国外媒体进行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方面，“客观中立”的表达（《中华的故事》）优于“一味赞美”的表达（《中国新年》）。对外传播最重要的，首先是让世界看到中国，进而熟悉中国和了解中国。我们当然希望更为“友好”的、抱着同情感的展示，因此需要挑选恰当的、类似《中华的故事》主持人伍德式的传播者；但只要不是刻意的抹黑，褒贬参半的呈现对中国也有好处——它们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能见度、存在感。同时，中国人也应该了解外国人对中国的真实看法，而无须接受虚假的逢迎。因此，不能要求外国人用中国的腔调说话，对不同于中国的国际话语，应该有一定的宽容度。
中国的现状远非完美，国际的批评也在所难免——例如《中华的故事》对中国的微词。不过，中国人听来刺耳的话，不一定会损坏中国的形象，反而常常是西方媒体获得公信力和受众认可的基础。有时候，为了维持言说者的信誉，面向全球的客观讲述对中国“问题”的批评还是必须的。一方面，中国确实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另一方面，中外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表达习惯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文化差异。有些批评是事实，有些事实不那么准确，有些批评不那么公正。但是，默许这类批评有利于外国媒体对中国形象总体上有利的呈现和讲述。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有宽容批评的雅量，只要不是有意歪曲，只要不是惡意攻讦，我们就应以理性的精神对待批评，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纠正失实。
总而言之，只有让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中国的话语才有可能“走出去”。而只要中国能以积极负责的形象在全球现身，中国的话语就有机会“走出去”。
（限于篇幅，本文略去作者所加注释。）
（本文系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专项委托的课题“新媒介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之话语策略研究”和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创新研究”的研究成果，后者的项目编号为：14ZDA056）
一、《中华的故事》：全球影响
《中华的故事》是通过传统电视媒体首先在BBC二频道和美国的公共电视台（PBS）上播出的。这两个渠道面向知识界，偏重文化口味，影响的是西方社会中有影响力的观众。在中国，部分网民（知识阶层居多）则通过网络先睹为快。
BBC对这部委托制作的高质量纪录片相当满意。统计显示，BBC在周四晚上9时黄金时段播出的节目中，《中华的故事》收视率是其他节目的两倍；不少观众还在手机等客户端上收看。BBC总裁表示：这样（叫好又叫座）的片子才是BBC应该出品的。
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国主流媒体大多对《中华的故事》进行了正面报道。中国网民的反馈也很积极。在每集节目播出后24到36小时之间，就有《中华的故事》中文版推出，并在朋友圈内流行。本课题组对《中华的故事》的传播反馈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海内外随机调查，得到的也大多是正面的评价。
BBC和PBS在全球享有“客观公正”的品牌优势；主持人迈克尔·伍德是享有国际知名度的历史学家、作家。《中华的故事》以纪录片的方式“真实再现”中国历史的魅力、中国现实的鲜活，这也是中华文化借船出海、中华文化向西讲的一种国际传播。
二、《中华的故事》：中国形象展示
通过仔细阅览，可以发现，《中华的故事》表现的是正面积极的中国形象。镜头中展现的，有画卷一般的美丽中国、生气勃勃的市场中国、勤劳朴实的人民中国。它既没有刻意美化稍显杂乱的街头景象；也没有肆意丑化在西方人看来“落后”的各种生活场景，如推杯换盏、烧香磕头——这恰恰带来了不完美的真实感。
《中华的故事》是以一种西方受众容易接受的方式展开叙事的。除了高速增长的经济、人口庞大的市场之外，很多西方人希望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奥秘，想要获得触及心灵的某种感动——跌宕起伏的历史中所体现的中国人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浓烈的亲族观念。《中华的故事》满足了这些需求。
按照西方公众倾向于“独立思考”的特点，《中华的故事》试图通过置身现场接触人物和生活的写实手法，向观众展示活生生的中国社会。伍德的主持风格热情而客观，他说他只是一位深入现场的“友好的采访者和沟通者”，观众可以通过影片对中国人及中华文化做出自己的观察和判断。
影片注重与当地人的交流。伍德采访的人中，既有专业人士，也有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很多活泼自然的互动体现出国人的友好和开朗；不少专业人士则表现出较高的素养，包括能够讲流利的英语。
总体而言，《中华的故事》是一部态度友好、方式客观的纪录片，它在全球产生的，应该是对中国友善的影响。
不过，作为一部有关中国历史的纪录片，虽然系列片各集标题是以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命名的，虽然讲述的故事与中国历史相关，但如果以为《中华的故事》是一部真正的历史纪录片，那就错了。纪录片表现的是中国的现实。这是一部通过现实场景、文学艺术、背景知识和历史评说讲述的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故事。出于制作者倾向西方的思维定势和面向西方的市场需求，纪录片中充满了深浅不等的话语言说。
三、《中华的故事》：话语分析
BBC关于中国主题的纪录片要面对的，是两个市场：一个是全球市场，受众主要受西方观点的影响；一个是中国市场，需要尊重中国的主流观点。而这两种观点有时针锋相对，大多数时候差异明显，也为话语的表达带来了挑战。由于BBC纪录片针对的是西方市场，因此，它所讲述的“中华的故事”便主要采用了西方的视角和话语方式。
话语常常是带有特定动机和隐含意图，运用或简单或复杂的修辞方法，表达意义甚至影响对话者的交谈。话语不是一般的语言，而是在循环往复、动态交流的过程中产生意义的对话性言语。话语在特定的语境中通过“文本”进行，具有“众说纷纭”和表达“言外之意”的特点，通常携带不便明说、或者不愿直说的潜藏含义。
就BBC这部纪录片的标题而言，尽管片头和出版物上都标明了大大的红色“中国”字样，但官方翻译的中文片名被确认为《中华的故事》。也就是说，纪录片所肯定的，主持人所赞叹的，是“文化中国”“传统中国”，因为“中华”更偏向于文化的定义，而“中国”更偏向于政体的含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肯定，中国和西方没有分歧；但在具体文化元素的评价方面，中外强调的侧面并不一致。例如，纪录片突出了中国人对天命的畏惧和对祖先的崇拜，这与当代中国主流话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则大相径庭。
对历史的判断也是如此。纪录片第三集称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也显示出纪录片的西方观点。这种“最好”的评价是从市民生活的悠闲、物质文化的丰盛和市场经济的活跃这些角度出发作出的判断，看重的是社会的宽松，而不是国家的强盛。而且，在解说中，这种宽松特别用于针对唐代和明代政治控制的严苛——虽然这两个朝代似乎更强盛——批判性不言而喻。
选材及叙事的详略显然也有话语的考虑。尽管在最后一集（《革命年代》）中，纪录片对现代中国的历史介绍极为简略，关于“文化大革命”等过程一笔带过，但通过整部系列片所选择的故事，如清明节秦氏家族的祭祖活动和明清时代乡绅鲍家的坎坷遭遇，多次表达了对那段没有重点涂抹的历史的否定态度。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在其中的历史作用都有過明确的政治结论，因此，《中华的故事》对毛泽东的评价偏向负面，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则贯穿始终。不过，考虑到中国市场的感受，纪录片的表述还是很有节制的。在中国人的耳朵听来，有些用语不免刺耳；但从西方人的角度看，可能还认为蜻蜓点水，说得远远不够“狠”。
片中强调了若干概念，如“天命/天谴”（皇帝受之于天）、“一治一乱”（历史循环论）等，用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变迁。特别是“革命”一词，意味着社会动乱，即政权更迭、改朝换代，基本是负面词。这与我们通常的理解完全不同。 就视觉符号而言，除了纪录片片头鲜红的“中国”大字之外，奔腾的龙也是一个醒目的标志。不过，中国人认定的“吉祥”符号，在西方人看来却是凶恶的象征。当然，按照伍德的解释，中国龙是中华民族图腾的源头，也是中国文化符号的集中代表，他们并不是从“邪恶”的意义上来解读“龙”的形象的。但是，《中华的故事》之迎合西方对中国的想象，符号的话语是明显的；而国外受众看到那只张牙舞爪、呼啸而出的龙形，感受很可能也是惊恐的。
当然，纪录片《中华的故事》也照顾到了中国市场的需求，特别是中国政府的感受。有些话语似乎是为中国而发。在第一集中，主持人强调了中国人对“人群如此多样、文化如此丰富的地方是一个单一国家、单一文明”的集体认同。对西方人而言，这种肯定可能比中国对统一主权的宣示更有作用。同样的，《中华的故事》也针对西方人的某些误解作出廓清。例如，纪录片介绍了中国历史上王朝的强盛及怀柔远人的华夏传统，从侧面反驳了“中国威胁”的论调。在第四集《明朝》中，纪录片通过利玛窦的话将中国和欧洲进行了对比：欧洲人总爱袭扰邻国，满脑子都是称雄称霸；而明朝尽管拥有装备精良的陆海军，能够轻而易举地征服邻国，但无论是皇帝还是他的臣民都根本没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这可能被野心勃勃、志在开疆拓土的西方人士认为“胸无大志”；但是，从另一方面考虑，这是不是也表明了国人“吾道自足、不假外求”的秉性呢？它是不是在替中国固守中土、对外“不称霸”作解说呢？
不过，总体而言，由于纪录片基本的西方立场和观点，这些顺耳的话不如刺耳的话吸引中国人关注。而《中华的故事》采用这种话语方式的背后，也有市场的考虑。
四、借势用力：面向全球市场的中国话语策略
事实表明：无论是对中国也好，还是对BBC也好，《中华的故事》都是一次成功的实践。对BBC而言，通过对“中国”这个富矿的开掘，吸引了一个个趣味虽然不同、意识形态依然对立，但立场和观点却在软化的世界市场，BBC的疆域拓展了。而对中国来说，通过BBC纪录片的全球影响，借势用力，传播了中国虽不完美、但生气勃勃、富有希望的形象，有利于中国下一步的复兴。
西方媒体（例如BBC）关于中国主题的纪录片服务的是两个市场。首先是以西方为代表的全球市场。其次是才中国市场。面向西方市场的纪录片，只能采用西方式的话语，尽管采取了“客观”“公正”的姿态，但骨子里对中国现实的批判性始终存在。这也可以理解——纪录片的灵魂是思想，而社会性的历史人文纪录片如果缺乏批判性，在市场上便很难立足。这种纪录片的“文化”对内对外其实是一样的。说到对中国的评价，西方已经有了一些负面的“共识”，回避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味说好话，纪录片就会失去西方公众的信任，哪里还会有全球影响呢？
面对中国这个大热门“题材”，BBC采取了三种讲故事的策略，一个如《中国新年》，基本上就是完成中国委托，展示外表，缺乏思想，鲜有新意，随便而粗糙。另一种是《中国式教育》，BBC投资，“真人秀”式表演，国际市场销售，以题材的有趣和叙事的戏剧化赢得经济效益。第三种就是《中华的故事》这样比较传统的、以内容和制作的专业性见长的、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和鲜明的品牌辨识的，能因长尾效应获得长期收益。
而在借势用力、通过国外媒体进行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方面，中国却面临两难处境。一方面，即使是《中华的故事》这样自认为态度友好、立场客观的中国题材外国纪录片，也很难符合中国的话语标准，因而在中国得不到公开发行的机会——中国网友都是通过网络传播（未获版权许可）“非法”收看的——制片方对此持默许态度，也是为了扩大影响；另一方面，按照官方认可的话语对外传播的中国纪录片无功而返，尽管常常所费不赀。
我们认为：《中华的故事》塑造的中国形象是友好的，讲述的中国故事是积极的，这就够了，这样的“中国纪录片”就值得推广。对外传播的效果，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的感觉，而是全球受众的感受。
《中华的故事》的经验表明：“借船出海”不失为一种更有效的渠道，可以借助国际知名媒体业已形成的公信力从事国际传播，部分地弥补中国传播界和传播者国际市场经验不足、国家信誉有待积累和国家形象有待改善的短板，借势用力，传播中国的声音，讲述中国的故事。更多的中外交流有利于相互的理解。应该积极鼓励外国机构到中国拍片，为同情型的制作者提供了解真实中国的便利条件。不能要求“借船出海”的国际传播按照中国的口径说话。只要纪录片塑造的中国形象总体上是积极的，讲述的方式实际上是友好的，对这种“中国故事”就应该欢迎，对其并非“百分百赞同”的态度就不必苛求。
在通过国外媒体进行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方面，“客观中立”的表达（《中华的故事》）优于“一味赞美”的表达（《中国新年》）。对外传播最重要的，首先是让世界看到中国，进而熟悉中国和了解中国。我们当然希望更为“友好”的、抱着同情感的展示，因此需要挑选恰当的、类似《中华的故事》主持人伍德式的传播者；但只要不是刻意的抹黑，褒贬参半的呈现对中国也有好处——它们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能见度、存在感。同时，中国人也应该了解外国人对中国的真实看法，而无须接受虚假的逢迎。因此，不能要求外国人用中国的腔调说话，对不同于中国的国际话语，应该有一定的宽容度。
中国的现状远非完美，国际的批评也在所难免——例如《中华的故事》对中国的微词。不过，中国人听来刺耳的话，不一定会损坏中国的形象，反而常常是西方媒体获得公信力和受众认可的基础。有时候，为了维持言说者的信誉，面向全球的客观讲述对中国“问题”的批评还是必须的。一方面，中国确实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另一方面，中外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表达习惯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文化差异。有些批评是事实，有些事实不那么准确，有些批评不那么公正。但是，默许这类批评有利于外国媒体对中国形象总体上有利的呈现和讲述。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有宽容批评的雅量，只要不是有意歪曲，只要不是惡意攻讦，我们就应以理性的精神对待批评，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纠正失实。
总而言之，只有让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中国的话语才有可能“走出去”。而只要中国能以积极负责的形象在全球现身，中国的话语就有机会“走出去”。
（限于篇幅，本文略去作者所加注释。）
（本文系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专项委托的课题“新媒介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之话语策略研究”和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创新研究”的研究成果，后者的项目编号为：14ZDA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