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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圣经》之基本架构是建立在二元对立之上的，其中之话语权也是如此。《创世纪》中诸多对女人的轻视如夏娃、萨拉和利倍加都鲜有发声。男性是声音的使用者，她是男性压迫的受害者。这一切足见叙事者之偏见。对他玛的偏见和称颂也是源于二元论，打破这种二元偏见进而掌握信徒心中的上帝理念及对于后世正确理解圣经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关键词： 《圣经》 话语权 他玛
《圣经》是人类之宝典，根据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看法，圣经权威，不是教会宣言，而是以圣灵的内在见证（testimonium Spiritus sancti internum）为基础的 [1]。但作为人类的伟大遗产，《圣经》故事里亦似有纰漏。她们的失声状态是与生俱来的，即使有了发出声音的机会，也不是每个女性角色的声音都可以被认为是有意义的。其中他玛的主动发声就是明证之一，她的发声也是在继先前夏娃、萨拉和利倍加失利基础上做的情非得已之事。声音是意识，是在普遍形式下靠近自我的作为意识到存在[2]。如菲尔伦查所言，压制性的语言不是神的启示，只是教会的宣讲。对《圣经》的不同阐释也是真正宗教信徒和宗教势力的不同所在。
一、他玛出现前女人们的尴尬处境——谁可以发声？
在《创世纪》时，在那个翻译中用名字来称呼动物的人，不仅是亚当，土地上的人，农夫，而且是在Ishah之前的Ish，女人之前的男人。
除了上帝之外，可以代表上帝给予人类传递福音弥赛亚当中的也鲜见女人担此重任，男性对女人和动物们有绝对的命名权和隶属权利外，男人们也是被视为权威、赋有领导才能和话语权的，其他人只配被领导。不仅如此，作为历经一千四百多年成书的《圣经》经过差不多四十几人撰写而成，第一个是摩西，最后一个是约翰。在摩西和约翰之间还有历世历代许多阶层、不同背景、不同行业、不同行业的人执笔上帝的灵感动他们，上帝的灵默示他们，在他们中间感染，然后把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化成上帝要人类共同知道的话语，就成了一本《圣经》。然而这皇皇巨著的编撰者当中却很难觅女人的影子，只有她们被解读、被异化[3]。
在《创世纪》时夏娃作为第一个被创造的女人，首先来自男人的肋骨，这就决定了她只能作为男人的附庸。夏娃的语言集中体现在她为自己食禁果所做的辩解。语言使得夏娃的形象栩栩如生，具有很强的真实感。
例如第3章的夏娃，她跟蛇的对话、自己的思考、她的行动都表现出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阐释能力，在转述上帝对亚当不可吃善恶树之果的禁令时，她就不但转述了神的禁令，而且加了自己的理解——“也不可摸”。这充分表现了夏娃这种使用语言的干练和主动性所造成的自信的膨胀，这也是她要承担堕落的主要责任。
作为对夏娃的惩罚之一，女人们的身份只能是作为妻子或妾（concubine） ，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一次次的“怀孕”（conceive）和大批的生育（bear）。更令人恐惧的是亚伯拉罕妻子萨拉为不能生育而深感愧疚，并极力鼓动亚伯拉罕纳妾代替她为丈夫完成这一神圣的“工作”。女人自己主动、自觉地承担起这一庄严使命和义务时无疑是女人最大的悲哀。于是，萨拉对亚伯拉罕说：
你看，主不让我为你生孩子，我为你祈祷，你可以纳我的侍女哈格为妾，这样我就可以通过她获得孩子[4]。
如果不是事关紧急，那么萨拉也不会有说话的机会。但作为孩子的母亲，即使在亚伯拉罕决定要将自己的孩子用作祭奠神灵之时，萨拉却是一无所知。在关键的决策问题上，代表着母亲阶层的萨拉却患了“失语症”。不仅《圣经》，在希腊神话等原初民的传说中的潘多拉也和夏娃类似，闪米特人视罪孽为女性，正如原罪为女人所犯，女人始终被矮化[5]。
不仅对萨拉等的描写如此，《创世纪》中对那位一出场就光彩照人的利百加的叙述也耐人寻味。亚伯拉罕吩咐老仆人为以撒找一位妻子，而对这位未来的妻子的选拔标准不可谓不严苛，她必须有持家的艺术，必须会干农活，最要紧的是她必须善良大方。当读者带着期待读到老仆人路遇利百加时顿感她正是如詹姆斯·威廉姆斯所称的“原型母亲” [6]。
利百加这位水井旁的准新娘，出现在罗伯特·艾尔特所命名的求/定婚场景里。她不但容貌俊美，而且是处女——是上帝为男主人公安排好的迎娶对象：
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鹤妻子米迦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
从《启示录》第21章的耶路撒冷也是象征意义上的新娘。“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7] 找到了归属的新娘的地位是专为丈夫传宗接代的。巴尔向我们证明了《圣经》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也是一部意识形态很强的文体。女性的一切都是对父权的服从和支持作为她们的最终价值。这三个女人的发声无疑是处于被动情势的，没有她们的储备，他玛的发声几乎可以断定是无从谈起的，而他玛的发声则是出于自卫目的的主动行为。
二、《创世纪》中为生存而被迫发声的他玛
自从禁果让亚当、夏娃得到了性的知识，男女关系就变得更为疏离，女人不再是来自男人肋骨的wo-man，而成为堕落过程中主导者的角色，甚至将耶和华也置于事外可以骄傲地宣布“我在神的帮助下创造了一个人！”（4：1）
后来者他玛对性的认知更富有传奇色彩。为了生存，他玛对于人类被逐出伊甸园时上帝“增加你怀胎的苦楚”的告诫似乎全然不顾。当然他玛的出现不是突然的。在《创世纪》中，女人那种如今似乎被认为天经地义的创作作用——生育被嫁接到了男人身上，在上帝这个男性神生出来亚当之后，亚当又生了夏娃，实际上是男人生出了女人。那么女人是谁？长期的基督教传统将女人定义为“撒旦的教士”。但是《圣经》里从故事字面意思看女性也出现了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由最初夏娃被生到她必须生孩子，萨拉借腹生子，利百加的“我愿意”，还有通过“强奸父亲”罗得而生孩子的两女儿，最后还有胆敢自主出去而受辱的底拿都逐渐表现出了《圣经》中的女人们的变化。到了他玛的故事里，这一转变终于到了一个分水岭，他玛成为《创世纪》乃至整部《圣经》里为数不多的正面女性人物之一。毋庸置疑，分水岭的标志是他玛对语言积极主动地使用，所产生的作用也是振聋发聩的。长期以来，他玛一直都是被动体，一直是犹大和他的儿子们的施动抑或不施动的对象。但在第11节末尾，她倒是两个表示依从或退避之意的动词的主语，即离去（go off）和留居（dwell）。为何？ 这是她已被逼到墙角，退无可退了。犹大对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知晓她在犹大心里成为致死其两个儿子的元凶了，如果返回父亲家里再想回来几无可能。这样一直扮演“哑巴”的他玛必须采取行动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
当他玛等到犹大来到城门口时，他玛一连串机智的话语为自己赢得了主动。他玛说： 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你的印，你的带子，和你手中的杖。（38：12-18）
这些富具智慧的提问使得他玛如愿以偿：他玛终于从犹大处怀了孕。说的同时可以看出，在第14节经文里，一连串连珠炮似的动作也跃然其间：她迅速脱衣（take off），蒙脸（cover），遮体（wrap），坐在（sit down）“战略”要冲之地。而当犹大要将他玛烧死时，他玛从犹大处得到的信物派上了用场[8]。她的质问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她说：
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带子并杖都是谁的？（38：25-26）
这些质问不如犹大先前那样简短无情的命令那样只需个位数表达，却一样举足轻重。他玛不但实现了生子的愿望，最后竟然成了耶稣的祖先，她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
到这里，似乎他玛的故事和她的语言应该是可以确保她的胜利了，但是米柯·巴尔从来不认为他玛的故事里女人是胜利者。相反，她认为女人是故事的失败者，因为他玛既未得到示拉又未得到犹大。不过，他玛处于目的的正义性，她的行为成为耶和华实现亚伯拉罕家族“后裔多如繁星”的计划的一部分，她勇于维护社会规范、传续后代的责任感使得这一次她的性不再是给男人带来灾祸，相反却被认为是“有义”，成就了一个异族寡妇成为大卫和耶稣祖先的显赫地位而永载史册。
毋庸置疑的是，如保罗在《新约》里多次提到了女人的劣等，他说：“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圣基督的头。”（哥林多前书11：3）阿奎那认为女人是“死亡之门”，是“魔鬼之门”。后来的尼采也是一脉相承，他曾说：“男人应当训练来战斗，女人应当训练了供战士娱乐。其余一概是愚蠢。”他还提醒去女人那里时别忘了带鞭子。古往今来对女人如此强的鄙视下人们不敢奢望《圣经》里会对女人有全新的阐释，有评论家认为，对于他玛表面的赞美语言实则是对于上帝的赞美，正是上帝的意图的实现才能体现如梅厄·斯滕伯格所说的“真理价值”（truth value）。
三、 结语
作为《圣经》故事里重要的角色，女人被降格为男性的对象物，成为不具备自主选择、自我设计、自我塑造能力的“第二性”[9]。 从这个意义上讲，需要夺回话语权的女人是我，是你也可能是他。作为人类文化、文学、宗教之瑰宝的《圣经》故事对于女人的命运的确定使得女人的地位有了其“天然给定”的定义。由于对爱的强调，基督教被称为“爱的宗教”。这里需明确一点，这个爱不仅仅是给予男性教徒的，还应该是爱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那位阁楼上的疯女人。
其实在真正的信徒们心中，“上帝”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观念，即使名称有所不同。20世纪中期前后，随着各种现代和后现代理论的进入，“上帝”作为“高尚精神的关系结构”开始成为今天的新的解释的走向。据此不难理解缘何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信奉基督教。他们所信仰之基督教正是在现代阐释中出现的爱的思想和公平、正义永恒思想。不难看出，那些大声疾呼上帝和自己同在者信奉一句“谎话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道理，当然这里需人为制造出一个类似于“撒旦”和“疯女人”的角色，可见从当下被指责为无上帝的国度——中国就成为当仁不让的靶子进而正视他玛夺回话语权对后世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自明的[10]。
参考文献：
[1]布鲁斯M.麦慈格.新约正典的起源、发展和意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37.
[2]雅克·德里达.声音与现象[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19.
[3]方平.欧美文学研究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1.
[4]德里达，著.解构与思想的未来[M].夏可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160.
[5]尼采，著.悲剧的诞生[M].赵登荣，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48.
[6]刘意青.《圣经》的文学阐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0.
[7]南宫梅芳.圣经中的女性：创世纪的文本和潜文本[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0.
[8]罗伯特·阿尔特.圣经叙事的艺术[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0：13.
[9]西蒙娜·德·波伏娃，著.第二性I[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9.
[10]Levering，R. B. The Cold War，1945-1972（the American history series）. Arlington Heights： Harlan Davidson，Inc. 1982：56-7.
关键词： 《圣经》 话语权 他玛
《圣经》是人类之宝典，根据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看法，圣经权威，不是教会宣言，而是以圣灵的内在见证（testimonium Spiritus sancti internum）为基础的 [1]。但作为人类的伟大遗产，《圣经》故事里亦似有纰漏。她们的失声状态是与生俱来的，即使有了发出声音的机会，也不是每个女性角色的声音都可以被认为是有意义的。其中他玛的主动发声就是明证之一，她的发声也是在继先前夏娃、萨拉和利倍加失利基础上做的情非得已之事。声音是意识，是在普遍形式下靠近自我的作为意识到存在[2]。如菲尔伦查所言，压制性的语言不是神的启示，只是教会的宣讲。对《圣经》的不同阐释也是真正宗教信徒和宗教势力的不同所在。
一、他玛出现前女人们的尴尬处境——谁可以发声？
在《创世纪》时，在那个翻译中用名字来称呼动物的人，不仅是亚当，土地上的人，农夫，而且是在Ishah之前的Ish，女人之前的男人。
除了上帝之外，可以代表上帝给予人类传递福音弥赛亚当中的也鲜见女人担此重任，男性对女人和动物们有绝对的命名权和隶属权利外，男人们也是被视为权威、赋有领导才能和话语权的，其他人只配被领导。不仅如此，作为历经一千四百多年成书的《圣经》经过差不多四十几人撰写而成，第一个是摩西，最后一个是约翰。在摩西和约翰之间还有历世历代许多阶层、不同背景、不同行业、不同行业的人执笔上帝的灵感动他们，上帝的灵默示他们，在他们中间感染，然后把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化成上帝要人类共同知道的话语，就成了一本《圣经》。然而这皇皇巨著的编撰者当中却很难觅女人的影子，只有她们被解读、被异化[3]。
在《创世纪》时夏娃作为第一个被创造的女人，首先来自男人的肋骨，这就决定了她只能作为男人的附庸。夏娃的语言集中体现在她为自己食禁果所做的辩解。语言使得夏娃的形象栩栩如生，具有很强的真实感。
例如第3章的夏娃，她跟蛇的对话、自己的思考、她的行动都表现出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阐释能力，在转述上帝对亚当不可吃善恶树之果的禁令时，她就不但转述了神的禁令，而且加了自己的理解——“也不可摸”。这充分表现了夏娃这种使用语言的干练和主动性所造成的自信的膨胀，这也是她要承担堕落的主要责任。
作为对夏娃的惩罚之一，女人们的身份只能是作为妻子或妾（concubine） ，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一次次的“怀孕”（conceive）和大批的生育（bear）。更令人恐惧的是亚伯拉罕妻子萨拉为不能生育而深感愧疚，并极力鼓动亚伯拉罕纳妾代替她为丈夫完成这一神圣的“工作”。女人自己主动、自觉地承担起这一庄严使命和义务时无疑是女人最大的悲哀。于是，萨拉对亚伯拉罕说：
你看，主不让我为你生孩子，我为你祈祷，你可以纳我的侍女哈格为妾，这样我就可以通过她获得孩子[4]。
如果不是事关紧急，那么萨拉也不会有说话的机会。但作为孩子的母亲，即使在亚伯拉罕决定要将自己的孩子用作祭奠神灵之时，萨拉却是一无所知。在关键的决策问题上，代表着母亲阶层的萨拉却患了“失语症”。不仅《圣经》，在希腊神话等原初民的传说中的潘多拉也和夏娃类似，闪米特人视罪孽为女性，正如原罪为女人所犯，女人始终被矮化[5]。
不仅对萨拉等的描写如此，《创世纪》中对那位一出场就光彩照人的利百加的叙述也耐人寻味。亚伯拉罕吩咐老仆人为以撒找一位妻子，而对这位未来的妻子的选拔标准不可谓不严苛，她必须有持家的艺术，必须会干农活，最要紧的是她必须善良大方。当读者带着期待读到老仆人路遇利百加时顿感她正是如詹姆斯·威廉姆斯所称的“原型母亲” [6]。
利百加这位水井旁的准新娘，出现在罗伯特·艾尔特所命名的求/定婚场景里。她不但容貌俊美，而且是处女——是上帝为男主人公安排好的迎娶对象：
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鹤妻子米迦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
从《启示录》第21章的耶路撒冷也是象征意义上的新娘。“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7] 找到了归属的新娘的地位是专为丈夫传宗接代的。巴尔向我们证明了《圣经》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也是一部意识形态很强的文体。女性的一切都是对父权的服从和支持作为她们的最终价值。这三个女人的发声无疑是处于被动情势的，没有她们的储备，他玛的发声几乎可以断定是无从谈起的，而他玛的发声则是出于自卫目的的主动行为。
二、《创世纪》中为生存而被迫发声的他玛
自从禁果让亚当、夏娃得到了性的知识，男女关系就变得更为疏离，女人不再是来自男人肋骨的wo-man，而成为堕落过程中主导者的角色，甚至将耶和华也置于事外可以骄傲地宣布“我在神的帮助下创造了一个人！”（4：1）
后来者他玛对性的认知更富有传奇色彩。为了生存，他玛对于人类被逐出伊甸园时上帝“增加你怀胎的苦楚”的告诫似乎全然不顾。当然他玛的出现不是突然的。在《创世纪》中，女人那种如今似乎被认为天经地义的创作作用——生育被嫁接到了男人身上，在上帝这个男性神生出来亚当之后，亚当又生了夏娃，实际上是男人生出了女人。那么女人是谁？长期的基督教传统将女人定义为“撒旦的教士”。但是《圣经》里从故事字面意思看女性也出现了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由最初夏娃被生到她必须生孩子，萨拉借腹生子，利百加的“我愿意”，还有通过“强奸父亲”罗得而生孩子的两女儿，最后还有胆敢自主出去而受辱的底拿都逐渐表现出了《圣经》中的女人们的变化。到了他玛的故事里，这一转变终于到了一个分水岭，他玛成为《创世纪》乃至整部《圣经》里为数不多的正面女性人物之一。毋庸置疑，分水岭的标志是他玛对语言积极主动地使用，所产生的作用也是振聋发聩的。长期以来，他玛一直都是被动体，一直是犹大和他的儿子们的施动抑或不施动的对象。但在第11节末尾，她倒是两个表示依从或退避之意的动词的主语，即离去（go off）和留居（dwell）。为何？ 这是她已被逼到墙角，退无可退了。犹大对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知晓她在犹大心里成为致死其两个儿子的元凶了，如果返回父亲家里再想回来几无可能。这样一直扮演“哑巴”的他玛必须采取行动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
当他玛等到犹大来到城门口时，他玛一连串机智的话语为自己赢得了主动。他玛说： 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你的印，你的带子，和你手中的杖。（38：12-18）
这些富具智慧的提问使得他玛如愿以偿：他玛终于从犹大处怀了孕。说的同时可以看出，在第14节经文里，一连串连珠炮似的动作也跃然其间：她迅速脱衣（take off），蒙脸（cover），遮体（wrap），坐在（sit down）“战略”要冲之地。而当犹大要将他玛烧死时，他玛从犹大处得到的信物派上了用场[8]。她的质问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她说：
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带子并杖都是谁的？（38：25-26）
这些质问不如犹大先前那样简短无情的命令那样只需个位数表达，却一样举足轻重。他玛不但实现了生子的愿望，最后竟然成了耶稣的祖先，她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
到这里，似乎他玛的故事和她的语言应该是可以确保她的胜利了，但是米柯·巴尔从来不认为他玛的故事里女人是胜利者。相反，她认为女人是故事的失败者，因为他玛既未得到示拉又未得到犹大。不过，他玛处于目的的正义性，她的行为成为耶和华实现亚伯拉罕家族“后裔多如繁星”的计划的一部分，她勇于维护社会规范、传续后代的责任感使得这一次她的性不再是给男人带来灾祸，相反却被认为是“有义”，成就了一个异族寡妇成为大卫和耶稣祖先的显赫地位而永载史册。
毋庸置疑的是，如保罗在《新约》里多次提到了女人的劣等，他说：“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圣基督的头。”（哥林多前书11：3）阿奎那认为女人是“死亡之门”，是“魔鬼之门”。后来的尼采也是一脉相承，他曾说：“男人应当训练来战斗，女人应当训练了供战士娱乐。其余一概是愚蠢。”他还提醒去女人那里时别忘了带鞭子。古往今来对女人如此强的鄙视下人们不敢奢望《圣经》里会对女人有全新的阐释，有评论家认为，对于他玛表面的赞美语言实则是对于上帝的赞美，正是上帝的意图的实现才能体现如梅厄·斯滕伯格所说的“真理价值”（truth value）。
三、 结语
作为《圣经》故事里重要的角色，女人被降格为男性的对象物，成为不具备自主选择、自我设计、自我塑造能力的“第二性”[9]。 从这个意义上讲，需要夺回话语权的女人是我，是你也可能是他。作为人类文化、文学、宗教之瑰宝的《圣经》故事对于女人的命运的确定使得女人的地位有了其“天然给定”的定义。由于对爱的强调，基督教被称为“爱的宗教”。这里需明确一点，这个爱不仅仅是给予男性教徒的，还应该是爱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那位阁楼上的疯女人。
其实在真正的信徒们心中，“上帝”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观念，即使名称有所不同。20世纪中期前后，随着各种现代和后现代理论的进入，“上帝”作为“高尚精神的关系结构”开始成为今天的新的解释的走向。据此不难理解缘何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信奉基督教。他们所信仰之基督教正是在现代阐释中出现的爱的思想和公平、正义永恒思想。不难看出，那些大声疾呼上帝和自己同在者信奉一句“谎话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道理，当然这里需人为制造出一个类似于“撒旦”和“疯女人”的角色，可见从当下被指责为无上帝的国度——中国就成为当仁不让的靶子进而正视他玛夺回话语权对后世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自明的[10]。
参考文献：
[1]布鲁斯M.麦慈格.新约正典的起源、发展和意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37.
[2]雅克·德里达.声音与现象[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19.
[3]方平.欧美文学研究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1.
[4]德里达，著.解构与思想的未来[M].夏可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160.
[5]尼采，著.悲剧的诞生[M].赵登荣，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7：48.
[6]刘意青.《圣经》的文学阐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0.
[7]南宫梅芳.圣经中的女性：创世纪的文本和潜文本[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0.
[8]罗伯特·阿尔特.圣经叙事的艺术[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0：13.
[9]西蒙娜·德·波伏娃，著.第二性I[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9.
[10]Levering，R. B. The Cold War，1945-1972（the American history series）. Arlington Heights： Harlan Davidson，Inc. 1982：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