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很难将某种癖性或行为坚持到底,无论是好的癖性还是坏的行为。这大概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有人篡改了毛主席的语录说,一个人做一件坏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说起来这个命题好像也能成立。因此,如果把毛主席那句话抽象出来,我们可以获得公式一:一个人做X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X。这个X几乎可以被置换为人世间任何一件具体的事情,比如勇气——我愿意冒险把勇气也大而化之地称作事情。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此公有两本薄薄的哲学著作,分别写于早年和晚年,据业内人士说两本书都堪称经典。《逻辑哲学论》是早期著作,我们从这本书的序言中能够看到维特根斯坦的勇气和傲慢:这本书所阐述的真理,“在我看来是不可反驳的,并且是确定的。”维氏认为自己已经解决了欧洲哲学史上所有的疑难杂症,于是跑到一所山村小学当教师,不再过问哲学。《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晚年的著作,从该书的序言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有些自卑的维特根斯坦:“我怀着怀疑的心情发表这些思想,”“我本愿写出一本好书,这并没有实现,而能够改进它的时光已经流逝远去了。”从前那个傲慢和自信的维特根斯坦到哪里去了?
　　名声显赫的荒诞剧《等待戈多》里有一位波卓老爷,此人也有一句名言,大意是,这个世界上的眼泪是一个常量,有人哭,就一定有人不哭。这真是至理名言。就我所见,或许只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差堪比肩。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也给抽象那么一下,完全可以获得公式二:这个世界上的X是一个常量,有人Y,就一定有人不Y。
　　公式一和公式二既可看做是互為补充的关系,也可以看做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达。首先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终其一生的勇气和傲慢是一个常量,前半生勇气十足、傲慢十足,后半生就要为前半生的过度透支付账、还债;其次我们还可以说,一个人勇气十足、傲慢十足一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勇气十足、傲慢十足。所以,蒙田愿意自告奋勇地为我们举例说,一位征战失败的勇敢将军,看到敌方当着他的面杀他的儿子时连眼睛都不眨,但当敌方当着他的面接连杀了他的不少士兵时,这位将军哭得几乎晕了过去。蒙田评价说,那是因为他的勇气一点一点地消耗殆尽了。瞧瞧,这还只是个把钟头的事情呢。
　　陀斯妥耶夫斯基通过他的主人公之口说过一句惊心动魄的话:人总得有一条活路啊。这句话不需要抽象就可以看做我们的公式三:无论前两个公式昭示的结局为何,公式三提供的结论必然为真。连无聊透顶的西西弗斯都没有选择自杀,也许正说明了公式三的真正内涵。加缪评价西西弗斯说,此神之所以没有自杀,是因为他在徒劳无功当中终于明白了,他的生存意义就是担负荒诞。有了这一条,他也就算是有了活路。
　　因此,为了响应公式三的号召,深受公式一和公式二压迫的人们于是寻找着各种补偿形式。补偿形式是对上述三个公式的绝妙总结:维特根斯坦从美国侦探小说中获得了勇气和自信,平凡如我者则从令我不屑的人与事中攫取了同样的东西。两者看似不同,实则是一回事。就这一点而论,我和维特根斯坦没有高下之分。因为据维氏的学生马尔康姆回忆,他的师尊明确向他提起过,如果美国不给我们侦探小说,那我们就不给它哲学,归根到底还是美国损失更大。我们从这话当中听到的除了幽默,还有饱经世事之后的沧桑。维特根斯坦是不是从侦探小说中找到了活路,我不敢妄加推测;维特根斯坦是否从这样的言谈中获得了傲慢或勇气,肯定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歌德是伟人,但他说出了我们这些正宗凡人需要遵守的补偿方式:如果我觉得自己傲慢了,我就去读大师们的作品;如果我自卑得没脸活下去了,我就去读那些垃圾文字。鄙人是歌德这句话的忠实实践者,因此居然跌跌撞撞地混到了今天。
　　(两口先生摘自《南方都市报》2008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