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非洲之角旱灾，索马里10万难民蜂拥至埃塞与索马里的边境，UNHCR（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已在距离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900多公里的多洛阿多小镇周边设立多个难民营。多洛阿多当地霍乱、疟疾等流行病频发，短期内涌入大量难民，更加恶化了当地的生存条件。
　　从新华社埃塞分社所在地亚的斯亚贝巴到边境小镇多洛阿多，需要驾车两天才能到达。我们抵达由于电力不足而一片漆黑的小镇多洛阿多时，这里已经实行严厉的治安政策：19点后车辆宵禁，20点后行人宵禁。UNHCR的工作人员开车引领，把我们安置到瑞典人正在承建的COMPOUD。这样在采访期间，我们总算有了栖身之所，不用搭建自带的帐篷，露宿在不安全的荒野。
　　在滚烫的帐篷里蒸了一晚后，我正式面对庞大的难民群体。索马里难民把来到埃塞视為逃出生天，他们要经历边境线、难民登记中心、难民中转中心、医院，到达难民营。
　　在采访过程中，我遇到来自MSF（无国界医生组织）的阻挡，他们认为摄影记者是食腐的秃鹫，是灾难中捞取名利的冷血动物。经过多方斡旋，我在一个政府联络官的带领下才得以进入医院拍摄。
　　我反思自己的采访活动：面对巨大的灾难，我是无力的个体，但作为记者，我能做的就是把我看到的记录下来，通过媒体的传播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摄影记者要展示灾难残酷的一面，必然会把镜头对准某个主体。在医院，面对瘦骨嶙峋、严重营养不良的孩子，我难以举起相机直接拍摄，尤其在MSF医护人员的“监督”下，我更觉得相机是那么冷酷。
　　但我必须拍摄。在拍摄之前，我和米克都会主动与被摄者沟通交流，得到他们的认可和允许，并在构图上尽量保护被摄者的隐私。我在内心说服自己：在不危及被摄者生命，不为迎合读者猎奇心理，不引起大部分读者反感的情况下，真实地记录难民的生存状态是我的职业要求。
　　在难民营一周时间里，我们基本上都是在早上6点出发，拍到10点左右吃早中饭，中午处理照片并简单休息，下午3点再出发拍摄。这段时间里，非洲独特的光线和色彩强烈且丰富，尤其是傍晚，夕阳满天,色彩绚烂。我必须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对光线与色彩上瘾。
　　摄影师非常容易掉入光与色的陷阱。当他把目光从头顶的天空转移到脚下的土地，才知道自己所在的是何等残酷的世界。难民为求生存而长途跋涉穿越国境，当他们抵达异国后，依然不知道自己最后的归宿在哪里。尤其是那些三四十岁的壮年男人，因为饥饿、疾病露出忧郁无望的眼神，让壮美的非洲夕阳也为之失色。
　　2005年在印尼采访大海啸归来后，一位在班达亚齐结识的美国摄影师告诉我，他在身体上、感情上、心理上都已经“精疲力竭”。我曾反思自己为何没有他那样的感受。6年过去了，如今的我正好与他当时的年纪相同。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精疲力竭”——在埃塞俄比亚，人间悲剧沐浴在无比辉煌的落日余晖中，深深的无力感就在那一瞬间捕获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