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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研究二孩政策发布后微博网络平台上媒体和意见领袖对于二孩政策的传导机制，进而通过人口生育观念变化挖掘家长生育二孩的制约因素。研究发现，生育政策通过媒体和意见领袖传导至社会公众，媒体和意见领袖的言论也会引导舆论导向。在二孩政策放开后，大部分家长的生育观念没有转变，而学前教育收费与成本问题成为了当前制约生育二孩观念转变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又进一步从成本分担角度研究学前教育收费问题及其解决路径并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二孩政策；微博；生育二孩观念；学前教育收费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6. 13. 092
[中图分类号] G6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6）13- 0166- 05
0 引 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逐渐出现生源荒、人口红利锐减等现象。为适应经济发展客观要求，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标志着我国人口政策进入新的时期。近年来，幼儿学费在家庭支出中的比例不断增加，进而引发“入园贵”等社会热点问题。此次二孩政策的放开，能否引起家长生育观念的转变？学前教育收费问题是否为当前家长生育二孩的制约因素？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二孩政策的实施和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次从微博热词角度汇总社会公众意见，在研究二孩政策发布后通过网络媒体的传导机制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出家长生育二孩的制约因素及其解决路径。
1 案例选择
本文选取2015年10月29日新出台的全面实行二孩政策案例作为调研对象，基于该案例对目前的生育政策存在以下几点研究焦点。其一，以往民众对于二胎政策的实施的期待度高低；其二，二胎政策出台实施过程中公共资源包括学前教育等辅助角色是否能够应付人口增长的需求；其三，在网络媒体上民众对于二胎政策出台的反应和质疑；其四，政府作为公共角色对于民众质疑所做出的公开解答；其五，案例背景与学前教育存在相关性，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学前教育等相关社会公共资源的质量提升和成本降低。
2 提出假设
H1：生育政策通过媒体和意见领袖传导至社会公众。
H2：媒体和意见领袖的言论会引导舆论导向。
H3：二孩政策放开后大部分家长的生育观念没有转变。
H4：学前教育收费与成本问题是制约生育二孩观念转变的主要因素。
3 数据筛选及定义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新浪微博官方主页，其原因主要是目前官方信息主要通过网络媒体进行信息传输，根据CNNIC所发布的《2015年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68亿，半年共计新增网民1 894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8.8%，较2014年底提升了0.9个百分点。其中，在网络媒体中深受官网和用户青睐的社交媒体莫过于微博，根据官方信息显示截至2015年6月，在我国6.68亿网民中就有2.04亿在使用微博，其使用率高达30.6%，手机端的微博使用率也达到了27.3%。从2013年开始，搜狐、网易、腾讯等公司对微博投入力度陆续减少，微博市场内部品牌竞争格局已经明朗，用户逐渐向新浪微博迁移和集中。
此外，微博中既有代表广大的普通群众的普通用户，也有代表各类媒体新闻等公众号的官方微博，还设置有实行微博认证的意见领袖。也就是说，微博所涵盖的用户渗透于社会各界，其可成为本文研究所运用的有效数据库。文本根据以上分析，得出研究变量、变量定义和数据来源，如表1。
4 案例描述
2015年10月29日19点09分，央广网和中国广播网发布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详细内容，其中令人关注的焦点是该会上通过了全面实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以完善人口发展和促进人口均衡。10月29日晚腾讯网、新浪网、新华网等媒体开始转载该项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网民也不断在各类网站上活跃起来，纷纷评论或是点赞以表达自己对于该项改革的观点，并对人口结构完整化和生育、如何调配社会公共资源和教育成本支出等方面提出了质疑，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改革落实制度和教育环境的配备，60%以上的人对此存在疑问。对此，李克强总理在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回应政协委员提出的相关问题时表示将会加快《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其相关法规的推进，落实二孩政策的计划。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杜洁也表示应该在政策的基础之上调配好社会公共资源，在落实二胎生育政策时，应该基于不影响家庭生活情况和内部成员职业计划的基础之上。二孩政策的执行依旧需要相关的医疗设施、教育设施、婴幼儿食品等各方面的相互帮扶，该项政策改革需要政府相关机构以及社会各界的协调统一。
5 媒体数据分析
5.1 二孩政策信息传导机制：媒体、公众和意见领袖关注程度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的焦点主要着重于二孩政策信息的传导机制，即对媒体、公众和意见领袖关注程度之间的关系分析以探讨该信息如何在这三者之间进行传递。根据事件的发生时间，2015年10月29日19点09分公开的“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信息。本文选取了事件发生以后近10天的媒体关注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媒体、公众和意见领袖的关注程度如表2所示。根据表2所反映的数据，我们分别绘制了媒体与公众关注度关系的折线图和意见领袖与公众关注度关系的折线图。
根据以上所得出的图表数据可以看出公众关注、意见领袖关注和媒体关注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媒体关注对公众关注具有较强的影响作用，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关注的同步波动。如图1，10月29日二孩政策刚刚出台，媒体开始纷纷报道该政策改革方案，由于信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首天关注的人数并不是非常多，但是随后的几天中，公众关注的人数随着媒体播报的增加也在不断地上升过程中。媒体关注在第二天的关注度达到了本研究阶段的峰值，公众关注也在第二天达到了峰值的水平。媒体关注在第四天下降至较低的水准，此时公众关注也下降至其较低的水准。但是11月2日公众的关注度处于急速上升的状态，达到了1 009条之多，相反，媒体关注度则是没有明显变化。据信息显示，当日上海市卫计委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衔接办法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同日，人口学专家易富贤预测在11月2日前后会有较为具体的计划生育政策改革信号的发布。研究界人士和相关政府组织的言语和行动会对公众的媒体关注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由图1所反映的关注度曲线对比可知信息传播及时性强，媒体关注和公众关注基本处于同步的波动水平。由此可见，生育政策通过媒体和意见领袖传导至社会公众，与H1相符。 第二，根据经过数据处理显示，意见领袖的关注度对公众关注度具有显著正相关性，而媒体对公众的关注度影响程度相对较弱。公众关注度和意见领袖的关注度在第二天同时达到了关注高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下降但仍处于平稳波动阶段。对比两者关注度数量之间的曲线可以看出公众关注度和意见领袖关注度基本保持同步状态，因此，意见领袖所发表的言论对公众也会产生引导作用。
第三，新浪微博公众的关注方式主要集中在中度关注即转引媒体报道，中度关注数量在关注时期中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由第一天的8 655条直降至第四天的359条，此后便呈现较平稳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波动。简单关注和深度关注在关注第一天表现出滞后的现象，同时于关注期第二天达到高峰，随后关注度也不断降低，在第四天达到了平稳波动的状态。对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①意见领袖大部分都属于“深度关注”的范畴；②少部分公众直接发表个人看法，大部分转引意见领袖发表的“深度关注”微博来阐述个人观点。由此可以看出意见领袖对于公众关注起到了引导和参考作用，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关注，这也验证了H2。
综上所述，我国二孩政策的网络信息传导机制基本形成。首先，我国卫计委宣布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信息被各家媒体和意见领袖捕获，媒体快速地将该信息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呈现在网络媒体上，意见领袖在播报的基础上对该政策改革进行分析和解读并将其传递给公众，公众在此基础上通过点赞、转发和评论等手段对二孩政策的改革进行讨论，此意见呼声为人口政策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5.2 “二孩政策”发布后关于家长生育观念的微博热词抽取
在研究网络信息传导机制整体格局之后，需要进一步证明信息中介对公众关注的信息需求的影响，进而对政策改革提出优化方案。为了证明该论点，我们在删除部分无关的评论基础上取得了9 713条原始数据，据此对新浪微博上的媒体信息之后的公众评论进行筛选和总结。
公众评论中对于是否生育二孩所持态度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同意、不同意和中立态度。由于中立态度的支撑原因都是根据同意和不同意态度的分别举证原因的综合，此原因在以上两种观点中已可以反映，所以删除该观点的支撑原因，减少数据重复所产生的误差。
综合来看，同意的占比为29.30%，不同意的占比为70.70%，公众多数的生育态度集中在不同意上，与H3相符。
在同意的观点中，老龄化问题加剧成为了重点的关注内容，其微博条数达到了1 328条之多，占总数的13.67%。这说明人口结构改变所面临的问题造成了人们对于调整人口结构方法的深思。少子化现象严重、减轻未来的赡养压力和刺激教育等基础建设投资紧随其后，占比分别为7.02%、5.26%和3.35%。根据2010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18，排除部分漏报因素所产生的误差，调整之后的生育率也在1.4附近，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维持人口正常更替需要的总和生育率2.1的水平，中国进入超少子化社会，这对于整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完整和未来赡养压力减轻都具有极大的挑战。鼓励放开生育二孩政策有利于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分担赡养压力和刺激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都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而在不同意的观点中，生育成本上升的关注内容在整体的关注度中遥遥领先，约为老龄化问题关注程度的三倍之多，占整体的44.53%。由此可以看出生育成本在大幅度上升，引发人们对此担忧和热议。但由于生育成本的概念较为宽泛，涵盖内容较多，后文我们将其进行细化分解，深入探究生育成本中哪一个细节部分引发微博公众对于生育二孩的担忧与生育二孩政策的主要制约因素。其后，对于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时间精力耗费过大和社会养老体系完善的也占有较大的比例，分别为14.74%、8.13%和3.29%。
5.3 学前教育收费与成本问题成为家长生育二孩的制约因素
从表3中可以看出生育费用占44.53%，即生育费用是二孩政策实施过程中重点阻力所在。我们将微博关注中的生育费用进行详细的概括、分类和汇总，发现在4 325条生育费用上升的微博中，有30.03%的微博表示学前教育费用过高以至于难以承受二孩带来的生育压力，这也成为生育费用中比重最大的阻力部分。紧随其后的是怀孕时的营养费用、产前及生产费用和7岁至大学毕业的教育费用，其占比均大于10%，分别为13.26%、11.25%和10.25%。剩余的学前其他费用、7岁至大学毕业的教育其他经费、生活费、产后及月子费用和学前日常用品费用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因此，学前教育收费与成本问题已经成为家长生育二孩的制约因素，这也验证了H4。
目前我国幼儿学费定价一般遵循原则为“成本决定收费价格”，许多地区办园成本的被迫提升造成了当前“入园贵”的局面。幼儿学费作为一种社会公众产品，其成本主要由政府、社会公众、幼儿园、幼儿家长四部分分担。其中，根据我国国情，政府大约分担 50%，家庭分担 25%～35%，幼儿园分担 10%～15%，社会分担 10%～15%。
（1）以政府分担为主的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模式是目前发达国家所倡导的方式，其分担比重基本在40%左右。而由于我国政府对于学前教育拨款投入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数不足1.5%，使得其他方成本分担压力较大。2010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虽明确指出：“各级政府要将学前教育费列入财政预算，新增教育经费要向学前教育倾斜。”但是，到目前为止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未在其预算中单列，并且也没有相应的经费使用法律与法规的出现来完善长期以来财政对于学前教育“可投可不投，有钱多投，没钱少投”的不规范行为。从长期的视角而言，我国仍应倡导以政府分担为主导的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模式，并在不同的地方采取不一样的分担比例。例如在东部地区分担30%左右，而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地和贫困山区适当提高其分担比例。
（2）幼儿家长分担的学前教育成本主要以学前教育学费形式出现。但更多的家长反映出目前“入园难，入园贵”的现状，从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角度也可以看出受教育者的成本分担所占比例过大。学费的标准应当按照幼儿园的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来设定，在确定受教育者分担比例时，不同体制的幼儿园应规定不同的成本分担比例。并且生均学费的成本分摊在25%以下为最佳，最多不得超过35%，否则将会导致幼儿园家长幼儿学费压力过重的现象，从而制约了二孩政策顺利实施。 （3）随着我国生育政策不断放开，我国幼儿人数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上升，致使幼儿园不得不利用更多的资金投资学前教育基础设施及教学设备，而财政拨款等资金来源渠道狭窄，这使得资金收支不平衡，幼儿园也分担一定比例的成本。然而，幼儿园作为营业性质的企业而言，其根本目标是盈利，财政资金的拨付缺乏，导致其没有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的投资能力。二孩的放开将对幼儿园产生一定的冲击力，各方面的设施建设没有资金的支持只能降低幼儿的教育质量。因此，幼儿家长更是不放心将幼儿托付给幼儿园进行照料和教育，这也将成为生育二孩的严重制约因素。
（4）社会分担主要包括企业缴纳的教育费附加和直接接受的捐赠和资助。教育费附加这一部分每年相对稳定，难以在短期内有所改变；而直接接受捐赠虽然长期来看数量有所波动，但是由于其占比较小，对于解决学前教育成本分担问题并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6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理论研究和“二孩政策”的案例分析，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政府能够通过网络媒体将信息传导至公众，而后公众也通过网络媒体将反馈意见传导给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从而形成生育政策的传导机制。在“二孩政策”的案例中我们发现，政府将信息通过媒体传导到公众和意见领袖之间，媒体可以引领公众的关注视角，而意见领袖在媒体发布的第一时间将政策解释与分析，从而引导公众对政策的解读；而后，公众对于政策的看法通过转发、点赞和评论等方式对信息加以反馈，此过程既降低信息传播的成本，又方便政府收集民众对于“二孩政策”的反馈信息。
第二，“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之后，大部分家长的生育观念仍旧没有改变，微博数据显示近半数的公众仍旧持有不同意放开二孩的态度，这对于政府推行二孩政策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深究其根，公众对于“入园贵，入园难”的关注度主要集中在生育费用尤其是学前教育费用上，其将成为“二孩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阻力。我们应该从幼儿园、幼儿家长、政府和社会公众四个分担主体角度切入分析学前教育成本分担问题，以减轻目前的“入园难，入园贵”方面的社会问题，为进一步放开“二孩政策”做铺垫。
为了尽快转变家长生育二孩观念转变，推动二孩政策的顺利实施，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政府应当加大学前教育预算支出，扩大幼儿学费成本分担比例，减少家庭学费支付的压力。政府应当承担学前教育成本分担近40%左右，在此基础上可以根据地区的差异化对教育经费拨款也产生一定的差异化。例如，可以将各地区或各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为不同的层级，随恩格尔系数的增大层级增大，政府应给予层级较大的学前教育经费补助优惠条件与较高的成本分担比例，而对于恩格尔系数处于层级较低的地区或家庭给予较低的成本分担。
第二，促进学前教育有关政策出台，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依法治国基本要求，防止非法挪用经费等教育腐败问题的发生。应尽快落实学前教育经费使用准则，列明学前教育经费使用去处与使用的比例，防止滥用经费、非法挪用经费和经费使用随意性的问题的出现。此外，应该配备学前教育的监察机制，对所管辖的幼儿园、托儿所等学前教育机构实行突击性检查，除了检查其经费使用情况以外，仍应检查幼儿园的宿舍、食堂等硬件设备以及教师师资等软实力，对于在此表现得相对较差的幼儿园根据处罚制度予以罚款等，情节较为严重的予以取缔。
第三，建议政府出台生育配套激励政策。面对目前近半数人不同意生育二胎的情况，政府除了应做好疏通交流等工作以外，还可以采取某些激励政策。如规定年龄内生育二孩可部分免除学前教育学杂费用或直接进行奖补措施。此配套政策不仅消除了二孩政策实施的主要阻力，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入园贵”的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李祥. 基于微博平台的事件趋势分析及预测研究[J].科技经济市场，2015（1）：108.
[2]张曾莲. 我国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2（6）：51-52.
[3]张曾莲.基于准公共产品和生均幼儿培养成本的学前教育定价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1，14（10）：12-14.
[4]何丽君. 学前教育收费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价格月刊，2011（12）：87-89.
[关键词] 二孩政策；微博；生育二孩观念；学前教育收费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6. 13. 092
[中图分类号] G6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6）13- 0166- 05
0 引 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逐渐出现生源荒、人口红利锐减等现象。为适应经济发展客观要求，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标志着我国人口政策进入新的时期。近年来，幼儿学费在家庭支出中的比例不断增加，进而引发“入园贵”等社会热点问题。此次二孩政策的放开，能否引起家长生育观念的转变？学前教育收费问题是否为当前家长生育二孩的制约因素？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二孩政策的实施和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次从微博热词角度汇总社会公众意见，在研究二孩政策发布后通过网络媒体的传导机制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出家长生育二孩的制约因素及其解决路径。
1 案例选择
本文选取2015年10月29日新出台的全面实行二孩政策案例作为调研对象，基于该案例对目前的生育政策存在以下几点研究焦点。其一，以往民众对于二胎政策的实施的期待度高低；其二，二胎政策出台实施过程中公共资源包括学前教育等辅助角色是否能够应付人口增长的需求；其三，在网络媒体上民众对于二胎政策出台的反应和质疑；其四，政府作为公共角色对于民众质疑所做出的公开解答；其五，案例背景与学前教育存在相关性，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学前教育等相关社会公共资源的质量提升和成本降低。
2 提出假设
H1：生育政策通过媒体和意见领袖传导至社会公众。
H2：媒体和意见领袖的言论会引导舆论导向。
H3：二孩政策放开后大部分家长的生育观念没有转变。
H4：学前教育收费与成本问题是制约生育二孩观念转变的主要因素。
3 数据筛选及定义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新浪微博官方主页，其原因主要是目前官方信息主要通过网络媒体进行信息传输，根据CNNIC所发布的《2015年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68亿，半年共计新增网民1 894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8.8%，较2014年底提升了0.9个百分点。其中，在网络媒体中深受官网和用户青睐的社交媒体莫过于微博，根据官方信息显示截至2015年6月，在我国6.68亿网民中就有2.04亿在使用微博，其使用率高达30.6%，手机端的微博使用率也达到了27.3%。从2013年开始，搜狐、网易、腾讯等公司对微博投入力度陆续减少，微博市场内部品牌竞争格局已经明朗，用户逐渐向新浪微博迁移和集中。
此外，微博中既有代表广大的普通群众的普通用户，也有代表各类媒体新闻等公众号的官方微博，还设置有实行微博认证的意见领袖。也就是说，微博所涵盖的用户渗透于社会各界，其可成为本文研究所运用的有效数据库。文本根据以上分析，得出研究变量、变量定义和数据来源，如表1。
4 案例描述
2015年10月29日19点09分，央广网和中国广播网发布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详细内容，其中令人关注的焦点是该会上通过了全面实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以完善人口发展和促进人口均衡。10月29日晚腾讯网、新浪网、新华网等媒体开始转载该项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网民也不断在各类网站上活跃起来，纷纷评论或是点赞以表达自己对于该项改革的观点，并对人口结构完整化和生育、如何调配社会公共资源和教育成本支出等方面提出了质疑，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改革落实制度和教育环境的配备，60%以上的人对此存在疑问。对此，李克强总理在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回应政协委员提出的相关问题时表示将会加快《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其相关法规的推进，落实二孩政策的计划。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杜洁也表示应该在政策的基础之上调配好社会公共资源，在落实二胎生育政策时，应该基于不影响家庭生活情况和内部成员职业计划的基础之上。二孩政策的执行依旧需要相关的医疗设施、教育设施、婴幼儿食品等各方面的相互帮扶，该项政策改革需要政府相关机构以及社会各界的协调统一。
5 媒体数据分析
5.1 二孩政策信息传导机制：媒体、公众和意见领袖关注程度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的焦点主要着重于二孩政策信息的传导机制，即对媒体、公众和意见领袖关注程度之间的关系分析以探讨该信息如何在这三者之间进行传递。根据事件的发生时间，2015年10月29日19点09分公开的“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信息。本文选取了事件发生以后近10天的媒体关注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媒体、公众和意见领袖的关注程度如表2所示。根据表2所反映的数据，我们分别绘制了媒体与公众关注度关系的折线图和意见领袖与公众关注度关系的折线图。
根据以上所得出的图表数据可以看出公众关注、意见领袖关注和媒体关注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媒体关注对公众关注具有较强的影响作用，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关注的同步波动。如图1，10月29日二孩政策刚刚出台，媒体开始纷纷报道该政策改革方案，由于信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首天关注的人数并不是非常多，但是随后的几天中，公众关注的人数随着媒体播报的增加也在不断地上升过程中。媒体关注在第二天的关注度达到了本研究阶段的峰值，公众关注也在第二天达到了峰值的水平。媒体关注在第四天下降至较低的水准，此时公众关注也下降至其较低的水准。但是11月2日公众的关注度处于急速上升的状态，达到了1 009条之多，相反，媒体关注度则是没有明显变化。据信息显示，当日上海市卫计委表示将出台相关政策衔接办法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同日，人口学专家易富贤预测在11月2日前后会有较为具体的计划生育政策改革信号的发布。研究界人士和相关政府组织的言语和行动会对公众的媒体关注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由图1所反映的关注度曲线对比可知信息传播及时性强，媒体关注和公众关注基本处于同步的波动水平。由此可见，生育政策通过媒体和意见领袖传导至社会公众，与H1相符。 第二，根据经过数据处理显示，意见领袖的关注度对公众关注度具有显著正相关性，而媒体对公众的关注度影响程度相对较弱。公众关注度和意见领袖的关注度在第二天同时达到了关注高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下降但仍处于平稳波动阶段。对比两者关注度数量之间的曲线可以看出公众关注度和意见领袖关注度基本保持同步状态，因此，意见领袖所发表的言论对公众也会产生引导作用。
第三，新浪微博公众的关注方式主要集中在中度关注即转引媒体报道，中度关注数量在关注时期中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由第一天的8 655条直降至第四天的359条，此后便呈现较平稳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波动。简单关注和深度关注在关注第一天表现出滞后的现象，同时于关注期第二天达到高峰，随后关注度也不断降低，在第四天达到了平稳波动的状态。对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①意见领袖大部分都属于“深度关注”的范畴；②少部分公众直接发表个人看法，大部分转引意见领袖发表的“深度关注”微博来阐述个人观点。由此可以看出意见领袖对于公众关注起到了引导和参考作用，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关注，这也验证了H2。
综上所述，我国二孩政策的网络信息传导机制基本形成。首先，我国卫计委宣布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信息被各家媒体和意见领袖捕获，媒体快速地将该信息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呈现在网络媒体上，意见领袖在播报的基础上对该政策改革进行分析和解读并将其传递给公众，公众在此基础上通过点赞、转发和评论等手段对二孩政策的改革进行讨论，此意见呼声为人口政策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5.2 “二孩政策”发布后关于家长生育观念的微博热词抽取
在研究网络信息传导机制整体格局之后，需要进一步证明信息中介对公众关注的信息需求的影响，进而对政策改革提出优化方案。为了证明该论点，我们在删除部分无关的评论基础上取得了9 713条原始数据，据此对新浪微博上的媒体信息之后的公众评论进行筛选和总结。
公众评论中对于是否生育二孩所持态度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同意、不同意和中立态度。由于中立态度的支撑原因都是根据同意和不同意态度的分别举证原因的综合，此原因在以上两种观点中已可以反映，所以删除该观点的支撑原因，减少数据重复所产生的误差。
综合来看，同意的占比为29.30%，不同意的占比为70.70%，公众多数的生育态度集中在不同意上，与H3相符。
在同意的观点中，老龄化问题加剧成为了重点的关注内容，其微博条数达到了1 328条之多，占总数的13.67%。这说明人口结构改变所面临的问题造成了人们对于调整人口结构方法的深思。少子化现象严重、减轻未来的赡养压力和刺激教育等基础建设投资紧随其后，占比分别为7.02%、5.26%和3.35%。根据2010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18，排除部分漏报因素所产生的误差，调整之后的生育率也在1.4附近，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维持人口正常更替需要的总和生育率2.1的水平，中国进入超少子化社会，这对于整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完整和未来赡养压力减轻都具有极大的挑战。鼓励放开生育二孩政策有利于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分担赡养压力和刺激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都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而在不同意的观点中，生育成本上升的关注内容在整体的关注度中遥遥领先，约为老龄化问题关注程度的三倍之多，占整体的44.53%。由此可以看出生育成本在大幅度上升，引发人们对此担忧和热议。但由于生育成本的概念较为宽泛，涵盖内容较多，后文我们将其进行细化分解，深入探究生育成本中哪一个细节部分引发微博公众对于生育二孩的担忧与生育二孩政策的主要制约因素。其后，对于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时间精力耗费过大和社会养老体系完善的也占有较大的比例，分别为14.74%、8.13%和3.29%。
5.3 学前教育收费与成本问题成为家长生育二孩的制约因素
从表3中可以看出生育费用占44.53%，即生育费用是二孩政策实施过程中重点阻力所在。我们将微博关注中的生育费用进行详细的概括、分类和汇总，发现在4 325条生育费用上升的微博中，有30.03%的微博表示学前教育费用过高以至于难以承受二孩带来的生育压力，这也成为生育费用中比重最大的阻力部分。紧随其后的是怀孕时的营养费用、产前及生产费用和7岁至大学毕业的教育费用，其占比均大于10%，分别为13.26%、11.25%和10.25%。剩余的学前其他费用、7岁至大学毕业的教育其他经费、生活费、产后及月子费用和学前日常用品费用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因此，学前教育收费与成本问题已经成为家长生育二孩的制约因素，这也验证了H4。
目前我国幼儿学费定价一般遵循原则为“成本决定收费价格”，许多地区办园成本的被迫提升造成了当前“入园贵”的局面。幼儿学费作为一种社会公众产品，其成本主要由政府、社会公众、幼儿园、幼儿家长四部分分担。其中，根据我国国情，政府大约分担 50%，家庭分担 25%～35%，幼儿园分担 10%～15%，社会分担 10%～15%。
（1）以政府分担为主的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模式是目前发达国家所倡导的方式，其分担比重基本在40%左右。而由于我国政府对于学前教育拨款投入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数不足1.5%，使得其他方成本分担压力较大。2010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虽明确指出：“各级政府要将学前教育费列入财政预算，新增教育经费要向学前教育倾斜。”但是，到目前为止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未在其预算中单列，并且也没有相应的经费使用法律与法规的出现来完善长期以来财政对于学前教育“可投可不投，有钱多投，没钱少投”的不规范行为。从长期的视角而言，我国仍应倡导以政府分担为主导的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模式，并在不同的地方采取不一样的分担比例。例如在东部地区分担30%左右，而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集地和贫困山区适当提高其分担比例。
（2）幼儿家长分担的学前教育成本主要以学前教育学费形式出现。但更多的家长反映出目前“入园难，入园贵”的现状，从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角度也可以看出受教育者的成本分担所占比例过大。学费的标准应当按照幼儿园的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来设定，在确定受教育者分担比例时，不同体制的幼儿园应规定不同的成本分担比例。并且生均学费的成本分摊在25%以下为最佳，最多不得超过35%，否则将会导致幼儿园家长幼儿学费压力过重的现象，从而制约了二孩政策顺利实施。 （3）随着我国生育政策不断放开，我国幼儿人数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上升，致使幼儿园不得不利用更多的资金投资学前教育基础设施及教学设备，而财政拨款等资金来源渠道狭窄，这使得资金收支不平衡，幼儿园也分担一定比例的成本。然而，幼儿园作为营业性质的企业而言，其根本目标是盈利，财政资金的拨付缺乏，导致其没有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的投资能力。二孩的放开将对幼儿园产生一定的冲击力，各方面的设施建设没有资金的支持只能降低幼儿的教育质量。因此，幼儿家长更是不放心将幼儿托付给幼儿园进行照料和教育，这也将成为生育二孩的严重制约因素。
（4）社会分担主要包括企业缴纳的教育费附加和直接接受的捐赠和资助。教育费附加这一部分每年相对稳定，难以在短期内有所改变；而直接接受捐赠虽然长期来看数量有所波动，但是由于其占比较小，对于解决学前教育成本分担问题并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6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理论研究和“二孩政策”的案例分析，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政府能够通过网络媒体将信息传导至公众，而后公众也通过网络媒体将反馈意见传导给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从而形成生育政策的传导机制。在“二孩政策”的案例中我们发现，政府将信息通过媒体传导到公众和意见领袖之间，媒体可以引领公众的关注视角，而意见领袖在媒体发布的第一时间将政策解释与分析，从而引导公众对政策的解读；而后，公众对于政策的看法通过转发、点赞和评论等方式对信息加以反馈，此过程既降低信息传播的成本，又方便政府收集民众对于“二孩政策”的反馈信息。
第二，“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之后，大部分家长的生育观念仍旧没有改变，微博数据显示近半数的公众仍旧持有不同意放开二孩的态度，这对于政府推行二孩政策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深究其根，公众对于“入园贵，入园难”的关注度主要集中在生育费用尤其是学前教育费用上，其将成为“二孩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阻力。我们应该从幼儿园、幼儿家长、政府和社会公众四个分担主体角度切入分析学前教育成本分担问题，以减轻目前的“入园难，入园贵”方面的社会问题，为进一步放开“二孩政策”做铺垫。
为了尽快转变家长生育二孩观念转变，推动二孩政策的顺利实施，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政府应当加大学前教育预算支出，扩大幼儿学费成本分担比例，减少家庭学费支付的压力。政府应当承担学前教育成本分担近40%左右，在此基础上可以根据地区的差异化对教育经费拨款也产生一定的差异化。例如，可以将各地区或各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为不同的层级，随恩格尔系数的增大层级增大，政府应给予层级较大的学前教育经费补助优惠条件与较高的成本分担比例，而对于恩格尔系数处于层级较低的地区或家庭给予较低的成本分担。
第二，促进学前教育有关政策出台，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依法治国基本要求，防止非法挪用经费等教育腐败问题的发生。应尽快落实学前教育经费使用准则，列明学前教育经费使用去处与使用的比例，防止滥用经费、非法挪用经费和经费使用随意性的问题的出现。此外，应该配备学前教育的监察机制，对所管辖的幼儿园、托儿所等学前教育机构实行突击性检查，除了检查其经费使用情况以外，仍应检查幼儿园的宿舍、食堂等硬件设备以及教师师资等软实力，对于在此表现得相对较差的幼儿园根据处罚制度予以罚款等，情节较为严重的予以取缔。
第三，建议政府出台生育配套激励政策。面对目前近半数人不同意生育二胎的情况，政府除了应做好疏通交流等工作以外，还可以采取某些激励政策。如规定年龄内生育二孩可部分免除学前教育学杂费用或直接进行奖补措施。此配套政策不仅消除了二孩政策实施的主要阻力，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入园贵”的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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