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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0年1月至1945年8月，中国海军在皖南、赣北等地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水雷游击战，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也取得了丰硕的战果。这些英勇的海军战士，如欧阳晋、林遵、王国贵等人，均是马尾海军学校（又称福州海军学校，前身是福建船政学堂）的学子。他们秉承船政先辈们爱国图强、团结御海，舍身救国的民族精神，前仆后继、英勇抗日，在中国海军抗战史上写下了壮烈的篇章，彪炳史册。
海军官兵投奔长江布雷游击队
艰苦卓绝的抗战坚持到1939年下半年，南京、上海已经失陷快两年，广州、武汉也失陷一年多了，日军正在攻打长沙，是“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这时候，中国海军已经基本上无可战的军舰了，据统计：早在1938年1月，中国海军所辖的121艘舰艇就被日军击沉了88艘，自沉于江阴要塞25艘。
国民革命军海军永绥军舰代副舰长林遵与欧阳晋等人研究：没有舰艇怎么抗日？他们是学海军技术的，舰艇没有了怎么办？当时，他们从报纸上看到，国内搞游击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效果非常好。虽然船没有了，可是还有水雷，带到敌后去打游击也能参加抗战。同时，其他海军官兵的想法也和他们不谋而合，提出到敌后布雷杀敌，于是他们拟了一个计划，由林遵把建议方案带到重庆。
1939年，日军已占领了长江流域的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武汉、岳阳等地，深入湖南、湖北等省，长江成为日军华东、华中战场的一条主要水上交通线。为了打击这条交通线，国民政府采纳了林遵、曾国晟等人提出的方案，转变策略，从被动防守转为主动进攻。
1939年12月，中国海军开始组建长江布雷游击队，先后把长江划分为3个布雷游击区。第一布雷游击区：江西湖口到江苏江阴段：第二布雷游击区：湖北鄂城到江西九江段：第三布雷游击区：湖北监利到湖北宜昌黄陵段。
各布雷游击区设置若干布雷游击总队，下辖大队、中队，配属当地防区陆军部队，在陆军的协助掩护和敌占区老百姓的配合下，机动灵活地在长江敌后布设漂雷，袭击敌舰艇、运输船只。
第一布雷区游击总队成立于1940年1月，名称先后是：海军长江中游布雷游击总队、海军第二布雷总队。总部在江西上饶，隶属于第三战区长官部。总队下辖5个大队、11个中队。各大队除了设有大队长、中队长，还配有布雷官两至三人，军士长1人，士兵40多人，另有电官3人，军医和卫生员各1人，文书1人。
林遵、欧阳晋分在第五大队，林遵为第五游击布雷大队队长兼第九中队长，欧阳晋是该大队的布雷官。该大队驻扎在皖南贵池县的梅村一带，在国民党第二十三集团军一四八师的支援配合下，主要负责贵池方向沿江的游击布雷任务。
林遵、欧阳晋他们的杀敌武器主要是海庚式漂雷，它是由湖南辰溪海军水雷制造厂设计和制造的。这种漂雷以浮筒悬吊布放，水雷依靠浮筒悬浮在水下若干米，随着水流漂动，一旦水雷触角撞击到船体上，角内装有硫酸的玻璃瓶破碎，硫酸电液就流人极板而生电，再通过雷管引起炸药爆炸。
布放时要对浮筒进行适当的伪装，如包上麻袋或干稻草、树枝等，让其在混浊的江中流动难以被敌人发现，而且在未爆炸之前，可长期保持其破坏性。它适用于在江河中袭击敌舰船，是一种廉价而有效的水中武器。每一具海庚式漂雷全重约为150公斤，内装黄色TNT炸药约68公斤，其杀伤范围为35-40米，对船体的破坏力比较大。当然，它也有缺点：身大体重、目标显著，携带比较困难，如用人力抬运，至少需要4个壮丁，在敌占区遇到天气不好或者路途较远时，甚至要8个壮丁，分为两班轮流抬运。在储藏和运输过程中，假如保密工作未做好，一旦被敌人发现，容易被敌人袭击破坏，危害性比较大。因此海庚式漂雷都是由兵站总监部及其所属各兵站，预先从湖南后方用火车、汽车或者船只运送，秘密经江西、浙江等省，辗转运到皖南贵池前线山区的偏僻处隐蔽储藏起来，待游击队出击布放时，再加上伪装，组织动员群众抬运进敌占区。
“神秘部队”首次出击旗开得胜
敌人为了控制沿江水域，保障其航运安全，在长江边一些较大的城镇，如芜湖、安庆、九江等地，驻扎重兵把守，并在江岸许多要地设立据点和修筑碉堡，还日夜派出舰艇在江上巡逻，同时组织伪政权，到处设置哨卡，防范比较严密。这些都给林遵、欧阳晋他们的布雷游击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所幸的是，皖南贵池沿江地理和群众条件比较好。这一带山峦起伏，丘陵重重，道路蜿蜒曲折，从山区到长江江岸形成居高临下之势，这对布雷游击队的隐蔽行动和突然出击十分有利。沿江群众尤其是皖南地区群众的抗日热情高昂，积极支援中国海军的抗日行动。布雷游击队在进行布雷活动时，还得到了当地驻军——新四军、第二十三集团军的掩护和协助。
由于是在敌后，为了保存白己，出奇制胜地消灭敌人。林遵、欧阳晋他们从成立之日起，就采取了许多保密措施。如，在进入皖南贵池游击区之前，所有的官兵均不穿海军制服，也不佩戴任何海军的标志，都穿和当地陆军（驻军）一样的军服，对外假称为“执法部队”等。部队进入游击区之后，均驻扎在偏僻的、人烟稀少的小山村，并特意和漂雷的储藏处隔开。此外，还有严格规定：所有的人绝对不可以向外暴露部隊的真实海军番号和所担负的任务。各个大队也就五六十人，只配备少量自卫轻便武器和小型流动电台，以保持和布雷总队部、海军总司令部以及各大队间的联系。在出动布雷时，战士们一律改穿和当地老百姓一样的服装。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贵池本地人只知道这是一支特殊的部队，但究竟是来干什么的，他们却不清楚。
林遵、欧阳晋所在的第五大队于1939年12月开始在安徽屯溪成立。不久，即进驻皖南贵池县梅村镇附近山沟里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
当时贵池县的防守部队是国民党第二十三集团军第一四八师（师长孟浩然）。起初，第五大队和该师师部直辖的特工队联合行动，初步弄清了贵池县城、殷家汇一带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敌占区内日伪具体布防和活动规律和特点，以及该地区的民情、地形、道路和各方面的有关情况。然后，大队派出布雷官，在师特工队的协助下，潜入敌占区实地调查，寻找适合布雷的出击路线和布雷地点。 经过反复跋涉、寻找和对比研究，最后选择了一条迂回曲折、中间还需要跨越一条宽约100多米、深约两三米的小河——秋浦河，及许多狭窄泥泞田埂的路线。至于布雷地点，为了争取有较高的命中率，要求尽量靠近敌舰船比较集中的泊地，或者狭窄航道的上游处。经过对贵池沿江岸壁、水文和流向等情况的分析对比，最后选定“两河口”江面。它位于日军舰船一个夜间临时停泊点池州上游约3公里处。这样，从两河口江面布放的漂雷，随江水漂流而下，在池口碰雷的概率就会增大。
选定出击路线和布雷地点后，就筹备布雷的船只。此项工作难度比较大，如稍有不慎，就有暴露布雷队行动的危险。后来通过两河口岸的一位老百姓帮助，以夜间运货物往江北为名，雇佣了可供布放漂雷的3艘民船。
1940年1月19日晚上7时许，林遵带领布雷官欧阳晋和士兵30多人，全体穿着便衣，随身携带轻便自卫武器、布雷工具和光饼等，从贵池梅林镇驻地向前线出发。林遵他们先到藏雷地点，把雷准备好，地方保甲组织80多位老百姓抬15具漂雷。运雷分队和其他队员会合于集合处后，部队立即封锁一切对外交通，过往行人只可以进，不可以出。
在敌占区运雷，一定要伪装好。这支队伍，除了布雷队员、抬雷的群众，还有一四八师两个排掩护、支援，一共200多人。绕过敌据点，穿过殷贵公路以后，两排陆军停下隐蔽，布雷队渡过秋浦河。后来下雨了，雨加雪，田埂小路更加泥泞令笨重的漂雷更加沉重难抬。队员们在黑夜中不顾雨雪，艰难行走，前面的人摔倒了，后面的人马上把他扶起来，相互搀扶着前进。但是速度大大减缓了，在个别地段，队伍前行速度就如同蜗牛蠕动一样。
雨雪交加的恶劣天气却也帮了大忙，降低了敌人的警觉性。黑夜深入敌占区布雷，为避免走错路，布雷游击队事前已在沿线岔路口和重要地段都布置了向导。布雷队伍就在向导的带领下，一站交一站，沿着田埂行走了二三十公里，终于平安抵达目的地。由于受雨雪天气的影响，部队比原计划迟了1个小时到达两河口。
这时，两河口附近没有发现异常现象，于是林遵立即发出联络信号，附近江面3艘民船迅速靠岸，抬雷的群众离开现场后撤。
欧阳晋等布雷官以最快的速度给漂雷装上了引爆的硫酸电液瓶和溶化塞，使它处于布放前的状态。只花了10多分钟，15具漂雷在黑暗中全部安装完毕，并迅速地抬到船上，当船划入航道，按预定方案排成一列，然后依次把雷布入江中时，已经是1月20日凌晨4时左有了。
欧阳晋他们布好漂雷，船只一靠岸，林遵就带领全体游击队员快速沿原路线后撤。不久，天色大白，雨停了，但雪花仍在飘舞，大家衣服都湿透了，有的还摔伤了，有的冻伤了手脚。全体队员，在敌占区爱国群众的热心协助下，经过一番艰苦的跋涉，也在当晚安全归队。
布雷后的翌日，即从敌占区传来捷报：在两河口布下的漂雷，在池口附近江面，炸沉了敌汽艇一艘，炸死13个日军、炸伤5人。第三天又收到在贵池至大通间的江面击沉敌人运输船一艘的捷报。可谓是大快人心！这是海军在长江中游建立布雷游击队后，第一次敌后布雷取得的辉煌成果！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报请蒋介石，给参加行动的所有官兵颁发了一枚陆海空军奖章，以资鼓励。
敌我双方展开激烈的布雷与反布雷斗争
我布雷游击队对敌人产生了极大的威胁。日军开始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阻扰和破坏，敌我双方展开激烈的布雷与反布雷斗争。
其一，粉碎日伪对游击队出击路线的封锁。白天，敌人在江面组织舰艇扫雷，夜间派出舰艇巡逻，用探照灯搜索布雷船：在陆上不停地派兵搜索，对布雷队可能出击地点和路线严加封锁，企图扼杀游击队的布雷活动。
布雷游击队不停地更换出击路线。贵池县前江口地段有一片荒芜的沼泽地，冬天低洼处积水，深的地方达2米多，浅的地方也有约1米，稍高处无积水，但冬雪溶化，泥泞不堪，也很难行走。林遵的第五大队经过实地侦察，在这片敌人忽视之处开辟出一条出击路线.从而安全地绕过了敌人据点和层层岗哨，神出鬼没地抵达江边，于1940年2月17日和25日两个晚上，在前江口上游，江心洲以南的十八家江面布放了36具漂雷，又炸沉了敌人中型军舰和汽艇各一艘。
日军为了加强封锁，责令伪军组织在一定地区内设立岗哨。林遵的第五大队在贵池任务区内设法通过“关系”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让出通道，让游击队绕过日军据点前往长江边实施布雷。为了蒙骗日军，对确实已经争取过来的伪组织，还特地发给他们一些步枪子弹，在布雷队完成任务返途经过敌防区后，对空中开抢，以显示他们的“尽责”和“忠诚”。
其二，打乱日伪各种航行管制。敌人经常进行停航，但长时间停航是不可能的，也是行不通的，所以停航不久，又得开航。针对这种情况，林遵他们加强情报工作，一旦敌人停航，游击队也停止活动，敌人一开航，他们立即出击布雷，做到敌停我停，敌航我布，让敌人疲于应付。
敌人为了减少舰船触雷的危险，曾经安排芜湖、池口、前江口和安庆等处为临时停泊点，并规定白天航行，晚上停航，就近抛锚于上述指定的停泊点上。敌人采取这一航行管制措施，的确可以减少舰船夜間的触雷机会。林遵他们的布雷队针锋相对，敌变我变，专门选择在其停泊点上游航道布放漂雷。这样，翌日拂晓，聚集在停泊点的舰船起航驶入航道后，常常会出乎意料地触雷，被炸沉。
其三，克服敌控民船的困难。敌人对沿江及重要的河汊内的民用船只严加控制：一是全面登记，掌握其行动：二是命令他们晚上在指定地点集中停泊。
林遵他们在第一四八师工兵帮助下，从后方用人力抬运来几艘木船布雷，布完雷，立即把小船抬运回后方。从管制比较松的北岸找到船，在指定时间隐蔽停靠在预定地点。等布雷队晚上挺进到江边时，发出信号招呼其驶停南岸，漂雷布完就立即驶开。采用人工游泳推雷布放的办法完成任务。1943年1月，布雷游击队在贵池方向出击，当时天寒地冻，星月无光，队伍摸黑前进，抵达江边时，发现预先安排好的船只找不到了。布雷官兵不畏严寒，脱下棉袄裤子，跳入江中，把所携带的漂雷泅水推到航道上圆满完成任务。 其四，避实就虚，挫败敌人的“扫荡”。日本为了保障其交通航运安全，先后数次集中兵力实施所谓“布雷区扫荡”，企图通过扩大其皖南沿江占领范围，迫使布雷队远离江岸，无法出击。但敌人兵力有限，不久又不得不缩回去。布雷游击队采取敌进我撤，敌撤我进的措施。敌人进攻，布雷队就暂时躲避到山区或者后撤：敌人收缩后退，或被我陆军赶走，布雷队就立即前移，继续布雷杀敌。甚至在敌人大举进攻的时候，布雷队采取“敌进我进”战术，勇敢地乘隙到敌后布雷。
秋浦河之战布雷队员遇难
布雷游击队在长江中频频出击，屡获成功，不断给日军的长江水上交通运输以沉重的打击。敌人采用各种报复手段，导致我方遭受了不少损失和牺牲。其中一次较大的挫折是1941年9月29日贵池秋浦河之战。
1941年9月，日军在华中发动第二次湘北大会战，沿江军运频繁。敌人为了保障军运安全，抽调了大批兵力，严加防范和封锁。布雷游击队为了策应湘北大会战，出击活动也更加增多。
9月28日下午，为了增强雷群密度以扩大战果，在贵池任务区，第五大队队长林遵和第一大队队长程法侃等人，带领80多位精干队员，在两个陆军连的掩护下，抬着30具漂雷，渡过100多米宽、两米多深的秋浦河，抵达江岸，并按原计划招来预约的6艘民船，以最快的速度把所有的漂雷分装上去，然后扬帆驶向江心，摆正船位，逐一把漂雷布放在航道上，完成了出击任务。但在渡过秋浦河时，被埋伏的日军突然包围袭击，伤亡惨重，包括程法侃在内共100多人被俘。
林遵被困在秋浦河北岸，他躲藏在一片水稻田里，当时雾气漾漾，敌人不敢深入，胡乱地向田间扫射一阵后，就继续向前搜索。敌人离开后，林遵在大雾掩护下跑进附近一个小村子，多亏遇上一位60多岁的老农将自家石板下的地窖打开，让林遵躲藏其中。
中午时分，村里突然一阵喧哗，两名日军带领几个伪军警察，挨家挨户地搜查。老人把林遵藏好后，马上在灶膛里塞人几把柴草点着，一会儿，日军和伪警察搜查到老人家，一脚踢开房门，屋子里浓烟滚滚呛得他们连连咳嗽。敌人只见一位枯瘦老头低头在做饭，家徒四壁，无处可藏人，骂骂咧咧地走了。
下午，老人出去打探消息，回来告诉林遵日军在村里搜捕抓走了两人。
几天后，日军在村里张贴布告，悬赏捉拿布雷队员，还说如果捉到布雷队队长加倍赏赐。老人仍劝林遵耐心等待，再躲几天。就这样，7天过去了，敌人才撤走岗哨，并停止巡逻。林遵这才设法联系船只，入夜渡过秋浦河，于翌日拂晓脱险归队。
第五大队、第一大队的留守人员获悉300多位海陆军和民工遇伏，而且只有几十人脱险，其余或牺牲、或失踪、或被俘、或失散。欧阳晋等人一方面向布雷游击总队部和陆军一四八师汇报，一方面开始积极营救，派出谍报人员深入敌占区，探明布雷人员的下落，再设法营救。
最后，欧阳晋等人证实，我方有100多人被俘。被俘的海陆军官兵和民工，有的穿着陆军服装，有的穿着便衣，全被用铁丝反手捆绑在日军各据点的铁丝网上。当天上午便有3名被俘人员被押到100米外，当场枪杀了，被枪杀的是担任掩护任务的陆军兄弟。
第五大队布雷官王国贵，福州人，1936年马尾海校毕业生，曾经和林遵、欧阳晋留学德国，他和七八个福建老乡被捕了。他们坚持称自己是本地的老百姓，过了一个月之后，被释放了。不幸的是，当他们在通过贵池县一个关卡归队时，被一个叫桂福田的日语翻译盘问时，听出王国贵的口音不像安徽本地人，起-疑心，又把王国贵等人投入贵池县监狱。
欧阳晋收到王国贵被关进贵池监狱的消息之后，潜入贵池城郊一位地下工作人员——伪陈乡长家，找到潜伏的伪维持会长史某和伪警察大队长曹炳荣。通过他们给王国贵传递了一张条子，用德语写着：“国贵，小心谨慎地等待，一切都会顺利地到来。”王国贵认出欧阳晋的笔迹，也用德语回了一张纸条：“欧阳，知道了，衷心感谢。国贵。”
最终，在曹炳荣的极力斡旋下，王国贵等人安全归队。而欧阳晋的其他两位战友，即第五大队的队员董承良、林炎妹，不幸被俘后投入安庆监狱，后被日本人押送到日本北海道深山老林里挖煤矿、铁矿。他们住山洞草棚，吃苞米杂粮，每天从天亮做到天黑，干着沉重的苦活，经常被监工毒打、狼狗撕咬，甚至杀害，几乎每天都有人凄惨地死去。
董承良、林炎妹忍无可忍，随着一些人逃進深山老林，与世隔绝，过着野兽一般的生活。不知岁月，暗无天日，近30年过去了，日本已经战败投降，他们也不知道。直到1972年，新中国和日本建交以后，他们才在中国政府和日本友好人士帮助下，从深山里被救了出来，回到了福建老家。林遵、欧阳晋见到他们时，他们已不复当年，垂垂老矣！而且，饱受摧残，齿摇发落，骨瘦如柴，所幸一息尚存，终于回到了故乡。林遵、欧阳晋唏嘘叹息不已。
程法侃被俘后被敌人送往南京，被迫担任了汪伪海军部的职务。日本投降后归队，任民权舰舰长，1949年11月起义参加人民海军，后任南海舰队副团长。1964年离休，1988年逝世于福州。
敌后布雷游击队战果辉煌
1939年底以后，海军各布雷队在所控制的长江各段，大量布放水雷，封锁航道，且主动出击，展开敌后水雷游击战。包括马尾海校人在内的中国海军官兵在抗日逆境中英勇作战，忠勇壮烈，不惜牺牲，不断发明新式水雷，创新水雷战术，行动机动灵活，常使日军防不胜防，狼狈不堪，损失惨重，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压缩了敌舰在江上的活动空间，起到了阻止敌军长驱直人的作用。
1941年7月，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发表《海军第四周年中抗战工作之检讨及今后制敌策略之推进》一文称：“自1940年1月成立游击区以来，全年共击沉敌中型舰15艘、运输舰22艘、商船3艘、汽艇61艘、驳船8艘，击伤敌中型舰14艘、小型舰18艘、运输舰19艘、商船5艘、汽艇49艘、驳船4艘;1941年1-5月计击沉敌巨型舰1艘、运输舰8艘、汽艇6艘，击伤敌中型舰3艘、运输舰6艘、商船2艘、汽艇7艘。为数已达251艘之多。”他还指出：“敌既为我所困，泥淖愈陷愈深。今后海军战略，再接再厉，相度敌军动态，乘时推进，攻击敌后范围，逐渐扩大。”
其中，林遵、欧阳晋所在第二布雷游击总队的作战，给了日本海军以沉重打击。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该游击区共布雷1370具，伤亡日军官兵5000多人，破坏其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不可胜计，战果至为辉煌。
海军官兵投奔长江布雷游击队
艰苦卓绝的抗战坚持到1939年下半年，南京、上海已经失陷快两年，广州、武汉也失陷一年多了，日军正在攻打长沙，是“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这时候，中国海军已经基本上无可战的军舰了，据统计：早在1938年1月，中国海军所辖的121艘舰艇就被日军击沉了88艘，自沉于江阴要塞25艘。
国民革命军海军永绥军舰代副舰长林遵与欧阳晋等人研究：没有舰艇怎么抗日？他们是学海军技术的，舰艇没有了怎么办？当时，他们从报纸上看到，国内搞游击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效果非常好。虽然船没有了，可是还有水雷，带到敌后去打游击也能参加抗战。同时，其他海军官兵的想法也和他们不谋而合，提出到敌后布雷杀敌，于是他们拟了一个计划，由林遵把建议方案带到重庆。
1939年，日军已占领了长江流域的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武汉、岳阳等地，深入湖南、湖北等省，长江成为日军华东、华中战场的一条主要水上交通线。为了打击这条交通线，国民政府采纳了林遵、曾国晟等人提出的方案，转变策略，从被动防守转为主动进攻。
1939年12月，中国海军开始组建长江布雷游击队，先后把长江划分为3个布雷游击区。第一布雷游击区：江西湖口到江苏江阴段：第二布雷游击区：湖北鄂城到江西九江段：第三布雷游击区：湖北监利到湖北宜昌黄陵段。
各布雷游击区设置若干布雷游击总队，下辖大队、中队，配属当地防区陆军部队，在陆军的协助掩护和敌占区老百姓的配合下，机动灵活地在长江敌后布设漂雷，袭击敌舰艇、运输船只。
第一布雷区游击总队成立于1940年1月，名称先后是：海军长江中游布雷游击总队、海军第二布雷总队。总部在江西上饶，隶属于第三战区长官部。总队下辖5个大队、11个中队。各大队除了设有大队长、中队长，还配有布雷官两至三人，军士长1人，士兵40多人，另有电官3人，军医和卫生员各1人，文书1人。
林遵、欧阳晋分在第五大队，林遵为第五游击布雷大队队长兼第九中队长，欧阳晋是该大队的布雷官。该大队驻扎在皖南贵池县的梅村一带，在国民党第二十三集团军一四八师的支援配合下，主要负责贵池方向沿江的游击布雷任务。
林遵、欧阳晋他们的杀敌武器主要是海庚式漂雷，它是由湖南辰溪海军水雷制造厂设计和制造的。这种漂雷以浮筒悬吊布放，水雷依靠浮筒悬浮在水下若干米，随着水流漂动，一旦水雷触角撞击到船体上，角内装有硫酸的玻璃瓶破碎，硫酸电液就流人极板而生电，再通过雷管引起炸药爆炸。
布放时要对浮筒进行适当的伪装，如包上麻袋或干稻草、树枝等，让其在混浊的江中流动难以被敌人发现，而且在未爆炸之前，可长期保持其破坏性。它适用于在江河中袭击敌舰船，是一种廉价而有效的水中武器。每一具海庚式漂雷全重约为150公斤，内装黄色TNT炸药约68公斤，其杀伤范围为35-40米，对船体的破坏力比较大。当然，它也有缺点：身大体重、目标显著，携带比较困难，如用人力抬运，至少需要4个壮丁，在敌占区遇到天气不好或者路途较远时，甚至要8个壮丁，分为两班轮流抬运。在储藏和运输过程中，假如保密工作未做好，一旦被敌人发现，容易被敌人袭击破坏，危害性比较大。因此海庚式漂雷都是由兵站总监部及其所属各兵站，预先从湖南后方用火车、汽车或者船只运送，秘密经江西、浙江等省，辗转运到皖南贵池前线山区的偏僻处隐蔽储藏起来，待游击队出击布放时，再加上伪装，组织动员群众抬运进敌占区。
“神秘部队”首次出击旗开得胜
敌人为了控制沿江水域，保障其航运安全，在长江边一些较大的城镇，如芜湖、安庆、九江等地，驻扎重兵把守，并在江岸许多要地设立据点和修筑碉堡，还日夜派出舰艇在江上巡逻，同时组织伪政权，到处设置哨卡，防范比较严密。这些都给林遵、欧阳晋他们的布雷游击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所幸的是，皖南贵池沿江地理和群众条件比较好。这一带山峦起伏，丘陵重重，道路蜿蜒曲折，从山区到长江江岸形成居高临下之势，这对布雷游击队的隐蔽行动和突然出击十分有利。沿江群众尤其是皖南地区群众的抗日热情高昂，积极支援中国海军的抗日行动。布雷游击队在进行布雷活动时，还得到了当地驻军——新四军、第二十三集团军的掩护和协助。
由于是在敌后，为了保存白己，出奇制胜地消灭敌人。林遵、欧阳晋他们从成立之日起，就采取了许多保密措施。如，在进入皖南贵池游击区之前，所有的官兵均不穿海军制服，也不佩戴任何海军的标志，都穿和当地陆军（驻军）一样的军服，对外假称为“执法部队”等。部队进入游击区之后，均驻扎在偏僻的、人烟稀少的小山村，并特意和漂雷的储藏处隔开。此外，还有严格规定：所有的人绝对不可以向外暴露部隊的真实海军番号和所担负的任务。各个大队也就五六十人，只配备少量自卫轻便武器和小型流动电台，以保持和布雷总队部、海军总司令部以及各大队间的联系。在出动布雷时，战士们一律改穿和当地老百姓一样的服装。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贵池本地人只知道这是一支特殊的部队，但究竟是来干什么的，他们却不清楚。
林遵、欧阳晋所在的第五大队于1939年12月开始在安徽屯溪成立。不久，即进驻皖南贵池县梅村镇附近山沟里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
当时贵池县的防守部队是国民党第二十三集团军第一四八师（师长孟浩然）。起初，第五大队和该师师部直辖的特工队联合行动，初步弄清了贵池县城、殷家汇一带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敌占区内日伪具体布防和活动规律和特点，以及该地区的民情、地形、道路和各方面的有关情况。然后，大队派出布雷官，在师特工队的协助下，潜入敌占区实地调查，寻找适合布雷的出击路线和布雷地点。 经过反复跋涉、寻找和对比研究，最后选择了一条迂回曲折、中间还需要跨越一条宽约100多米、深约两三米的小河——秋浦河，及许多狭窄泥泞田埂的路线。至于布雷地点，为了争取有较高的命中率，要求尽量靠近敌舰船比较集中的泊地，或者狭窄航道的上游处。经过对贵池沿江岸壁、水文和流向等情况的分析对比，最后选定“两河口”江面。它位于日军舰船一个夜间临时停泊点池州上游约3公里处。这样，从两河口江面布放的漂雷，随江水漂流而下，在池口碰雷的概率就会增大。
选定出击路线和布雷地点后，就筹备布雷的船只。此项工作难度比较大，如稍有不慎，就有暴露布雷队行动的危险。后来通过两河口岸的一位老百姓帮助，以夜间运货物往江北为名，雇佣了可供布放漂雷的3艘民船。
1940年1月19日晚上7时许，林遵带领布雷官欧阳晋和士兵30多人，全体穿着便衣，随身携带轻便自卫武器、布雷工具和光饼等，从贵池梅林镇驻地向前线出发。林遵他们先到藏雷地点，把雷准备好，地方保甲组织80多位老百姓抬15具漂雷。运雷分队和其他队员会合于集合处后，部队立即封锁一切对外交通，过往行人只可以进，不可以出。
在敌占区运雷，一定要伪装好。这支队伍，除了布雷队员、抬雷的群众，还有一四八师两个排掩护、支援，一共200多人。绕过敌据点，穿过殷贵公路以后，两排陆军停下隐蔽，布雷队渡过秋浦河。后来下雨了，雨加雪，田埂小路更加泥泞令笨重的漂雷更加沉重难抬。队员们在黑夜中不顾雨雪，艰难行走，前面的人摔倒了，后面的人马上把他扶起来，相互搀扶着前进。但是速度大大减缓了，在个别地段，队伍前行速度就如同蜗牛蠕动一样。
雨雪交加的恶劣天气却也帮了大忙，降低了敌人的警觉性。黑夜深入敌占区布雷，为避免走错路，布雷游击队事前已在沿线岔路口和重要地段都布置了向导。布雷队伍就在向导的带领下，一站交一站，沿着田埂行走了二三十公里，终于平安抵达目的地。由于受雨雪天气的影响，部队比原计划迟了1个小时到达两河口。
这时，两河口附近没有发现异常现象，于是林遵立即发出联络信号，附近江面3艘民船迅速靠岸，抬雷的群众离开现场后撤。
欧阳晋等布雷官以最快的速度给漂雷装上了引爆的硫酸电液瓶和溶化塞，使它处于布放前的状态。只花了10多分钟，15具漂雷在黑暗中全部安装完毕，并迅速地抬到船上，当船划入航道，按预定方案排成一列，然后依次把雷布入江中时，已经是1月20日凌晨4时左有了。
欧阳晋他们布好漂雷，船只一靠岸，林遵就带领全体游击队员快速沿原路线后撤。不久，天色大白，雨停了，但雪花仍在飘舞，大家衣服都湿透了，有的还摔伤了，有的冻伤了手脚。全体队员，在敌占区爱国群众的热心协助下，经过一番艰苦的跋涉，也在当晚安全归队。
布雷后的翌日，即从敌占区传来捷报：在两河口布下的漂雷，在池口附近江面，炸沉了敌汽艇一艘，炸死13个日军、炸伤5人。第三天又收到在贵池至大通间的江面击沉敌人运输船一艘的捷报。可谓是大快人心！这是海军在长江中游建立布雷游击队后，第一次敌后布雷取得的辉煌成果！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报请蒋介石，给参加行动的所有官兵颁发了一枚陆海空军奖章，以资鼓励。
敌我双方展开激烈的布雷与反布雷斗争
我布雷游击队对敌人产生了极大的威胁。日军开始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阻扰和破坏，敌我双方展开激烈的布雷与反布雷斗争。
其一，粉碎日伪对游击队出击路线的封锁。白天，敌人在江面组织舰艇扫雷，夜间派出舰艇巡逻，用探照灯搜索布雷船：在陆上不停地派兵搜索，对布雷队可能出击地点和路线严加封锁，企图扼杀游击队的布雷活动。
布雷游击队不停地更换出击路线。贵池县前江口地段有一片荒芜的沼泽地，冬天低洼处积水，深的地方达2米多，浅的地方也有约1米，稍高处无积水，但冬雪溶化，泥泞不堪，也很难行走。林遵的第五大队经过实地侦察，在这片敌人忽视之处开辟出一条出击路线.从而安全地绕过了敌人据点和层层岗哨，神出鬼没地抵达江边，于1940年2月17日和25日两个晚上，在前江口上游，江心洲以南的十八家江面布放了36具漂雷，又炸沉了敌人中型军舰和汽艇各一艘。
日军为了加强封锁，责令伪军组织在一定地区内设立岗哨。林遵的第五大队在贵池任务区内设法通过“关系”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让出通道，让游击队绕过日军据点前往长江边实施布雷。为了蒙骗日军，对确实已经争取过来的伪组织，还特地发给他们一些步枪子弹，在布雷队完成任务返途经过敌防区后，对空中开抢，以显示他们的“尽责”和“忠诚”。
其二，打乱日伪各种航行管制。敌人经常进行停航，但长时间停航是不可能的，也是行不通的，所以停航不久，又得开航。针对这种情况，林遵他们加强情报工作，一旦敌人停航，游击队也停止活动，敌人一开航，他们立即出击布雷，做到敌停我停，敌航我布，让敌人疲于应付。
敌人为了减少舰船触雷的危险，曾经安排芜湖、池口、前江口和安庆等处为临时停泊点，并规定白天航行，晚上停航，就近抛锚于上述指定的停泊点上。敌人采取这一航行管制措施，的确可以减少舰船夜間的触雷机会。林遵他们的布雷队针锋相对，敌变我变，专门选择在其停泊点上游航道布放漂雷。这样，翌日拂晓，聚集在停泊点的舰船起航驶入航道后，常常会出乎意料地触雷，被炸沉。
其三，克服敌控民船的困难。敌人对沿江及重要的河汊内的民用船只严加控制：一是全面登记，掌握其行动：二是命令他们晚上在指定地点集中停泊。
林遵他们在第一四八师工兵帮助下，从后方用人力抬运来几艘木船布雷，布完雷，立即把小船抬运回后方。从管制比较松的北岸找到船，在指定时间隐蔽停靠在预定地点。等布雷队晚上挺进到江边时，发出信号招呼其驶停南岸，漂雷布完就立即驶开。采用人工游泳推雷布放的办法完成任务。1943年1月，布雷游击队在贵池方向出击，当时天寒地冻，星月无光，队伍摸黑前进，抵达江边时，发现预先安排好的船只找不到了。布雷官兵不畏严寒，脱下棉袄裤子，跳入江中，把所携带的漂雷泅水推到航道上圆满完成任务。 其四，避实就虚，挫败敌人的“扫荡”。日本为了保障其交通航运安全，先后数次集中兵力实施所谓“布雷区扫荡”，企图通过扩大其皖南沿江占领范围，迫使布雷队远离江岸，无法出击。但敌人兵力有限，不久又不得不缩回去。布雷游击队采取敌进我撤，敌撤我进的措施。敌人进攻，布雷队就暂时躲避到山区或者后撤：敌人收缩后退，或被我陆军赶走，布雷队就立即前移，继续布雷杀敌。甚至在敌人大举进攻的时候，布雷队采取“敌进我进”战术，勇敢地乘隙到敌后布雷。
秋浦河之战布雷队员遇难
布雷游击队在长江中频频出击，屡获成功，不断给日军的长江水上交通运输以沉重的打击。敌人采用各种报复手段，导致我方遭受了不少损失和牺牲。其中一次较大的挫折是1941年9月29日贵池秋浦河之战。
1941年9月，日军在华中发动第二次湘北大会战，沿江军运频繁。敌人为了保障军运安全，抽调了大批兵力，严加防范和封锁。布雷游击队为了策应湘北大会战，出击活动也更加增多。
9月28日下午，为了增强雷群密度以扩大战果，在贵池任务区，第五大队队长林遵和第一大队队长程法侃等人，带领80多位精干队员，在两个陆军连的掩护下，抬着30具漂雷，渡过100多米宽、两米多深的秋浦河，抵达江岸，并按原计划招来预约的6艘民船，以最快的速度把所有的漂雷分装上去，然后扬帆驶向江心，摆正船位，逐一把漂雷布放在航道上，完成了出击任务。但在渡过秋浦河时，被埋伏的日军突然包围袭击，伤亡惨重，包括程法侃在内共100多人被俘。
林遵被困在秋浦河北岸，他躲藏在一片水稻田里，当时雾气漾漾，敌人不敢深入，胡乱地向田间扫射一阵后，就继续向前搜索。敌人离开后，林遵在大雾掩护下跑进附近一个小村子，多亏遇上一位60多岁的老农将自家石板下的地窖打开，让林遵躲藏其中。
中午时分，村里突然一阵喧哗，两名日军带领几个伪军警察，挨家挨户地搜查。老人把林遵藏好后，马上在灶膛里塞人几把柴草点着，一会儿，日军和伪警察搜查到老人家，一脚踢开房门，屋子里浓烟滚滚呛得他们连连咳嗽。敌人只见一位枯瘦老头低头在做饭，家徒四壁，无处可藏人，骂骂咧咧地走了。
下午，老人出去打探消息，回来告诉林遵日军在村里搜捕抓走了两人。
几天后，日军在村里张贴布告，悬赏捉拿布雷队员，还说如果捉到布雷队队长加倍赏赐。老人仍劝林遵耐心等待，再躲几天。就这样，7天过去了，敌人才撤走岗哨，并停止巡逻。林遵这才设法联系船只，入夜渡过秋浦河，于翌日拂晓脱险归队。
第五大队、第一大队的留守人员获悉300多位海陆军和民工遇伏，而且只有几十人脱险，其余或牺牲、或失踪、或被俘、或失散。欧阳晋等人一方面向布雷游击总队部和陆军一四八师汇报，一方面开始积极营救，派出谍报人员深入敌占区，探明布雷人员的下落，再设法营救。
最后，欧阳晋等人证实，我方有100多人被俘。被俘的海陆军官兵和民工，有的穿着陆军服装，有的穿着便衣，全被用铁丝反手捆绑在日军各据点的铁丝网上。当天上午便有3名被俘人员被押到100米外，当场枪杀了，被枪杀的是担任掩护任务的陆军兄弟。
第五大队布雷官王国贵，福州人，1936年马尾海校毕业生，曾经和林遵、欧阳晋留学德国，他和七八个福建老乡被捕了。他们坚持称自己是本地的老百姓，过了一个月之后，被释放了。不幸的是，当他们在通过贵池县一个关卡归队时，被一个叫桂福田的日语翻译盘问时，听出王国贵的口音不像安徽本地人，起-疑心，又把王国贵等人投入贵池县监狱。
欧阳晋收到王国贵被关进贵池监狱的消息之后，潜入贵池城郊一位地下工作人员——伪陈乡长家，找到潜伏的伪维持会长史某和伪警察大队长曹炳荣。通过他们给王国贵传递了一张条子，用德语写着：“国贵，小心谨慎地等待，一切都会顺利地到来。”王国贵认出欧阳晋的笔迹，也用德语回了一张纸条：“欧阳，知道了，衷心感谢。国贵。”
最终，在曹炳荣的极力斡旋下，王国贵等人安全归队。而欧阳晋的其他两位战友，即第五大队的队员董承良、林炎妹，不幸被俘后投入安庆监狱，后被日本人押送到日本北海道深山老林里挖煤矿、铁矿。他们住山洞草棚，吃苞米杂粮，每天从天亮做到天黑，干着沉重的苦活，经常被监工毒打、狼狗撕咬，甚至杀害，几乎每天都有人凄惨地死去。
董承良、林炎妹忍无可忍，随着一些人逃進深山老林，与世隔绝，过着野兽一般的生活。不知岁月，暗无天日，近30年过去了，日本已经战败投降，他们也不知道。直到1972年，新中国和日本建交以后，他们才在中国政府和日本友好人士帮助下，从深山里被救了出来，回到了福建老家。林遵、欧阳晋见到他们时，他们已不复当年，垂垂老矣！而且，饱受摧残，齿摇发落，骨瘦如柴，所幸一息尚存，终于回到了故乡。林遵、欧阳晋唏嘘叹息不已。
程法侃被俘后被敌人送往南京，被迫担任了汪伪海军部的职务。日本投降后归队，任民权舰舰长，1949年11月起义参加人民海军，后任南海舰队副团长。1964年离休，1988年逝世于福州。
敌后布雷游击队战果辉煌
1939年底以后，海军各布雷队在所控制的长江各段，大量布放水雷，封锁航道，且主动出击，展开敌后水雷游击战。包括马尾海校人在内的中国海军官兵在抗日逆境中英勇作战，忠勇壮烈，不惜牺牲，不断发明新式水雷，创新水雷战术，行动机动灵活，常使日军防不胜防，狼狈不堪，损失惨重，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压缩了敌舰在江上的活动空间，起到了阻止敌军长驱直人的作用。
1941年7月，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发表《海军第四周年中抗战工作之检讨及今后制敌策略之推进》一文称：“自1940年1月成立游击区以来，全年共击沉敌中型舰15艘、运输舰22艘、商船3艘、汽艇61艘、驳船8艘，击伤敌中型舰14艘、小型舰18艘、运输舰19艘、商船5艘、汽艇49艘、驳船4艘;1941年1-5月计击沉敌巨型舰1艘、运输舰8艘、汽艇6艘，击伤敌中型舰3艘、运输舰6艘、商船2艘、汽艇7艘。为数已达251艘之多。”他还指出：“敌既为我所困，泥淖愈陷愈深。今后海军战略，再接再厉，相度敌军动态，乘时推进，攻击敌后范围，逐渐扩大。”
其中，林遵、欧阳晋所在第二布雷游击总队的作战，给了日本海军以沉重打击。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该游击区共布雷1370具，伤亡日军官兵5000多人，破坏其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不可胜计，战果至为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