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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鲍之交想必是我们对管子的一个重要印象。管子曾说过：“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乱世之中，不患千里马，而患无识马之伯乐。从古至今，世上名垂青史、千古留芳之英雄豪杰、贤能志士，与其知人善遇的领袖和朋友无不有重大关系。刘备知遇诸葛亮，也是由于徐庶对诸葛亮的深刻了解和力荐，才有了三国的鼎立和蜀国的强大。公元前708年，管仲在贫穷中度过了童年。因家贫，做过马夫、小商贩。在那一年，管仲与鲍叔牙相识，结拜为兄弟，协手经商。鲍叔牙知其怀雄才伟略，常善待之。十多年中，他们走遍了中原各国。桓公即位时，鲍叔牙设计迎回管仲、石忽来辅佐桓公，管仲和石忽原都是公子纠的臣子，石忽为实现对公子纠之义一入齐境就自刎，管仲则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二人对信义的取向不同，石忽为实现对公子纠之义而死，而管仲还未实现对齐国之义，梁启超曾说，管仲乃“齐国之公认，非公子纠之私人”。管子曾说过“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君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可见他对辅佐桓公称霸多么的自信。
管子出身卑贱，三仕三见逐于君，正是这种在社会底层生活的经验和屡试屡败的人生经历的磨炼，使他在重重打击后不丧其志，不堕其才。反而在摸爬滚打中深谙了时世为人之道和百折不挠的自信及出于常人的识才之器。管子的思想兼有法家儒家之精义，但却又取其长避其短。在国家行政治理上提倡顺民、爱民、民本之思想，以“国之四维”规范社会民众；以法治和教化治国安天下。《牧民》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来；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他的这种“予之为取”的思想实贤能者治理国家的要义。娓娓读来，感性者无不为之动容，理性者无不为之赞赏。这区区数语，在情在理，管子真不愧是春秋乱世的英才。自姜太公始封齐地之始，齐国就实行了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从太公时就“便鱼盐之利”，到“设轻重鱼盐之利”，使齐国渔盐业“通输海内”。可以说，齐国的强大并非一日之功，齐国历代的重贤治之的良好风气和重人重才的制度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一、顺民而治之
管子在《牧民》中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要治国安天下，首先要有经济基础，不致百姓因动乱而流离失所、颠沛流离，为国民创造了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使百姓能安居乐业，这样人民才能有余力去经营其它活动，统治者才能在道德上要求国民。之所以为“牧民”，正是“治之安之吾民”之义。这也是牧民二字的真正意义所在，我认为这是管子思想最出色最闪光之处。对于19世纪的“实业报国”企业家们，我也总是对他们怀着一种崇敬的情结。
管子在《治国》中说：“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的管理思想中很重要的内容是“重人”，既重人才也重视百姓，他说：“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还说“府不积货，藏于民也”。要称霸众国，治国安邦，成大事之王者，其谋士和国民是第一位的。成功的统治者一定是善于生财于民，分利于民，藏富于民。并且君若“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审其技能”，应该量力而行，善用民力，不可过分苛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必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人以德使”，“德以合人”，因此得民得才是治国之本。
二、管理四民
管子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他认为四民杂处不利于社会安定，依业分居可使社会的分工不可逆转。国民各有专业，各司其责；“市者可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要控制商人数量，因为商业不能直接创造财富，商业发展不能以削弱其他产业为前提，更何况在当时农业为主的社会中。把国都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划三个商人乡，使其“互不杂处”，各居其地，把商业变成一个区域范围内的世袭产业。
三、干预国家经济
干预国家经济是管子的重要主张：“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是说国家要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在当时的社会，市场规模较狭小，而且统治者有双重身份，既是市场的参与者又是政策的制定者，所以控制本国市场而掌握本国的经济发展。
“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筴也”，当在自然灾害横行、农业生产受到打击、农民出现生存危机时，大量劳动力富余，国家就应让农民有事可做，有活可干，可以立身活命，此时的修筑工事证实为百姓提供劳动机会，扩大内需，在这一点上罗斯福实行的“以工代赈”和管仲的理论及实践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说管子是中国的经济之父，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第一、二产业的管理中，管子主张“不夺农时”，“五谷宜其地”。齐国靠海滨，盐业资源丰富，“官山海”的盐铁专卖政策使齐国政府掌握了食盐的生产、运输和经营环节。当远离海滨之国食盐匮乏时，盐价猛涨，这时齐国把食盐运出国外出口，会大大增加财政收入，“得成金万二千余斤”。对本国实行“正盐策”。齐国的铁也实行专卖，不允许私人参与铁器流通。还设了盆铁官，实行垄断专卖，寓税于物价之中，通过调节物价来增加国家的收入。国家就能控制住盐铁的价格，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齐国的盐铁专卖，要优于过去的人头税和苛捐杂税。
在管理商业中，他说：“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而上不调淫，固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一年四季，谷价在商品供应不足时就高，在秋收商品过剩时就低，如果国家不予以调控，游商会趁机赚取十倍或百倍的利润。所以国家在经济上要防止商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国家在粮食收成不好时投入足够的粮食和货币，进行“官贷”，防止游商利用农民的困难急用而大发不义之财。《乘马》中说：“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防止“蓄贾游市，乘民不给，百倍其本”。
“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为防止商人势力过大而威胁朝廷统治，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就要在政治上限制商人，防止他们取得政治权利。《管子•立政》载：“度爵而制服……百工商贾，不得服长鬈貂”。要奉行“官不得商，商不得官”，为官者不经商，经商者不为官，这样可有效防止和避免腐败。目前，我国也实行了国家公务员不得在企业兼任领导职务的政策，这和管子“官不得商，商不得官”的经济管理思想是一致的，这也是当前防止腐败的有效举措。
四、国内外市场
“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表明管子对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清醒的认识，此地可聚财生财，促进生产，产生利润。所以齐桓公在任时大力发展市场，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管子的《乘马》说：“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方圆六里称之为暴，五暴为一部，五部为一聚。在五部之地就应有集市，如若不然则百姓就因无日用而困乏。齐国的市场是朝聚夕散，早晨人们“皆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
“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管子•轻重乙》规定的更具体：有一乘（四马所拉的车）的商人免费吃饭；有三乘的商人除免费吃饭外，还外加供应马的饲料；有五乘的商人不但免费吃饭和供应马的饲料，还给他配备五个服务人员。到在齐国进行商贸的商贾，在路上你争我赶，唯恐他人先入而自己享受不到优惠服务。
“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管子提出国家要避免在海关和国内流通市场上重复征税，这样不利于国家对外贸易，促进国际贸易发展。这样的措施有利于商品流通，刺激进出口，并且吸引国外投资。这些旨在招引外国商人而实施的举措，为管仲的“来天下之财”创造了条件。管子实行有效的对外开放政策措施，通过渤海与燕国进行海上贸易，这些优惠政策实施的结果，出现了“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局面。
五、调节物价
“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是说如果催征催得太急，百姓手中无钱，就只好贱卖手中的粮食，这样粮价就会下跌。政令的缓急影响到百姓的负担，所以统治者要慎重政令缓急。齐国的市场管理是通过“轻重之术”的手段来调节余缺，平仰物价，打击奸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散之以轻重”，“予以准平”。在粮食出现歉收时，政府投入足够的粮食和货币，进行“官贷”，防止奸商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不致于因奸商的豪夺诈取而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发生暴动。
“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在国际市场上商品供大于求、价格下跌时进行收购，待供小于求时高价出售。正所谓“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政策来调节商品价格。粮食丰收，供过于求而价格下跌。这时国家适当提高收购价格，大量收购粮食。遇到荒歉年景，粮食歉收，需求大于供应，粮价就升高。这时国家把国库粮食投入市场，使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恢复正常价格水平。对于重要的商品物资，这样可以防止粮食丰收时商品因过剩降价而低价被他国购买，导致的商品外流，又在他国商品价格低时本国实行高价政策，吸引他国商品输入，这样在买卖中的国家也能获益；但对齐国富产而消费不了的商品，则采取“天下高我下”的刺激出口的政策，这些商品的价格低于其他诸侯国此类商品的价格，以低价出售，减少商品在本国积压的成本。“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管子以权物“轻重”的治理手段管理市场，实质在于用经济手段平抑物价，保持国内市场的稳定，稳定社会秩序。因为平抑了物价。
六、国民同“功利”
《禁藏》中说：“凡人之情，得所欲择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管子认为人性顽劣，非利害不可治之，如果人的本性是逐利，那么就以“利”驱使他们的活动。他说“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出。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主张“拾之以财”、“遗之以利”，要以“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霸言》）。《白心》中还明确指出：“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这里的“仪”、“当”、“道”意思是一般的道义准则，但如果不合乎于“仪”、“当”、“道”，那尽管有利可图，也不可为之。所以，对于《管子》的“功利”直接并不是见利忘义，而是顺民顺义，管子顺依人的本性治理国家，才可以趋利避害，治国的效果事半功倍。“功利”一词首先就是由《管子》提出的。《管子》认为自利是人的天性，国家如果掌握此规律，所作所为顺应民之益，民之利；把民利与国利环环相扣，在实现国家功利的目标同时利民富民。《管于》重视现实利益，也强调道义的价值，表达了他希望执行的重利、明义的治国要义。
齐国在市场管理上采取了这些行之有效的举措，齐国的市场异常繁荣，经济上得到了长足发展。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经济基础。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与卫、郑、宋三国之君盟于鄄，诸侯威服，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齐国称霸于中原。到桓公三十五年（公元前651年），诸侯会盟于葵丘，齐国霸业达到顶峰。这不可不说是出自管仲的才能和谋略。司马迁曾说：“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翁，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管子出身卑贱，三仕三见逐于君，正是这种在社会底层生活的经验和屡试屡败的人生经历的磨炼，使他在重重打击后不丧其志，不堕其才。反而在摸爬滚打中深谙了时世为人之道和百折不挠的自信及出于常人的识才之器。管子的思想兼有法家儒家之精义，但却又取其长避其短。在国家行政治理上提倡顺民、爱民、民本之思想，以“国之四维”规范社会民众；以法治和教化治国安天下。《牧民》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来；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他的这种“予之为取”的思想实贤能者治理国家的要义。娓娓读来，感性者无不为之动容，理性者无不为之赞赏。这区区数语，在情在理，管子真不愧是春秋乱世的英才。自姜太公始封齐地之始，齐国就实行了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从太公时就“便鱼盐之利”，到“设轻重鱼盐之利”，使齐国渔盐业“通输海内”。可以说，齐国的强大并非一日之功，齐国历代的重贤治之的良好风气和重人重才的制度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一、顺民而治之
管子在《牧民》中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要治国安天下，首先要有经济基础，不致百姓因动乱而流离失所、颠沛流离，为国民创造了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使百姓能安居乐业，这样人民才能有余力去经营其它活动，统治者才能在道德上要求国民。之所以为“牧民”，正是“治之安之吾民”之义。这也是牧民二字的真正意义所在，我认为这是管子思想最出色最闪光之处。对于19世纪的“实业报国”企业家们，我也总是对他们怀着一种崇敬的情结。
管子在《治国》中说：“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的管理思想中很重要的内容是“重人”，既重人才也重视百姓，他说：“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还说“府不积货，藏于民也”。要称霸众国，治国安邦，成大事之王者，其谋士和国民是第一位的。成功的统治者一定是善于生财于民，分利于民，藏富于民。并且君若“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审其技能”，应该量力而行，善用民力，不可过分苛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必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人以德使”，“德以合人”，因此得民得才是治国之本。
二、管理四民
管子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他认为四民杂处不利于社会安定，依业分居可使社会的分工不可逆转。国民各有专业，各司其责；“市者可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要控制商人数量，因为商业不能直接创造财富，商业发展不能以削弱其他产业为前提，更何况在当时农业为主的社会中。把国都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划三个商人乡，使其“互不杂处”，各居其地，把商业变成一个区域范围内的世袭产业。
三、干预国家经济
干预国家经济是管子的重要主张：“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是说国家要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在当时的社会，市场规模较狭小，而且统治者有双重身份，既是市场的参与者又是政策的制定者，所以控制本国市场而掌握本国的经济发展。
“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筴也”，当在自然灾害横行、农业生产受到打击、农民出现生存危机时，大量劳动力富余，国家就应让农民有事可做，有活可干，可以立身活命，此时的修筑工事证实为百姓提供劳动机会，扩大内需，在这一点上罗斯福实行的“以工代赈”和管仲的理论及实践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说管子是中国的经济之父，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第一、二产业的管理中，管子主张“不夺农时”，“五谷宜其地”。齐国靠海滨，盐业资源丰富，“官山海”的盐铁专卖政策使齐国政府掌握了食盐的生产、运输和经营环节。当远离海滨之国食盐匮乏时，盐价猛涨，这时齐国把食盐运出国外出口，会大大增加财政收入，“得成金万二千余斤”。对本国实行“正盐策”。齐国的铁也实行专卖，不允许私人参与铁器流通。还设了盆铁官，实行垄断专卖，寓税于物价之中，通过调节物价来增加国家的收入。国家就能控制住盐铁的价格，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齐国的盐铁专卖，要优于过去的人头税和苛捐杂税。
在管理商业中，他说：“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而上不调淫，固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一年四季，谷价在商品供应不足时就高，在秋收商品过剩时就低，如果国家不予以调控，游商会趁机赚取十倍或百倍的利润。所以国家在经济上要防止商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国家在粮食收成不好时投入足够的粮食和货币，进行“官贷”，防止游商利用农民的困难急用而大发不义之财。《乘马》中说：“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防止“蓄贾游市，乘民不给，百倍其本”。
“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为防止商人势力过大而威胁朝廷统治，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就要在政治上限制商人，防止他们取得政治权利。《管子•立政》载：“度爵而制服……百工商贾，不得服长鬈貂”。要奉行“官不得商，商不得官”，为官者不经商，经商者不为官，这样可有效防止和避免腐败。目前，我国也实行了国家公务员不得在企业兼任领导职务的政策，这和管子“官不得商，商不得官”的经济管理思想是一致的，这也是当前防止腐败的有效举措。
四、国内外市场
“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表明管子对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清醒的认识，此地可聚财生财，促进生产，产生利润。所以齐桓公在任时大力发展市场，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管子的《乘马》说：“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方圆六里称之为暴，五暴为一部，五部为一聚。在五部之地就应有集市，如若不然则百姓就因无日用而困乏。齐国的市场是朝聚夕散，早晨人们“皆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
“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管子•轻重乙》规定的更具体：有一乘（四马所拉的车）的商人免费吃饭；有三乘的商人除免费吃饭外，还外加供应马的饲料；有五乘的商人不但免费吃饭和供应马的饲料，还给他配备五个服务人员。到在齐国进行商贸的商贾，在路上你争我赶，唯恐他人先入而自己享受不到优惠服务。
“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管子提出国家要避免在海关和国内流通市场上重复征税，这样不利于国家对外贸易，促进国际贸易发展。这样的措施有利于商品流通，刺激进出口，并且吸引国外投资。这些旨在招引外国商人而实施的举措，为管仲的“来天下之财”创造了条件。管子实行有效的对外开放政策措施，通过渤海与燕国进行海上贸易，这些优惠政策实施的结果，出现了“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局面。
五、调节物价
“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是说如果催征催得太急，百姓手中无钱，就只好贱卖手中的粮食，这样粮价就会下跌。政令的缓急影响到百姓的负担，所以统治者要慎重政令缓急。齐国的市场管理是通过“轻重之术”的手段来调节余缺，平仰物价，打击奸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散之以轻重”，“予以准平”。在粮食出现歉收时，政府投入足够的粮食和货币，进行“官贷”，防止奸商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不致于因奸商的豪夺诈取而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发生暴动。
“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在国际市场上商品供大于求、价格下跌时进行收购，待供小于求时高价出售。正所谓“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政策来调节商品价格。粮食丰收，供过于求而价格下跌。这时国家适当提高收购价格，大量收购粮食。遇到荒歉年景，粮食歉收，需求大于供应，粮价就升高。这时国家把国库粮食投入市场，使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恢复正常价格水平。对于重要的商品物资，这样可以防止粮食丰收时商品因过剩降价而低价被他国购买，导致的商品外流，又在他国商品价格低时本国实行高价政策，吸引他国商品输入，这样在买卖中的国家也能获益；但对齐国富产而消费不了的商品，则采取“天下高我下”的刺激出口的政策，这些商品的价格低于其他诸侯国此类商品的价格，以低价出售，减少商品在本国积压的成本。“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管子以权物“轻重”的治理手段管理市场，实质在于用经济手段平抑物价，保持国内市场的稳定，稳定社会秩序。因为平抑了物价。
六、国民同“功利”
《禁藏》中说：“凡人之情，得所欲择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管子认为人性顽劣，非利害不可治之，如果人的本性是逐利，那么就以“利”驱使他们的活动。他说“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出。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主张“拾之以财”、“遗之以利”，要以“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霸言》）。《白心》中还明确指出：“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这里的“仪”、“当”、“道”意思是一般的道义准则，但如果不合乎于“仪”、“当”、“道”，那尽管有利可图，也不可为之。所以，对于《管子》的“功利”直接并不是见利忘义，而是顺民顺义，管子顺依人的本性治理国家，才可以趋利避害，治国的效果事半功倍。“功利”一词首先就是由《管子》提出的。《管子》认为自利是人的天性，国家如果掌握此规律，所作所为顺应民之益，民之利；把民利与国利环环相扣，在实现国家功利的目标同时利民富民。《管于》重视现实利益，也强调道义的价值，表达了他希望执行的重利、明义的治国要义。
齐国在市场管理上采取了这些行之有效的举措，齐国的市场异常繁荣，经济上得到了长足发展。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经济基础。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与卫、郑、宋三国之君盟于鄄，诸侯威服，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齐国称霸于中原。到桓公三十五年（公元前651年），诸侯会盟于葵丘，齐国霸业达到顶峰。这不可不说是出自管仲的才能和谋略。司马迁曾说：“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翁，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