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谷文达的展览《碑林——唐诗后著》所撰写的前言《言词的力量》一文中，张颂仁指出，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在有关权力的视觉语言上存在着差异之处，他说：“欧洲传统倾向于为英雄和领袖人物树立纪念碑，而这种情况在中国很罕见，这里的公共纪念物都以书法为主导，通常是碑刻。”事实上，如果换成中国人来决定罗马的建筑，被米开朗基罗送进万神殿的马可·奥勒留骑马像，一定会被替换成安放在亭庑之下的刻有铭文的石碑。
　　初看来，这两类完全不同的事物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不过，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探讨的话，万神殿这一词汇也是指神庙的所在——它为光明之神和国家及其法律的保护者朱庇特而设——几乎仅仅用来指神庙本身，而不包括其周围的环境。无论碑亭还是神庙，都是以小型建筑物为基础，是一个房屋式的简单建筑，其中有神龛摆放着石雕的或图式的雕刻品，具有一种象征的或仪式的功能，或是代表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或者代表世世相传的宗教观念。然而，这一小型建筑物也是最基本的单元，孩童所画的房屋也罢，高大伟岸的歌特大教堂或宝塔也罢，想象力正是在建筑物的这一普遍样式之上挥洒。中国的碑亭同样是用来纪念某位统治者，是通向神界的通道，是帝王及统治阶级身后的寄居之地。它们坐落在市镇，在门道中，或者在一片风景里，就像是一座石刻的图书馆，讲述着各自的传奇和故事，以承当知识的必要传播与延续，同时，也是彼时统治阶级的一种政治表达。
　　在谷文达的若干宏大计划中，这一让语言镌入如此景观的历史，恰恰成为其核心成分，虽然，在他的创作中，普遍性的力量只是短暂地驻足在石头、人类的毛发或其他天然材质的材料当中。他的艺术作品既是一个变换的过程，也关乎中西方之间复杂的关系、交流以及文化误解。谷文达创作作品的时候，呈现出多种的取向，包括物体与时间、地点、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也承担着对于既往的记忆痕迹的关注，以及重新复原已被忘却的记忆。
　　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制作拓片——是摹本，也或者说是重新书写，通过再造历史或是重访过去的努力，来揭示累堆在书写对象与实体上的那一层层的叠积。然而，他的作品并不是简单的对于既有物品的复制，而是归向“重复”这一行动本身——这一行动与进步相连——或者，归向不断的回归。这已经成为他的探索活动的一个主要部分，因此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姿态，既是对留痕、对制作的缄默行为的归依，又与之对立。
　　不论用收集人类毛发制成的《联合国》一作，还是镌刻石碑，他的作品都将宏大叙事和文化翻译的课题交织在一起。当然，它们也涉及一些宏大的概念，比如永远的回归，用以承载乡愁之重的情感或诗意的形式，失却或遗存的文化遗产。耶稣会学者瓦尔特·昂革（Walter Ong）在有关中世纪语言的著作中论述到，在古典的写作当中，有一种重要的作风，就是以复述和评介来作为论证或者辩论的形式。这类文本的创造性，并非体现在原创性或新意上，而是蕴含在一个人选择哪些著作来复述和解说的鉴别力之中。因此，即使通过对一个故事或线索的校订或改写，使之焕发魅力，也会被看成一个非常精彩的举动。换一个角度来说，不变的信条，不论是以经典文本、民间仪典还是诗歌的形式，在石碑上不断被复制，其实正征信着善恶。石碑们矗立在那里，具体地昭示着道德价值观，昭示着善行与恶行、良念与错念，这就不可避免地与统治权威达成了共谋，并迎合其意愿。谷文达正是在这样的中国文化观念与历史当中，对时间、记忆、场所与仪式的交互作用加以处理，以对翻译的社会与文化维度发问，也对“持续更新”这一概念提出质疑。不仅如此，他还着手致力于探讨中国古诗在英文中的持续误译，将这些诗歌久已存在的不确定性重新嵌入到当代的语境中。
　　这里，我们可以略微考察一下，其他一些观念艺术作品中同样处理“持续更新”这一问题，例如罗曼·欧帕尔卡（Roman Opalka）、河原温（On Kawara）和汉纳·达尔博文（Hanne Darboven）的那些探讨时间的作品，由此可以看出，形成序列性的创作，作为重复，但也作为差异与区别，揭示出每一件作品与其之前的作品在细部或局部的不同。谷文达却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这种诗意的、充满创造力的潜能，而是在时间与空间、物质与精神、个人与集体等维度上，将传统与更新相融合。他的作品针对的是表现和力量，以及时间的转写。在他蔚为壮观的作品中，也许，还可以看到，有意或无意的，作者着迷于对他人词语或言说进行模仿性重复。这让人想到“回声”，让声音自我重复，并返回到发声者那里；让人想到“回声定位法”（echo-location），蝙蝠正是用这种方法，通过回荡的声波（而不是视觉）感觉到它的猎物或目标。在对中国古典思想体系、诗歌和文学的系统研究、整理和改造当中，谷文达转向于开掘这样的一种循环行为，以之为出发点，去探究现代主义可能的根源，并完成他创立新的视觉语言的渴望。
　　的确，不管我们把重复看成是一种心理强迫症状还是着魔，重复的行为其实也是同现代的工业化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在现代的工业化生活中，人类的双手在创造的过程中不再扮演关键的角色，而对艺术品观念价值的强调，例如杜尚的那种现成品，就开始涌现出来。这种去偶像化的姿态同样地吸引着谷文达，于是他利用视觉语言挖苦、反讽和暧昧的观念功能来游戏。在特意选择最流行的、家喻户晓的唐诗作品的时候，他抨击了一些成见，如，我们所对待的，是否真是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的一种“共享的文化”、那种“中立的”共同基础？在《碑林——唐诗后著》的创作过程中，谷文达在石碑的一侧镌刻上唐诗，同时，把它们的英译文本刻在另一侧，然后把英译本的每个音节以汉字来对应，如此将译文再重新翻译回到“原来的”中文，将这一再译的结果也镌上碑面，直到不仅意义在翻译中完全丧失，而且完全无法与原初的语境和含义相合。这里，在石碑上所做的复制成为一种面向持久和永恒的行动，同时却也是流动不定、转瞬即逝的现象。这让人想到后现代处理问题的方式——混杂性、虚拟性和反讽性。同样，谷文达持续的、无法阅读的书写活动，旨在传达对文化同化观念以及准确诠释的不可能性的关注。
　　谷文达所创作的作品也许看去像是纪念碑或墓碑，但是却并非死亡和丧失的阴沉祭礼，而是带有诗意的乐观性，闪烁着璀璨的韵律，在时间当中穿梭，充满机智的幽默。观念或事物在经过故事或传说的不断重复而变得广为人所知之后，还有可能始终保持陌生和异己感吗？在此，我们不由联想到关于马可·奥勒留究竟是否曾经派特使来到中国的那个悬疑。根据某一种说法，就在今天的甘肃境内，生活着古罗马雇佣兵的后裔，传说那些古罗马士兵曾在两千年前为汉朝作战。据美国考古研究会的报告，“就像大多数感觉到潜在的旅游收入的城市一样，当地政府在镇中心立起了一座多利安式的亭阁。同时，县城的街道上伫立起了一个罗马士兵和一位异族妇女的巨大雕像，二者中间则是一个汉族官员的塑像，像上的标牌说明：这是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的见证”。
　　（大卫译）
　　（《文化翻译：谷文达〈碑林——唐诗后著〉》，何香凝美术馆OCT当代艺术中心编，岭南美术出版社二○○五年版，3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