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辉很欣赏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话：“其实，历史在我们大家身上。它的资料在我们胸中。我们的胸仅是一个熔炉。”相对于慷慨激昂纵横天下的宏大评判，长久以来，李辉更倾心于做一位不露声色的历史叙述者
站在写有“九华径旧村”五个大字的绿框白底铭牌前，李辉没有想到，寸土寸金的香港，还有这样一个小村落——青山环绕，绿茵重重。不足两米、由水泥、石板交杂而成的小径，从山脚一棵榕树沿山坡而上。小径两旁，是高低不一的老建筑和绿色铁皮搭建的棚屋。
如今，即便住在村内的老人，大多也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个破落清冷的村庄，在1947至1949年间，曾汇聚大批因躲避内战而逃亡香港的内地文人，黄永玉、端木蕻良、方成、楼适夷、黄薇夫妇、臧克家、郑曼夫妇、蒋天佐等等，都曾落脚于此。
小小九华径，一度群贤毕至。
李辉听说九华径有些年头了。作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采访中国现代文学名家最多的记者、编辑，他一直在和“文化老人”打交道。但他并未停留于只担任一个旁听记录者、新闻工作者，他由采访、交往而深入历史本真，对庞杂史料爬梳整理，对繁复头绪条分缕析，收集了满腹故事、满仓史料，并成为以文学拓宽历史的写作者、发现者。
来到九华径的李辉，同样带着一双发现的眼睛。
“村公所”铭牌、“养正家塾”额匾、门牌号码……李辉一一读过。他无法知道，熟悉的那些前辈，各自居住的到底是哪一座房子。“可是，走在小路上，听潺潺流淌的小溪，看古树青苔，对一个寻访者来说，足矣！”
李辉喜欢旅行。小时候，他看贴在墙上的报纸，想象上面提到的远方。离开家乡前，他翻烂了一本中国地图、一本世界地图。如今，他家里有两个地球仪，兴致来了，拨动一下，世界在眼前旋转。
喜欢旅行的李辉，2015年秋，出版散文集《雨滴在卡夫卡墓碑上》，书中收录国内外旅行所见所思十篇。李辉的旅行文字，不是浮光掠影的走马观花，而带有强烈的个人特色。就像他曾在《新民晚报》所开专栏“静听辉声”，里面的文章也都和旅行相关。一篇《把雾喊开》，写他和邵燕祥、叶兆言等作家参加张家界一次笔会，结束后大家在山上散步。山对面什么也看不见，全是雾，李辉心血来潮大喊一声，一喊，发现雾气慢慢散开，于是同行的几个人一起喊，雾散了，一座山峰出现眼前。李辉说，每次旅行都不可复制，意外美景是对旅行辛苦的补偿。
至于《雨滴》一书，更多是引领读者走入生动的历史画面。除在《诗人走了，画家也走了》一篇记述寻访九华径（旧称：狗爬径）的故事；在《于孤独中如痴如醉》中，李辉讲自己在布拉格街头寻找孤独而忧郁的卡夫卡；在《入土为安》中，他钩沉一代大师陈寅恪骨灰安葬波折；在《安静的一九八四》中，他写自己如何寻找奥威尔墓地，同时追忆萧乾、董乐山与奥威尔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李辉说，“任何与历史相关的感觉，都是走读的收获，值得回味”，他追求旅游与历史的美妙互动与结合。
走读之间，人融进风景，融进历史。
借《时代》写中国历史
李辉常说，《雨滴》是本“小书”，几十年扎根历史的他，2015年完成了大项目“封面中国”的写作——过去十余年，李辉一直集中关注和研究哪些中国人登上过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时代》又是如何观察和报道20世纪的中国。
《收获》杂志上的“封面中国”专栏，他连写十余年。最后一篇，结束在2015年秋天，名为《“新的长征”》，写邓小平被《时代》周刊评为一九七八年度人物，后来被傅高义称作的“邓小平时代”，在这一年拉开帷幕。
萌生写作“封面中国”想法，源自李辉2001年的美国之行。
此前，《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巴金传》等诸多“以随笔和传记描写文人群体命运”的著作，早已奠定李辉在历史写作方面的声誉。
2001年7月，李辉去美国寻访作家、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彼得·兰德（Peter Rand）教授。此前，在翻译家董乐山力荐下，他读到兰德的《China Hands》，一本描绘亲历近代中国历史风云的外国记者的传记作品。李辉读后，将《China Hands》以《走进中国——美国记者在革命中的冒险与磨难》为名翻译出版。
兰德的父亲是1930年代美联社驻华记者，李辉在拜访兰德时，看到其父留下的很多珍贵资料。此后，李辉又去美国国会图书馆，当他借出1927、1934年《时代》周刊后，他发现前有蒋介石，后有宋美龄，分别成为封面人物。他不由好奇，从创刊到二十世纪末，八十年间，到底有哪些中国人物上过《时代》封面？
回到中国的李辉，几个月后，收到同事送的一本画册——《历史的面孔——〈时代〉杂志的封面（一九二三——一九九四）》，七十年里的几千个封面悉数汇集，李辉眼前一亮。
排列这些人物，李辉脑中浮现的是风云变幻潮起潮落，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画卷渐次铺开。
何不以《时代》封面中国人物为线索，按编年体脉络，写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演变？写作“封面中国”的想法就此形成。
李辉将“封面中国”定位为，一本美国刊物与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之间的故事，一个如何被外面的世界关注和描述的故事，一个别人的描述如何补充历史细节的故事。而他所要做的，则是走进历史深处，以细节还原历史。
“还原”的每一步，李辉都走得如履薄冰，但稳扎稳打。
首先，他会在资料上下足功夫。
其实不单“封面中国”，多年来李辉始终没有停止对各类历史资料文献档案的收集。比如，他曾找到并校勘商务印书馆“小学生文库”中“地理类”第一集《东三省》1934年2月的第一版与1937年6月的第五版，发现只有100多页的地理小册子，其中被删除的反日内容有近50页，那是汪精卫准备和日本谈判而做出的修改。
历史的深刻与复杂，往往藏于诸如此类的细节。 某种程度而言，“封面中国”在精神上一脉相承。比如，为“封面中国”搜集资料时李辉发现，虽然后人常讲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但1943年一期用宋美龄作封面人物的《时代》，内文报道《蒋身边的人》列举的十余人中，唯独没有宋子文。李辉疑惑地在笔记本上自我提醒：“注意没有宋子文。”在看到次年年底用宋子文作封面人物的《时代》后，李辉疑惑渐解。当期杂志详述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矛盾。此后，李辉又对照美国政治人物回忆录，对《时代》的说法进一步求证。
一年多后，资料准备就绪，李辉开始翻译《时代》关于中国的报道。每天译几百字，几乎雷打不动。出版人张立宪就曾感慨李辉的勤勉，称他“对自己严格的时间管理换来丰硕的写作成果”。李辉说，自己几十年中午从不休息，花大量时间在资料的搜集阅读翻译上，晚上和周末也大多用来写作。但他并不觉辛苦，反而在进入一种状态后，自有一种快乐。
2004年，猴年。11月，属猴者李辉，第一篇“封面中国”完成。此后十余年，“封面中国”系列李辉共写作完成三卷，从1924年吴佩孚到1978年邓小平，一个又一个人物悉数登场。
在迎来又一个猴年时，李辉为“封面中国”暂时画上句号。在他看来，1978年后，封闭的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它的每一步行程，海外均有报道反馈。这种情形下，继续写“封面中国”，也就显得不再那么紧要。
三卷“封面中国”，以细节勾勒出20世纪中国风起云涌的历史进程，在李辉看来，它们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与预料，复杂与诡异尽在其中。对李辉自己而言，则是用一次漫长的写作，为这一轮猴年，留存一份难得记忆。
34年，只做一件事
李辉偶尔会调侃自己，12年前动笔写“封面中国”的年近半百的写作者，如今花甲将至。
他说，“好多年前，出版过一本《和老人聊天》，请王世襄先生题签，2016年，我走进六十岁，真的也成了老人。怎么会这么快？真的老了吗？”
他说，“流沙河先生是我敬重的文化老人，从五十年代的《草木篇》到晚年的慷慨之作。前几天在他的《十二象》书上再为我题跋，居然写道：李辉先生亦渐老矣，伏维善自保养勿再劳累戒之戒之。看了，感动不已。”
王世襄、流沙河……李辉的感慨中，不经意就闪出“文化老人”的名字。
李辉与老一代作家、艺术家的关系，人所共知。《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巴金传》、《浪迹天涯——萧乾传》、《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世纪之问——来自知识界的声音》、《人在旋涡——黄苗子与郁风》、《传奇黄永玉》，这些作品都可视作他与老人之间情谊的证明。
“大概我有老人缘吧。”李辉说自己自1982年工作至今，34年只做一件事——不停地与人聊天、对话。李辉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和老人聊天》。书中，他写冰心、夏衍、沈从文、巴金、萧乾、丁聪、吴祖光、王元化、汪曾祺等文坛名宿。“聊天”，是他走近这些老人生活的最佳方式，聊天也让历史的细节渐渐丰富。
作为1977年湖北考上复旦中文系的两个大学生之一，大二时李辉和同学陈思和一起做巴金研究，由此，认识了人生最初的恩师贾植芳（著名作家，曾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二年，后在1978年得以平反）。
那时，李辉和陈思和去中文系研究室借巴金的书。贾植芳因为是“胡风分子”， “文革”结束后回到中文系，当时没有平反，不能作为老师给学生上课，在资料室做管理员。李辉记得，他们看到一个老人在那儿，六十几岁的样子。他和陈思和本想借60年代出版的巴金十四卷文集，但贾先生建议他们不要看这个。“他带我们到另一个柜子，告诉我们，研究一个作家，要从最初的版本开始看。”
李辉说，贾植芳是自己做学问最早的引路人。“他被平反后，组织青年教师编巴金的研究文集，让我与陈思和参与。做巴金研究，他是我和陈思和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1985年，我和陈思和合著的第一本书《巴金论稿》，也是贾先生做的序言。”
1982年李辉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贾植芳写了一批信，分别写给梅志、胡风、牛汉，还有他的哥哥贾芝等亲友，他让李辉拿着信去拜访他们，“他在信中说，我一个人初到北京，希望他们能在生活上随时关照我。”
多年后，一位在孔夫子网上卖书信的人，打听到李辉，说他手上就有当年贾植芳写给牛汉的信，信封上写着“李辉面交牛汉”，李辉毫不犹豫把信买下。事隔多年，贾植芳早已辞世，睹物思人，李辉不胜唏嘘。
初到北京的李辉，先是在《北京晚报》文艺部当记者、编辑，工作5年后调到《人民日报》。他说自己在北京接触的文人可以分成两个脉络：一是因为做巴金研究，到北京后他结识了沈从文、冰心、萧乾、卞之琳这些和巴金关系很好的作家；另一条脉络则是贾植芳介绍的“胡风派”文人。此后，由两个圈子的老人延展开来，如“滚雪球”般，李辉又结识了冯亦代、王世襄、丁聪、吴祖光、黄永玉、黄苗子等“文化老人”。
可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对这些老人的采访，是不可复制的际遇，几乎已成一个时代的绝响。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把握这样的际遇。
友人钟桂松说李辉有情有义。说他与“文化老人”的关系，更多是倾听、关心、帮助。“李辉对那些‘文化老人’的帮助，是建立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的，而且是以数十年计的，是上下前后左右全方位的。前辈有话要说，李辉会及时出现在前辈面前倾听；前辈有事想做，李辉会鞍前马后出工出力尽量满足前辈的想法。我没有统计过李辉帮助那些文化界前辈做过多少事，出版过多少书，反正我觉得李辉和他们有着朋友一般的情谊。”
钟桂松记得十年前的秋天，他们几个朋友在西湖边宴请李辉、应红夫妇和他们的朋友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沈峻夫妇，邵燕祥、谢文秀夫妇等，那天正是李辉按照中国的习惯五十岁生日。“没有想到，这些耄耋老人的活跃胜过年轻人，轻松幽默，笑话不断，笑声不绝，这是我经历过的笑声最多的一次相聚。李辉与他们这些‘文化老人’的友谊可见不一般。” 著名书评人、《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绿茶说，“李辉、陆灏、吴彬这一代编辑有个好传统，他可以和‘文化老人’很日常地交往，手写长长的信，不怕路远登门拿稿，陪老人聊天，帮老人处理一些信件和稿件，帮他们策划和出版口述、日记、回忆录等等。如今这些好传统通通消失了。”
说到交往，李辉和黄永玉的关系让很多人心生羡慕。正因关系亲近，李辉笔下的黄永玉，别有一番味道。比如，他说黄永玉是最早的段子王——“‘鸟是好鸟，就是话多’、‘世界长大了，我他妈的也老了’……如果发微博，140个字，对于他，那可真是得心应手，一定会赢得粉丝一片。”
人关键是要静下来，找件事情做
即便关系如此之好，在写作黄永玉传记及其他回忆文章时，对于黄永玉的口述，李辉也并非有闻必录。
李辉说，黄永玉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的人，而自己对于黄永玉的写作，则不能停留在仅仅转述他讲述的基础之上，如果史料没有求证，李辉宁愿暂时舍掉一段精彩故事，或是采取一种不能确定的叙述口气。
这其实也是李辉对待历史的一贯态度——“任何口述都不能直接判断其为真实，必须通过历史文献等予以考证。”
黄永玉曾和李辉提到，《围城》出版后，自己和钱钟书一同被当年一本刊物批判。李辉将信将疑，毕竟那个时候黄永玉不过22岁，似乎不大可能把他和钱钟书放到一起。直到多年后，有个老藏书家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年同时批判钱钟书与黄永玉的刊物，李辉借来一读，果然，确有文章先批《围城》再批黄永玉木刻。李辉把文章扫描，此后，才在自己文章中引述此事。
另外，黄永玉多次和李辉谈起汪曾祺当年就看好他，在给沈从文的信中说过，如果谁投资了黄永玉，一定不会亏。李辉同样表示怀疑，他觉得1947年的汪曾祺不到40岁，黄永玉30多岁，汪曾祺怎么知道黄永玉后来在商业上的发展。李辉觉得黄永玉有点吹牛。直到几年前，李辉找到当时汪曾祺写给沈从文的信，一共七页。他另外还找到当时汪曾祺为什么要给沈从文写信的原因。确定此事后，李辉写作时才敢引用。
正因以上种种“不信任”，黄永玉现在常说：“我说什么，李辉都不相信。”李辉则答：“是啊，我得看材料。”
也许只有真正的忘年交，才能开这样心无芥蒂的玩笑。
如今每个周末，李辉都会去万荷堂陪黄永玉看《非诚勿扰》，有重大体育赛事，两人会一起熬夜看球。
看似家常的交往，透出的却是一位老人对后辈足足的信任。李辉说，和老一辈交往，要的是以诚相待。“老人经历了很多事情，心是敏感的，眼睛是亮的，如果你不是真心帮他，关系很难持久。”
正是李辉的真诚，也让那些久经沧桑的“文化老人”，愿意把自己的作品乃至日记放心交给李辉整理。《赵丹自述》、《黄宗英自述》、《黄苗子自述》、《黄永玉自述》等，以及巴金、黄裳等人的很多作品，都由李辉编辑完成。现在来看，正是这些文字为历史留存了记忆。
与老人们打了几十年交道，李辉说，在这些前辈身上，他看到的是自己的欠缺。他说自己年轻时也曾有过一段失落惶惑的岁月，那是80年代末，他忽然觉得很灰心，不想再写东西。1989年10月，他给萧乾写了封信，一方面是约稿，同时也说不知以后的路该怎么走。萧乾给他回了一封长信。信上说，一个人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有定力。萧乾说自己二战时人在英国，纳粹轰炸伦敦，他仍在地下室翻译《尤利西斯》。借此，老人开导李辉，人关键是要静下来，找件事情做。
看了萧乾的信，李辉决定“找件事情”，接着写下去。十年前，丁玲在《诗刊》上发表文章大骂沈从文，于是李辉动手收集资料，采访了几十个当事人，两年后出版《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
多年来，李辉的职务始终没有变过，都是《人民日报》副刊编辑，从没担任过任何领导。直到前几年，部门主任说他已经过了55岁，还天天做版面似乎不太合适，让他转任文艺部办公室干事。此后同事们常开玩笑，说他是“高干”——“高级干事”。“当领导要开很多会，我做个编辑挺好。”李辉说，自己认识的很多“文化老人”也都如此，活得轻松自由——老人们对李辉的影响潜移默化。
除了淡泊，李辉从“文化老人”们身上感受到的还有谦恭。“那些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他们受过良好教育，修养很好，对年轻人非常爱护关心。”李辉说当时的知名作家是会亲笔给读者回信的。“比如巴金，读者给他写的信有几麻袋，他能回信都是尽量回。”
如今的李辉，对后辈同样温厚。他会千里迢迢赶去为晚辈新书站台吆喝；也会在微信朋友圈为年轻单身同事转文征婚，用尽溢美之词，督促女生们“抓紧抓紧”；年轻责编称他“辉师”，感慨他对晚辈的帮助与支持；另外，善酒但不酗酒的李辉，还和其他五位朋友韩浩月、潘采夫、武云溥、绿茶和叶匡政有一个持续8年的酒局，几乎每月一顿，每次喝到微醺，情谊也像酒一样，醇厚起来。那本《雨滴在卡夫卡墓碑上》，正是他们在醉醒之间组成的“六根”所结出的友谊之花。
但生活中温厚谦和的李辉，也有锐利且决不让步的一面。2009年李辉在人民网发表文章质疑国学大师文怀沙。他认为文怀沙的出生年龄、“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头衔、“文革”中犯“反革命罪”均为造假。一石激起千层浪。文怀沙说“李辉想成名”，李辉则回应，自己的质疑、再质疑，只因对真实的敬畏。
今年60岁的李辉，已进入退休倒计时。问他退休后做什么？他说，想做的事情根本做不完。比如，他准备做一套《副刊文丛》；他还有很多材料要整理，他家里就有几百个卷宗，仅萧乾写给他的信就有二百多封；随着“文化老人”一个个离世，李辉的写作也慢慢转向，他将目光更多投向民间，不久前他的一篇《腾冲硝烟处，名士风流时》收入《语文》教材，他说自己也将继续“行走”，收集更多民间文化保护故事。李辉说自己不急，一点点，慢慢做。“世界这么大，好的事情也很多，但是你不可能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写。你要有所选择、有所抛弃。”
显然，李辉选择做历史的行走者。他说自己很欣赏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话：“其实，历史在我们大家身上。它的资料在我们胸中。我们的胸仅是一个熔炉。”相对于慷慨激昂纵横天下的宏大评判，长久以来，在历史中行走的李辉更倾心于做一位不露声色的叙述者。正如《雨滴在卡夫卡墓碑上》一书封面上他所写的：“他们成了历史，我们承负历史前行。”
站在写有“九华径旧村”五个大字的绿框白底铭牌前，李辉没有想到，寸土寸金的香港，还有这样一个小村落——青山环绕，绿茵重重。不足两米、由水泥、石板交杂而成的小径，从山脚一棵榕树沿山坡而上。小径两旁，是高低不一的老建筑和绿色铁皮搭建的棚屋。
如今，即便住在村内的老人，大多也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个破落清冷的村庄，在1947至1949年间，曾汇聚大批因躲避内战而逃亡香港的内地文人，黄永玉、端木蕻良、方成、楼适夷、黄薇夫妇、臧克家、郑曼夫妇、蒋天佐等等，都曾落脚于此。
小小九华径，一度群贤毕至。
李辉听说九华径有些年头了。作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采访中国现代文学名家最多的记者、编辑，他一直在和“文化老人”打交道。但他并未停留于只担任一个旁听记录者、新闻工作者，他由采访、交往而深入历史本真，对庞杂史料爬梳整理，对繁复头绪条分缕析，收集了满腹故事、满仓史料，并成为以文学拓宽历史的写作者、发现者。
来到九华径的李辉，同样带着一双发现的眼睛。
“村公所”铭牌、“养正家塾”额匾、门牌号码……李辉一一读过。他无法知道，熟悉的那些前辈，各自居住的到底是哪一座房子。“可是，走在小路上，听潺潺流淌的小溪，看古树青苔，对一个寻访者来说，足矣！”
李辉喜欢旅行。小时候，他看贴在墙上的报纸，想象上面提到的远方。离开家乡前，他翻烂了一本中国地图、一本世界地图。如今，他家里有两个地球仪，兴致来了，拨动一下，世界在眼前旋转。
喜欢旅行的李辉，2015年秋，出版散文集《雨滴在卡夫卡墓碑上》，书中收录国内外旅行所见所思十篇。李辉的旅行文字，不是浮光掠影的走马观花，而带有强烈的个人特色。就像他曾在《新民晚报》所开专栏“静听辉声”，里面的文章也都和旅行相关。一篇《把雾喊开》，写他和邵燕祥、叶兆言等作家参加张家界一次笔会，结束后大家在山上散步。山对面什么也看不见，全是雾，李辉心血来潮大喊一声，一喊，发现雾气慢慢散开，于是同行的几个人一起喊，雾散了，一座山峰出现眼前。李辉说，每次旅行都不可复制，意外美景是对旅行辛苦的补偿。
至于《雨滴》一书，更多是引领读者走入生动的历史画面。除在《诗人走了，画家也走了》一篇记述寻访九华径（旧称：狗爬径）的故事；在《于孤独中如痴如醉》中，李辉讲自己在布拉格街头寻找孤独而忧郁的卡夫卡；在《入土为安》中，他钩沉一代大师陈寅恪骨灰安葬波折；在《安静的一九八四》中，他写自己如何寻找奥威尔墓地，同时追忆萧乾、董乐山与奥威尔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李辉说，“任何与历史相关的感觉，都是走读的收获，值得回味”，他追求旅游与历史的美妙互动与结合。
走读之间，人融进风景，融进历史。
借《时代》写中国历史
李辉常说，《雨滴》是本“小书”，几十年扎根历史的他，2015年完成了大项目“封面中国”的写作——过去十余年，李辉一直集中关注和研究哪些中国人登上过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时代》又是如何观察和报道20世纪的中国。
《收获》杂志上的“封面中国”专栏，他连写十余年。最后一篇，结束在2015年秋天，名为《“新的长征”》，写邓小平被《时代》周刊评为一九七八年度人物，后来被傅高义称作的“邓小平时代”，在这一年拉开帷幕。
萌生写作“封面中国”想法，源自李辉2001年的美国之行。
此前，《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巴金传》等诸多“以随笔和传记描写文人群体命运”的著作，早已奠定李辉在历史写作方面的声誉。
2001年7月，李辉去美国寻访作家、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彼得·兰德（Peter Rand）教授。此前，在翻译家董乐山力荐下，他读到兰德的《China Hands》，一本描绘亲历近代中国历史风云的外国记者的传记作品。李辉读后，将《China Hands》以《走进中国——美国记者在革命中的冒险与磨难》为名翻译出版。
兰德的父亲是1930年代美联社驻华记者，李辉在拜访兰德时，看到其父留下的很多珍贵资料。此后，李辉又去美国国会图书馆，当他借出1927、1934年《时代》周刊后，他发现前有蒋介石，后有宋美龄，分别成为封面人物。他不由好奇，从创刊到二十世纪末，八十年间，到底有哪些中国人物上过《时代》封面？
回到中国的李辉，几个月后，收到同事送的一本画册——《历史的面孔——〈时代〉杂志的封面（一九二三——一九九四）》，七十年里的几千个封面悉数汇集，李辉眼前一亮。
排列这些人物，李辉脑中浮现的是风云变幻潮起潮落，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画卷渐次铺开。
何不以《时代》封面中国人物为线索，按编年体脉络，写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演变？写作“封面中国”的想法就此形成。
李辉将“封面中国”定位为，一本美国刊物与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之间的故事，一个如何被外面的世界关注和描述的故事，一个别人的描述如何补充历史细节的故事。而他所要做的，则是走进历史深处，以细节还原历史。
“还原”的每一步，李辉都走得如履薄冰，但稳扎稳打。
首先，他会在资料上下足功夫。
其实不单“封面中国”，多年来李辉始终没有停止对各类历史资料文献档案的收集。比如，他曾找到并校勘商务印书馆“小学生文库”中“地理类”第一集《东三省》1934年2月的第一版与1937年6月的第五版，发现只有100多页的地理小册子，其中被删除的反日内容有近50页，那是汪精卫准备和日本谈判而做出的修改。
历史的深刻与复杂，往往藏于诸如此类的细节。 某种程度而言，“封面中国”在精神上一脉相承。比如，为“封面中国”搜集资料时李辉发现，虽然后人常讲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但1943年一期用宋美龄作封面人物的《时代》，内文报道《蒋身边的人》列举的十余人中，唯独没有宋子文。李辉疑惑地在笔记本上自我提醒：“注意没有宋子文。”在看到次年年底用宋子文作封面人物的《时代》后，李辉疑惑渐解。当期杂志详述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矛盾。此后，李辉又对照美国政治人物回忆录，对《时代》的说法进一步求证。
一年多后，资料准备就绪，李辉开始翻译《时代》关于中国的报道。每天译几百字，几乎雷打不动。出版人张立宪就曾感慨李辉的勤勉，称他“对自己严格的时间管理换来丰硕的写作成果”。李辉说，自己几十年中午从不休息，花大量时间在资料的搜集阅读翻译上，晚上和周末也大多用来写作。但他并不觉辛苦，反而在进入一种状态后，自有一种快乐。
2004年，猴年。11月，属猴者李辉，第一篇“封面中国”完成。此后十余年，“封面中国”系列李辉共写作完成三卷，从1924年吴佩孚到1978年邓小平，一个又一个人物悉数登场。
在迎来又一个猴年时，李辉为“封面中国”暂时画上句号。在他看来，1978年后，封闭的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它的每一步行程，海外均有报道反馈。这种情形下，继续写“封面中国”，也就显得不再那么紧要。
三卷“封面中国”，以细节勾勒出20世纪中国风起云涌的历史进程，在李辉看来，它们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与预料，复杂与诡异尽在其中。对李辉自己而言，则是用一次漫长的写作，为这一轮猴年，留存一份难得记忆。
34年，只做一件事
李辉偶尔会调侃自己，12年前动笔写“封面中国”的年近半百的写作者，如今花甲将至。
他说，“好多年前，出版过一本《和老人聊天》，请王世襄先生题签，2016年，我走进六十岁，真的也成了老人。怎么会这么快？真的老了吗？”
他说，“流沙河先生是我敬重的文化老人，从五十年代的《草木篇》到晚年的慷慨之作。前几天在他的《十二象》书上再为我题跋，居然写道：李辉先生亦渐老矣，伏维善自保养勿再劳累戒之戒之。看了，感动不已。”
王世襄、流沙河……李辉的感慨中，不经意就闪出“文化老人”的名字。
李辉与老一代作家、艺术家的关系，人所共知。《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巴金传》、《浪迹天涯——萧乾传》、《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世纪之问——来自知识界的声音》、《人在旋涡——黄苗子与郁风》、《传奇黄永玉》，这些作品都可视作他与老人之间情谊的证明。
“大概我有老人缘吧。”李辉说自己自1982年工作至今，34年只做一件事——不停地与人聊天、对话。李辉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和老人聊天》。书中，他写冰心、夏衍、沈从文、巴金、萧乾、丁聪、吴祖光、王元化、汪曾祺等文坛名宿。“聊天”，是他走近这些老人生活的最佳方式，聊天也让历史的细节渐渐丰富。
作为1977年湖北考上复旦中文系的两个大学生之一，大二时李辉和同学陈思和一起做巴金研究，由此，认识了人生最初的恩师贾植芳（著名作家，曾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二年，后在1978年得以平反）。
那时，李辉和陈思和去中文系研究室借巴金的书。贾植芳因为是“胡风分子”， “文革”结束后回到中文系，当时没有平反，不能作为老师给学生上课，在资料室做管理员。李辉记得，他们看到一个老人在那儿，六十几岁的样子。他和陈思和本想借60年代出版的巴金十四卷文集，但贾先生建议他们不要看这个。“他带我们到另一个柜子，告诉我们，研究一个作家，要从最初的版本开始看。”
李辉说，贾植芳是自己做学问最早的引路人。“他被平反后，组织青年教师编巴金的研究文集，让我与陈思和参与。做巴金研究，他是我和陈思和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1985年，我和陈思和合著的第一本书《巴金论稿》，也是贾先生做的序言。”
1982年李辉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贾植芳写了一批信，分别写给梅志、胡风、牛汉，还有他的哥哥贾芝等亲友，他让李辉拿着信去拜访他们，“他在信中说，我一个人初到北京，希望他们能在生活上随时关照我。”
多年后，一位在孔夫子网上卖书信的人，打听到李辉，说他手上就有当年贾植芳写给牛汉的信，信封上写着“李辉面交牛汉”，李辉毫不犹豫把信买下。事隔多年，贾植芳早已辞世，睹物思人，李辉不胜唏嘘。
初到北京的李辉，先是在《北京晚报》文艺部当记者、编辑，工作5年后调到《人民日报》。他说自己在北京接触的文人可以分成两个脉络：一是因为做巴金研究，到北京后他结识了沈从文、冰心、萧乾、卞之琳这些和巴金关系很好的作家；另一条脉络则是贾植芳介绍的“胡风派”文人。此后，由两个圈子的老人延展开来，如“滚雪球”般，李辉又结识了冯亦代、王世襄、丁聪、吴祖光、黄永玉、黄苗子等“文化老人”。
可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对这些老人的采访，是不可复制的际遇，几乎已成一个时代的绝响。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把握这样的际遇。
友人钟桂松说李辉有情有义。说他与“文化老人”的关系，更多是倾听、关心、帮助。“李辉对那些‘文化老人’的帮助，是建立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的，而且是以数十年计的，是上下前后左右全方位的。前辈有话要说，李辉会及时出现在前辈面前倾听；前辈有事想做，李辉会鞍前马后出工出力尽量满足前辈的想法。我没有统计过李辉帮助那些文化界前辈做过多少事，出版过多少书，反正我觉得李辉和他们有着朋友一般的情谊。”
钟桂松记得十年前的秋天，他们几个朋友在西湖边宴请李辉、应红夫妇和他们的朋友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沈峻夫妇，邵燕祥、谢文秀夫妇等，那天正是李辉按照中国的习惯五十岁生日。“没有想到，这些耄耋老人的活跃胜过年轻人，轻松幽默，笑话不断，笑声不绝，这是我经历过的笑声最多的一次相聚。李辉与他们这些‘文化老人’的友谊可见不一般。” 著名书评人、《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绿茶说，“李辉、陆灏、吴彬这一代编辑有个好传统，他可以和‘文化老人’很日常地交往，手写长长的信，不怕路远登门拿稿，陪老人聊天，帮老人处理一些信件和稿件，帮他们策划和出版口述、日记、回忆录等等。如今这些好传统通通消失了。”
说到交往，李辉和黄永玉的关系让很多人心生羡慕。正因关系亲近，李辉笔下的黄永玉，别有一番味道。比如，他说黄永玉是最早的段子王——“‘鸟是好鸟，就是话多’、‘世界长大了，我他妈的也老了’……如果发微博，140个字，对于他，那可真是得心应手，一定会赢得粉丝一片。”
人关键是要静下来，找件事情做
即便关系如此之好，在写作黄永玉传记及其他回忆文章时，对于黄永玉的口述，李辉也并非有闻必录。
李辉说，黄永玉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的人，而自己对于黄永玉的写作，则不能停留在仅仅转述他讲述的基础之上，如果史料没有求证，李辉宁愿暂时舍掉一段精彩故事，或是采取一种不能确定的叙述口气。
这其实也是李辉对待历史的一贯态度——“任何口述都不能直接判断其为真实，必须通过历史文献等予以考证。”
黄永玉曾和李辉提到，《围城》出版后，自己和钱钟书一同被当年一本刊物批判。李辉将信将疑，毕竟那个时候黄永玉不过22岁，似乎不大可能把他和钱钟书放到一起。直到多年后，有个老藏书家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年同时批判钱钟书与黄永玉的刊物，李辉借来一读，果然，确有文章先批《围城》再批黄永玉木刻。李辉把文章扫描，此后，才在自己文章中引述此事。
另外，黄永玉多次和李辉谈起汪曾祺当年就看好他，在给沈从文的信中说过，如果谁投资了黄永玉，一定不会亏。李辉同样表示怀疑，他觉得1947年的汪曾祺不到40岁，黄永玉30多岁，汪曾祺怎么知道黄永玉后来在商业上的发展。李辉觉得黄永玉有点吹牛。直到几年前，李辉找到当时汪曾祺写给沈从文的信，一共七页。他另外还找到当时汪曾祺为什么要给沈从文写信的原因。确定此事后，李辉写作时才敢引用。
正因以上种种“不信任”，黄永玉现在常说：“我说什么，李辉都不相信。”李辉则答：“是啊，我得看材料。”
也许只有真正的忘年交，才能开这样心无芥蒂的玩笑。
如今每个周末，李辉都会去万荷堂陪黄永玉看《非诚勿扰》，有重大体育赛事，两人会一起熬夜看球。
看似家常的交往，透出的却是一位老人对后辈足足的信任。李辉说，和老一辈交往，要的是以诚相待。“老人经历了很多事情，心是敏感的，眼睛是亮的，如果你不是真心帮他，关系很难持久。”
正是李辉的真诚，也让那些久经沧桑的“文化老人”，愿意把自己的作品乃至日记放心交给李辉整理。《赵丹自述》、《黄宗英自述》、《黄苗子自述》、《黄永玉自述》等，以及巴金、黄裳等人的很多作品，都由李辉编辑完成。现在来看，正是这些文字为历史留存了记忆。
与老人们打了几十年交道，李辉说，在这些前辈身上，他看到的是自己的欠缺。他说自己年轻时也曾有过一段失落惶惑的岁月，那是80年代末，他忽然觉得很灰心，不想再写东西。1989年10月，他给萧乾写了封信，一方面是约稿，同时也说不知以后的路该怎么走。萧乾给他回了一封长信。信上说，一个人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有定力。萧乾说自己二战时人在英国，纳粹轰炸伦敦，他仍在地下室翻译《尤利西斯》。借此，老人开导李辉，人关键是要静下来，找件事情做。
看了萧乾的信，李辉决定“找件事情”，接着写下去。十年前，丁玲在《诗刊》上发表文章大骂沈从文，于是李辉动手收集资料，采访了几十个当事人，两年后出版《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
多年来，李辉的职务始终没有变过，都是《人民日报》副刊编辑，从没担任过任何领导。直到前几年，部门主任说他已经过了55岁，还天天做版面似乎不太合适，让他转任文艺部办公室干事。此后同事们常开玩笑，说他是“高干”——“高级干事”。“当领导要开很多会，我做个编辑挺好。”李辉说，自己认识的很多“文化老人”也都如此，活得轻松自由——老人们对李辉的影响潜移默化。
除了淡泊，李辉从“文化老人”们身上感受到的还有谦恭。“那些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他们受过良好教育，修养很好，对年轻人非常爱护关心。”李辉说当时的知名作家是会亲笔给读者回信的。“比如巴金，读者给他写的信有几麻袋，他能回信都是尽量回。”
如今的李辉，对后辈同样温厚。他会千里迢迢赶去为晚辈新书站台吆喝；也会在微信朋友圈为年轻单身同事转文征婚，用尽溢美之词，督促女生们“抓紧抓紧”；年轻责编称他“辉师”，感慨他对晚辈的帮助与支持；另外，善酒但不酗酒的李辉，还和其他五位朋友韩浩月、潘采夫、武云溥、绿茶和叶匡政有一个持续8年的酒局，几乎每月一顿，每次喝到微醺，情谊也像酒一样，醇厚起来。那本《雨滴在卡夫卡墓碑上》，正是他们在醉醒之间组成的“六根”所结出的友谊之花。
但生活中温厚谦和的李辉，也有锐利且决不让步的一面。2009年李辉在人民网发表文章质疑国学大师文怀沙。他认为文怀沙的出生年龄、“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头衔、“文革”中犯“反革命罪”均为造假。一石激起千层浪。文怀沙说“李辉想成名”，李辉则回应，自己的质疑、再质疑，只因对真实的敬畏。
今年60岁的李辉，已进入退休倒计时。问他退休后做什么？他说，想做的事情根本做不完。比如，他准备做一套《副刊文丛》；他还有很多材料要整理，他家里就有几百个卷宗，仅萧乾写给他的信就有二百多封；随着“文化老人”一个个离世，李辉的写作也慢慢转向，他将目光更多投向民间，不久前他的一篇《腾冲硝烟处，名士风流时》收入《语文》教材，他说自己也将继续“行走”，收集更多民间文化保护故事。李辉说自己不急，一点点，慢慢做。“世界这么大，好的事情也很多，但是你不可能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写。你要有所选择、有所抛弃。”
显然，李辉选择做历史的行走者。他说自己很欣赏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话：“其实，历史在我们大家身上。它的资料在我们胸中。我们的胸仅是一个熔炉。”相对于慷慨激昂纵横天下的宏大评判，长久以来，在历史中行走的李辉更倾心于做一位不露声色的叙述者。正如《雨滴在卡夫卡墓碑上》一书封面上他所写的：“他们成了历史，我们承负历史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