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我们回来了”，3月30日下午6时左右，在武汉地标之一的“楚河汉街”中段，一家商铺在LED广告屏上打出了这样的字样。这一天，“楚河汉街”开始恢复营业。街道开始苏醒，公交站牌下候车的居民，骑着共享单车外出的学生，忙于送货的外卖小哥，还有夜幕下江汉大桥上，第一次出现了刹车灯闪烁的拥堵车流。
　　武汉，正在从两个多月的封闭中苏醒，全市无疫情小区占比超过了九成，超过60家接诊非新冠患者的医疗机构开放。这座城市中的人们，也正试图穿透这场由冬至春的阴霾。病痛可以治愈，生活可以恢复如常，但心理上的次生伤害，却如同一枚被灼伤的隐形“心洞”，最难被人们看见，也最难被抚平、愈合。
　　从事心理培训7年的杜洺君，所在的心理志愿者团队，在疫情发生后的最初一周，共接到了510通电话，累计提供心理干预1000次以上，其中95%是非医护人员发来的求助。3月9日，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发布了国内首个新冠肺炎疫情心理应激反应的大样本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进城务工者因暂时失去经济来源，情绪反应指数显著高于其他职业。
　　武汉滞留者、家政保姆、建筑工人、快递小哥......这些本身收入不高、受疫情影响大的群体，却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群体。如何抚平他们心理上的褶皱？

流浪者：站在天桥 我握着栏杆的手有点抖

　　2月25日，武汉刚下过雨，通道里潮湿阴冷，黄鹤楼公园附近一个地下通道，成为了包括瞿强（化名）在内的7名流浪者的“庇护之所”。流浪者们拆掉破旧的纸箱、泡沫垫板，做成床铺蜷缩在上面，冷风、雨水穿过两侧出口倒灌而入，在身上一阵猛烈地刮蹭。瞿强是新来的，只能抱着仅有的两个包取暖，一夜没合眼，盼着外头出太阳。
　　瞿强不是武汉本地人，也不是进城务工者，他只是跑业务想在武汉中转一夜，谁料除夕那天，他拿着下午6点返回宜昌的硬座票，被挡在了武汉火车站门外。封城的消息，又将瞿强赶回了酒店，他一个人窝在凳子上，吃了一桶泡面，接通妻儿发来视频连线，一言不发，哭了。
　　住酒店几乎薅光了瞿强身上所有的钱，外卖也是一天一个价。住了11天酒店，兜里只剩下200多元。瞿强算了算，只好把房退了，拎起背包开始流浪。瞿强回忆，那些天，饭店关闭了，常常被饿醒;夜晚没有被褥，他选择走半个小时，再靠着墙边睡下;他甚至还标记了一条路线，准备步行七天，走出武汉。即便窘迫，他也不愿向老婆诉苦。
　　流浪了一周，瞿强感冒了，钱也花光了，他才拿起电话求助老婆，取了钱强撑着身体，去药店买了感冒冲剂，没有开水冲，只有往嘴里倒，干咽下去。冷，饿，是生理上的痛苦，让48岁的瞿强真正喘不过气的，是生活的停滞、债务的积压正逼迫他走向崩溃边缘。而这场人生的急速下坠，从2018年就已经开始了。
　　瞿强17岁在服装厂打工，2015年终于存够了钱，借了朋友三十多万元，在湖北宜昌市中心开了一间临街的手机店，第一年赚了二十多万元，但2018年这个行业开始走下坡路，一台手机进了货就能跌两三百元。雪上加霜的是，2019年3月瞿强被人骗了几十万元，两三年内追不回来;5月份，手机店又被大雨淹了，损失十多万元，不得已转让给了别人。
　　店倒闭了，亏了100多万元，欠朋友20多万元，还背着30万元的房贷，瞿强只好又开始打工。今年过年，老婆说，不要负担太重，年还是要过的。他也打算高高兴兴过个年，谁知道遇上这个事情。瞿强说，二月的一天，朋友打来电话要瞿强还钱，但工厂没复工，瞿强只能硬着头皮向另一个人借了6000元先还他。“当时我绝望透顶了。”
　　武汉下雪那天，瞿强在天桥上来回踱步，没有地方可以坐，看着自己的影子，这个大男人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了。“我当时握着天桥的栏杆，手一直在抖，我在想，我们一家人不搞歪门邪道，为什么老天对我们如此不公？”那天，瞿强第一次有了轻生的想法，但作为一家人的顶梁柱，他不能把负担留给妻儿。
　　2月28日，志愿者给瞿强送了被子、帐篷，盒饭、饼干。凌晨1点，有人到了地下通道登记了他们的信息，量了体温，把流浪者安置在了附近的酒店。“我洗了热水澡，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酒店老板烧了饭，喊我一起吃。”瞿强说，是志愿者給了他生活中的一丝光亮。
　　在酒店的一个多月，瞿强精神仍然处在紧绷状态。大部分时间他都望着天花板熬到凌晨三四点睡，六点钟醒。“我一天困在这里，就一天不能工作，吃什么喝什么，怎么还债？”瞿强告诉《新民周刊》，现在自己最怕接电话，欠别人钱不能解释太多，只想尽快重新回到工厂，哪怕从最底层的辅助工做起。

被困的“打工者”：一家三口无薪60天

　　“换个频道吧，这部电视剧不好看。”2月24日，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杨田镇，一幢两层小楼里，53岁的孙芳一家三口正围坐在20寸的小电视前争抢着遥控器。往年，初七到上海返工的他们，并没有这样休闲的时刻，随着大巴车停运、村路口设卡，居家隔离成了孙芳唯一的选择。而这台老旧的电视机，近一个月的开机率超过了去年一整年。
　　傍晚，孙芳戴上口罩、手套，步行到村口唯一开门的超市购买食物，孙芳通常两三天采购一次，每次花费150元。超市老板寒暄着：“还没上班啊？”孙芳不情愿地答了一声：“嗯。”孙芳在上海做钟点工，过去一个月工资能拿一万多元，这个收入在杨田镇算是很不错的，打工队伍中也算拔尖。但现在她不太愿意别人问起这件事。“一直没活干，我也很焦虑，吃饭的钱倒是有，但能坚持多久呢？”
　　丈夫施玉国一边照顾着83岁的老父亲吃饭，一遍瞄两眼电视。看着云淡风轻，心里早已一团乱麻。施玉国在上海建筑工地主做外墙保温工作，春节前，他接了南汇一栋16层居民楼的活儿，从早6点干到晚6点，吃住在工地。七八千元的工资本打算节后结清，这下全耽搁了。“松江区也接了一个，现在也没谱了，我一个大男人坐吃山空总不适合。” 　　老父亲是村里的党员，倒是拎得清楚。看出施玉国的心思，便嘱咐一家人：趁着空闲时间，多锻炼身体，摆正心态，等待复工。施玉国知道干着急也没用，但让一个习惯了务工节奏的人完全闲下来，实在是强人所难。对于生活并不富裕的他们来说，多挣点钱比消化那些大道理来得更踏实、更有安全感。
　　3月初，施玉国和工友商量着包车返回上海，车票商量下来是150元一个人，这个方案被孙芳否决。按照孙芳驻守工友的经验，现阶段返城一方面有隔离14天的成本，另一方面，人们心态上的戒备还未解除，恢复起来并不顺利。

　　从事家政行业5年的长宁区养老护理员张松，今年春节没有回家团聚。疫情发生后，多数老年人担心“社交接触风险”，所以常年服务的16个老人，缩减到只有1个要求提供服务，再加上家政公司只针对四级老人开放服务，护理员的工作并不多。“我服务的这家老人快90岁了，她很信任我，我也希望做到位，每天骑着电动车上班，不坐电梯，进门消毒，戴口罩。”
　　张松清楚，复工是个缓慢的过程，现在每天上班只有时薪40元，只够吃饭钱，每月基本都在花银行卡里的积蓄。3月初，张松的儿子打来电话，要给她打钱，张松怕儿子担心，说：“我还有积蓄，不要紧。”实际上，张松面临的窘境，是整个家政行业的缩影，大家都在煎熬中寻找更多恢复的可能。
　　上海爱君家庭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夏君说，为了减少家政人员的从业成本，他们尽量找一些800元—1000元区间便宜的宾馆专门给家政人员隔离，至少每天派送两个口罩、一瓶酒精喷雾剂，严格监控体温。“空闲时间，我们会开设供500人观看的在线课堂，每天两个小时，和服务人员互动，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但夏君也深知，真正的疏导，不只心理上的关爱，还要尽快安排家政人员提供服务，获得报酬。

艰难苏醒：是时候做出一些改變了

　　“低收入群体并不知道有心理求助这一途径，他们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是健康人，并不需要这方面的指导。”上海惠迪吉公益人心理关爱中心的知晓老师说，春节后，他们开通了24小时心理支持热线，一个月共接听了1000多个心理求助电话。求助者有绝望中的新冠患者、有怀疑自己感染把自己封闭在房间的人，但这些人中唯独没有低收入群体。
　　4月5日，清明小长假，瞿强坐在窗户旁的沙发上，望着窗外武汉街头渐渐复苏的车流。老婆打来视频电话，嘱咐他要好好睡觉，好好吃饭。瞿强似乎也想开了许多，开始自我心理重建：“有债就慢慢还，只要我有勇气，就肯定打不倒。”
　　瞿强告诉《新民周刊》，武汉解封之后，他并没想到长远规划，但准备开始跑熟悉的服装业务，从大工厂接单，分发到小工厂，赚取订单差价。还好，打工几十年来，大小地方都跑过，也积累了一些行业人脉，大不了再重新开始。“有家人陪着，我也有底气了。”
　　知晓说，像瞿强一样的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只要把温饱解决，找一个爱他、信任他的亲人倾诉，将难过的情绪切割掉，情绪中就会有爱的流动。“当一个人非常孤独的时候，看到的机会就减少了，如果从骨子里感受到支持和关爱，就会有东山再起的力量。”
　　安徽池州的一家三口也终于结束了无薪的日子。
　　3月15日，孙芳兴奋地打来电话说，上海市商务委发布文件，对家政人员返岗条件适度放开，自己已经踏上了复工的大巴车。孙芳在寝室呆了半个月没有活儿，但她似乎接受了这一现实。施玉国在松江的工地来信儿了，让他尽快上工，4月1日，施玉国站在熟悉的工地上，准备撸起袖子大干一场。儿子所在的汽车软件公司，也恢复了小部分订单。

　　夏君告诉《新民周刊》，爱君家政服务在全国有40家门店，随着家政人员的陆续返岗，订单由之前的10%恢复到了30%。
　　武汉解封在即，商业逐步恢复，但个体户的艰难时期，还没有结束。单亲妈妈滕慈香，在武汉硚口区永庆社区，经营着一家小罐煨汤实体店，这次疫情几乎让她赔上了所有积蓄。
　　“年前，我交了一年的房租4万元，两个月不进账，孩子的学费就交不起了。”滕慈香告诉《新民周刊》，11岁的女儿刚上小学五年级，这次，从老家孝感来武汉团聚，也回不去了。母女俩就这样靠着1000元过了两个月。但滕慈香并没有特别焦虑，4月5日小长假，她一边打算转让店铺，一边开始在网上投简历、找工作。
　　“我自己没有文化，想让孩子留在大城市，多读书。以前我把她交给父辈带，这段时间才发现，孩子最需要的是陪伴。”滕慈香说，这两天，她买了唐诗宋词的书籍给女儿看。对于一个母亲而言，疫情或许是一个契机，是时候做出一些改变了。
　　与滕慈香一样，荆门乡镇的务工者小卢，在疫情的重压下，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改变。3月30日，武汉市各大门诊正在逐步恢复秩序，小卢带着身患罕见病的3岁儿子，出现在医院，检查结果告诉他，儿子的病情好转，需要服用昂贵的靶向药。但她一家现在的窘境是欠了25万元债务未还，而武汉的工厂因疫情还没复工。
　　4月1日，小卢和妻子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将孩子交给奶奶，两人乘上了去往深圳的顺风车。夫妻俩进入一家服装工厂，每天从早上8点忙到晚上10点半，合计日薪300元。“只要能救孩子一命，我做什么都愿意。”电话那头，小卢的语言坚定有力，疫情似乎并未将他们压垮，反而在黑暗的缝隙中，帮他们找到了一条希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