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1月15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公布，引发全国热议、世界瞩目。这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规划总纲，这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改革路线图。基于这种认识，本刊编辑部采编了本篇特稿，提炼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五大看点、五大创新、五大亮点和四大难点，以飨读者。
十八届三中全会五大看点
看点一：一个主题六条主线锁定改革大方向
——《决定》涵盖15个领域、60个具体任务，还有一份时间表
作为《决定》起草和修改的亲身参与者，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认为：全会通过的《决定》是新一届党中央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进军号角。杨伟民表示：对于《决定》的特点和蕴含的思想，他理解主要有五点：
一是主题全面。这次会议确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前6次三中全会有所不同。尽管前6次会议也都与改革有关，但主题仅是某一方面改革。这次则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之所以确定这样的主题，一方面是为了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适应，另一方面也是实践需要，当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只有坚持全面改革，才能继续深化改革。
二是主线清晰。《决定》提出“6个紧紧围绕”延展出六条主线，分别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建这6个领域的改革主线，反映各个领域改革的基本理念。如第一个主线是“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就是说，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财税金融、宏观调控等经济领域的所有改革，都要围绕其主线来展开和推进。提出每个领域各自特定的主线和方向，不仅全面深化改革总的方向不会迷失，每个领域的改革也不会偏向。
三是重点明确。《决定》的定位是全面深化改革。与此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原则，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发挥其对其他领域改革的“火车头”牵引作用。15个改革任务中，6个是经济，生态文明体制也与经济密切相关。经济占了所有改革任务近一半。之所以如此，主要考虑是，当前我们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下一步发展面临众多难题和风险，过去支撑快速增长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我国已到了必须主要依靠改革红利释放活力、实现发展的阶段。这次把改革的时间目标定位在2020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相一致，也是这个道理。
四是力度空前。《决定》2万字左右，涵盖15个领域、60个具体任务，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每一句话的内涵十分丰富，落实下去都会使该领域的体制机制发生重大变化。在起草和修改过程中，有两个原则让我记忆深刻，一是只写改革，特别是重大改革，发展的任务原则上不写；二是修改时，对于有可能削弱改革力度、弱化改革举措的意见，除非理由特别充足，一般不采纳。而增加的改革内容，只要有最大公约数的、有一定共识的都写上。我听到很多参会人员说，没想到，很意外，改革力度前所未有。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改革决心和勇气，体现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有胆有识、敢于碰硬、勇于担当的气魄。
五是行动扎实。通过一个好的《决定》固然重要，但要把改革任务落实下去，变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变为国家治理能力，必须抓好落实。这次《决定》的落实是有保证的，体现在：组织落实，明确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时间落实，鲜明提出到2020年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改革进程是可检查、可评估的，具有明确的改革进度时间表。这体现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抓工作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
看点二：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总目标
——治理主体多元化，方式法治化，不再是完全行政化的管理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决定》的一大亮点，丰富了我国现代化的内涵。过去我们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角度提出的。而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从制度层面提出的现代化目标。这样，发展的目标与制度的目标就衔接起来了。
我对这个新目标有几层理解：第一，内涵是全面的，是整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的治理体制；第二，制度是成熟的，国家治理水平是检验社会制度是否完善、定型的重要标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改革要形成相对稳定成熟的制度体制，而不是缺乏定势、变来变去的体制机制；第三，主体是多元的，公报以“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治理与管理的区别就在于治理是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党、人大、政府、政协等多元主体一起进行国家治理，而不是仅仅依靠一种力量，因而也是民主的一种表现，这次提出的协商民主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环；第四，方式是法治的，依法治国，依法治理，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治理方式是法治化的，而不再是简单命令式、完全行政化的管理。
看点三：市场的作用从“基础”变为“决定”
——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轴，改革有了基本原则和检验尺度
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过去的表述是市场起基础性作用。从“基础”到“决定”，两个字的改变，意义十分重大，是《决定》最大亮点和重大理论创新。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质”的提升，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突破，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引领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
这一论断抓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需要遵循。基础性作用，给人的理解是在市场之上还有一个力量在配置资源，那只能是政府。另外，过去对宏观调控也有扩大化理解，似乎宏观调控就是政府配置资源。1992年以来，对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虽然在表述上有所调整，但主要是对市场作用“量”的调整、程度的加强，没有质的变化。《决定》两个字的改动，抓住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深层次的问题。“决定性”的意思是：其他力量可以影响和引导资源配置，但决定者不是别的，只有市场。 这一论断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和路线图。前一段时间，大家对改革的突破口、重点等有很多讨论，有的认为是财税体制，有的认为是金融体制，有的认为是土地制度等。这些改革无疑都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停留在原来的认识水平上，据此设计出各领域的经济体制也不可能有质的变化。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是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线图，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财税金融、土地制度、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改革，都要以此为标尺，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也有了基本原则和检验尺度。
这一论断抓住了我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根本。产能过剩、城市病、耕地占用过多、地方债风险、生态环境破坏等，很大程度上都与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行政干预过多有关。比如产能过剩，除了市场本身的盲目性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干预，是地方政府推动下的盲目投资。现在产能过剩严重的钢铁、水泥、玻璃、造船以及风电等，都是政府关照较多的行业，而市场化程度高的轻纺、电器、轻工等产能过剩并不严重。
看点四：清晰界定有限责任政府职能和作用
——政府五项职能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后，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杨伟民认为：把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绝不是否定政府作用。在现代经济中，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同样重要，没有市场或没有政府，经济发展都会孤掌难鸣。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行，没有政府的服务性、配套性作用也不行。但是，要认识到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内涵的不同。就资源配置而言，政府是引导和影响资源配置，而不是直接配置资源。
只有界定好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政府不越位，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才能解决目前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不到位并存的问题。《决定》清晰界定了政府职能和作用，我认为可以概括为5项职能，即：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当然还应该有国际和外交职能。过此边界，便不是政府的职能范围，政府公权力不应过界。这才是有限责任政府。不像过去的无限政府，把公权力侵入到公民生活的私权力和企业、社会的自主权各个领域。——编者注）
看点五：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地位同等
——没有老大、老二之分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并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
杨伟民表示：过去，我们认为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后来承认是组成部分，但加了“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这个前提，似乎总有一部分是违法的。目前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障碍，“玻璃门”、“旋转门”等，根子在于思想上，没有把非公有制经济放在与公有制经济同等地位上。这次《决定》主要体现了一个基本精神和理念，就是更加公平地对待和认识各种所有制经济。
一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过去也讲过“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来没有与公有制经济放在一起讲，而这次放在一起，十分鲜明，没有老大、老二之分了。
二是在保护产权、使用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法律保护、市场监管、依法监管等各方面，强调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公平、公正、统一等关键词。
三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不是新概念，但有新的内涵和定位。今后，既要发展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也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五大创新
目标创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与此前类似的三中全会公报表述的目标通常更多强调“经济”方面的指标不同，本次明确目标是“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昭示了改革其实是全方位的制度体系的变革与现代化转型。
宪政与多元治理学者察今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一种战略目标与战略意义上的创新。过去的总目标常常是坚持某个中心和某些已有的原则，或者建立某个方面的体制（如市场经济体制），而这次从体系化、系统化的广度和现代化、国际化的高度，提出把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作为总目标，是具有历史性远见的。从学理上说，国家治理体系主要包括：宪法法律和国家基本制度、立法行政司法制度、权力生成与运行机制、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民生福祉与保障机制、社会治理与生态治理机制、国民生产与分配机制、利益平衡与调节机制、公民权利诉求与实现机制、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机制、仲裁司法与法律救济机制、思想文化科技创新机制、民智汇集与社会共享机制等等。要实现上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必须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打破传统体制与机制的框框，突破权力与利益固化的樊篱，冲破贪腐势力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构建以民为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多元治理、多元共和的现代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满足现代社会与现代公民的需求，融入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创造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文明进化、环境友好、生态复归、人民幸福的多元共荣新时代！
理论创新：改市场基础性作用为决定性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公报将过去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两字之变，提升了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在配置资源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只能是市场；对于市场调节所具有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弱点和市场无法起调节作用的领域，政府的作用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但只可以通过履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的职能和方式，来影响和引导资源配置，而不可以直接决定（比如商品生产、价格、供求等）。 体制改革与治理研究学者察今认为：政府的宏观规划与宏观调控，也应该遵循市场的需求和规律，对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辅之以配套性服务性作用。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回答了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我们改革要往前走，向哪一个方向走？向市场化方向走，还是向强化政府对于经济、对于社会的管控这个方向走？ 三中全会肯定了市场，而且把它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 。”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表示：两字之差，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走了一大步。“在走市场经济道路上，如果说，过去提‘基础性’作用，还是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这一次是市场的作用真正得到承认。”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称：特别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说白了就是发挥市场价格形成的作用。这是最大的亮点。
纠错创新：一举废除违宪的劳教制度
《决定》宣布：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延续近60年的劳教制度由此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就废除劳教制度作出了行动。
此前有人提出：劳教制度虽有违法之处，但纠正一项法律法规的错误可以渐进式纠正完善，于是提出“改革劳教制度”，而不赞成废除劳教制度。这是明知有错还要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传统纠错法。这次新一届党中央大刀阔斧一举废除近六十年的劳教制度，展示了一种自我纠错的勇气，刷新了突进式彻底纠错的方式。
司法部研究室主任、司法研究所所长王公义称：废除劳教是因其有两大问题，一是从2000年《立法法》颁布以后，劳教就开始处于违法状态。2000年《立法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须由法律来定，行政机关没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二是劳教决定没有经过司法化，它没有经过法院的审判，而是公安机关来定的，劳教委员会也没发挥作用，限制人身自由也是公安一家说了算。“这两大缺陷，导致了劳教关押上访人员、打击报复等情形。废除劳教制度，是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迈进了一大步。”
法治创新：以司法制度保障人权
十八届三中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提出：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宪政与人权研究学者察今认为：作为开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纪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系统规划和纲领性文件之中，创造性地提出以司法保障人权的新思路、新方略，把人权保障与人权发展提升到了新的战略地位与历史高度，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鲜明的实践导向意义。可以说，以司法保障人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涵；是法治中国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工程；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原则；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手段；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制度创新：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当前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形势十分严峻。中央财办副主任杨伟民认为：这背后有改革不到位、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的深层面制度原因。在这一问题上，政府不是干预太多了，而是干预太少了，不是政府越位而是远没有到位。
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首次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从源头、过程、后果的全过程，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阐述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成及其改革方向、重点任务。
源头严防的制度，就是在源头上防止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包括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等若干制度。
过程严管的制度，就是在发展和开发过程中，建立一套制度约束地方和企业行为，包括划定生态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等，充分发挥税收和价格的杠杆作用。
后果严惩的制度，就是要建立严格损害责任赔偿制度。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的行为，过去的处罚很多是象征性的，无法弥补对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带来的长期损害。今后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地方领导要终身追究责任，对企业要严厉惩罚，让地方大员付出丢“乌纱帽”的代价，让企业付出真金白银，加大违法成本和惩罚力度，使之今后不敢再破坏生态环境。
专家解读全面深化改革的五大亮点
经济改革的亮点：市场决定论；打破玻璃门；城乡土地同等入市
参与《决定》起草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三个指向。一是解决政府职能“越位”和“缺位”的问题。解决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干预过多，造成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从中央部委来说，对向百姓提供公共服务、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监管好食品药品安全、控制环境污染重视不够。二是解决市场体制不健全问题，要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因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应该有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做保障。目前我国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完善。比如有些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的税收实行优惠政策，比如对一些已经产能过剩的行业实行电价优惠政策，形成不平等的竞争，导致这些行业产能更加过剩。三是要解决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一些歧视性的规定问题，包括“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等问题。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方面，这次三中全会也有一些新的提法和举措。比如，“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过去国资委一直是以管企业为主，今后要以管资本为主。这是比较重大的职能转换。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明确提出2020年提到30%，这些钱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这回应了广大老百姓的诉求。经过20多年的改革，现在相当一批国有企业实力雄厚，盈利能力很强。目前全国国有企业每年有两万多亿元的利润，应该更好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关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方面，《决定》首次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
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指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明确的范围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实际上是把宅基地剔除在外。这也可能是从稳妥性考虑，不想步子迈得太大。另外，《决定》中也限定了“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符合规划就是要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乡村建设规划等前提下，以及用途管制之下，才能入市交易。今后农村建设用地可以入市，意味着征地将越来越少，而土地交易越来越多。农民拿着手里的地可以平等买卖，而不是政府来征地。这自然就保障了农民的收益和财产权益。
政治改革亮点：政府治理；制度反腐；
以独立司法保障人权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认为，“政府治理”这一概念是对行政体制改革的一种现代化的表述，与公司治理概念具有某些共通的地方。首先，政府治理的提出，说明下一步的政府改革将是基于法律框架内的改革，所以公报随后就提出了要“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其次，所谓治理，就说明要具有多个主体，他们具有共同利益，又需要有一定的规则加以制衡。这可能暗示将来的政府改革，将让更多主体参与进来。再次，全球凡是说到治理这个概念，就肯定会要求信息的透明化，要将相关内容对外公布。这样，行政体制改革既要受到法律制约，又会让更多的利益主体参与到原先政府管控的部分领域，还受到外部监督，就会形成一个自我演进的体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谈到，从政治体制改革来看，最重要的还是围绕规范各方面的权力运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围绕着这样的目标进行多个方面的制度建设，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用制度防腐反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学泰斗吴敬琏指出：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举步维艰呢？为什么这个腐败问题三令五申、而且说要造成亡党亡国、可是它却继续蔓延而变得十分猖獗呢？根本的问题在于体制。市场因为有信息不对称，是需要监管的，但过去监管的办法是事前监管为主——许你做才能做。事前监管主要的办法是审批，这个弊病很大。市场监管要从事前监管为主转向事后监管为主，要从实质性审批转到合规性监管。因为规则在这里，违反了规则在运行过程中就管你处罚你。
宪政研究学者察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政治改革亮点主要体现在司法改革方面：亮点一是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既是对宪法早已提出的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任何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干预的宪法原则的初步落实，也是与司法独立的现代政治文明和国际惯例逐渐靠拢的体现。亮点二是废止劳教，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亮点三是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检、法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机制。
文化改革亮点：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香港出席亚洲文化合作论坛的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表示：今后，要构建更广泛的公共服务体系。要将文化作为民生来对待，比如，保障弱势群体的文化权益和需求。
文教方面，打破学生一考定终身。《决定》提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院士“终身制”亦将被打破。《决定》提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社会改革亮点：启动单独二胎政策；
破除城乡户籍壁垒；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峰认为：我们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应有之义就是要把老百姓的事办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十八届三中全会正是从老百姓最关心的事出发，找出它背后的体制机制问题，力求通过改革解决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譬如：
开启单独二胎政策。《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全国统筹基础养老金，渐进延迟退休年龄。《决定》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取消以药补医。《决定》提出：统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取消以药补医，理顺医药价格，建立科学补偿机制。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加快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
户籍改革破除城乡壁垒。《决定》提出：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
让更多人迈入“中等收入阶层”。《决定》提出：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生态改革亮点：划定心态保护红线；
实行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
《决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环保部副部长潘岳说：面对环境保护的严峻形势和重大挑战，我们环境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坚定信念、勇于担当，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环保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承担起引领者和助推者的责任，宣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宣传党和政府建设美丽中国、循环经济、低碳发展的战略举措，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的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决定》实施的四大难点
对于《决定》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难题，专家学者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
难点一：如何解决法院、检察院垂直领导与宪法、选举法的矛盾？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那么如何解决法院、检察院垂直领导与宪法、选举法的矛盾？
宪政研究学者察今对此难点提出解决对策：在现行宪法、选举法未作修改之前，可仍按现行宪法和法律，各级法院、检察院领导仍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并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但候选人提名可改现行的同级党委提名为上级法院、检察院提名，经费由上级财政统一提供。而在地方人大闭会期间由地方人大委托上级法院、检察院领导本级法院、检查院的工作，并对其人财物统一管理，这样从体制、机制上保证其不受地方党政机关及其领导的干预，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难点二：城镇化如何防控“造城风险”？如何解决农村土地入市问题？
有专家指出：现在城乡建设的最大潜力和首要问题就是城镇化。这里头存在三大难题，一是盲目“造城”问题；二是土地问题；三是户籍问题。其中土地问题更复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与土地财产权的关系怎么平衡？土地财政问题该怎么解决？
《人民日报》近日刊文披露：一些城市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热衷于造“新城”，动辄规划数十平方公里的新区、新城。由于缺乏合理规划，不少“新城”成了“空城”，出现城镇化“虚热”现象，房地产泡沫蔓延的风险、土地资源浪费的阴影、过分依赖土地财政的隐忧，也渐渐浮现。
从来自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一个调查数字，可以看出各地造新城的急切与热情。在调查的12个省区中，12个省会城市都要建新城，144个地级城市中有133个要建新城。
我们希望舆论对“造城盛宴多风险”的警示，能让决策者郑重思考：如何不把城镇化误读成城市化？如何探索顺应民心、适应市场、保护乡村文化、呵护城乡生态的不拘一格、多元共荣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在手握画笔，准备为城乡未来绘制美好蓝图时，能小心落笔，谨慎着墨。当然，更为可靠的自然还是制度的力量。比如，对城乡重大发展决策要让公民参与，举行听证会，网上公示征集民众意见，强化审批把关；要引进更充分的、科学的论证；完善官员政绩评价机制，引导地方决策者在决策时，少一些急功近利，多一些长远谋划，少一些追求眼前GDP的冲动，多一些责任担当，少一些拍脑袋决策，多一些民主与科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刘守英认为：在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问题上，首先需要合理地界定集体建设用地；其次要解决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后是单一主体供地还是多元主体供地问题以及相应的价格形成机制；最后在规划和用途管制上要进行配套改革。此外，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要解决政策与法律不平衡的问题，大量的集体建设用地已经进入市场，需要作出制度性的安排。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在现行土地制度之下，利益冲突随市场地价的上涨而日趋严重。征地的货币补偿节节升高。还有不少间接成本，包括强拆、官府与民争利的负面形象以及对社会和谐的长远损伤。可现行土地制度体制已显著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表与资产负债表。在前一张表上，卖地收入已构成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的重要内容；在后一张表上，地方政府的征地权、征地储备连同未来还可以征地的潜能，统统转为其负债的基础。贸然发动改革，地方财政怎么办？地方债务又怎么办？中国的中央政府对所有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债务，实际上负有最后责任。这些年在土地问题上吵来吵去，说得做不得，相关改革写进决议也没行得通（如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的“逐步减少征地规模”），不是没有要改的理由，而是可能对付不了改了之后可能出现的后果。
难点三：如何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如何突破利益固化的樊篱？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指出：本次三中全会大体有三个难点，第一个是总书记和总理提到的一些利益固化的藩篱要破除。第二个难点是这次提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开放，就要和国际的一些体制接轨。比如说我们建立的上海自贸区，到底怎么建立？第三个难点是人们对改革的思维方式，人们的思想是不是真正解放。
有学者认为：行业垄断的实质是行政性垄断，是政府对国企的特权授予与保护。有的国企发展到“巨无霸”，财大气粗级别高，最后连政府部门都管不了。譬如从铁道部直接改制更名的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正部级，交通部及其司局级的铁路局管的了它吗？
再譬如中石油、中石化，国资委管不了，证监会不敢动，独立董事只会唱赞歌，媒体要采访更是“必须经过集体研究才行”一句话挡在门外。如此不受监督的垄断型庞然大物，是到了从根本上动刀的时候了。譬如，能不能分拆？能不能引进民营资本乃至海外资本？能不能让多种所有制公平竞争？……
难点四：如何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平化？如何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决定》提出：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调节过高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政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然而，要真正实现国民收入的公平分配，必当触及垄断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堡垒，实为难题，而要扩大中产阶级阶层，更是谈何容易？
市场经济总会造成贫富差距，但是本可以通过再分配来减小这个差距。东南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华生认为：在中国，再分配基本不起作用。再分配政策的实施，加总起来对调节收入差距的效果为零，甚至是负数。
而在中国国民收入首次分配的结果与结构中，更显示出令世界惊讶的不公：据报道，中国10%的富人占有全国居民80%左右的财富；90%的中低收入人群只分享20%左右的财富！贫富悬殊居世界前列！
2013年年初，当2012年财报尽数出炉之时，民众发现受经济形势影响，不少国企效益大幅降低，甚至陷入亏损。据媒体统计，24家上市央企亏损400亿。与此同时，不少亏损央企的高管薪酬却仍然大幅上升，引发强烈争议。例如上海石化、*ST韶钢、中船股份等等亏损国企的管理层年薪都在增长。
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看点很多，亮点很美，力度很大，难点也不少。然而毕竟航向明确，愿景可嘉，航船已开始破冰，船帆已鼓荡春风。人们期盼并且相信：只要万众一心，与时俱进，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就的改革航程路线图，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航母必将破冰斩浪，顺应世界潮流，实现伟大中国梦，驶向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彼岸！
十八届三中全会五大看点
看点一：一个主题六条主线锁定改革大方向
——《决定》涵盖15个领域、60个具体任务，还有一份时间表
作为《决定》起草和修改的亲身参与者，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认为：全会通过的《决定》是新一届党中央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进军号角。杨伟民表示：对于《决定》的特点和蕴含的思想，他理解主要有五点：
一是主题全面。这次会议确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前6次三中全会有所不同。尽管前6次会议也都与改革有关，但主题仅是某一方面改革。这次则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之所以确定这样的主题，一方面是为了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适应，另一方面也是实践需要，当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只有坚持全面改革，才能继续深化改革。
二是主线清晰。《决定》提出“6个紧紧围绕”延展出六条主线，分别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建这6个领域的改革主线，反映各个领域改革的基本理念。如第一个主线是“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就是说，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财税金融、宏观调控等经济领域的所有改革，都要围绕其主线来展开和推进。提出每个领域各自特定的主线和方向，不仅全面深化改革总的方向不会迷失，每个领域的改革也不会偏向。
三是重点明确。《决定》的定位是全面深化改革。与此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原则，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发挥其对其他领域改革的“火车头”牵引作用。15个改革任务中，6个是经济，生态文明体制也与经济密切相关。经济占了所有改革任务近一半。之所以如此，主要考虑是，当前我们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下一步发展面临众多难题和风险，过去支撑快速增长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我国已到了必须主要依靠改革红利释放活力、实现发展的阶段。这次把改革的时间目标定位在2020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相一致，也是这个道理。
四是力度空前。《决定》2万字左右，涵盖15个领域、60个具体任务，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每一句话的内涵十分丰富，落实下去都会使该领域的体制机制发生重大变化。在起草和修改过程中，有两个原则让我记忆深刻，一是只写改革，特别是重大改革，发展的任务原则上不写；二是修改时，对于有可能削弱改革力度、弱化改革举措的意见，除非理由特别充足，一般不采纳。而增加的改革内容，只要有最大公约数的、有一定共识的都写上。我听到很多参会人员说，没想到，很意外，改革力度前所未有。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改革决心和勇气，体现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有胆有识、敢于碰硬、勇于担当的气魄。
五是行动扎实。通过一个好的《决定》固然重要，但要把改革任务落实下去，变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变为国家治理能力，必须抓好落实。这次《决定》的落实是有保证的，体现在：组织落实，明确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时间落实，鲜明提出到2020年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改革进程是可检查、可评估的，具有明确的改革进度时间表。这体现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抓工作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
看点二：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总目标
——治理主体多元化，方式法治化，不再是完全行政化的管理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决定》的一大亮点，丰富了我国现代化的内涵。过去我们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角度提出的。而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从制度层面提出的现代化目标。这样，发展的目标与制度的目标就衔接起来了。
我对这个新目标有几层理解：第一，内涵是全面的，是整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的治理体制；第二，制度是成熟的，国家治理水平是检验社会制度是否完善、定型的重要标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改革要形成相对稳定成熟的制度体制，而不是缺乏定势、变来变去的体制机制；第三，主体是多元的，公报以“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治理与管理的区别就在于治理是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党、人大、政府、政协等多元主体一起进行国家治理，而不是仅仅依靠一种力量，因而也是民主的一种表现，这次提出的协商民主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环；第四，方式是法治的，依法治国，依法治理，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治理方式是法治化的，而不再是简单命令式、完全行政化的管理。
看点三：市场的作用从“基础”变为“决定”
——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轴，改革有了基本原则和检验尺度
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过去的表述是市场起基础性作用。从“基础”到“决定”，两个字的改变，意义十分重大，是《决定》最大亮点和重大理论创新。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质”的提升，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突破，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引领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
这一论断抓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需要遵循。基础性作用，给人的理解是在市场之上还有一个力量在配置资源，那只能是政府。另外，过去对宏观调控也有扩大化理解，似乎宏观调控就是政府配置资源。1992年以来，对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虽然在表述上有所调整，但主要是对市场作用“量”的调整、程度的加强，没有质的变化。《决定》两个字的改动，抓住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深层次的问题。“决定性”的意思是：其他力量可以影响和引导资源配置，但决定者不是别的，只有市场。 这一论断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和路线图。前一段时间，大家对改革的突破口、重点等有很多讨论，有的认为是财税体制，有的认为是金融体制，有的认为是土地制度等。这些改革无疑都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停留在原来的认识水平上，据此设计出各领域的经济体制也不可能有质的变化。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是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线图，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财税金融、土地制度、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改革，都要以此为标尺，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也有了基本原则和检验尺度。
这一论断抓住了我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根本。产能过剩、城市病、耕地占用过多、地方债风险、生态环境破坏等，很大程度上都与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行政干预过多有关。比如产能过剩，除了市场本身的盲目性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干预，是地方政府推动下的盲目投资。现在产能过剩严重的钢铁、水泥、玻璃、造船以及风电等，都是政府关照较多的行业，而市场化程度高的轻纺、电器、轻工等产能过剩并不严重。
看点四：清晰界定有限责任政府职能和作用
——政府五项职能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后，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杨伟民认为：把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绝不是否定政府作用。在现代经济中，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同样重要，没有市场或没有政府，经济发展都会孤掌难鸣。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行，没有政府的服务性、配套性作用也不行。但是，要认识到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内涵的不同。就资源配置而言，政府是引导和影响资源配置，而不是直接配置资源。
只有界定好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政府不越位，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才能解决目前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不到位并存的问题。《决定》清晰界定了政府职能和作用，我认为可以概括为5项职能，即：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当然还应该有国际和外交职能。过此边界，便不是政府的职能范围，政府公权力不应过界。这才是有限责任政府。不像过去的无限政府，把公权力侵入到公民生活的私权力和企业、社会的自主权各个领域。——编者注）
看点五：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地位同等
——没有老大、老二之分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并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
杨伟民表示：过去，我们认为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后来承认是组成部分，但加了“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这个前提，似乎总有一部分是违法的。目前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障碍，“玻璃门”、“旋转门”等，根子在于思想上，没有把非公有制经济放在与公有制经济同等地位上。这次《决定》主要体现了一个基本精神和理念，就是更加公平地对待和认识各种所有制经济。
一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过去也讲过“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来没有与公有制经济放在一起讲，而这次放在一起，十分鲜明，没有老大、老二之分了。
二是在保护产权、使用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法律保护、市场监管、依法监管等各方面，强调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公平、公正、统一等关键词。
三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不是新概念，但有新的内涵和定位。今后，既要发展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也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五大创新
目标创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与此前类似的三中全会公报表述的目标通常更多强调“经济”方面的指标不同，本次明确目标是“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昭示了改革其实是全方位的制度体系的变革与现代化转型。
宪政与多元治理学者察今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一种战略目标与战略意义上的创新。过去的总目标常常是坚持某个中心和某些已有的原则，或者建立某个方面的体制（如市场经济体制），而这次从体系化、系统化的广度和现代化、国际化的高度，提出把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作为总目标，是具有历史性远见的。从学理上说，国家治理体系主要包括：宪法法律和国家基本制度、立法行政司法制度、权力生成与运行机制、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民生福祉与保障机制、社会治理与生态治理机制、国民生产与分配机制、利益平衡与调节机制、公民权利诉求与实现机制、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机制、仲裁司法与法律救济机制、思想文化科技创新机制、民智汇集与社会共享机制等等。要实现上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必须与时俱进，与国际接轨，打破传统体制与机制的框框，突破权力与利益固化的樊篱，冲破贪腐势力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构建以民为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多元治理、多元共和的现代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满足现代社会与现代公民的需求，融入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创造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文明进化、环境友好、生态复归、人民幸福的多元共荣新时代！
理论创新：改市场基础性作用为决定性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公报将过去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两字之变，提升了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在配置资源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只能是市场；对于市场调节所具有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弱点和市场无法起调节作用的领域，政府的作用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但只可以通过履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的职能和方式，来影响和引导资源配置，而不可以直接决定（比如商品生产、价格、供求等）。 体制改革与治理研究学者察今认为：政府的宏观规划与宏观调控，也应该遵循市场的需求和规律，对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辅之以配套性服务性作用。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回答了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我们改革要往前走，向哪一个方向走？向市场化方向走，还是向强化政府对于经济、对于社会的管控这个方向走？ 三中全会肯定了市场，而且把它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 。”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表示：两字之差，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走了一大步。“在走市场经济道路上，如果说，过去提‘基础性’作用，还是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这一次是市场的作用真正得到承认。”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称：特别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说白了就是发挥市场价格形成的作用。这是最大的亮点。
纠错创新：一举废除违宪的劳教制度
《决定》宣布：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延续近60年的劳教制度由此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就废除劳教制度作出了行动。
此前有人提出：劳教制度虽有违法之处，但纠正一项法律法规的错误可以渐进式纠正完善，于是提出“改革劳教制度”，而不赞成废除劳教制度。这是明知有错还要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传统纠错法。这次新一届党中央大刀阔斧一举废除近六十年的劳教制度，展示了一种自我纠错的勇气，刷新了突进式彻底纠错的方式。
司法部研究室主任、司法研究所所长王公义称：废除劳教是因其有两大问题，一是从2000年《立法法》颁布以后，劳教就开始处于违法状态。2000年《立法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须由法律来定，行政机关没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二是劳教决定没有经过司法化，它没有经过法院的审判，而是公安机关来定的，劳教委员会也没发挥作用，限制人身自由也是公安一家说了算。“这两大缺陷，导致了劳教关押上访人员、打击报复等情形。废除劳教制度，是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迈进了一大步。”
法治创新：以司法制度保障人权
十八届三中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提出：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宪政与人权研究学者察今认为：作为开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纪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系统规划和纲领性文件之中，创造性地提出以司法保障人权的新思路、新方略，把人权保障与人权发展提升到了新的战略地位与历史高度，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鲜明的实践导向意义。可以说，以司法保障人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涵；是法治中国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工程；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原则；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手段；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制度创新：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当前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形势十分严峻。中央财办副主任杨伟民认为：这背后有改革不到位、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的深层面制度原因。在这一问题上，政府不是干预太多了，而是干预太少了，不是政府越位而是远没有到位。
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首次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从源头、过程、后果的全过程，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阐述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成及其改革方向、重点任务。
源头严防的制度，就是在源头上防止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包括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等若干制度。
过程严管的制度，就是在发展和开发过程中，建立一套制度约束地方和企业行为，包括划定生态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等，充分发挥税收和价格的杠杆作用。
后果严惩的制度，就是要建立严格损害责任赔偿制度。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的行为，过去的处罚很多是象征性的，无法弥补对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带来的长期损害。今后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地方领导要终身追究责任，对企业要严厉惩罚，让地方大员付出丢“乌纱帽”的代价，让企业付出真金白银，加大违法成本和惩罚力度，使之今后不敢再破坏生态环境。
专家解读全面深化改革的五大亮点
经济改革的亮点：市场决定论；打破玻璃门；城乡土地同等入市
参与《决定》起草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三个指向。一是解决政府职能“越位”和“缺位”的问题。解决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干预过多，造成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从中央部委来说，对向百姓提供公共服务、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监管好食品药品安全、控制环境污染重视不够。二是解决市场体制不健全问题，要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因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应该有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做保障。目前我国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完善。比如有些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的税收实行优惠政策，比如对一些已经产能过剩的行业实行电价优惠政策，形成不平等的竞争，导致这些行业产能更加过剩。三是要解决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一些歧视性的规定问题，包括“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等问题。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方面，这次三中全会也有一些新的提法和举措。比如，“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过去国资委一直是以管企业为主，今后要以管资本为主。这是比较重大的职能转换。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明确提出2020年提到30%，这些钱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这回应了广大老百姓的诉求。经过20多年的改革，现在相当一批国有企业实力雄厚，盈利能力很强。目前全国国有企业每年有两万多亿元的利润，应该更好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关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方面，《决定》首次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
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指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明确的范围是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实际上是把宅基地剔除在外。这也可能是从稳妥性考虑，不想步子迈得太大。另外，《决定》中也限定了“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符合规划就是要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乡村建设规划等前提下，以及用途管制之下，才能入市交易。今后农村建设用地可以入市，意味着征地将越来越少，而土地交易越来越多。农民拿着手里的地可以平等买卖，而不是政府来征地。这自然就保障了农民的收益和财产权益。
政治改革亮点：政府治理；制度反腐；
以独立司法保障人权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认为，“政府治理”这一概念是对行政体制改革的一种现代化的表述，与公司治理概念具有某些共通的地方。首先，政府治理的提出，说明下一步的政府改革将是基于法律框架内的改革，所以公报随后就提出了要“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其次，所谓治理，就说明要具有多个主体，他们具有共同利益，又需要有一定的规则加以制衡。这可能暗示将来的政府改革，将让更多主体参与进来。再次，全球凡是说到治理这个概念，就肯定会要求信息的透明化，要将相关内容对外公布。这样，行政体制改革既要受到法律制约，又会让更多的利益主体参与到原先政府管控的部分领域，还受到外部监督，就会形成一个自我演进的体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谈到，从政治体制改革来看，最重要的还是围绕规范各方面的权力运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围绕着这样的目标进行多个方面的制度建设，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用制度防腐反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学泰斗吴敬琏指出：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举步维艰呢？为什么这个腐败问题三令五申、而且说要造成亡党亡国、可是它却继续蔓延而变得十分猖獗呢？根本的问题在于体制。市场因为有信息不对称，是需要监管的，但过去监管的办法是事前监管为主——许你做才能做。事前监管主要的办法是审批，这个弊病很大。市场监管要从事前监管为主转向事后监管为主，要从实质性审批转到合规性监管。因为规则在这里，违反了规则在运行过程中就管你处罚你。
宪政研究学者察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政治改革亮点主要体现在司法改革方面：亮点一是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既是对宪法早已提出的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任何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干预的宪法原则的初步落实，也是与司法独立的现代政治文明和国际惯例逐渐靠拢的体现。亮点二是废止劳教，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亮点三是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检、法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机制。
文化改革亮点：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香港出席亚洲文化合作论坛的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表示：今后，要构建更广泛的公共服务体系。要将文化作为民生来对待，比如，保障弱势群体的文化权益和需求。
文教方面，打破学生一考定终身。《决定》提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院士“终身制”亦将被打破。《决定》提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社会改革亮点：启动单独二胎政策；
破除城乡户籍壁垒；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峰认为：我们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应有之义就是要把老百姓的事办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十八届三中全会正是从老百姓最关心的事出发，找出它背后的体制机制问题，力求通过改革解决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譬如：
开启单独二胎政策。《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全国统筹基础养老金，渐进延迟退休年龄。《决定》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取消以药补医。《决定》提出：统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取消以药补医，理顺医药价格，建立科学补偿机制。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加快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
户籍改革破除城乡壁垒。《决定》提出：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
让更多人迈入“中等收入阶层”。《决定》提出：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生态改革亮点：划定心态保护红线；
实行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
《决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环保部副部长潘岳说：面对环境保护的严峻形势和重大挑战，我们环境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坚定信念、勇于担当，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环保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承担起引领者和助推者的责任，宣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宣传党和政府建设美丽中国、循环经济、低碳发展的战略举措，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的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决定》实施的四大难点
对于《决定》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难题，专家学者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
难点一：如何解决法院、检察院垂直领导与宪法、选举法的矛盾？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那么如何解决法院、检察院垂直领导与宪法、选举法的矛盾？
宪政研究学者察今对此难点提出解决对策：在现行宪法、选举法未作修改之前，可仍按现行宪法和法律，各级法院、检察院领导仍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并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但候选人提名可改现行的同级党委提名为上级法院、检察院提名，经费由上级财政统一提供。而在地方人大闭会期间由地方人大委托上级法院、检察院领导本级法院、检查院的工作，并对其人财物统一管理，这样从体制、机制上保证其不受地方党政机关及其领导的干预，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难点二：城镇化如何防控“造城风险”？如何解决农村土地入市问题？
有专家指出：现在城乡建设的最大潜力和首要问题就是城镇化。这里头存在三大难题，一是盲目“造城”问题；二是土地问题；三是户籍问题。其中土地问题更复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与土地财产权的关系怎么平衡？土地财政问题该怎么解决？
《人民日报》近日刊文披露：一些城市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热衷于造“新城”，动辄规划数十平方公里的新区、新城。由于缺乏合理规划，不少“新城”成了“空城”，出现城镇化“虚热”现象，房地产泡沫蔓延的风险、土地资源浪费的阴影、过分依赖土地财政的隐忧，也渐渐浮现。
从来自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的一个调查数字，可以看出各地造新城的急切与热情。在调查的12个省区中，12个省会城市都要建新城，144个地级城市中有133个要建新城。
我们希望舆论对“造城盛宴多风险”的警示，能让决策者郑重思考：如何不把城镇化误读成城市化？如何探索顺应民心、适应市场、保护乡村文化、呵护城乡生态的不拘一格、多元共荣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在手握画笔，准备为城乡未来绘制美好蓝图时，能小心落笔，谨慎着墨。当然，更为可靠的自然还是制度的力量。比如，对城乡重大发展决策要让公民参与，举行听证会，网上公示征集民众意见，强化审批把关；要引进更充分的、科学的论证；完善官员政绩评价机制，引导地方决策者在决策时，少一些急功近利，多一些长远谋划，少一些追求眼前GDP的冲动，多一些责任担当，少一些拍脑袋决策，多一些民主与科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刘守英认为：在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问题上，首先需要合理地界定集体建设用地；其次要解决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后是单一主体供地还是多元主体供地问题以及相应的价格形成机制；最后在规划和用途管制上要进行配套改革。此外，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要解决政策与法律不平衡的问题，大量的集体建设用地已经进入市场，需要作出制度性的安排。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在现行土地制度之下，利益冲突随市场地价的上涨而日趋严重。征地的货币补偿节节升高。还有不少间接成本，包括强拆、官府与民争利的负面形象以及对社会和谐的长远损伤。可现行土地制度体制已显著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表与资产负债表。在前一张表上，卖地收入已构成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的重要内容；在后一张表上，地方政府的征地权、征地储备连同未来还可以征地的潜能，统统转为其负债的基础。贸然发动改革，地方财政怎么办？地方债务又怎么办？中国的中央政府对所有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债务，实际上负有最后责任。这些年在土地问题上吵来吵去，说得做不得，相关改革写进决议也没行得通（如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的“逐步减少征地规模”），不是没有要改的理由，而是可能对付不了改了之后可能出现的后果。
难点三：如何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如何突破利益固化的樊篱？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指出：本次三中全会大体有三个难点，第一个是总书记和总理提到的一些利益固化的藩篱要破除。第二个难点是这次提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开放，就要和国际的一些体制接轨。比如说我们建立的上海自贸区，到底怎么建立？第三个难点是人们对改革的思维方式，人们的思想是不是真正解放。
有学者认为：行业垄断的实质是行政性垄断，是政府对国企的特权授予与保护。有的国企发展到“巨无霸”，财大气粗级别高，最后连政府部门都管不了。譬如从铁道部直接改制更名的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正部级，交通部及其司局级的铁路局管的了它吗？
再譬如中石油、中石化，国资委管不了，证监会不敢动，独立董事只会唱赞歌，媒体要采访更是“必须经过集体研究才行”一句话挡在门外。如此不受监督的垄断型庞然大物，是到了从根本上动刀的时候了。譬如，能不能分拆？能不能引进民营资本乃至海外资本？能不能让多种所有制公平竞争？……
难点四：如何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平化？如何扩大中等收入阶层？
《决定》提出：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调节过高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政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然而，要真正实现国民收入的公平分配，必当触及垄断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堡垒，实为难题，而要扩大中产阶级阶层，更是谈何容易？
市场经济总会造成贫富差距，但是本可以通过再分配来减小这个差距。东南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华生认为：在中国，再分配基本不起作用。再分配政策的实施，加总起来对调节收入差距的效果为零，甚至是负数。
而在中国国民收入首次分配的结果与结构中，更显示出令世界惊讶的不公：据报道，中国10%的富人占有全国居民80%左右的财富；90%的中低收入人群只分享20%左右的财富！贫富悬殊居世界前列！
2013年年初，当2012年财报尽数出炉之时，民众发现受经济形势影响，不少国企效益大幅降低，甚至陷入亏损。据媒体统计，24家上市央企亏损400亿。与此同时，不少亏损央企的高管薪酬却仍然大幅上升，引发强烈争议。例如上海石化、*ST韶钢、中船股份等等亏损国企的管理层年薪都在增长。
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看点很多，亮点很美，力度很大，难点也不少。然而毕竟航向明确，愿景可嘉，航船已开始破冰，船帆已鼓荡春风。人们期盼并且相信：只要万众一心，与时俱进，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就的改革航程路线图，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航母必将破冰斩浪，顺应世界潮流，实现伟大中国梦，驶向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