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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夏，我从美国到香港进《亚洲周刊》工作。当时这份周刊刚被《明报》收购。上班没多久，副总编辑通知我一起去见老板于品海。在湾仔的皇朝会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年轻的老板，身材匀称，语气平和，举手投足间充满蓬勃的朝气。他实在年轻得令我意外，当时才35岁，却已成为香港第一大报的掌舵人。
听说于品海的经历颇为传奇：他出身于平民家庭，在香港念完中学后去日本半工半读。19岁时被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录取，因无法凑足学费，辗转到加拿大沙省大学读政治经济学。毕业回到香港后，一度在《信报》当编辑，然后就下海搞资本运作。30岁时收购了一家菲律宾上市公司，拥有了马尼拉希尔顿酒店。3年后，他巧妙运用整合的技巧，在现金、股票、旧厂房和酒店之间做了一次资产移位，未花分文又成了南海发展的大股东。同年，他再度施展惊人的财技，击败报业大亨默多克，从金庸手上收购《明报》，还当选为报业公会主席，摇身一变成为传媒大王。他有一次不无得意地对我们说当年是如何取得金庸信任，以至金庸借钱给他收购自己的《明报》。后来我也曾经听金庸的老友陆铿说过，金庸这个历尽江湖风浪的“大侠”事后也确实对在于品海的阴沟里翻船懊悔不已。
第一次见面，于品海要我执笔按照他的意思写一组社评，阐明他办报的理念。于是在1995年元旦过后，我写的社评《办一份中国人的报纸》、《时代对新闻工作者的挑战》以及《探寻发展道路，扩大报纸视野》连续发表。记得文章提出：“《明报》是一份香港的中国人报纸，就应站在中国人的位置去看待世界的万事万物，从中国人的角度瞻望未来。”这个道理本来不错，想不到社评一发表就遭到香港右派的围攻，说是办一份中国人的报纸违背了新闻中立客观的原则，是《明报》的亲中宣言。《亚洲华尔街日报》还造谣说我是“上海帮”派来香港控制舆论的。写这组社评本来是于品海的意思，我不过是“枪手”而已，况且当时还在《亚洲周刊》工作，是被借到《明报》去的。但是舆论压力汹涌而来，他却一声不吭，做了缩头乌龟，商人的投机本性暴露无遗。
在此之后不久，我被正式调到《明报》写社评。于品海和金庸发生矛盾，他陷入两头不讨好的困境。有一天，于老板叫人传话，让我去北京找人沟通。过了两天，在饭厅吃午饭，于品海走过停下来说：“老魏，我明天去北京。你可以叫你的朋友来见我。”我当场发火说：“我的朋友没有想见你。我是被雇来做编辑，不是搞公关的，以后别再让我去做这类事。”于闻言悻悻地走开了，周围的同事为我捏一把冷汗。我说：“如果我因为得罪他丢了这份工，不难再找第二份。他哪天当不成老板了，未必能找到我这样一份工。”
也许正是于品海的这种少年得志的狂妄，导致了事业的挫折。此时，他正在雄心勃勃地发展自己的传媒王国。眼看于品海的传媒王国渐成雏形，《香港经济日报》在1994年10月突然揭露他15年前在加拿大读书期间有犯罪记录，且涉嫌瞒报。此事披露后，在香港及华人圈引起轰动。他不得不辞去明报董事局主席及报业公会主席的职务。他的事业随后一落千丈，先是不得不将明报集团卖给马来西亚华人张晓卿，后来在亏损近1亿美元后又被迫将“传讯电视”卖给辜振甫的儿子辜启允。于品海的传媒王国很快就土崩瓦解。
我本以为于老板从此就销声匿迹了，想不到他很快就东山再起。1999年，于品海收购重组成立中国数码、南海控股两家上市公司。前者主营知识产业，后者涉足房地产行业，赚来的钱为前者提供资金。2006年开始在内地投资兴建全数字影院，目前在各地已有一百多家;2000年起先后投资拍摄《电影往事》、《孔子》、《岁月神偷》等影片。《孔子》的发行规模创造中国影史之最，并于2011年获香港金像奖。2008年，于品海与清华大学创办中美关系研究中心，担任理事长;2010年与北京大学创办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担任理事长。我不能预测于品海在文化领域卷土重来会不会再次遭遇滑铁卢，但可以肯定这个人有股打不死的劲头。
听说于品海的经历颇为传奇：他出身于平民家庭，在香港念完中学后去日本半工半读。19岁时被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录取，因无法凑足学费，辗转到加拿大沙省大学读政治经济学。毕业回到香港后，一度在《信报》当编辑，然后就下海搞资本运作。30岁时收购了一家菲律宾上市公司，拥有了马尼拉希尔顿酒店。3年后，他巧妙运用整合的技巧，在现金、股票、旧厂房和酒店之间做了一次资产移位，未花分文又成了南海发展的大股东。同年，他再度施展惊人的财技，击败报业大亨默多克，从金庸手上收购《明报》，还当选为报业公会主席，摇身一变成为传媒大王。他有一次不无得意地对我们说当年是如何取得金庸信任，以至金庸借钱给他收购自己的《明报》。后来我也曾经听金庸的老友陆铿说过，金庸这个历尽江湖风浪的“大侠”事后也确实对在于品海的阴沟里翻船懊悔不已。
第一次见面，于品海要我执笔按照他的意思写一组社评，阐明他办报的理念。于是在1995年元旦过后，我写的社评《办一份中国人的报纸》、《时代对新闻工作者的挑战》以及《探寻发展道路，扩大报纸视野》连续发表。记得文章提出：“《明报》是一份香港的中国人报纸，就应站在中国人的位置去看待世界的万事万物，从中国人的角度瞻望未来。”这个道理本来不错，想不到社评一发表就遭到香港右派的围攻，说是办一份中国人的报纸违背了新闻中立客观的原则，是《明报》的亲中宣言。《亚洲华尔街日报》还造谣说我是“上海帮”派来香港控制舆论的。写这组社评本来是于品海的意思，我不过是“枪手”而已，况且当时还在《亚洲周刊》工作，是被借到《明报》去的。但是舆论压力汹涌而来，他却一声不吭，做了缩头乌龟，商人的投机本性暴露无遗。
在此之后不久，我被正式调到《明报》写社评。于品海和金庸发生矛盾，他陷入两头不讨好的困境。有一天，于老板叫人传话，让我去北京找人沟通。过了两天，在饭厅吃午饭，于品海走过停下来说：“老魏，我明天去北京。你可以叫你的朋友来见我。”我当场发火说：“我的朋友没有想见你。我是被雇来做编辑，不是搞公关的，以后别再让我去做这类事。”于闻言悻悻地走开了，周围的同事为我捏一把冷汗。我说：“如果我因为得罪他丢了这份工，不难再找第二份。他哪天当不成老板了，未必能找到我这样一份工。”
也许正是于品海的这种少年得志的狂妄，导致了事业的挫折。此时，他正在雄心勃勃地发展自己的传媒王国。眼看于品海的传媒王国渐成雏形，《香港经济日报》在1994年10月突然揭露他15年前在加拿大读书期间有犯罪记录，且涉嫌瞒报。此事披露后，在香港及华人圈引起轰动。他不得不辞去明报董事局主席及报业公会主席的职务。他的事业随后一落千丈，先是不得不将明报集团卖给马来西亚华人张晓卿，后来在亏损近1亿美元后又被迫将“传讯电视”卖给辜振甫的儿子辜启允。于品海的传媒王国很快就土崩瓦解。
我本以为于老板从此就销声匿迹了，想不到他很快就东山再起。1999年，于品海收购重组成立中国数码、南海控股两家上市公司。前者主营知识产业，后者涉足房地产行业，赚来的钱为前者提供资金。2006年开始在内地投资兴建全数字影院，目前在各地已有一百多家;2000年起先后投资拍摄《电影往事》、《孔子》、《岁月神偷》等影片。《孔子》的发行规模创造中国影史之最，并于2011年获香港金像奖。2008年，于品海与清华大学创办中美关系研究中心，担任理事长;2010年与北京大学创办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担任理事长。我不能预测于品海在文化领域卷土重来会不会再次遭遇滑铁卢，但可以肯定这个人有股打不死的劲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