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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益慰曾任北京军区总医院外一科主任、主任医师、专家组成员。他先后参加支援西藏医疗队、辽宁海城抗震救灾、唐山抗震救灾等重大任务。他是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第十二届委员、第十三届常委，还曾担任全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普外专业组成员，北京军区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普外专业组主任委员，第三军医大学教学医院兼职教授,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临床研究生导师,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外科学会委员。如今，他因过度操劳，已是胃癌晚期，正在北京军区总医院接受救治。
华益慰1933年3月生于天津一个医学世家，1950年从南开毕业被保荐到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医预系，一生中第一次大的抉择发生在1953年，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被调往军医大学学习，入伍参了军，他的这次选择，决定了他未来一生的走向。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可能怀抱理想，都可能面对很多抉择。华益慰也有过多次足以影响他人生方向的抉择。他每次选择都把自己的人生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我们回顾他的事迹，可以从他艰辛岁月中的重要选择寻找他人生睿智的步伐。
“选择了当医生就是选择了责任”
就在1958年，作为我国建国后培养的第一批8年制医学毕业生，华益慰从医50多年来一直在临床一线，手术数千例没有发生一起医疗事故。华益慰医术精湛，他把“对事业极端负责，对病人极端负责”作为自己的人生选择。
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不是“你交钱我看病”这么简单的交易关系，医生是一个社会角色，“选择了当医生就是选择了责任”。
只有履行好治病救人的社会角色，才真正履行了医生的职业道德。
解放前华益慰父母开办了一家“华氏夫妇医院”，家里挂着的一块“医乃仁术”的长匾，让他记了一辈子。医乃仁术，无德不立；大医有魂，生生不息。这些深深刻入了华益慰的脑海里。他的少年是在南开中学度过的，“允公允能”的校训同样让他铭记了一生。再后来，他上了协和医学院，参了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成为他心中的榜样，他把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一张白求恩工作的照片珍放在镜框里，伴随了他几十年。他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回首往事，他可以无愧地说，他把自己的全部激情和力量都贡献给了他所热爱的医生这一崇高的职业，他一辈子都对得起病人。
其实，华益慰也常常在思索，医生除了为病人治病还能做些什么？就在此刻，他做出了一个重大选择：“把每一患者都作为自己的亲人，一辈子不做一件对不起病人的事”。华益慰深知，病人忍受着疾病折磨的巨大痛苦，医生需要关心病人，爱护病人，才能让患者感受温暖，找到自信，更好地恢复健康。这次抉择意义非凡，因为坚持下去难度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华益慰决定了：我要做到！因为在他心中：“病人千钧重！”
多年来，华益慰一直坚持每次查房都是稳稳地站在病床前，和颜悦色，低声细语，耐心地解答病人每一个问题，认真地记下病人每一个细小变化；冬天为病人查体时，他总是先搓热双手、焐热听诊器、尽量少暴露病人的身体。遇到女性病人，他都要求一名女医生或女护士在场，体现对患者的尊重。他常对年轻医生讲，查房时一定要站稳，眼睛看着患者讲话，这既是一种尊重，也是给患者一种踏实感。每次手术后，他都不急着换下手术服，而是和护士一起把病人抬上车，送回病房。病人醒来时，他总是认真查看术后情况，询问病人感觉，交代注意事项。华益慰始终坚守着“病人以生死相托，责任千钧”的行医理念。
在华益慰眼里病人都是亲人，没有高低之分、贵贱之别。他给许多高级干部看过病，但从来没有利用医患关系办过一件私事；他给贫困患者看病也是同样地周到细致热情。在别人看来，一名外科医生不收患者一次红包，好像令人难以置信，但华益慰做到了，他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在1997年的某一天，一名患者家属在爱人手术前到华益慰家里咨询治疗方案,硬塞给他1000元钱。华益慰执意不收，反复退也退不回去，就以送钱人的名字在银行为他存了起来，最终把存折还给了本人。华益慰总是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能让患者节省一分就省一分，尽量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一些慕名而来的外地患者挂不上他的专家门诊号，就会到家里去找他。为不耽误给患者看病，他特地在家腾出一间房用来接待病人，并且不收一分钱的费用。
“很少为自己活着”
就在1960年，华益慰刚工作没多久，他便做出了一个重要选择：参加支援西藏医疗队。当时，军队组织了支援西藏医疗队，名单上没有他，但他再三申请终于得到组织的批准，为此他推迟了一年的婚期。他在当时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已被批准成为支援西藏手术医疗队的一员，任务既艰巨又光荣。”在这次任务中，华益慰表现出色被评为了“积极分子”。至今，华益慰的床头还摆放着欢送支援西藏医疗队的合影照片。通过这次锻炼，华益慰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吃大苦、耐大劳，什么叫军人、什么叫战士。从中真正体会到了军人的荣誉与职责，为国家所担负起的神圣使命。
1975年、1976年，海城、唐山大地震接踵而至，华益慰都义无反顾地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特别是在参加唐山救灾半年多时间里，正赶上爱人病重，妻儿三人无人照料，困难重重，但他没有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
1981年，华益慰的妻子张燕容因患直肠癌住进了他们的科室。那一天，给妻子做完手术，华益慰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伤痛，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失声恸哭。张燕容也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父亲曾任协和医院副院长，是中国免疫学的开创者。为了减轻华益慰的负担，张燕容几乎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揽在了自己的肩上，她真的是太累了。
1985年，华益慰的母亲病危住在301医院，老人走的那一天，正赶上他有一台手术，连老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能看上。第二天早晨，简单办完丧事后就赶回医院，又站在手术台旁。华益慰并不是不懂亲情，上世纪70年代，他把父母从天津接到身边，老人眼睛不好，小黑白电视看不清，他就说服妻子取出家里的积蓄买了彩电给老人看。母亲病重时想吃新玉米面粥，他下班骑着车到处找。张燕容告诉记者：“老华这一辈子活得体体面面、坦坦荡荡，很少为自己活着，为家人活着。”
“我愿以我父母曾经的方式作身后的安排”
1998年，华益慰退休。以他在外科界的名望，有很多机会到社会上去挣大钱，但他仍然坚守在医院临床工作一线，从不要组织的特殊照顾。他总是说，我要留下来，还可以为科室建设和发展提一些建议，病人到医院可以找到我，我还能为医院出点力。
退休本来是退出工作岗位在家休养，但华益慰不顾自己患有颈椎病、腰椎病和高血压，依然坚持为患者看病，全神贯注做手术。年过七旬还坚持每年做100多台手术，有时手术一做就是十几个小时，常常累得大汗淋漓，两层手术衣都被汗水湿透。尤其是近一两年。由于体力不支，为坚持给病人做手术，他专门准备了一个高凳子，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坐在凳子上为病人做手术。直到去年7月25日，华益慰被初步诊断为胃癌，他依然平静地走进手术室，为预约好的病人成功地做了手术。这是他从医56年最后的一台手术。
华益慰三次接受大手术治疗，他忍着病痛把自己作为“活教材”向临床医生传授医术。华益慰找到医院病理科主任丁华野，他握着丁华野的手说：“我的病情多次检查未能确诊，手术后可能见到的所有并发症都同时出现，这是我行医56年里从未遇到的，所以一定要做尸体解剖，看看能不能有所发现，也好给后人积累一点经验。”华益慰的父母、岳父母4位老人都在死后把遗体捐献给了医院，用于医学解剖。一套父母脏器标本的教学切片是老人留给儿女的唯一纪念。
死亡对于一个高尚的灵魂是一次新的升华。2006年初，华益慰在遗嘱中讲道：“······身后的一切形式都不再有意义。我愿以我父母曾经的方式作身后的安排：不发讣告；不作遗体告别；不保留骨灰；自愿作遗体解剖，此事希望委托丁华野教授安排，对疾病的诊断和医学研究有价值的标本可以保留。其他有关事情我愿按照我妻子张燕容的安排进行。”
今年年初，华益慰在遗嘱中讲道：“作为医生，在多年的工作中，为病人所做的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同时还有许多惦念我的好战友、好同事，很难得，我很满足，也很感激。······”
华益慰1933年3月生于天津一个医学世家，1950年从南开毕业被保荐到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医预系，一生中第一次大的抉择发生在1953年，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被调往军医大学学习，入伍参了军，他的这次选择，决定了他未来一生的走向。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可能怀抱理想，都可能面对很多抉择。华益慰也有过多次足以影响他人生方向的抉择。他每次选择都把自己的人生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我们回顾他的事迹，可以从他艰辛岁月中的重要选择寻找他人生睿智的步伐。
“选择了当医生就是选择了责任”
就在1958年，作为我国建国后培养的第一批8年制医学毕业生，华益慰从医50多年来一直在临床一线，手术数千例没有发生一起医疗事故。华益慰医术精湛，他把“对事业极端负责，对病人极端负责”作为自己的人生选择。
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不是“你交钱我看病”这么简单的交易关系，医生是一个社会角色，“选择了当医生就是选择了责任”。
只有履行好治病救人的社会角色，才真正履行了医生的职业道德。
解放前华益慰父母开办了一家“华氏夫妇医院”，家里挂着的一块“医乃仁术”的长匾，让他记了一辈子。医乃仁术，无德不立；大医有魂，生生不息。这些深深刻入了华益慰的脑海里。他的少年是在南开中学度过的，“允公允能”的校训同样让他铭记了一生。再后来，他上了协和医学院，参了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成为他心中的榜样，他把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一张白求恩工作的照片珍放在镜框里，伴随了他几十年。他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回首往事，他可以无愧地说，他把自己的全部激情和力量都贡献给了他所热爱的医生这一崇高的职业，他一辈子都对得起病人。
其实，华益慰也常常在思索，医生除了为病人治病还能做些什么？就在此刻，他做出了一个重大选择：“把每一患者都作为自己的亲人，一辈子不做一件对不起病人的事”。华益慰深知，病人忍受着疾病折磨的巨大痛苦，医生需要关心病人，爱护病人，才能让患者感受温暖，找到自信，更好地恢复健康。这次抉择意义非凡，因为坚持下去难度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华益慰决定了：我要做到！因为在他心中：“病人千钧重！”
多年来，华益慰一直坚持每次查房都是稳稳地站在病床前，和颜悦色，低声细语，耐心地解答病人每一个问题，认真地记下病人每一个细小变化；冬天为病人查体时，他总是先搓热双手、焐热听诊器、尽量少暴露病人的身体。遇到女性病人，他都要求一名女医生或女护士在场，体现对患者的尊重。他常对年轻医生讲，查房时一定要站稳，眼睛看着患者讲话，这既是一种尊重，也是给患者一种踏实感。每次手术后，他都不急着换下手术服，而是和护士一起把病人抬上车，送回病房。病人醒来时，他总是认真查看术后情况，询问病人感觉，交代注意事项。华益慰始终坚守着“病人以生死相托，责任千钧”的行医理念。
在华益慰眼里病人都是亲人，没有高低之分、贵贱之别。他给许多高级干部看过病，但从来没有利用医患关系办过一件私事；他给贫困患者看病也是同样地周到细致热情。在别人看来，一名外科医生不收患者一次红包，好像令人难以置信，但华益慰做到了，他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在1997年的某一天，一名患者家属在爱人手术前到华益慰家里咨询治疗方案,硬塞给他1000元钱。华益慰执意不收，反复退也退不回去，就以送钱人的名字在银行为他存了起来，最终把存折还给了本人。华益慰总是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能让患者节省一分就省一分，尽量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一些慕名而来的外地患者挂不上他的专家门诊号，就会到家里去找他。为不耽误给患者看病，他特地在家腾出一间房用来接待病人，并且不收一分钱的费用。
“很少为自己活着”
就在1960年，华益慰刚工作没多久，他便做出了一个重要选择：参加支援西藏医疗队。当时，军队组织了支援西藏医疗队，名单上没有他，但他再三申请终于得到组织的批准，为此他推迟了一年的婚期。他在当时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已被批准成为支援西藏手术医疗队的一员，任务既艰巨又光荣。”在这次任务中，华益慰表现出色被评为了“积极分子”。至今，华益慰的床头还摆放着欢送支援西藏医疗队的合影照片。通过这次锻炼，华益慰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吃大苦、耐大劳，什么叫军人、什么叫战士。从中真正体会到了军人的荣誉与职责，为国家所担负起的神圣使命。
1975年、1976年，海城、唐山大地震接踵而至，华益慰都义无反顾地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特别是在参加唐山救灾半年多时间里，正赶上爱人病重，妻儿三人无人照料，困难重重，但他没有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
1981年，华益慰的妻子张燕容因患直肠癌住进了他们的科室。那一天，给妻子做完手术，华益慰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伤痛，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失声恸哭。张燕容也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父亲曾任协和医院副院长，是中国免疫学的开创者。为了减轻华益慰的负担，张燕容几乎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揽在了自己的肩上，她真的是太累了。
1985年，华益慰的母亲病危住在301医院，老人走的那一天，正赶上他有一台手术，连老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能看上。第二天早晨，简单办完丧事后就赶回医院，又站在手术台旁。华益慰并不是不懂亲情，上世纪70年代，他把父母从天津接到身边，老人眼睛不好，小黑白电视看不清，他就说服妻子取出家里的积蓄买了彩电给老人看。母亲病重时想吃新玉米面粥，他下班骑着车到处找。张燕容告诉记者：“老华这一辈子活得体体面面、坦坦荡荡，很少为自己活着，为家人活着。”
“我愿以我父母曾经的方式作身后的安排”
1998年，华益慰退休。以他在外科界的名望，有很多机会到社会上去挣大钱，但他仍然坚守在医院临床工作一线，从不要组织的特殊照顾。他总是说，我要留下来，还可以为科室建设和发展提一些建议，病人到医院可以找到我，我还能为医院出点力。
退休本来是退出工作岗位在家休养，但华益慰不顾自己患有颈椎病、腰椎病和高血压，依然坚持为患者看病，全神贯注做手术。年过七旬还坚持每年做100多台手术，有时手术一做就是十几个小时，常常累得大汗淋漓，两层手术衣都被汗水湿透。尤其是近一两年。由于体力不支，为坚持给病人做手术，他专门准备了一个高凳子，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坐在凳子上为病人做手术。直到去年7月25日，华益慰被初步诊断为胃癌，他依然平静地走进手术室，为预约好的病人成功地做了手术。这是他从医56年最后的一台手术。
华益慰三次接受大手术治疗，他忍着病痛把自己作为“活教材”向临床医生传授医术。华益慰找到医院病理科主任丁华野，他握着丁华野的手说：“我的病情多次检查未能确诊，手术后可能见到的所有并发症都同时出现，这是我行医56年里从未遇到的，所以一定要做尸体解剖，看看能不能有所发现，也好给后人积累一点经验。”华益慰的父母、岳父母4位老人都在死后把遗体捐献给了医院，用于医学解剖。一套父母脏器标本的教学切片是老人留给儿女的唯一纪念。
死亡对于一个高尚的灵魂是一次新的升华。2006年初，华益慰在遗嘱中讲道：“······身后的一切形式都不再有意义。我愿以我父母曾经的方式作身后的安排：不发讣告；不作遗体告别；不保留骨灰；自愿作遗体解剖，此事希望委托丁华野教授安排，对疾病的诊断和医学研究有价值的标本可以保留。其他有关事情我愿按照我妻子张燕容的安排进行。”
今年年初，华益慰在遗嘱中讲道：“作为医生，在多年的工作中，为病人所做的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同时还有许多惦念我的好战友、好同事，很难得，我很满足，也很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