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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系近年来中国科学史学界出版的重要工具书之一。通过对该书收录五代至元代部分科学史事件，分别在引用二手文献、原始文献出处、内容重复出现、学界不同观点、参考文献信息等方面，考镜源流，辨析史料，重作考证。
关键词：《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考证;五代;元代
中图分类号：N092;N62
文献标识码：A
D01：10.3969/j.issn.1003-8256.2019.03.010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是近年来中国科学史学界出版的年表体例工具书[1]，较为全面地展示出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历程。该书依照年代顺序，排列科技事件。每则事件给出公元纪年、朝代、年号、人物、著作、成就、参考文献等。
由于历史研究与文献资料的复杂性，致使该书确有诸多可商榷之处。苏湛[2]、姬永亮[3]先后对该书部分朝代的内容重作考证。笔者在从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计量史》研究过程中，参考该书，获益良多。同时，尽力搜集资料，重新对该书五代至元代部分内容进行辨析。
1 引用二手文献考证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收载的某些事件，在转引现代学者研究成果时出现了差错，错误类型包括径改原文、文字误植等。
1.1 《事林广记》所载罗盘始祖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371页，“1150年庚午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年金海陵王天德二年夏仁宗天盛二年，是年前，陈元靓（南宋，1100-1150）《事林广记·神仙幻术》记载了腹装磁石的木刻指南鱼和指南龟的制作方法;指南龟，以支钉承托，这是早罗盘的始祖。（王振铎，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科技考古论丛，1989年）”[1] P371。
按，早罗盘应当是旱罗盘之误。
经查《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给出的参考文献，王振铎所撰《科技考古论丛》中《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中）》一文，确实提到《事林广记》卷十《神仙幻术》记载的“造指南龟”之法：[4]
以木刻龟子一个，一如前法制造，但于
尾边敲针入去，用小板子上安以竹钉子，如
箸尾大，龟腹下微陷一穴，安钉子上拨转常
指北，须是钉尾后。
并且，王振铎还给出了《事林广记》木刻指南龟的复原图及复原模型[4] P155-156。然而，王振铎没有在文中做出诸如“指南龟为早罗盘的始祖”这样的论断。在同书《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下）》一文所列表八《南宋以来罗经盘名称》中，最早出现“旱针盘”或“旱罗经”的文献乃明代隆庆时李豫亨所撰《推篷寤语》和《青乌绪言》。
经查，《推篷寤语》卷七记有：“世所用惟术家针盘，用水浮针，视其所指，以定南北。近年吴、越、闽、广，屡遭倭变，倭船尾率用旱针盘以辨海道，获之仿其制，吴下人始多旱针盘。但其针用磁石煮制，气过则不灵，不若水针盘之细密也。”[5]
《青乌绪言》记有：“以针浮水定子午，俗称水罗经。至嘉靖间遘倭夷之乱，始传倭中法，以针入盘中，贴纸方位其上，不拘何方，子午必向南北，谓之旱罗经。近遇地师汪弄丸者，始知以铁杖，不拘巨细，系绳悬之，以手擎之旋，旋定，首必指南，即罗经法也。余取试之，良然。可见造化之巧，随处不易如此。”[6]
王振铎指出，“明代以前中国之罗盘磁针，皆为藉水之浮力而转动之被传磁之缝纫针，别无其他形制”，除了上引《推篷寤语》和《青乌绪言》所记之旱针盘之外，“明代记录中，尚未发现其他任何材料”[4] P199。王振铎另据清代多则史料推断：“旱针之自域外传人为明以来所公认之事实。……此种针制为自倭寇传人。”[4] P201综观《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中）》与《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下）》两文，没有一处提及指南龟乃旱罗盘之始祖。王振铎只是在文末总结时，对此给出一个相当公允的提法：“元泰定刊本《事林广记》中所记指南龟之造法，参看中篇图四十三，证明国人至迟在十四世纪初期，已确知利用枢轴托承之磁针构造之原理，但其创始时期可能更早。”[4] P218《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学卷》亦有类似说法，指南龟的竹钉支托法，“不仅在工艺上要求严格，钉尖所支务必是龟体的重心垂线，而且它成为日后旱罗盘安装法以及近代仪表中所有枢轴承托摆针的始祖”[7]。
故，《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在以下两点略显不妥：
（l）内容有误。旱罗盘误作早罗盘。
（2）论断不妥。宜将“这是早罗盘的始祖”修改为“证明当时国人已确知利用枢轴托承之磁针构造之原理”。
1.2 朱思本“舆地图”内容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418页，“1320年庚申 元仁宗延祜七年，朱思本（元，1273-1333/1350）历时10年完成用计量画方方法绘制的《舆地图》，纵横各7尺。系统地用图示符号表示自然地理、人文地理要素。黄河源绘制比较准确。对此后地图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郑锡煌，关于杨子器跋舆地图的管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3 （1）;52-58]”[1]P418。
按，“计量画方”令人费解。经查，郑锡煌《关于杨子器跋舆地图的管见》一文曾经提到，“计里画方是我国古代地图的传统画法。从图中每方折地多少里，可以算出它使用的比例尺的大小。杨图（笔者注：杨子器跋舆地图）上没有画方，这是与朱图（朱思本“舆地图”）、罗图（罗洪先“广舆图”）不同之处”，未曾详尽述及朱思本所用制图之法[8]。另查，明代罗洪先根据朱思本“舆地图”缩小分幅并加以增广而成“广舆图”[9]，其“广舆图”序云：“尝遍观天下图籍，虽极详尽，其疏密失准，远近错误，百篇而一，莫之能易也。访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图，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合，东西相侔，不至背舛。于是悉所見闻，增具未备，因广其图，至于数十。”[10]邱树森据此指出，朱思本在继承裴秀、贾耽“计里画方”的基础上，重振了这种制图方法[11]。 故，《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可能将“计里画方”误改为“计量画方”。
此外，关于朱思本“舆地图”是否已有图示符号，研究者所说各异。郑锡煌认为，罗洪先1541年绘成的“广舆图”上，使用的图例符号计有24种，而1512-1513年间绘成的杨子器跋舆地图上，使用了表示山脉、河流、湖泊、海洋、岛屿、名胜古迹，以及行政区名级别高低的图例符号20余种;存有相似之处的杨图和罗图，很可能都是以朱思本“舆地图”为基础而绘制的。郑锡煌进而推测，杨图的一部分图例符号也是参考朱图上的，而且在我国古代地图上系统地使用图例符号当始于朱图。
对此，任金城则提出，《广舆图》的二十四个图例符号无论在表现形式上和内容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中仅代表不同职能居民點的符号就有府、州、县、驿、卫、所、屯、堡、城、营、站、关、寨、宣慰司、宣抚、安抚、长官等十七个之多，这在以往的地图中是不多见的。当然罗洪先的这种图例在朱思本的地图中是否已经存在？因朱图早已失传，尚不能完全肯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像《广舆图》这样，在整个图集的四十多幅地图中都严格地采用统一的标准图例的做法，则是罗洪先的首创无疑。
笔者查阅朱思本“舆地图”自序，通篇未见其直言采用图例符号的语句。反观罗洪先“广舆图”序则明确提到，“山川城邑，名状交错，书不尽言，易以省文二十有四，正误补遗，是在观者”，随后列出山、水、界、路、府、州、县、驿、卫、所、屯、堡、城、隘、营、站、关、寨、台、宣慰司、宣抚、墩、安抚、长官等省文二十有四。加之，罗洪先在“广舆图”序中并无讳言其参考朱图的事实：“朱图长广七尺，不便卷舒，今据画方易以编简。”由此推之，罗洪先如若在这些名为“省文”的图示符号方面亦参照了朱思本所创图例，其直接点明的可能性应当很大。
1.3 元代堤防施工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418页，“1321年辛酉元英宗至治元年，沙克什（一作“赡思”;元，1278-1351）所辑《河防通议》中较详地记载宋元时期在堤坊施工中通行的计算土方劳动定额的方法——历步减土法。[郭涛，《历步减土法》浅释，黄河史志资料，1990，（1）]”[1]P418。
按，经查，《河防通议》卷上“堤埽利病”提到，“救弊之急，莫若先择使领之兵，不令他役，然后商胡北决水，後金堤故道，则劳费自减其半矣，堤防可责完固矣。若然，则河患几乎息欤”[12]，卷下列出详细的“历步减土法”[12] P24-25。
郭涛论文亦曾提及：“沙克什所辑《河防通议》中较详地记载宋元时期在堤防施工中通行的计算土方劳动定额的方法——历步减土法。”[13]
故，《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可能将“堤防”误改为“堤坊”。
2 原始文献出处考证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给出记录科技事件的文献信息。经过查核，有些原始文献或者文字有误，或者并未收载《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记录的该条事件。
2.1 文献出处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404页，“宋朝，迄今已知在文献中首次明确记载铸钱用“沙模”（近似现代砂型）技术是在宋代。（宋·张世南：《游官纪闻》卷二;戴念祖，中国力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403-404页）”[1]P404。
按，经查，戴念祖《中国力学史》一书403-404页，虽有引用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二之内容，不过却是“《游宦纪闻》曾记述了一种检验油漆或桐油好坏的方法”，从未提及铸钱所用“沙模”字样[14]。
事实上，对于“沙模”的记载的确出自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二的记载：“蕲春铁钱监，五月至七月，号为‘铁冻’。例阁鑪鞴，本钱四可铸十;铁炭稍贵，六可铸十，工雇费皆在焉。其用工之序有三：日‘沙模作’，次日‘磨钱作’，末日‘排整作’。以一监约之，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铸一万缗。一岁用工九月，可得二十七万缗。”[15]华觉明指出，这段很重要的文字，首次明确指出铸钱是用“沙模”[16]。
故，该事件的参考文献应将《中国力学史》删去，只保留“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二”即可。
3 重复评论同一事件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涉及学科史的内容，均由不同科学史领域专家供稿。专家视角各异，史料采择随己。撰稿过程难免出现多位专家点评同一重大事件的情况。而在最后统稿时，《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未予细致甄别，有时会将不同专家的稿件一并纳入，造成重复收录同一事件的情形。
3.1 郭守敬主持全国纬度测量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402页，“1276年丙子南宋恭帝德祐二年端宗景炎元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至1279年，郭守敬（元，1231-1316）创制简仪、高表、立运仪、座正仪等十多种仪器，在全国范围内由南而北设置27个观测点，进行纬度测量。其中，中原地区四个观测点的测值更为精确。（《元文类·郭守敬传》;《元史·天文志》）”[1] P402。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405页，“1279年 己卯南宋帝呙祥兴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郭守敬主持在全国广大范围内由南而北有计划布设27个观测点，进行大规模的纬度测量，其中以中原地区4个点的测定值最精确。（《元史·天文志》）”[1] P405。
按，经查《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给出上述两则事件的引用文献《元史·天文志》，相关论述如下：
宋自靖康之乱，仪象之器尽归于金。元兴，定鼎于燕，其初袭用金旧，而规环不协，难复施用。于是太史郭守敬者，出其所创简仪、仰仪及诸仪表，皆臻于精妙，卓见绝识，盖有古人所未及者。其说以谓：昔人以管窥天，宿度余分约为太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线推测，于余分纤微皆有可考。而又当时四海测景之所凡二十有七，东极高丽，西至滇池，南瑜朱崖，北尽铁勒，是亦古人之所未及为者也。[17] 其中并未给出四海测景工作的起止时间。
另查《元文类》，其中并无名为《郭守敬传》的文章。介绍郭守敬生平事迹的，应为齐履谦所撰《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
（至元）十三年，都水监饼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岁立局，改治新历。……公首言：“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今司天浑仪，宋皇祜中，汴京所造，不与此处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极，约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复欹侧。”公乃尽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别图爽垲，以木为重棚，创作简仪、高表，用相比覆。……作候极仪。……作浑天象。……作玲珑仪。……作仰仪。……作立运仪。……作证理仪。……作景符。……作窥几。……作日月食仪。……作星晷定时仪。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丸表、悬正仪、座正仪，凡四等，為四方行测者所用。又作仰规覆矩图、异方浑盖图、日出入永短图，凡五等，与上诸仪，互相参考。十六年，改局为太史院，以赞善公为太史令，公为同知太史院事，给印章，立官府。是年，奏进仪表式样，公乃对御指陈理致，一一周悉。自朝至于日晏，上不为倦，公因奏：“唐一行开元间，令南宫说，天下测景，书中见者，凡十三处。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远方测验，日月交食，分数时刻不同，昼夜长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测验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测景。”上可其奏。遂设监候官一十四员，分道相继而出。[18]
可见，郭守敬于至元十三年奏请改历，继而创作简仪、高表等天文仪器;到了至元十六年，太史局改为太史院，元世祖正式批准了郭守敬的奏章，派监候官开展四海测验。
故，《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这两条事件的叙述，有以下不妥之处：
（l）内容重复。郭守敬选取全国27个观测点进行纬度测量的史实，分别列入“辽宋夏金”与“元朝”两大章节，重复出现。保留其中一则即可。
（2）参考文献失准。《元史·天文志》未给出史实的具体年代。《元文类》中与史实相关的文献，应为齐履谦所撰《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一文。
4 同一事件见解不同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收录某些事件时采纳了学界专家的研究成果。而有些学者对同一事件曾经提出过不同见解，《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对此有所忽视，未能兼收并蓄。
4.1 《化书》四镜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318页，“公元936年丙申 五代后唐末帝清泰三年后晋高祖天福元年辽太宗天显十一年，谭峭（南唐）在《化书》卷一内述及四种透镜：‘圭’，平凸透镜;‘珠’，双凸透镜;‘砥’，平凹透镜;‘盂’，凹凸镜。并分别指出了这四种透镜的成像情形”[1] P318。
按，“圭”可释作透镜，存疑。《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未给出参考文献。经查，谭峭所撰《化书》卷一《道化·四镜》：
小人常有四镜：一名璧，一名珠，一名砥，一名盂。璧视者大，珠视者小，砥视者正，盂视者倒。观彼之器，察我之形，由是无大小，无短长，无妍丑，无关恶。所以知形气謡我，精魄贼我，奸臣贵我，礼乐尊我。是故心不得为之君，王不得为之主。戒之如火，防之如虎。纯俭不可袭，清静不可侮，然后可以亦容广而跻三五。[19]
点校者丁祯彦、李似珍对“璧”给出的校记是：
“璧”原作“圭”，据宋本（蒋孟蘋藏宋刊本）、元本（元秦昇家塾刻本）改。下同。盖圭之为器，上尖下方，无镜形;璧则圆中有孔，似合于“小人”之镜形也。
同时，点校者丁祯彦、李似珍还在1993年8月改定的《谭峭化书的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代序）》中，提到了《化书》《道藏》本系统与宋元刊本系统之间不同版本文字上的差异：
还有一种称蒋孟蘋藏宋刊本者，其书目见载于《涵芬楼烬馀书》及邵懿辰、邵章所著之《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近人傅增湘曾据此本校《宝颜堂秘笈》本，而此校本目前仍保存于北京图书馆。此宋刊本与《道藏》本无论在标题、句式和文字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两者相异处约有一百多条。其最大的不同是卷一《四镜》篇与《哕嚥》篇的错简。经对校，元秦异家塾刻本与此宋本文字大致相近。故或定此两本为宋、元刊本系统。意或在当时已与《道藏》本成二个系统，流传至元代，以后便逐渐消失。[19]序言20
另查，1989年徐克明、李志军撰有《从（论衡）和（谭子化书）探讨我国古透镜自先秦至五代的进展》一文。该文认为，“四镜”段表述过于简略，要推断它们究为何种光学元件，惟有注意使其形制与圭、珠、砥、盂原物尽可能相近，其成像规律与谭峭原文尽可能好地吻合，庶几做到“虽不中，亦不远”。该文罗列了前人的观点：
李约瑟认为，五代南唐道教学者谭峭的《谭子化书》所载“四镜”是四种不同类型的透镜，即双凹（圭）、双凸（珠）、平凹（砥）、平凸透镜（孟）。王锦光等则认为此“四镜”是四种不同类型的反射镜，即凹圆柱面镜（圭，《中国光学史》记为凹面柱状镜）、凸球面镜（珠，《中国光学史》记为凸面镜）、平面镜（砥）和凹球面镜（盂）。[20]
进而论证了“四镜”可能是平凸透镜（圭）、双凸透镜（珠）、平光镜（砥）和凹凸透镜（盂）。
2001年戴念祖发表的《释谭峭的“四镜”》一文则指出：
谭峭四镜中，“圭”是以琬圭命名的平凸透镜;“珠”是双凸透镜，或如樱桃之圆球形，或如酸枣之椭圆形;“砥”是类似曾用磨刀的砺石一般的平凹透镜;“孟”是盂底命名的凹凸透镜。[21]
可见，《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此条事件的参考文献，当为戴念祖《释谭峭的“四镜”》一文，只是宜将凹凸镜修订为凹凸透镜。
纵观不同学者所持的各种观点，即便是晚近发表的戴文，均未曾提到点校者丁祯彦、李似珍根据宋、元刊本将“圭”改“璧”的校正意见。对此意见的争论，或将成为“四镜”研究的着力点之一。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针对此类尚未形成共识的问题，应力求兼顾各种观点，尤其要关注不同版本之间文字的差异。唯有如此，方显全面。 5 参考文献信息考证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大都在收录科技事件之后附注了参考文献。但是某些参考文献的出版年代、编写作者或者出版机构有误。
5.1 《中国地图史纲》出版年代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363页，“1117年 丁酉 北宋徽宗政和七年 辽天祚帝天庆七年金太祖天辅元年 夏崇宗雍宁四年，是年至1125年间绘制的《华夷图》是依贾耽《海内华夷图》缩绘而成。主要绘制宋朝辖境内的府州地名，同时又比较详细地记载周边邻国的名称。图中表示长城的符号十分醒目，常为后人所仿用。1136年勒石，今存陕西省博物馆碑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王庸，中国地图史纲，三联书店，1938年）”[1] P363。
按，查该条事件引用文献《中国地图史纲》一书的版权页，其出版年代为“1958年”，而非“1938年”[22]。
5.2 《革象新书》整理者人名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406页，“1281年辛巳元世祖至元十八年，约于是年，赵友钦（元）撰成《革象新书》，这是一部对天文历法问题进行通俗介绍的著作，且在若干论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如认为邵雍的宇宙循环说是不可取的，又认为在日、月之间有‘阴阳精气之潜通，如吸铁之石，感钟之霜，莫或间之也’。他还设计了一种专用的器具与漏刻等，用于测量天体的赤经差和赤纬等值。（赵友钦撰、王福袆删定：《重刊革象新书》）”[1] P406。
按，查该条事件引用文献为《重刊革象新书》。收于《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子部算法类”的是书，其前言页指出，其由“王神”而非“王袆”删润[23]。
5.3 《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出版机构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407页，“1287年丁亥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下令征集阿拉人的航海图籍和航路指南等资料。[元·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卷四《纂修》;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齐鲁出版社，1980年，第248页]”[1] P407。
按，查该条事件引用文献《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的版权页，其出版机构应为“齐鲁书社”，而非“齐鲁出版社”[24]。
5.4 《中国水利史稿（中册）》编撰机构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421页，“1342年壬午元顺帝至正二年，李好文（元，1321年进士）所撰《长安志图》记载了比较完善的渠养护制度和渠系用水制度。卷下详细记载了当时泾渠灌溉用水分配及计算方法;同时由此需要产生了初步流量概念——水徼。（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中），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第337-338页）”[1]P421。
按，查该条事件引用文献《中国水利史稿（中册）》的版权页，其编撰机构乃“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而非“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25]。
6 结语
前述内容，仅仅是笔者参考《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中涉及计量学事件时所发现的问题，暂未涉及其他学科史内容。《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由学界多位专家历时十余载编撰，方告完成。书出众手，存在差错也是可以理解的。况且，这些缺憾完全可以在其再版时予以弥补。
或许，若要编好科学史年表类工具书，以下两点可能需要著者与出版方多加注意：
其一，对著者而言，编写某条科学史事件时，理应获取最为原始的史料，反复核对文献语句，弄清字词真实含义，核查现代学者相关二手研究资料的成果，使用简洁凝练的语言进行表述，从而最大限度确保事件及其出处记载的准确性。
其二，对出版方而言，如有可能，最好聘请业内长期致力于各学科史研究、熟稔相关史料的中青年专家（非编撰者）作为编校人员。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年表质量，避免一些浅显错误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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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考证;五代;元代
中图分类号：N092;N62
文献标识码：A
D01：10.3969/j.issn.1003-8256.2019.03.010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是近年来中国科学史学界出版的年表体例工具书[1]，较为全面地展示出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历程。该书依照年代顺序，排列科技事件。每则事件给出公元纪年、朝代、年号、人物、著作、成就、参考文献等。
由于历史研究与文献资料的复杂性，致使该书确有诸多可商榷之处。苏湛[2]、姬永亮[3]先后对该书部分朝代的内容重作考证。笔者在从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计量史》研究过程中，参考该书，获益良多。同时，尽力搜集资料，重新对该书五代至元代部分内容进行辨析。
1 引用二手文献考证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收载的某些事件，在转引现代学者研究成果时出现了差错，错误类型包括径改原文、文字误植等。
1.1 《事林广记》所载罗盘始祖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371页，“1150年庚午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年金海陵王天德二年夏仁宗天盛二年，是年前，陈元靓（南宋，1100-1150）《事林广记·神仙幻术》记载了腹装磁石的木刻指南鱼和指南龟的制作方法;指南龟，以支钉承托，这是早罗盘的始祖。（王振铎，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科技考古论丛，1989年）”[1] P371。
按，早罗盘应当是旱罗盘之误。
经查《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给出的参考文献，王振铎所撰《科技考古论丛》中《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中）》一文，确实提到《事林广记》卷十《神仙幻术》记载的“造指南龟”之法：[4]
以木刻龟子一个，一如前法制造，但于
尾边敲针入去，用小板子上安以竹钉子，如
箸尾大，龟腹下微陷一穴，安钉子上拨转常
指北，须是钉尾后。
并且，王振铎还给出了《事林广记》木刻指南龟的复原图及复原模型[4] P155-156。然而，王振铎没有在文中做出诸如“指南龟为早罗盘的始祖”这样的论断。在同书《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下）》一文所列表八《南宋以来罗经盘名称》中，最早出现“旱针盘”或“旱罗经”的文献乃明代隆庆时李豫亨所撰《推篷寤语》和《青乌绪言》。
经查，《推篷寤语》卷七记有：“世所用惟术家针盘，用水浮针，视其所指，以定南北。近年吴、越、闽、广，屡遭倭变，倭船尾率用旱针盘以辨海道，获之仿其制，吴下人始多旱针盘。但其针用磁石煮制，气过则不灵，不若水针盘之细密也。”[5]
《青乌绪言》记有：“以针浮水定子午，俗称水罗经。至嘉靖间遘倭夷之乱，始传倭中法，以针入盘中，贴纸方位其上，不拘何方，子午必向南北，谓之旱罗经。近遇地师汪弄丸者，始知以铁杖，不拘巨细，系绳悬之，以手擎之旋，旋定，首必指南，即罗经法也。余取试之，良然。可见造化之巧，随处不易如此。”[6]
王振铎指出，“明代以前中国之罗盘磁针，皆为藉水之浮力而转动之被传磁之缝纫针，别无其他形制”，除了上引《推篷寤语》和《青乌绪言》所记之旱针盘之外，“明代记录中，尚未发现其他任何材料”[4] P199。王振铎另据清代多则史料推断：“旱针之自域外传人为明以来所公认之事实。……此种针制为自倭寇传人。”[4] P201综观《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中）》与《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下）》两文，没有一处提及指南龟乃旱罗盘之始祖。王振铎只是在文末总结时，对此给出一个相当公允的提法：“元泰定刊本《事林广记》中所记指南龟之造法，参看中篇图四十三，证明国人至迟在十四世纪初期，已确知利用枢轴托承之磁针构造之原理，但其创始时期可能更早。”[4] P218《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学卷》亦有类似说法，指南龟的竹钉支托法，“不仅在工艺上要求严格，钉尖所支务必是龟体的重心垂线，而且它成为日后旱罗盘安装法以及近代仪表中所有枢轴承托摆针的始祖”[7]。
故，《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在以下两点略显不妥：
（l）内容有误。旱罗盘误作早罗盘。
（2）论断不妥。宜将“这是早罗盘的始祖”修改为“证明当时国人已确知利用枢轴托承之磁针构造之原理”。
1.2 朱思本“舆地图”内容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418页，“1320年庚申 元仁宗延祜七年，朱思本（元，1273-1333/1350）历时10年完成用计量画方方法绘制的《舆地图》，纵横各7尺。系统地用图示符号表示自然地理、人文地理要素。黄河源绘制比较准确。对此后地图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郑锡煌，关于杨子器跋舆地图的管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3 （1）;52-58]”[1]P418。
按，“计量画方”令人费解。经查，郑锡煌《关于杨子器跋舆地图的管见》一文曾经提到，“计里画方是我国古代地图的传统画法。从图中每方折地多少里，可以算出它使用的比例尺的大小。杨图（笔者注：杨子器跋舆地图）上没有画方，这是与朱图（朱思本“舆地图”）、罗图（罗洪先“广舆图”）不同之处”，未曾详尽述及朱思本所用制图之法[8]。另查，明代罗洪先根据朱思本“舆地图”缩小分幅并加以增广而成“广舆图”[9]，其“广舆图”序云：“尝遍观天下图籍，虽极详尽，其疏密失准，远近错误，百篇而一，莫之能易也。访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图，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合，东西相侔，不至背舛。于是悉所見闻，增具未备，因广其图，至于数十。”[10]邱树森据此指出，朱思本在继承裴秀、贾耽“计里画方”的基础上，重振了这种制图方法[11]。 故，《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可能将“计里画方”误改为“计量画方”。
此外，关于朱思本“舆地图”是否已有图示符号，研究者所说各异。郑锡煌认为，罗洪先1541年绘成的“广舆图”上，使用的图例符号计有24种，而1512-1513年间绘成的杨子器跋舆地图上，使用了表示山脉、河流、湖泊、海洋、岛屿、名胜古迹，以及行政区名级别高低的图例符号20余种;存有相似之处的杨图和罗图，很可能都是以朱思本“舆地图”为基础而绘制的。郑锡煌进而推测，杨图的一部分图例符号也是参考朱图上的，而且在我国古代地图上系统地使用图例符号当始于朱图。
对此，任金城则提出，《广舆图》的二十四个图例符号无论在表现形式上和内容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中仅代表不同职能居民點的符号就有府、州、县、驿、卫、所、屯、堡、城、营、站、关、寨、宣慰司、宣抚、安抚、长官等十七个之多，这在以往的地图中是不多见的。当然罗洪先的这种图例在朱思本的地图中是否已经存在？因朱图早已失传，尚不能完全肯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像《广舆图》这样，在整个图集的四十多幅地图中都严格地采用统一的标准图例的做法，则是罗洪先的首创无疑。
笔者查阅朱思本“舆地图”自序，通篇未见其直言采用图例符号的语句。反观罗洪先“广舆图”序则明确提到，“山川城邑，名状交错，书不尽言，易以省文二十有四，正误补遗，是在观者”，随后列出山、水、界、路、府、州、县、驿、卫、所、屯、堡、城、隘、营、站、关、寨、台、宣慰司、宣抚、墩、安抚、长官等省文二十有四。加之，罗洪先在“广舆图”序中并无讳言其参考朱图的事实：“朱图长广七尺，不便卷舒，今据画方易以编简。”由此推之，罗洪先如若在这些名为“省文”的图示符号方面亦参照了朱思本所创图例，其直接点明的可能性应当很大。
1.3 元代堤防施工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418页，“1321年辛酉元英宗至治元年，沙克什（一作“赡思”;元，1278-1351）所辑《河防通议》中较详地记载宋元时期在堤坊施工中通行的计算土方劳动定额的方法——历步减土法。[郭涛，《历步减土法》浅释，黄河史志资料，1990，（1）]”[1]P418。
按，经查，《河防通议》卷上“堤埽利病”提到，“救弊之急，莫若先择使领之兵，不令他役，然后商胡北决水，後金堤故道，则劳费自减其半矣，堤防可责完固矣。若然，则河患几乎息欤”[12]，卷下列出详细的“历步减土法”[12] P24-25。
郭涛论文亦曾提及：“沙克什所辑《河防通议》中较详地记载宋元时期在堤防施工中通行的计算土方劳动定额的方法——历步减土法。”[13]
故，《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可能将“堤防”误改为“堤坊”。
2 原始文献出处考证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给出记录科技事件的文献信息。经过查核，有些原始文献或者文字有误，或者并未收载《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记录的该条事件。
2.1 文献出处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404页，“宋朝，迄今已知在文献中首次明确记载铸钱用“沙模”（近似现代砂型）技术是在宋代。（宋·张世南：《游官纪闻》卷二;戴念祖，中国力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403-404页）”[1]P404。
按，经查，戴念祖《中国力学史》一书403-404页，虽有引用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二之内容，不过却是“《游宦纪闻》曾记述了一种检验油漆或桐油好坏的方法”，从未提及铸钱所用“沙模”字样[14]。
事实上，对于“沙模”的记载的确出自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二的记载：“蕲春铁钱监，五月至七月，号为‘铁冻’。例阁鑪鞴，本钱四可铸十;铁炭稍贵，六可铸十，工雇费皆在焉。其用工之序有三：日‘沙模作’，次日‘磨钱作’，末日‘排整作’。以一监约之，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铸一万缗。一岁用工九月，可得二十七万缗。”[15]华觉明指出，这段很重要的文字，首次明确指出铸钱是用“沙模”[16]。
故，该事件的参考文献应将《中国力学史》删去，只保留“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二”即可。
3 重复评论同一事件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涉及学科史的内容，均由不同科学史领域专家供稿。专家视角各异，史料采择随己。撰稿过程难免出现多位专家点评同一重大事件的情况。而在最后统稿时，《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未予细致甄别，有时会将不同专家的稿件一并纳入，造成重复收录同一事件的情形。
3.1 郭守敬主持全国纬度测量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402页，“1276年丙子南宋恭帝德祐二年端宗景炎元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至1279年，郭守敬（元，1231-1316）创制简仪、高表、立运仪、座正仪等十多种仪器，在全国范围内由南而北设置27个观测点，进行纬度测量。其中，中原地区四个观测点的测值更为精确。（《元文类·郭守敬传》;《元史·天文志》）”[1] P402。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405页，“1279年 己卯南宋帝呙祥兴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郭守敬主持在全国广大范围内由南而北有计划布设27个观测点，进行大规模的纬度测量，其中以中原地区4个点的测定值最精确。（《元史·天文志》）”[1] P405。
按，经查《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给出上述两则事件的引用文献《元史·天文志》，相关论述如下：
宋自靖康之乱，仪象之器尽归于金。元兴，定鼎于燕，其初袭用金旧，而规环不协，难复施用。于是太史郭守敬者，出其所创简仪、仰仪及诸仪表，皆臻于精妙，卓见绝识，盖有古人所未及者。其说以谓：昔人以管窥天，宿度余分约为太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线推测，于余分纤微皆有可考。而又当时四海测景之所凡二十有七，东极高丽，西至滇池，南瑜朱崖，北尽铁勒，是亦古人之所未及为者也。[17] 其中并未给出四海测景工作的起止时间。
另查《元文类》，其中并无名为《郭守敬传》的文章。介绍郭守敬生平事迹的，应为齐履谦所撰《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
（至元）十三年，都水监饼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岁立局，改治新历。……公首言：“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今司天浑仪，宋皇祜中，汴京所造，不与此处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极，约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复欹侧。”公乃尽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别图爽垲，以木为重棚，创作简仪、高表，用相比覆。……作候极仪。……作浑天象。……作玲珑仪。……作仰仪。……作立运仪。……作证理仪。……作景符。……作窥几。……作日月食仪。……作星晷定时仪。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丸表、悬正仪、座正仪，凡四等，為四方行测者所用。又作仰规覆矩图、异方浑盖图、日出入永短图，凡五等，与上诸仪，互相参考。十六年，改局为太史院，以赞善公为太史令，公为同知太史院事，给印章，立官府。是年，奏进仪表式样，公乃对御指陈理致，一一周悉。自朝至于日晏，上不为倦，公因奏：“唐一行开元间，令南宫说，天下测景，书中见者，凡十三处。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远方测验，日月交食，分数时刻不同，昼夜长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测验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测景。”上可其奏。遂设监候官一十四员，分道相继而出。[18]
可见，郭守敬于至元十三年奏请改历，继而创作简仪、高表等天文仪器;到了至元十六年，太史局改为太史院，元世祖正式批准了郭守敬的奏章，派监候官开展四海测验。
故，《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这两条事件的叙述，有以下不妥之处：
（l）内容重复。郭守敬选取全国27个观测点进行纬度测量的史实，分别列入“辽宋夏金”与“元朝”两大章节，重复出现。保留其中一则即可。
（2）参考文献失准。《元史·天文志》未给出史实的具体年代。《元文类》中与史实相关的文献，应为齐履谦所撰《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一文。
4 同一事件见解不同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收录某些事件时采纳了学界专家的研究成果。而有些学者对同一事件曾经提出过不同见解，《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对此有所忽视，未能兼收并蓄。
4.1 《化书》四镜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318页，“公元936年丙申 五代后唐末帝清泰三年后晋高祖天福元年辽太宗天显十一年，谭峭（南唐）在《化书》卷一内述及四种透镜：‘圭’，平凸透镜;‘珠’，双凸透镜;‘砥’，平凹透镜;‘盂’，凹凸镜。并分别指出了这四种透镜的成像情形”[1] P318。
按，“圭”可释作透镜，存疑。《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未给出参考文献。经查，谭峭所撰《化书》卷一《道化·四镜》：
小人常有四镜：一名璧，一名珠，一名砥，一名盂。璧视者大，珠视者小，砥视者正，盂视者倒。观彼之器，察我之形，由是无大小，无短长，无妍丑，无关恶。所以知形气謡我，精魄贼我，奸臣贵我，礼乐尊我。是故心不得为之君，王不得为之主。戒之如火，防之如虎。纯俭不可袭，清静不可侮，然后可以亦容广而跻三五。[19]
点校者丁祯彦、李似珍对“璧”给出的校记是：
“璧”原作“圭”，据宋本（蒋孟蘋藏宋刊本）、元本（元秦昇家塾刻本）改。下同。盖圭之为器，上尖下方，无镜形;璧则圆中有孔，似合于“小人”之镜形也。
同时，点校者丁祯彦、李似珍还在1993年8月改定的《谭峭化书的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代序）》中，提到了《化书》《道藏》本系统与宋元刊本系统之间不同版本文字上的差异：
还有一种称蒋孟蘋藏宋刊本者，其书目见载于《涵芬楼烬馀书》及邵懿辰、邵章所著之《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近人傅增湘曾据此本校《宝颜堂秘笈》本，而此校本目前仍保存于北京图书馆。此宋刊本与《道藏》本无论在标题、句式和文字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两者相异处约有一百多条。其最大的不同是卷一《四镜》篇与《哕嚥》篇的错简。经对校，元秦异家塾刻本与此宋本文字大致相近。故或定此两本为宋、元刊本系统。意或在当时已与《道藏》本成二个系统，流传至元代，以后便逐渐消失。[19]序言20
另查，1989年徐克明、李志军撰有《从（论衡）和（谭子化书）探讨我国古透镜自先秦至五代的进展》一文。该文认为，“四镜”段表述过于简略，要推断它们究为何种光学元件，惟有注意使其形制与圭、珠、砥、盂原物尽可能相近，其成像规律与谭峭原文尽可能好地吻合，庶几做到“虽不中，亦不远”。该文罗列了前人的观点：
李约瑟认为，五代南唐道教学者谭峭的《谭子化书》所载“四镜”是四种不同类型的透镜，即双凹（圭）、双凸（珠）、平凹（砥）、平凸透镜（孟）。王锦光等则认为此“四镜”是四种不同类型的反射镜，即凹圆柱面镜（圭，《中国光学史》记为凹面柱状镜）、凸球面镜（珠，《中国光学史》记为凸面镜）、平面镜（砥）和凹球面镜（盂）。[20]
进而论证了“四镜”可能是平凸透镜（圭）、双凸透镜（珠）、平光镜（砥）和凹凸透镜（盂）。
2001年戴念祖发表的《释谭峭的“四镜”》一文则指出：
谭峭四镜中，“圭”是以琬圭命名的平凸透镜;“珠”是双凸透镜，或如樱桃之圆球形，或如酸枣之椭圆形;“砥”是类似曾用磨刀的砺石一般的平凹透镜;“孟”是盂底命名的凹凸透镜。[21]
可见，《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此条事件的参考文献，当为戴念祖《释谭峭的“四镜”》一文，只是宜将凹凸镜修订为凹凸透镜。
纵观不同学者所持的各种观点，即便是晚近发表的戴文，均未曾提到点校者丁祯彦、李似珍根据宋、元刊本将“圭”改“璧”的校正意见。对此意见的争论，或将成为“四镜”研究的着力点之一。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针对此类尚未形成共识的问题，应力求兼顾各种观点，尤其要关注不同版本之间文字的差异。唯有如此，方显全面。 5 参考文献信息考证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大都在收录科技事件之后附注了参考文献。但是某些参考文献的出版年代、编写作者或者出版机构有误。
5.1 《中国地图史纲》出版年代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363页，“1117年 丁酉 北宋徽宗政和七年 辽天祚帝天庆七年金太祖天辅元年 夏崇宗雍宁四年，是年至1125年间绘制的《华夷图》是依贾耽《海内华夷图》缩绘而成。主要绘制宋朝辖境内的府州地名，同时又比较详细地记载周边邻国的名称。图中表示长城的符号十分醒目，常为后人所仿用。1136年勒石，今存陕西省博物馆碑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王庸，中国地图史纲，三联书店，1938年）”[1] P363。
按，查该条事件引用文献《中国地图史纲》一书的版权页，其出版年代为“1958年”，而非“1938年”[22]。
5.2 《革象新书》整理者人名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406页，“1281年辛巳元世祖至元十八年，约于是年，赵友钦（元）撰成《革象新书》，这是一部对天文历法问题进行通俗介绍的著作，且在若干论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如认为邵雍的宇宙循环说是不可取的，又认为在日、月之间有‘阴阳精气之潜通，如吸铁之石，感钟之霜，莫或间之也’。他还设计了一种专用的器具与漏刻等，用于测量天体的赤经差和赤纬等值。（赵友钦撰、王福袆删定：《重刊革象新书》）”[1] P406。
按，查该条事件引用文献为《重刊革象新书》。收于《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子部算法类”的是书，其前言页指出，其由“王神”而非“王袆”删润[23]。
5.3 《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出版机构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407页，“1287年丁亥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下令征集阿拉人的航海图籍和航路指南等资料。[元·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卷四《纂修》;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齐鲁出版社，1980年，第248页]”[1] P407。
按，查该条事件引用文献《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的版权页，其出版机构应为“齐鲁书社”，而非“齐鲁出版社”[24]。
5.4 《中国水利史稿（中册）》编撰机构
《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第421页，“1342年壬午元顺帝至正二年，李好文（元，1321年进士）所撰《长安志图》记载了比较完善的渠养护制度和渠系用水制度。卷下详细记载了当时泾渠灌溉用水分配及计算方法;同时由此需要产生了初步流量概念——水徼。（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中），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第337-338页）”[1]P421。
按，查该条事件引用文献《中国水利史稿（中册）》的版权页，其编撰机构乃“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而非“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25]。
6 结语
前述内容，仅仅是笔者参考《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中涉及计量学事件时所发现的问题，暂未涉及其他学科史内容。《中国科学技术史·年表卷》由学界多位专家历时十余载编撰，方告完成。书出众手，存在差错也是可以理解的。况且，这些缺憾完全可以在其再版时予以弥补。
或许，若要编好科学史年表类工具书，以下两点可能需要著者与出版方多加注意：
其一，对著者而言，编写某条科学史事件时，理应获取最为原始的史料，反复核对文献语句，弄清字词真实含义，核查现代学者相关二手研究资料的成果，使用简洁凝练的语言进行表述，从而最大限度确保事件及其出处记载的准确性。
其二，对出版方而言，如有可能，最好聘请业内长期致力于各学科史研究、熟稔相关史料的中青年专家（非编撰者）作为编校人员。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年表质量，避免一些浅显错误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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