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七君子”，父亲顾留馨从未在家里说过。我随他生活了40年，但他一直闭口不谈关于“小七君子”之事，到临终也没有提过与此事相关的一个字。1990年6月，在父亲追悼会上，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亲临吊唁。之后，陈书记拉着我的手，讲述了父亲在抗日救亡时期身先士卒，营救“七君子”的事迹。从陈书记的话语中，我第一次知道“小七君子”的来龙去脉。
　　父亲是著名武术家，老革命。1936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是国民党倒行逆施，将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逮捕，投进了苏州监狱，成为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
　　事件发生后，1937年1月，经胡子婴、徐雪寒、吴大琨的周详安排，“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在延平路一私立小学召开会议，决定派出以父亲为首的21人请愿慰问团前往苏州高等法院，请愿恢复“七君子”自由。当时父亲担任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理事。他们到了那里就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呼喊口号“爱国无罪！”“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法院见势不妙，说只准派5个代表进院商谈。父亲手持“呈文”廿即请愿书卅，与任崇高、陈卓、张仲勉、陈道弘一起向法院据理力争。法院不准请愿代表会见爱国领袖，他只得请法院转交慰问品，并手书问候好友沙千里的信。
　　事后，法院裁定5位请愿代表是“七君子”一案的证人，发了传票。2月，顾、任两人再度前往苏州应讯，检察官翁赞年是个经验丰富的反共老手，在讯问中旁敲侧击，总想找出破绽，问：“你是否救国会理事？”“是否共产党员”或“信仰共产主义？”“上次请愿是否由七人家属主持？”父亲感到好笑，他作为“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救济委员会主席，也为了友谊，曾营救过日商纱厂罢工被捕的袁清伟、吴佐臣同志，也多次旁听“上海特区法院”的庭审，自忖对付检察官问话有相当技巧和把握，故他们费尽心机仍一无所获。
　　检察官抓不到辫子，沉下脸对父亲、任崇高宣称：你俩是代表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请愿释放沈等的代表，所以本院对你们也要侦查。
　　父亲和任崇高被关进监所，“七君子”悉知，即写信慰问，史良还送来被褥等生活用品。后来我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父亲狱中日记《苏州七夜记》，详述了此事。
　　同年4月3日，国民政府以“同情罪，煽动罪”将父亲等7人一并列入被告，与“七君子”同案提起公诉，时陶行知教授在美国为国事奔走，求其老师杜威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爱国领袖。此事触怒了当局，使山西正太铁路秘书罗青，以及另2位未到庭应讯的请愿代表一起受到通缉。于是陶行知、罗青与上述5位请愿代表，史称“小七君子”。
　　父亲已去世很多年了，虽然他不善言表，但我还是为他做人正直、谦虚深感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