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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阐述了开展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和生态保护协调发展问题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分析了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范例，深入系统地开展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课题研究的典型示范意义；从经济学、环境科学、地理学、生态学、资源科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和理论视角，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大湖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学科交叉特点及国内外多学科研究的主要成果和重要观点；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三个重要方面对相关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给出了综合评价与展望；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当前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实践中存在的三大主要矛盾和问题，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具体研究对象，提出了基于总体把握、重点突破和总结归纳的研究思路，设计出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总体框架。
[关键词]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模式；生物多样性保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中图分类号]F127；X176；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6-0062-19
[作者简介]孔凡斌（1967—），男，江西九江人，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主要从事生态经济理论与政策、林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熊 凯（1987—），男，江西南昌人，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江西南昌 33003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例”（12&ZD213）和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研究跨学科创新团队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大湖流域的开发和保护，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课题。探索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的新模式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纵观国内外大湖流域的开发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深刻教训。我国大湖流域自然条件好，资源开发潜力大，以湖泊为核心加强流域综合开发，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同时，我国多数湖泊面临着水体富营养化、水质污染、湖泊萎缩与剧减、湖水咸化四大环境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湖泊及流域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严峻的生态问题，湖泊流域开发过程中所显现的不可持续态势令人堪忧。《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大湖流域通常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地区，也是人类活动与全球气候变化的极端敏感地区。对于我国大湖流域发展而言，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直接体现就是把流域综合开发与生态环境改善紧密结合起来，走出一条流域经济增长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创造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流域资源综合开发新模式。因此，如何协调好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关系，是关乎未来我国大湖流域地区乃至我国整体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是我国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
从可持续利用与管理视角看，造成流域开发过程中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流域综合开发管理的理念和系统设计。从表面上看，生境破坏、资源过度开发、环境质量恶化和外来物种入侵是造成生物多样性损失的直接原因，但是从可持续利用与管理，以及政府环境保护的公共服务角度来审视的话，造成流域开发过程中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流域综合开发管理的理念和系统设计。流域开发模式粗放、流域生态系统功能与开发秩序错乱、土地资源及水资源利用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错乱无序、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环保机制的制度力度不足、缺乏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核心的流域综合开发管理机制体制等问题大大降低了流域综合开发的效益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效。
国外流域综合开发的成功经验表明，以流域为单元构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是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近些年来，我国有关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开发、集成和示范取得了显著发展，并在一些地区取得了成效。但从总体上看，有关流域综合开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管理与政策方面的研究则十分零散和薄弱，已成为制约我国大湖流域科学发展理论和政策创新的重要瓶颈。因此，客观上迫切需要提出一套大湖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论框架、内容体系和政策建议，并针对流域综合开发中的主要资源与环境经济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鄱阳湖流域是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国际重要湿地，被列为全球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在世界大湖流域的开发浪潮中，作为我国第一大淡水湖的鄱阳湖流域在全国乃至世界大湖流域开发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鄱阳湖流域是由江西省境内的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等“五河”注入鄱阳湖而形成的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鄱阳湖流域水系。鄱阳湖流域面积16.22万km2，约占长江流域面积的9%，江西省流域面积的97%；其水系年均径流量为1525亿立方米，约占长江流域年均径流量的16.3%。鄱阳湖流域是亚洲最大的候鸟越冬地、洄游鱼类和大型水生哺乳动物迁徙重点区、江河鱼类产卵后幼鱼洄游通道，它对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特别是鸟类和鱼类等重要类群）、确保长江下游地区生态安全以及实现国家水资源合理配置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随着鄱阳湖流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流域生物多样性损失严重，经济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矛盾格外突出，这在较大程度上威胁着区域和长江流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是我国首次系统探索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治理新模式的重大发展战略，也是一项具有全国乃至全球意义的国家行动。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定位是：全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示范区、长江中下游水生态安全保障区、中部崛起重要带动区、国际生态经济合作重要平台。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标志着我国探索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治理新模式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将为我国乃至世界积累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治理的先进经验，意义十分重大。因此，在全面比较和充分吸纳国内外大湖流域综合开发和治理研究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这一伟大实践为生动案例，深入系统地开展“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重大课题研究，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鉴于此，本着“探讨理论基础、评价国外经验、完善总体框架、分析实施难点”的指导思想，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案例研究与理论探讨相结合、系统科学和行为科学相结合的综合集成”的研究方法，将土地利用模式、水资源利用模式、产业发展模式等作为建立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的关键节点，提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的构建对策；同时对生态补偿机制、公众参与机制等关键性生态环保机制进行系统性分析，最终提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和相应的政策保障体系，研究结果对促进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代表性观点及评述
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具有强烈的学科交叉性，是经济学、环境科学、地理学、生态学、资源科学、管理学、系统科学中的传统研究主题。由于学科传统的不同和研究范式的差异，各项研究在基本概念、研究论域、话语习惯上都存在着区别。环境科学家和生态学家比较注重生物多样性的评价与机理分析，旨在更好地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地理学家比较注重区域，往往从资源利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进行研究，目的是协调好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社会经济学者和管理学者则更多地从社会、经济等角度分析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因素，提出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政策保障机制。这些研究虽然分布在不同的学科，但它们之间却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学科交叉是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课题研究的前提条件，现对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领域中的多学科研究内容梳理如下。
（一）流域综合开发过程中生物多样性损失的成因和协调性评价研究
1.流域综合开发过程中生物多样性损失的成因研究
大湖流域综合开发过程中的生物多样性问题是跨越时空的自然演变与社会经济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伴随着人类长期、持续的社会经济活动而不断以或强或弱的形式在世界各地发生，成为世界各国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流域综合开发过程中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资源的过度开发。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为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人类大量开采包括生物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过度放牧、过度捕捞、围海造田、偷猎走私、滥采滥挖等资源的过度开发使生物的栖息地丧失，并形成大量的退化生态系统，从而改变了生态系统中的种类组成、群落或系统结构，导致自然生态破坏和大规模的物种灭绝。据估计，人类的活动使物种灭绝的速度不断加快，当前全球物种灭绝的速度是人类出现以前的100～1000倍。①
（2）生境退化和丧失。这是造成大量动物、植物以至微生物受威胁和大量灭绝的首要原因。②据统计，全球大约90%的已知临近灭绝物种的灾难是由于生境丧失所引起的。③伯克利大学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Daily发表在science上的文章，对造成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人类活动进行了如下排序：过度开发（含直接破坏和环境污染等）占35%、毁林占30%、农业活动占28%、过度收获薪材占6%、生物工业占1%。其中前3项人类活动占93%，而这些破坏最直观的结果是造成了物种生境的破碎化和栖息地环境的岛屿化，从而直接导致生物多样性损失。④
（3）环境污染。环境污染不仅降低了人类的生活质量，而且会通过改变生物原有的进化和适应模式，影响生态系统各个层次的结构、功能和动态，进而导致生态生物多样性在遗传、种群和生态系统三个层次上降低。⑤
（4）外来物种入侵。外来物种入侵不仅导致其侵入生态系统的组成和结构的改变，而且能彻底改变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和性质，最终导致本地种的灭绝和群落多样性的降低。⑥有研究表明：生物入侵造成了迄今为止最难以恢复的生态系统变异，这些改变是导致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外来物种入侵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仅次于生境破坏，而且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在未来将会更加突出。⑦
以上学者的研究表明：生境破坏、资源过度开发、环境质量恶化和物种入侵是生物多样性损失的“灾害四重奏”，而这些因素都与人类的活动息息相关，是人类为满足自身利益和发展需求而采取的不合理的利用资源方式所致。因此，如何在流域综合开发过程中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失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而且具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2.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调性评价研究
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的本质是建立起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力图达到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三者的统筹协调发展。建立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测度大湖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调性，有利于评价大湖流域开发是否朝着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方向推进，并能通过决策系统反映出的信息来强化适当的决策，建立有利于资源环境保护的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因此，大湖流域的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调性的测度和评价，成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研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国外学者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性的研究不多。以Brock和Taylor为主要代表的经济学家们研究了经济与环境可协调发展条件的问题，他们分别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建立了绿色Solow、强化减排、源头与末端、诱发创新四个模型，分别从经济增长的质量、外部控制以及增长的内在需求角度解释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外部控制，从而为如何寻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支持；①Bretschger、Machiba的研究认为，结构转变、生态创新能够使资源重生，并能保持经济绿色增长，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②Hoang和Alauddin通过对OECD30个国家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进行评价后认为，这些国家的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很大，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或改变投入组合提高环境生态和经济发展的协调性。③ 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踊跃，研究主要集中在协调发展的评价以及促进协调发展的对策研究，并且采用了不同的数学模型，如有的采用模糊数学方法、有的采用灰色关联方法、有的采用统计学中的相关分析法等。曾嵘，魏一鸣等建立了北京市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多目标规划模型求解对北京市若干年后的协调发展进行了规划；④李雪铭、李婉娜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法，定量分析了1990年以来大连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问题；⑤傅必玲等比较了中国各省区和沿海11个发达省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性；⑥黄一绥对2000-2007年福州市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评价；⑦李智国、赵煜、韩桂兰等分别对云南、甘肃、新疆等省区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进行了分析；⑧欧结敏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熵变方程法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对广州市经济和环境的协调性进行了研究；⑨宋建波、武春友研究了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问题；⑩聂春霞等、许宏等研究了新疆、云南的区域城市化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评价问题。①利用数学模型从各种角度对区域的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进行评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学模型构造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不同的数学模型可能得到的结果未必一致，这给政策决策者带来了困惑，因此一些学者试图从系统论角度、经济学角度对区域发展的协调路径进行探索，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有李鹤、张平宇、王国印、聂强等。②
然而，现有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性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环境保护方面，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较少；同时，目前学术界关于协调性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概念阐述和应用不同数学模型进行评价研究，对协调性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从而无法切实有力地提出提升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性的政策建议。
（二）土地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经济发展过程中快速城市化、产业结构与布局、制度与政策等人文因素的复杂变化，深刻影响着区域土地利用变化③，并产生了相应的环境负效应④。王建英等的研究指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巨大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全球变化成分对其的影响，土地利用优化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预防性措施。⑤现阶段土地利用方面的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人类活动作用下的土地利用变化会反过来对地球系统环境造成持续的、多层次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土地利用变化对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水文、土壤等生态环境条件，以及产业、人口等人文因素的影响。土地利用变化通过作用于地表能量流和湿度等因素而影响区域气候条件⑥；从较长时间尺度来看，某些特殊区域土地利用变化还会对地形条件产生一定的影响。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条件的影响更是当前学术界一大热点议题。研究表明，在澳大利亚昆士兰洲典型流域，近半个世纪的土地利用变化尤其是森林采伐已使该区域地表径流约增加40%；⑦我国太湖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导致太湖流域产流量平均增加4.11%，而苏锡常地区增加产流量平均增加10.07%；⑧土地利用变化会影响区域地下水和水质；⑨土地利用变化还会深刻影响土壤质量及C、N循环。⑩
近年来，随着生物多样性问题的不断突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国内外学者逐步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融入土地利用结构规划中，并从不同的角度对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展开研究。欧盟最先提出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应用于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的土地利用规划，并指出因人类土地利用活动加剧而导致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的行为应该得到正确评估；①Snyder等的研究指出：土地利用特别是城市和农业用地对生物多样性和生境完整性的影响最深刻；②Michelsen通过对一个开放的森林系统中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因素的了解，建立了生物多样性变化与土地利用结构规划的趋势模型；③Haines-Young借鉴“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系统性地分析了土地数量、土地结构和土地空间分布对生物多样性不同组成部分的影响，并探讨了哪些因素会导致这种影响发生变化，研究指出：土地利用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是理解人类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基础，到2100年，土地利用因素将超过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因素而成为对生物多样性影响最重要的因素；④ Vackár 等人使用空间相关分析方法对捷克共和国的土地利用、人口密度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土地覆盖和生物多样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⑤Geyer等、De Baan等则提出通过GIS和生命周期评价（LCA）相结合的新方法评估土地利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并将其应用到加利福尼亚州乙醇生产的土地利用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评价中，研究指出：GIS和生命周期评价（LCA）相结合的新方法解决了传统生命周期评价中空间位置数据缺失的问题，可以更好地从生命周期的角度评估土地利用的生物多样性效应。⑥
2.土地利用变化模拟与预测研究
随着遥感、GIS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已不仅仅局限于揭示其历史变化过程，而是在了解过去和当前变化的基础上，逐渐向探索未来变化趋势的方向转变。早在1980年代末，美国学者就通过建立时空模型开展土地利用变化模拟和预测研究。此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Veldkamp等提出了著名的CLUE模型⑦，并用它模拟构建了未来不同发展时期的土地利用变化情景，该模型当前已被广泛应用于欧洲、南美、非洲、大洋洲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此外，Hazen开发了基于平行虚拟机的LUCAS土地利用变化分析系统模型⑧，用于模拟前后100年田纳西州小流域尺度土地利用变化情景；Pontius构建了GEOMOD2模型①，用于模拟和预测该国土地利用变化情景；Stéphenne和Lambin构建了基于土地投入—产出分析空间综合决策模型②，在苏丹萨赫勒地区模拟了不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下的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和情景。2000年以后，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开展了大量的模拟和预测研究，例如基于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的马萨诸塞州典型流域③、基于CLUE模型的美国中部地区④、基于SLEUTH模型的加亚福尼亚地区⑤、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的蒙大纳地区⑥、基于FORE-SCE模型的美国东南部地区⑦等，这些研究为人类在探测自身发展进程中所带来的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与趋势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尽管此类研究都是针对不同区域、运用不同方法，但大多数都是以人文因素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剧烈影响为切入点，探索不同假设条件下的未来变化情景，从而为指导区域土地利用和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为探测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与情景，我国学者也积极展开了土地利用变化模拟及预测研究，且研究思路与国外大体类似，即集成GIS、时空模型和计算机技术，对土地利用变化历史过程进行学习和反演，并结合对区域自然条件与人文因素发展趋势的综合判断，构建土地利用变化的未来情景。国内代表性研究有基于Markov模型的县级尺度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模拟⑧、基于CLUE-S模型的奈曼旗地区土地利用时空动态变化模拟⑨、基于SD模型的中国北方土地利用变化情景模拟⑩、基于CA的城市演变知识挖掘及规划情景模拟①等。
纵观国内研究成果，现有对土地利用生态环境效应的研究更多采取定性的研究方法，土地利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机理和定量测度研究相对薄弱，同时目前学术界对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土地利用数量结构的优化，而忽视了土地利用空间布局的优化，也很少探讨生物多样性约束下的土地利用优化问题。
（三）水资源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为因素对水资源转化的干预作用愈来愈明显，使自然条件下的水资源转化路径、层次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水通过循环与自然环境诸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负面效应已严重影响着流域的生态环境安全。②因此，分析水资源利用现状及生态环境效应，制定合理的开发利用措施，维持流域健全的水循环系统，已成为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科学问题。现阶段水资源利用方面的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该类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研究是综合性地评价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系统的某一种或几种关键要素的影响，主要包括水资源开发利用引起的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水系和水域面积变化、动植物生境与多样性变化、地表水和地下水质变化、土壤质量变化、局部气候和空气质量变化等。这类研究起源较早，研究人数较多，研究的时空尺度和研究手段随着观测数据的积累、观测仪器的改进以及RS、GIS等新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拓展。Dixon早在1892年就分析了澳大利亚干旱区殖民地进行牧场和水资源开发对本土植物种类造成的影响；③Rodríguez-Iturbe和Porporato对水资源控制下的地区生态系统尤其是土壤湿度和植物动态变化进行了探讨；④Snyder 和 Tartowski则集中分析了不同时间尺度下地区可利用水资源量变化对植被动态变化的影响。⑤这一类型的研究，大多由特定专业领域的生态学者和环境学者完成，内容较微观，研究侧重于自然科学领域。⑥
第二类研究是具体分析不同类型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修建水库、开采地下水、调水、灌溉、排水、增加城市和工业用水等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例如，Matete和Hassan提出了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融入经济发展计划的整体层次框架中，并以跨流域调水的水资源开采作为案例进行了分析，应用并发展了生态经济核算矩阵以评价莱索托高地水利工程的生态经济影响，同时还应用经济成本收益法进行了两个项目的比较分析，其研究成果进一步判定了跨流域调水对生态经济的直接、间接及潜在影响的程度；⑦Hu等和Li等利用环境流体动力学模型（EFDC模型）分析了引江济太调水工程对太湖水动力调控和水质量的影响；①李亦秋等在提出猫跳河流域梯级开发生态效应区域响应概念模型的基础上，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猫跳河流域河流生态系统中水文情势与水量、水质与水环境、水生生物群落等非生态和生态变量的区域响应，结果表明：猫跳河流域开发在带来流域人口增长、产业集聚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问题，人地矛盾更加突出；②高永年、高俊峰采用层次分析法测算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影响的综合影响，研究发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实施对汉江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各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大小排序依次为水质变量、土壤地质变量、社会生产变量、水生生物变量、水资源变量和气候变量；③马芳冰、王烜总结归纳了国外跨流域调水工程的生态环境影响。④
综合分析以上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外按照“发生的问题—产生的机理—调控的标准—过程模拟—情景预测—响应对策”这一逻辑思路，围绕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机理研究相对薄弱，仍难以精确刻画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定量关系，难以动态模拟和有效预测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面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策研究在实践中仍面临着较多障碍。因此，未来应以机理研究为基础，以过程模拟和情景预测为突破口，以综合集成的对策体系建设为落脚点，不断加强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研究。
2.资源环境约束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阀值研究
该类研究主要集中探讨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标准，即水资源开发利用到何等程度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胁迫作用、胁迫强度如何，何种程度会对生态环境产生驱动作用、改善程度如何等问题。水资源开发利用合理阈值、生态环境需水或与之类似的概念不断出现，并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热点。
生态环境需水量的计算是研究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与关系的核心。只要计算出流域的生态环境需水，就可以根据流域的水资源总量和已经开发利用的水资源量，来准确判断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基于生态保护目标的生态环境需水量是指为解决生态问题及实现环境保护目标所需要的水量。目前，国内外已经从理论、方法与实践等多个层面对生态环境需水进行了大量研究。⑤在国内学者中，汤洁等论述了国内外生态环境需水研究的进展，分析了生态环境需水的内涵、概念、分类和特征，并总结了河流、植被、湖泊、湿地和城市生态系统生态环境需水量计算的理论基础和方法；⑥刘金鹏、费良军将民勤盆地生态功能区和生态环境需水类型需水优先次序进行了划分，并根据盆地实际情况，制定了各生态环境需水类型需水量的需水原则；⑦黎聪等、宋松等结合湿地分类分级计算，分析计算了不同层次生态保护目标下衡水湖湿地生态环境需水量，并在此基础上对研究区最小、最优以及最大几个典型状态下生态环境需水量进行了分析评估。① 应该说国内外生态环境需水在概念界定、分类、计算方法、实证研究及生态系统和水文过程的相互反馈作用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由于不同学者对生态环境需水的概念理解不同，生态环境需水量的计算方法存在显著差异，亟待从机理剖析的角度，结合区域水资源的科学配置与管理实践，从而构建适合的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以测算生态环境需水量。
（四）产业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区域产业的发展及其组合类型、强度的变化在显著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产业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研究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效率国土”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产业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产业结构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产业结构是一个“资源配置器”，同时也是资源环境的消耗和污染物产业的质和量的“控制体”。产业结构对生物多样性种类、规模以及形成原因存在直接或间接影响，其组合类型和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效益、资源利用效率和对环境的胁迫程度。目前国内外有关产业结构与资源环境问题的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探讨产业结构演变的资源环境效应，另一类则集中分析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及主导产业选择。
（1）产业结构演变的资源环境效应研究。彭建等依据不同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定性分析，构建不同产业类型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和区域产业结构的总体生态环境影响指数，以丽江为例，证实了重工业等高污染产业比例的下降对生态环境产生了明显的正效应；②赵雪雁分析了甘肃省产业变化轨迹以及不同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利用不同产业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计算了甘肃省产业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产业转型轨迹及其引起的生态环境效应轨迹在变化趋势上存在一致性，呈明显波浪形，产业转型对生态环境影响滞后于产业转型；③张海峰等、汤进华、钟儒刚借鉴赵雪雁的思路，利用产业生态环境影响指数，计算了青海省和武汉市产业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④韩峰、李浩运用转移份额分析法与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测算了产业结构效应系数和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进而通过建立动态计量模型，分析了湖南省产业结构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机制。⑤
（2）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产业结构生态化调整研究。此类研究逐步由定性分析向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向发展，目前主要的方法有基于投入产出法的计量模型和基于博弈论的产业结构优化模型、多目标规划计量模型、灰色系统分析法、一般均衡法、基于系统动力学理论的计量模型等。⑥陈树良等以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为目标，基于投入产出法的线性规划模型对区域产业结构进行了优化设计；①王光净等以合作博弈理论为工具，从宏观和动态的角度来建立三次产业结构优化模型，提出了相关求解算法，并以温州产业为例进行分析，验证了所建模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②代伟等采用多目标规划方法，构建了秦皇岛市水资源约束条件下的产业结构优化模型，提出了秦皇岛市产业结构优化方案；③唐志鹏等利用北京市1987-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在能源消耗总量约束条件下，采用灰色系统分析法，比较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真实产业结构与优化产业结构的相似程度，提出了北京市产业结构未来调整的方向。④
总体来看，现有关于产业结构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主要以特定区域的实证研究为主，机理分析尚未展开。对资源环境约束下产业结构如何调整优化问题研究较少，多数为定性阐述，深度不够，缺乏系统性分析。
2.产业布局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产业布局是产业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连接点。产业在空间的转移和集聚会引起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及环境污染空间扩散和转移，从而导致区域环境污染结构的转变，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目前有关产业布局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产业布局的环境影响与评价、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产业布局适宜性研究两个方面。
（1）产业布局的资源环境效应研究。合理的产业布局和集聚通过发挥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关联效应和扩散效应，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一些研究表明，当产业高度集中，超过了该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时，产业布局对环境的不良影响也会累积，例如诱发水环境恶化、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产业布局所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增强。⑤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产业空间集聚格局的生态环境响应进行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内容侧重于产业的动态变化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多将产业集聚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来评价环境对产业布局的响应。如Freeman提出产业集聚要研究其与环境外部性的相互作用，并考虑区位、生产等因素与环境污染的作用关系；⑥Rigina对不同发育阶段城市群地区采矿业对大气、土壤、河流等生态环境要素的影响进行了动态评价；⑦Grazi等将产业集聚作为评价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因子，结合外部性以及社会福利等指标，构建了较为全面的评价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模型；⑧王树功等的研究认为，产业集聚空间布局不合理是造成长江三角洲地区水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安全受威胁的主要原因，而合理的工业布局是协调工业发展和水环境污染的重要措施。⑨然而，现有研究多局限于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相互关系的定性识别，产业集聚对环境影响的内在机理缺乏深入研究。
（2）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产业布局适宜性研究。王云等利用区域环境承载力理论对城市工业布局进行探讨，提出工业布局合理度概念，并将其应用于北海市的城市环境规划之中，对其工业布局现状进行评价；①高爽等通过构建污染企业分布密度-COD排放量的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以江苏省无锡市作为案例，揭示了制造业产业集聚和水污染的空间关联关系，并提出了环境约束下的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②陈诚等以江苏沿江地区为例，在提取生态功能保护区和产业分布空间信息的基础上，运用矩阵分类和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分布的空间匹配特点，总结了生态保护约束下产业空间布局的调整思路；③赵海霞等以产业集聚发达、水网密集但水环境敏感性强的太湖流域为例，通过空间叠加分析，依据水环境容量支撑强度和产业集聚污染压力的对应关系，分别划分了农业、工业集聚空间优化类型区。④上述研究为制定产业布局优化调整以及环境保护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然而关于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产业布局优化的研究则较少涉及。 （五）流域综合开发过程中的生态环保机制研究
生态补偿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是我国建立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的重要生态环保机制，本部分拟对这两种生态环保机制的国内外文献进行简单回顾。
1.流域综合开发过程中的生态环保机制之一：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机制作为一种新型的生态环境管理创新模式，受到学术界的持久关注。目前国内外对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补偿标准问题研究。由于生态补偿对象的多样性以及范围的不确定性等原因，目前在学术界并没有形成公认的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方法。比较常用的方法包括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法、机会成本法、意愿调查法、市场法等。以生态服务价值作为补偿定价的依据是国际上的通常做法，在我国则是必然的选择。⑤随着遥感技术和GIS技术的发展，把遥感技术和GIS技术应用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青睐，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利用遥感技术和不同的遥感数据源进行了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服务功能价值评估，⑥并取得了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基于市场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案例主要集中于水资源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生态补偿，⑦用市场法确定生态补偿的标准能够兼顾两方面的利益，在双方都能达到满意的条件下开展生态补偿，具有其他方法所不具备的优点。①
目前，尽管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越来越多，但学者们对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仍处于研究的初始阶段。从文献中看，目前在这个方面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整个研究的系统性不够强，没有形成统一的科学体系；二是现行研究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在获得最终结果的过程中需要大量复杂的数据和计算，而复杂的数据计算容易产生结果的误差；三是按照现行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来进行实际的研究，其结果的认可度不高。②尽管如此，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是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的主流方向。
（2）生态补偿的空间对象选择研究。生态补偿对象的空间选择可以理解为一种空间定位技术，指在众多潜在的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中，依据其区域或个体条件差异，确定最有效的补偿区域或生态服务供给者。③此前，针对生态补偿对象的空间选择研究多数为定性描述和理论探讨，近几年一些学者开始了定量的讨论和研究。从发展过程来看，国际上对生态补偿对象的空间选择研究经历了由单目标、单准则发展到多目标、多准则的过程。得分函数法、距离函数法和GAP分析法是国外生态补偿控件对象选择的常用方法。近年来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技术是一系列空间分析方法和技术的集成，通过对事物或现象空间分布格局的描述与可视化，发现空间集聚和空间异常，解释研究对象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机制，ESDA技术已开始应用到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这为区域生态补偿的空间选择方法提供了新思路。④生态补偿对象的选择方案既要从经济学角度考虑，也要从社会学、生态学角度考虑，既要注重经济效率性，又要注重公平性，更要重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生态补偿标准始终是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内容，且至今仍未形成学界和决策层能够普遍接受的方法体系，因此也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当前，需要寻找到适当的函数关系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转变为生态补偿标准，这是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的重要选择。生态补偿空间定位及优化研究至关重要，是影响生态补偿机制有效性的关键内容，但是目前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探索并明确影响补偿空间定位的关键因子，确定生态补偿的区域优先序列，是流域生态补偿空间选择研究的必然趋势。同时，现有生态补偿的研究大多立足于宏观和中观层面的分析，缺乏对微观主体行为与选择问题的实证研究，从而严重影响到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绩效和可持续性。
2.流域综合开发过程中的生态环保机制之二：公众参与机制
公众参与机制是指在政策过程中公民与政府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涉及公共政策参与的范围、途径、手段、政府的回应方式等。在民主社会，公众参与机制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上，公众参与原则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它是民主思想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延伸。公众参与是发达国家环境保护事业的基础，是推动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采用何种模式实现流域开发过程中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的广泛参与，也成为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理论和实践的热点和前沿，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当前正在美国的五大湖（Great lakes）、印度尼西亚的多巴湖（Toba）、俄罗斯和爱沙尼亚边界的楚德湖（Peipsi）等进行的积极探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公众参与程度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环境保护事业发达程度和环境管理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文献资料分析表明，我国政府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政策这一课题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不容忽视的是，公众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每个环节中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无法对公众需求进行确认、公众对环境保护实施过程监督缺位、公众作为评估主体参与环节少发挥作用小以及公众意见被忽视。①相关法律法规文本分析表明，我国的宪法和环境保护法已经对公众参与制度有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其他单行法、部门规章中也有相关规定，《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中公众参与制度的确立对我国环境法治建设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可以说，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已初步建立，但是还不完善。
理论研究文献显示，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研究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兴起，关于这项制度的一些理论、概念和观点被引入我国后，立刻引起了当时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② 早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国外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先进理念和成功案例进行介绍，近期也开始在实证方面作了一些研究，③但是研究缺乏广度和深度，尤其缺少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途径、模式及参与效果等内容的深入研究，④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公众参与机制的理论研究仍然处于初步阶段，大多研究侧重于公众参与的定性分析，对参与形式、参与程度、参与程度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较为缺乏，无法从实证的角度提出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公众广泛参与的有效政策建议。 （六）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的相关研究
自从2009年12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综合开发和生态保护问题受到了政府、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高度关注。黄金国、郭志永分析了鄱阳湖湿地生物多样性现状及其面临的威胁，从控制湿地开发规模、搞好湿地生态环境建设、加大资金投入、提高公众参与度等方面提出了鄱阳湖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可持续利用的主要对策；⑤钟业喜、肖加超从国家的退田还湖政策、人口文化素质、农业生产方式等方面分析了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变化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保护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对策建议；⑥蔡海生等采用RS与GIS技术计算出了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相应年份的生态承载力，并结合生态盈亏情况和生态协调情况，对鄱阳湖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情况进行了评价；①李志强、陈晓玲、廖富强、李松志、游文荪等分别从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大系统，区域可持续发展、环境脆弱性、水生态安全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对鄱阳湖生态区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评价，为研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基础数据；②卢杰借鉴国外大河大湖区域治理经验，提出加强综合规划、综合开发，加大经济与法律手段的运用以及逐步建立合理有效的组织管理体系的鄱阳湖开发利用的指导思想。②
为了保障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经济开发和生物多样性和协调发展，一些学者在生态环保机制方面作了系统的探索。贺思源在分析了鄱阳湖区实施的以命令控制和排污收费为主的传统水污染防治制度存在许多弊端后，从排污权交易制度角度，研究了鄱阳湖水污染物排污权的交易制度，认为鄱阳湖水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制度构建应关注排污权初始分配、交易市场培育、政府监管以及相关配套措施完善等方面的问题；④董云鹤认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节能减排应处理好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保护环境与保障就业、加速发展与持续发展、守法成本高与违法成本低、“硬政策”与“软执行”等五大关系；⑤傅春、周迪从鄱阳湖提供的生态经济价值、保障“长三角”水生态安全及促进江西经济更好更快发展这三个角度，分析了建立鄱阳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提出了建立鄱阳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具体财税政策；⑥邱润根、舒小庆认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理应走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低碳工业、全面发展生态农业的低碳经济之路，并且要以立法的形式来保障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⑦王乔、伍红的研究认为，面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大规模建设和鄱阳湖水质不断下降这一现实，应适时择机出台水污染税，运用环境税收手段，矫正外部不经济，保护自然资本，促进代际间公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⑧
为进一步扩大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研究的学术交流平台，江西省社科院还专门创办了《鄱阳湖学刊》杂志，让学者们畅所欲言，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纷纷建言献策，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姬鹏程、孙长学研究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体制机制创新问题，提出了六项体制、八项机制创新的重点建议，以及生态经济区体制机制建设的政策支撑体系和综合配套改革方案；⑨李周从生态产业发展理论透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基本思路，认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必须构建有利于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产业体系；⑩李志萌从理论层面探讨了鄱阳湖流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互动协调的基础及其支持体系建设；①鄢帮有、严玉平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鄱阳湖的生态环境变迁，回顾了近三十年来围绕鄱阳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开展的实践和探索工作，提出了当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对策。②鄱阳湖生态区的研究正从各个角度、不同层面不断地推进与深化。
总体来看，从2009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相关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繁荣起来。这些研究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证方面都为未来研究提供了诸多宝贵的资源和探索性的研究成果。但是鲜有研究系统性地探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这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全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示范区”的重要性地位极不相称，迫切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三、综合述评与研究展望
应该说，近十几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艰苦探索，取得了不少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然而从力所能及的文献阅读和分析情况来看，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仍存在较大拓展空间。
第一，从研究视角来看，目前各项研究之间缺乏学科交叉，缺乏有效对接。流域综合开发的研究广泛分布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系统科学之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则主要分布在生态学、地理学、资源科学之中，各项研究之间缺少交流、缺乏对话，不注重对其他学科成果的借鉴，导致研究既不全面，也缺乏层次感。因此，急需搭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平台，共同探讨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
第二，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流域综合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环境保护方面，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较少；对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流域综合开发的内涵、模式构建方向以及相应的政策保障体系完善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因此，客观上迫切需要提出一套大湖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论框架、内容体系和政策建议，并针对流域综合开发中的主要资源与环境经济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内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为基础的定性研究为多，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影响机理研究相对薄弱，仍难以精确刻画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定量关系，难以动态模拟和有效预测流域综合开发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总体框架
大湖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调发展是世界性难题。当前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主要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协调好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设计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三是如何从政策上保证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的有效运行，
为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本文认为：首先，需要总结和借鉴典型国家及我国典型地区的可利用经验，并基于经济学、生态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地理学、系统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对大湖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给出统一的解释框架。其次，在此基础上，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具体研究对象，重点从土地利用模式、水资源利用模式、产业发展模式等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建立的关键节点出发，提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的构建对策。同时，为保证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综合开发新模式的有效运行，需要进一步分析生态补偿机制、公众参与机制等关键性生态环保机制的创新政策，最终提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和相应的政策保障体系。
根据上述逻辑，未来研究可采取总体把握、重点突破和总结归纳的思路。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总体研究框架（见图1），在此框架下开展五个子课题的研究：（1）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作用机制分析；（2）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土地及水资源开发利用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3）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产业发展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4）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公众参与机制与生物多样性保护；（5）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的政策选择。
上述五个子课题之间有密切的逻辑关联：子课题一从国际比较和历史经验出发，廓清我国建立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的内涵、理念和关键影响因子，为后续的子课题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子课题二、三分别从土地利用模式、水资源利用模式、产业发展模式等方面，拓展提出具体的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子课题四则从生态补偿机制、公众参与机制等方面，拓展分析保证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有效运行的生态环保机制；在上述基础上，子课题五拓展归纳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的整体制度框架和适合不同区域的分类政策体系。
[关键词]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模式；生物多样性保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中图分类号]F127；X176；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6-0062-19
[作者简介]孔凡斌（1967—），男，江西九江人，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主要从事生态经济理论与政策、林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熊 凯（1987—），男，江西南昌人，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江西南昌 33003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例”（12&ZD213）和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研究跨学科创新团队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大湖流域的开发和保护，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课题。探索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的新模式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纵观国内外大湖流域的开发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深刻教训。我国大湖流域自然条件好，资源开发潜力大，以湖泊为核心加强流域综合开发，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同时，我国多数湖泊面临着水体富营养化、水质污染、湖泊萎缩与剧减、湖水咸化四大环境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湖泊及流域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严峻的生态问题，湖泊流域开发过程中所显现的不可持续态势令人堪忧。《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大湖流域通常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地区，也是人类活动与全球气候变化的极端敏感地区。对于我国大湖流域发展而言，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直接体现就是把流域综合开发与生态环境改善紧密结合起来，走出一条流域经济增长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调发展的新路子，创造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流域资源综合开发新模式。因此，如何协调好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关系，是关乎未来我国大湖流域地区乃至我国整体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是我国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
从可持续利用与管理视角看，造成流域开发过程中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流域综合开发管理的理念和系统设计。从表面上看，生境破坏、资源过度开发、环境质量恶化和外来物种入侵是造成生物多样性损失的直接原因，但是从可持续利用与管理，以及政府环境保护的公共服务角度来审视的话，造成流域开发过程中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流域综合开发管理的理念和系统设计。流域开发模式粗放、流域生态系统功能与开发秩序错乱、土地资源及水资源利用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错乱无序、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环保机制的制度力度不足、缺乏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核心的流域综合开发管理机制体制等问题大大降低了流域综合开发的效益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效。
国外流域综合开发的成功经验表明，以流域为单元构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是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近些年来，我国有关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开发、集成和示范取得了显著发展，并在一些地区取得了成效。但从总体上看，有关流域综合开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管理与政策方面的研究则十分零散和薄弱，已成为制约我国大湖流域科学发展理论和政策创新的重要瓶颈。因此，客观上迫切需要提出一套大湖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论框架、内容体系和政策建议，并针对流域综合开发中的主要资源与环境经济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鄱阳湖流域是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国际重要湿地，被列为全球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在世界大湖流域的开发浪潮中，作为我国第一大淡水湖的鄱阳湖流域在全国乃至世界大湖流域开发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鄱阳湖流域是由江西省境内的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等“五河”注入鄱阳湖而形成的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鄱阳湖流域水系。鄱阳湖流域面积16.22万km2，约占长江流域面积的9%，江西省流域面积的97%；其水系年均径流量为1525亿立方米，约占长江流域年均径流量的16.3%。鄱阳湖流域是亚洲最大的候鸟越冬地、洄游鱼类和大型水生哺乳动物迁徙重点区、江河鱼类产卵后幼鱼洄游通道，它对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特别是鸟类和鱼类等重要类群）、确保长江下游地区生态安全以及实现国家水资源合理配置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随着鄱阳湖流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流域生物多样性损失严重，经济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矛盾格外突出，这在较大程度上威胁着区域和长江流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是我国首次系统探索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治理新模式的重大发展战略，也是一项具有全国乃至全球意义的国家行动。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定位是：全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示范区、长江中下游水生态安全保障区、中部崛起重要带动区、国际生态经济合作重要平台。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标志着我国探索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治理新模式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将为我国乃至世界积累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治理的先进经验，意义十分重大。因此，在全面比较和充分吸纳国内外大湖流域综合开发和治理研究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这一伟大实践为生动案例，深入系统地开展“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重大课题研究，具有典型示范意义。 鉴于此，本着“探讨理论基础、评价国外经验、完善总体框架、分析实施难点”的指导思想，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案例研究与理论探讨相结合、系统科学和行为科学相结合的综合集成”的研究方法，将土地利用模式、水资源利用模式、产业发展模式等作为建立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的关键节点，提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的构建对策；同时对生态补偿机制、公众参与机制等关键性生态环保机制进行系统性分析，最终提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和相应的政策保障体系，研究结果对促进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代表性观点及评述
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具有强烈的学科交叉性，是经济学、环境科学、地理学、生态学、资源科学、管理学、系统科学中的传统研究主题。由于学科传统的不同和研究范式的差异，各项研究在基本概念、研究论域、话语习惯上都存在着区别。环境科学家和生态学家比较注重生物多样性的评价与机理分析，旨在更好地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地理学家比较注重区域，往往从资源利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进行研究，目的是协调好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社会经济学者和管理学者则更多地从社会、经济等角度分析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因素，提出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政策保障机制。这些研究虽然分布在不同的学科，但它们之间却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学科交叉是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课题研究的前提条件，现对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领域中的多学科研究内容梳理如下。
（一）流域综合开发过程中生物多样性损失的成因和协调性评价研究
1.流域综合开发过程中生物多样性损失的成因研究
大湖流域综合开发过程中的生物多样性问题是跨越时空的自然演变与社会经济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伴随着人类长期、持续的社会经济活动而不断以或强或弱的形式在世界各地发生，成为世界各国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流域综合开发过程中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资源的过度开发。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为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人类大量开采包括生物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过度放牧、过度捕捞、围海造田、偷猎走私、滥采滥挖等资源的过度开发使生物的栖息地丧失，并形成大量的退化生态系统，从而改变了生态系统中的种类组成、群落或系统结构，导致自然生态破坏和大规模的物种灭绝。据估计，人类的活动使物种灭绝的速度不断加快，当前全球物种灭绝的速度是人类出现以前的100～1000倍。①
（2）生境退化和丧失。这是造成大量动物、植物以至微生物受威胁和大量灭绝的首要原因。②据统计，全球大约90%的已知临近灭绝物种的灾难是由于生境丧失所引起的。③伯克利大学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Daily发表在science上的文章，对造成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人类活动进行了如下排序：过度开发（含直接破坏和环境污染等）占35%、毁林占30%、农业活动占28%、过度收获薪材占6%、生物工业占1%。其中前3项人类活动占93%，而这些破坏最直观的结果是造成了物种生境的破碎化和栖息地环境的岛屿化，从而直接导致生物多样性损失。④
（3）环境污染。环境污染不仅降低了人类的生活质量，而且会通过改变生物原有的进化和适应模式，影响生态系统各个层次的结构、功能和动态，进而导致生态生物多样性在遗传、种群和生态系统三个层次上降低。⑤
（4）外来物种入侵。外来物种入侵不仅导致其侵入生态系统的组成和结构的改变，而且能彻底改变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和性质，最终导致本地种的灭绝和群落多样性的降低。⑥有研究表明：生物入侵造成了迄今为止最难以恢复的生态系统变异，这些改变是导致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外来物种入侵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仅次于生境破坏，而且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在未来将会更加突出。⑦
以上学者的研究表明：生境破坏、资源过度开发、环境质量恶化和物种入侵是生物多样性损失的“灾害四重奏”，而这些因素都与人类的活动息息相关，是人类为满足自身利益和发展需求而采取的不合理的利用资源方式所致。因此，如何在流域综合开发过程中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失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而且具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2.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调性评价研究
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的本质是建立起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力图达到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三者的统筹协调发展。建立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测度大湖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调性，有利于评价大湖流域开发是否朝着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方向推进，并能通过决策系统反映出的信息来强化适当的决策，建立有利于资源环境保护的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因此，大湖流域的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调性的测度和评价，成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研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国外学者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性的研究不多。以Brock和Taylor为主要代表的经济学家们研究了经济与环境可协调发展条件的问题，他们分别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建立了绿色Solow、强化减排、源头与末端、诱发创新四个模型，分别从经济增长的质量、外部控制以及增长的内在需求角度解释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外部控制，从而为如何寻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支持；①Bretschger、Machiba的研究认为，结构转变、生态创新能够使资源重生，并能保持经济绿色增长，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②Hoang和Alauddin通过对OECD30个国家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进行评价后认为，这些国家的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很大，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或改变投入组合提高环境生态和经济发展的协调性。③ 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踊跃，研究主要集中在协调发展的评价以及促进协调发展的对策研究，并且采用了不同的数学模型，如有的采用模糊数学方法、有的采用灰色关联方法、有的采用统计学中的相关分析法等。曾嵘，魏一鸣等建立了北京市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多目标规划模型求解对北京市若干年后的协调发展进行了规划；④李雪铭、李婉娜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法，定量分析了1990年以来大连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问题；⑤傅必玲等比较了中国各省区和沿海11个发达省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性；⑥黄一绥对2000-2007年福州市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评价；⑦李智国、赵煜、韩桂兰等分别对云南、甘肃、新疆等省区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进行了分析；⑧欧结敏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熵变方程法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对广州市经济和环境的协调性进行了研究；⑨宋建波、武春友研究了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问题；⑩聂春霞等、许宏等研究了新疆、云南的区域城市化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评价问题。①利用数学模型从各种角度对区域的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进行评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学模型构造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不同的数学模型可能得到的结果未必一致，这给政策决策者带来了困惑，因此一些学者试图从系统论角度、经济学角度对区域发展的协调路径进行探索，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有李鹤、张平宇、王国印、聂强等。②
然而，现有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性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环境保护方面，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较少；同时，目前学术界关于协调性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概念阐述和应用不同数学模型进行评价研究，对协调性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从而无法切实有力地提出提升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性的政策建议。
（二）土地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经济发展过程中快速城市化、产业结构与布局、制度与政策等人文因素的复杂变化，深刻影响着区域土地利用变化③，并产生了相应的环境负效应④。王建英等的研究指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巨大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全球变化成分对其的影响，土地利用优化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预防性措施。⑤现阶段土地利用方面的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人类活动作用下的土地利用变化会反过来对地球系统环境造成持续的、多层次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土地利用变化对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水文、土壤等生态环境条件，以及产业、人口等人文因素的影响。土地利用变化通过作用于地表能量流和湿度等因素而影响区域气候条件⑥；从较长时间尺度来看，某些特殊区域土地利用变化还会对地形条件产生一定的影响。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条件的影响更是当前学术界一大热点议题。研究表明，在澳大利亚昆士兰洲典型流域，近半个世纪的土地利用变化尤其是森林采伐已使该区域地表径流约增加40%；⑦我国太湖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导致太湖流域产流量平均增加4.11%，而苏锡常地区增加产流量平均增加10.07%；⑧土地利用变化会影响区域地下水和水质；⑨土地利用变化还会深刻影响土壤质量及C、N循环。⑩
近年来，随着生物多样性问题的不断突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国内外学者逐步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融入土地利用结构规划中，并从不同的角度对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展开研究。欧盟最先提出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应用于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的土地利用规划，并指出因人类土地利用活动加剧而导致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的行为应该得到正确评估；①Snyder等的研究指出：土地利用特别是城市和农业用地对生物多样性和生境完整性的影响最深刻；②Michelsen通过对一个开放的森林系统中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因素的了解，建立了生物多样性变化与土地利用结构规划的趋势模型；③Haines-Young借鉴“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系统性地分析了土地数量、土地结构和土地空间分布对生物多样性不同组成部分的影响，并探讨了哪些因素会导致这种影响发生变化，研究指出：土地利用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是理解人类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基础，到2100年，土地利用因素将超过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因素而成为对生物多样性影响最重要的因素；④ Vackár 等人使用空间相关分析方法对捷克共和国的土地利用、人口密度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土地覆盖和生物多样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⑤Geyer等、De Baan等则提出通过GIS和生命周期评价（LCA）相结合的新方法评估土地利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并将其应用到加利福尼亚州乙醇生产的土地利用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评价中，研究指出：GIS和生命周期评价（LCA）相结合的新方法解决了传统生命周期评价中空间位置数据缺失的问题，可以更好地从生命周期的角度评估土地利用的生物多样性效应。⑥
2.土地利用变化模拟与预测研究
随着遥感、GIS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已不仅仅局限于揭示其历史变化过程，而是在了解过去和当前变化的基础上，逐渐向探索未来变化趋势的方向转变。早在1980年代末，美国学者就通过建立时空模型开展土地利用变化模拟和预测研究。此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Veldkamp等提出了著名的CLUE模型⑦，并用它模拟构建了未来不同发展时期的土地利用变化情景，该模型当前已被广泛应用于欧洲、南美、非洲、大洋洲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此外，Hazen开发了基于平行虚拟机的LUCAS土地利用变化分析系统模型⑧，用于模拟前后100年田纳西州小流域尺度土地利用变化情景；Pontius构建了GEOMOD2模型①，用于模拟和预测该国土地利用变化情景；Stéphenne和Lambin构建了基于土地投入—产出分析空间综合决策模型②，在苏丹萨赫勒地区模拟了不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下的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和情景。2000年以后，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开展了大量的模拟和预测研究，例如基于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的马萨诸塞州典型流域③、基于CLUE模型的美国中部地区④、基于SLEUTH模型的加亚福尼亚地区⑤、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的蒙大纳地区⑥、基于FORE-SCE模型的美国东南部地区⑦等，这些研究为人类在探测自身发展进程中所带来的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与趋势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尽管此类研究都是针对不同区域、运用不同方法，但大多数都是以人文因素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剧烈影响为切入点，探索不同假设条件下的未来变化情景，从而为指导区域土地利用和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为探测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与情景，我国学者也积极展开了土地利用变化模拟及预测研究，且研究思路与国外大体类似，即集成GIS、时空模型和计算机技术，对土地利用变化历史过程进行学习和反演，并结合对区域自然条件与人文因素发展趋势的综合判断，构建土地利用变化的未来情景。国内代表性研究有基于Markov模型的县级尺度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模拟⑧、基于CLUE-S模型的奈曼旗地区土地利用时空动态变化模拟⑨、基于SD模型的中国北方土地利用变化情景模拟⑩、基于CA的城市演变知识挖掘及规划情景模拟①等。
纵观国内研究成果，现有对土地利用生态环境效应的研究更多采取定性的研究方法，土地利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机理和定量测度研究相对薄弱，同时目前学术界对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土地利用数量结构的优化，而忽视了土地利用空间布局的优化，也很少探讨生物多样性约束下的土地利用优化问题。
（三）水资源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为因素对水资源转化的干预作用愈来愈明显，使自然条件下的水资源转化路径、层次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水通过循环与自然环境诸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负面效应已严重影响着流域的生态环境安全。②因此，分析水资源利用现状及生态环境效应，制定合理的开发利用措施，维持流域健全的水循环系统，已成为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科学问题。现阶段水资源利用方面的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该类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研究是综合性地评价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系统的某一种或几种关键要素的影响，主要包括水资源开发利用引起的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水系和水域面积变化、动植物生境与多样性变化、地表水和地下水质变化、土壤质量变化、局部气候和空气质量变化等。这类研究起源较早，研究人数较多，研究的时空尺度和研究手段随着观测数据的积累、观测仪器的改进以及RS、GIS等新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拓展。Dixon早在1892年就分析了澳大利亚干旱区殖民地进行牧场和水资源开发对本土植物种类造成的影响；③Rodríguez-Iturbe和Porporato对水资源控制下的地区生态系统尤其是土壤湿度和植物动态变化进行了探讨；④Snyder 和 Tartowski则集中分析了不同时间尺度下地区可利用水资源量变化对植被动态变化的影响。⑤这一类型的研究，大多由特定专业领域的生态学者和环境学者完成，内容较微观，研究侧重于自然科学领域。⑥
第二类研究是具体分析不同类型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修建水库、开采地下水、调水、灌溉、排水、增加城市和工业用水等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例如，Matete和Hassan提出了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融入经济发展计划的整体层次框架中，并以跨流域调水的水资源开采作为案例进行了分析，应用并发展了生态经济核算矩阵以评价莱索托高地水利工程的生态经济影响，同时还应用经济成本收益法进行了两个项目的比较分析，其研究成果进一步判定了跨流域调水对生态经济的直接、间接及潜在影响的程度；⑦Hu等和Li等利用环境流体动力学模型（EFDC模型）分析了引江济太调水工程对太湖水动力调控和水质量的影响；①李亦秋等在提出猫跳河流域梯级开发生态效应区域响应概念模型的基础上，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猫跳河流域河流生态系统中水文情势与水量、水质与水环境、水生生物群落等非生态和生态变量的区域响应，结果表明：猫跳河流域开发在带来流域人口增长、产业集聚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问题，人地矛盾更加突出；②高永年、高俊峰采用层次分析法测算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影响的综合影响，研究发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实施对汉江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各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大小排序依次为水质变量、土壤地质变量、社会生产变量、水生生物变量、水资源变量和气候变量；③马芳冰、王烜总结归纳了国外跨流域调水工程的生态环境影响。④
综合分析以上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外按照“发生的问题—产生的机理—调控的标准—过程模拟—情景预测—响应对策”这一逻辑思路，围绕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机理研究相对薄弱，仍难以精确刻画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定量关系，难以动态模拟和有效预测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面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策研究在实践中仍面临着较多障碍。因此，未来应以机理研究为基础，以过程模拟和情景预测为突破口，以综合集成的对策体系建设为落脚点，不断加强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研究。
2.资源环境约束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阀值研究
该类研究主要集中探讨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标准，即水资源开发利用到何等程度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胁迫作用、胁迫强度如何，何种程度会对生态环境产生驱动作用、改善程度如何等问题。水资源开发利用合理阈值、生态环境需水或与之类似的概念不断出现，并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热点。
生态环境需水量的计算是研究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与关系的核心。只要计算出流域的生态环境需水，就可以根据流域的水资源总量和已经开发利用的水资源量，来准确判断水资源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基于生态保护目标的生态环境需水量是指为解决生态问题及实现环境保护目标所需要的水量。目前，国内外已经从理论、方法与实践等多个层面对生态环境需水进行了大量研究。⑤在国内学者中，汤洁等论述了国内外生态环境需水研究的进展，分析了生态环境需水的内涵、概念、分类和特征，并总结了河流、植被、湖泊、湿地和城市生态系统生态环境需水量计算的理论基础和方法；⑥刘金鹏、费良军将民勤盆地生态功能区和生态环境需水类型需水优先次序进行了划分，并根据盆地实际情况，制定了各生态环境需水类型需水量的需水原则；⑦黎聪等、宋松等结合湿地分类分级计算，分析计算了不同层次生态保护目标下衡水湖湿地生态环境需水量，并在此基础上对研究区最小、最优以及最大几个典型状态下生态环境需水量进行了分析评估。① 应该说国内外生态环境需水在概念界定、分类、计算方法、实证研究及生态系统和水文过程的相互反馈作用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由于不同学者对生态环境需水的概念理解不同，生态环境需水量的计算方法存在显著差异，亟待从机理剖析的角度，结合区域水资源的科学配置与管理实践，从而构建适合的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以测算生态环境需水量。
（四）产业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区域产业的发展及其组合类型、强度的变化在显著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产业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研究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效率国土”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产业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产业结构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产业结构是一个“资源配置器”，同时也是资源环境的消耗和污染物产业的质和量的“控制体”。产业结构对生物多样性种类、规模以及形成原因存在直接或间接影响，其组合类型和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效益、资源利用效率和对环境的胁迫程度。目前国内外有关产业结构与资源环境问题的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探讨产业结构演变的资源环境效应，另一类则集中分析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及主导产业选择。
（1）产业结构演变的资源环境效应研究。彭建等依据不同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定性分析，构建不同产业类型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和区域产业结构的总体生态环境影响指数，以丽江为例，证实了重工业等高污染产业比例的下降对生态环境产生了明显的正效应；②赵雪雁分析了甘肃省产业变化轨迹以及不同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利用不同产业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计算了甘肃省产业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产业转型轨迹及其引起的生态环境效应轨迹在变化趋势上存在一致性，呈明显波浪形，产业转型对生态环境影响滞后于产业转型；③张海峰等、汤进华、钟儒刚借鉴赵雪雁的思路，利用产业生态环境影响指数，计算了青海省和武汉市产业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④韩峰、李浩运用转移份额分析法与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测算了产业结构效应系数和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进而通过建立动态计量模型，分析了湖南省产业结构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机制。⑤
（2）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产业结构生态化调整研究。此类研究逐步由定性分析向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向发展，目前主要的方法有基于投入产出法的计量模型和基于博弈论的产业结构优化模型、多目标规划计量模型、灰色系统分析法、一般均衡法、基于系统动力学理论的计量模型等。⑥陈树良等以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为目标，基于投入产出法的线性规划模型对区域产业结构进行了优化设计；①王光净等以合作博弈理论为工具，从宏观和动态的角度来建立三次产业结构优化模型，提出了相关求解算法，并以温州产业为例进行分析，验证了所建模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②代伟等采用多目标规划方法，构建了秦皇岛市水资源约束条件下的产业结构优化模型，提出了秦皇岛市产业结构优化方案；③唐志鹏等利用北京市1987-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在能源消耗总量约束条件下，采用灰色系统分析法，比较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真实产业结构与优化产业结构的相似程度，提出了北京市产业结构未来调整的方向。④
总体来看，现有关于产业结构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主要以特定区域的实证研究为主，机理分析尚未展开。对资源环境约束下产业结构如何调整优化问题研究较少，多数为定性阐述，深度不够，缺乏系统性分析。
2.产业布局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产业布局是产业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连接点。产业在空间的转移和集聚会引起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及环境污染空间扩散和转移，从而导致区域环境污染结构的转变，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目前有关产业布局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产业布局的环境影响与评价、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产业布局适宜性研究两个方面。
（1）产业布局的资源环境效应研究。合理的产业布局和集聚通过发挥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关联效应和扩散效应，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一些研究表明，当产业高度集中，超过了该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时，产业布局对环境的不良影响也会累积，例如诱发水环境恶化、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产业布局所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增强。⑤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产业空间集聚格局的生态环境响应进行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内容侧重于产业的动态变化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多将产业集聚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来评价环境对产业布局的响应。如Freeman提出产业集聚要研究其与环境外部性的相互作用，并考虑区位、生产等因素与环境污染的作用关系；⑥Rigina对不同发育阶段城市群地区采矿业对大气、土壤、河流等生态环境要素的影响进行了动态评价；⑦Grazi等将产业集聚作为评价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因子，结合外部性以及社会福利等指标，构建了较为全面的评价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模型；⑧王树功等的研究认为，产业集聚空间布局不合理是造成长江三角洲地区水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安全受威胁的主要原因，而合理的工业布局是协调工业发展和水环境污染的重要措施。⑨然而，现有研究多局限于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相互关系的定性识别，产业集聚对环境影响的内在机理缺乏深入研究。
（2）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产业布局适宜性研究。王云等利用区域环境承载力理论对城市工业布局进行探讨，提出工业布局合理度概念，并将其应用于北海市的城市环境规划之中，对其工业布局现状进行评价；①高爽等通过构建污染企业分布密度-COD排放量的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以江苏省无锡市作为案例，揭示了制造业产业集聚和水污染的空间关联关系，并提出了环境约束下的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②陈诚等以江苏沿江地区为例，在提取生态功能保护区和产业分布空间信息的基础上，运用矩阵分类和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分布的空间匹配特点，总结了生态保护约束下产业空间布局的调整思路；③赵海霞等以产业集聚发达、水网密集但水环境敏感性强的太湖流域为例，通过空间叠加分析，依据水环境容量支撑强度和产业集聚污染压力的对应关系，分别划分了农业、工业集聚空间优化类型区。④上述研究为制定产业布局优化调整以及环境保护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然而关于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产业布局优化的研究则较少涉及。 （五）流域综合开发过程中的生态环保机制研究
生态补偿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是我国建立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的重要生态环保机制，本部分拟对这两种生态环保机制的国内外文献进行简单回顾。
1.流域综合开发过程中的生态环保机制之一：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机制作为一种新型的生态环境管理创新模式，受到学术界的持久关注。目前国内外对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补偿标准问题研究。由于生态补偿对象的多样性以及范围的不确定性等原因，目前在学术界并没有形成公认的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方法。比较常用的方法包括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法、机会成本法、意愿调查法、市场法等。以生态服务价值作为补偿定价的依据是国际上的通常做法，在我国则是必然的选择。⑤随着遥感技术和GIS技术的发展，把遥感技术和GIS技术应用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青睐，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利用遥感技术和不同的遥感数据源进行了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服务功能价值评估，⑥并取得了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基于市场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案例主要集中于水资源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生态补偿，⑦用市场法确定生态补偿的标准能够兼顾两方面的利益，在双方都能达到满意的条件下开展生态补偿，具有其他方法所不具备的优点。①
目前，尽管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越来越多，但学者们对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仍处于研究的初始阶段。从文献中看，目前在这个方面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整个研究的系统性不够强，没有形成统一的科学体系；二是现行研究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在获得最终结果的过程中需要大量复杂的数据和计算，而复杂的数据计算容易产生结果的误差；三是按照现行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来进行实际的研究，其结果的认可度不高。②尽管如此，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是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的主流方向。
（2）生态补偿的空间对象选择研究。生态补偿对象的空间选择可以理解为一种空间定位技术，指在众多潜在的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中，依据其区域或个体条件差异，确定最有效的补偿区域或生态服务供给者。③此前，针对生态补偿对象的空间选择研究多数为定性描述和理论探讨，近几年一些学者开始了定量的讨论和研究。从发展过程来看，国际上对生态补偿对象的空间选择研究经历了由单目标、单准则发展到多目标、多准则的过程。得分函数法、距离函数法和GAP分析法是国外生态补偿控件对象选择的常用方法。近年来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技术是一系列空间分析方法和技术的集成，通过对事物或现象空间分布格局的描述与可视化，发现空间集聚和空间异常，解释研究对象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机制，ESDA技术已开始应用到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这为区域生态补偿的空间选择方法提供了新思路。④生态补偿对象的选择方案既要从经济学角度考虑，也要从社会学、生态学角度考虑，既要注重经济效率性，又要注重公平性，更要重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生态补偿标准始终是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内容，且至今仍未形成学界和决策层能够普遍接受的方法体系，因此也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当前，需要寻找到适当的函数关系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转变为生态补偿标准，这是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的重要选择。生态补偿空间定位及优化研究至关重要，是影响生态补偿机制有效性的关键内容，但是目前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探索并明确影响补偿空间定位的关键因子，确定生态补偿的区域优先序列，是流域生态补偿空间选择研究的必然趋势。同时，现有生态补偿的研究大多立足于宏观和中观层面的分析，缺乏对微观主体行为与选择问题的实证研究，从而严重影响到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绩效和可持续性。
2.流域综合开发过程中的生态环保机制之二：公众参与机制
公众参与机制是指在政策过程中公民与政府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涉及公共政策参与的范围、途径、手段、政府的回应方式等。在民主社会，公众参与机制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上，公众参与原则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它是民主思想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延伸。公众参与是发达国家环境保护事业的基础，是推动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采用何种模式实现流域开发过程中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的广泛参与，也成为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理论和实践的热点和前沿，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当前正在美国的五大湖（Great lakes）、印度尼西亚的多巴湖（Toba）、俄罗斯和爱沙尼亚边界的楚德湖（Peipsi）等进行的积极探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公众参与程度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环境保护事业发达程度和环境管理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文献资料分析表明，我国政府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政策这一课题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不容忽视的是，公众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每个环节中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无法对公众需求进行确认、公众对环境保护实施过程监督缺位、公众作为评估主体参与环节少发挥作用小以及公众意见被忽视。①相关法律法规文本分析表明，我国的宪法和环境保护法已经对公众参与制度有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其他单行法、部门规章中也有相关规定，《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中公众参与制度的确立对我国环境法治建设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可以说，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制度已初步建立，但是还不完善。
理论研究文献显示，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研究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兴起，关于这项制度的一些理论、概念和观点被引入我国后，立刻引起了当时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② 早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国外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先进理念和成功案例进行介绍，近期也开始在实证方面作了一些研究，③但是研究缺乏广度和深度，尤其缺少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途径、模式及参与效果等内容的深入研究，④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公众参与机制的理论研究仍然处于初步阶段，大多研究侧重于公众参与的定性分析，对参与形式、参与程度、参与程度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较为缺乏，无法从实证的角度提出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公众广泛参与的有效政策建议。 （六）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的相关研究
自从2009年12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综合开发和生态保护问题受到了政府、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高度关注。黄金国、郭志永分析了鄱阳湖湿地生物多样性现状及其面临的威胁，从控制湿地开发规模、搞好湿地生态环境建设、加大资金投入、提高公众参与度等方面提出了鄱阳湖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可持续利用的主要对策；⑤钟业喜、肖加超从国家的退田还湖政策、人口文化素质、农业生产方式等方面分析了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变化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保护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对策建议；⑥蔡海生等采用RS与GIS技术计算出了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相应年份的生态承载力，并结合生态盈亏情况和生态协调情况，对鄱阳湖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情况进行了评价；①李志强、陈晓玲、廖富强、李松志、游文荪等分别从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大系统，区域可持续发展、环境脆弱性、水生态安全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对鄱阳湖生态区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评价，为研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基础数据；②卢杰借鉴国外大河大湖区域治理经验，提出加强综合规划、综合开发，加大经济与法律手段的运用以及逐步建立合理有效的组织管理体系的鄱阳湖开发利用的指导思想。②
为了保障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经济开发和生物多样性和协调发展，一些学者在生态环保机制方面作了系统的探索。贺思源在分析了鄱阳湖区实施的以命令控制和排污收费为主的传统水污染防治制度存在许多弊端后，从排污权交易制度角度，研究了鄱阳湖水污染物排污权的交易制度，认为鄱阳湖水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制度构建应关注排污权初始分配、交易市场培育、政府监管以及相关配套措施完善等方面的问题；④董云鹤认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节能减排应处理好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保护环境与保障就业、加速发展与持续发展、守法成本高与违法成本低、“硬政策”与“软执行”等五大关系；⑤傅春、周迪从鄱阳湖提供的生态经济价值、保障“长三角”水生态安全及促进江西经济更好更快发展这三个角度，分析了建立鄱阳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提出了建立鄱阳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具体财税政策；⑥邱润根、舒小庆认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理应走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低碳工业、全面发展生态农业的低碳经济之路，并且要以立法的形式来保障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⑦王乔、伍红的研究认为，面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大规模建设和鄱阳湖水质不断下降这一现实，应适时择机出台水污染税，运用环境税收手段，矫正外部不经济，保护自然资本，促进代际间公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⑧
为进一步扩大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研究的学术交流平台，江西省社科院还专门创办了《鄱阳湖学刊》杂志，让学者们畅所欲言，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纷纷建言献策，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姬鹏程、孙长学研究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体制机制创新问题，提出了六项体制、八项机制创新的重点建议，以及生态经济区体制机制建设的政策支撑体系和综合配套改革方案；⑨李周从生态产业发展理论透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基本思路，认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必须构建有利于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产业体系；⑩李志萌从理论层面探讨了鄱阳湖流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互动协调的基础及其支持体系建设；①鄢帮有、严玉平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鄱阳湖的生态环境变迁，回顾了近三十年来围绕鄱阳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开展的实践和探索工作，提出了当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对策。②鄱阳湖生态区的研究正从各个角度、不同层面不断地推进与深化。
总体来看，从2009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相关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繁荣起来。这些研究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证方面都为未来研究提供了诸多宝贵的资源和探索性的研究成果。但是鲜有研究系统性地探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这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全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示范区”的重要性地位极不相称，迫切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三、综合述评与研究展望
应该说，近十几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艰苦探索，取得了不少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然而从力所能及的文献阅读和分析情况来看，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仍存在较大拓展空间。
第一，从研究视角来看，目前各项研究之间缺乏学科交叉，缺乏有效对接。流域综合开发的研究广泛分布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系统科学之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则主要分布在生态学、地理学、资源科学之中，各项研究之间缺少交流、缺乏对话，不注重对其他学科成果的借鉴，导致研究既不全面，也缺乏层次感。因此，急需搭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平台，共同探讨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
第二，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流域综合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环境保护方面，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较少；对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流域综合开发的内涵、模式构建方向以及相应的政策保障体系完善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因此，客观上迫切需要提出一套大湖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论框架、内容体系和政策建议，并针对流域综合开发中的主要资源与环境经济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内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为基础的定性研究为多，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影响机理研究相对薄弱，仍难以精确刻画流域综合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定量关系，难以动态模拟和有效预测流域综合开发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总体框架
大湖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调发展是世界性难题。当前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主要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协调好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设计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三是如何从政策上保证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的有效运行，
为解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本文认为：首先，需要总结和借鉴典型国家及我国典型地区的可利用经验，并基于经济学、生态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地理学、系统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对大湖流域综合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给出统一的解释框架。其次，在此基础上，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具体研究对象，重点从土地利用模式、水资源利用模式、产业发展模式等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建立的关键节点出发，提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的构建对策。同时，为保证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综合开发新模式的有效运行，需要进一步分析生态补偿机制、公众参与机制等关键性生态环保机制的创新政策，最终提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和相应的政策保障体系。
根据上述逻辑，未来研究可采取总体把握、重点突破和总结归纳的思路。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总体研究框架（见图1），在此框架下开展五个子课题的研究：（1）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作用机制分析；（2）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土地及水资源开发利用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3）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产业发展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4）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公众参与机制与生物多样性保护；（5）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的政策选择。
上述五个子课题之间有密切的逻辑关联：子课题一从国际比较和历史经验出发，廓清我国建立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的内涵、理念和关键影响因子，为后续的子课题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子课题二、三分别从土地利用模式、水资源利用模式、产业发展模式等方面，拓展提出具体的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子课题四则从生态补偿机制、公众参与机制等方面，拓展分析保证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有效运行的生态环保机制；在上述基础上，子课题五拓展归纳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的整体制度框架和适合不同区域的分类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