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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影《无名之辈》作为一部小成本影片，在上映之初凭借跌宕起伏的剧情设计以及精准的人物刻画，引起了观众的热烈反响。该片用喜剧的表演形式诉尽悲情，实际上是一部探讨尊严与生存、直击人的灵魂深处、引人深思的电影。本文从情节、语言、角色、细节4个方面对《无名之辈》进行艺术赏析，从中反思教育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电影;情节;语言;角色;细节;教育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5-00-02
《无名之辈》是一部影戏十分浓郁的影片，它最大的成功就在于人物形象的刻画，片中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角色的调性达到了高度统一，使原本处在城市边缘的个体，随着影片的剧情发展，表层被逐渐剥离，使观众能真切地体会到生活在城市底层人民的悲哀以及被命运戏弄的人们的真情实感。剧中所有人亦活泼亦惨烈的命运，都被拧成了一股绳，使观众极具代入感，感受这些城市人群中“无名之辈”的痛苦境遇。
1 荒诞幽默的故事情节
电影《无名之辈》讲述了一对缺乏教育的“低配版”劫匪，一个泼皮而又落魄、“四五年没考上公务员”的保安，一个全身瘫痪、性格彪悍且稍有文化的“毒舌女”，阴差阳错纠缠在一起引发的一桩乌龙劫案。所有故事的爆发点都在缺乏教育的小人物身上。
电影的前半段，两个佩戴头盔的劫匪携带猎枪去抢掠有保安看管的银行旁边的手机店，在逃窜的过程中，误入了一个经历车祸、全身残疾、待在家中不见天日且性格彪悍、一心求死的“毒舌女”的家中，她想要通过激起两个“悍匪”的怒火，完成她一直以来的心愿——死。到这里发生的故事好像一场平淡的喜剧，导演用喜剧的表演形式为后面的悲剧情节做足铺垫，“上药”“做饭”等生活的场景使两个缺乏教育、被人瞧不起的劫匪状况百出，再到后来新闻的报道，手机变成了手机模型，想要出人头地的“悍匪”变成了报道中“鬼畜”视频里的“憨匪”，这让他们再次感受到了社会对他们的羞辱，导演用巧妙的手法慢慢把观众从喜剧的情感拉向悲剧的深渊[1]。
而“悲剧凸显的永远是不幸的性质，是人类在追逐物质和精神征途中的苦难象征”[2]。两个缺乏教育、从农村出来的劫匪，有着在人们看来非常荒诞的“头盔侠”计划，农村带来的桎梏是他们永远无法逃避的，正是他们对法律的一无所知和对城市生活与前途的迷茫，引发了乌龙案。
从另一条线索出发，保安马先勇教育程度低，因醉酒肇事而失去本拥有的一切，他想要重拾尊严，重新“活着”，就产生了“当英雄”的念头，来获得当回协警的机会。于是他开始牵头寻找丢失的猎枪，却误入卖淫场所，引出两位劫匪和影片开头交代的跑路的开发商，从而导致一场混战，影片的最后马先勇用玩具枪“对战”劫匪手中的猎枪，当这个城市的礼炮响起，“悍匪”再次被戏弄，而马先勇也中枪当了“英雄”，影片末了那句“你们能够把我抓起来，能够枪毙我，可你们为何要恶搞我？耻辱我？”，使影片再次达到高潮，更有质感，这种质感亦是情感。这种情感的爆发是底层人民最真实的反抗，他们接受的是整个社会的冷眼与嘲笑，在最后却依旧只有无声的反击。
鲁迅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3]。这就是导演的高级表达，无论是喜剧的表演方式，还是悲剧的宣泄出口，它不同于《您好疯子》，也区别于《疯狂的石头》，在节奏的把控上非常巧妙，那种没有炫技的简单，少了很多“精妙”，却使人物更加立体，实现情感的宣泄，使观众与角色情感共振。该片是一部黑色幽默性质的喜剧，也是一场教育缺失的社会悲剧。这场社会的悲剧值得所有人反思，情节荒诞，却也是生活最真实的写照，应使这种荒诞的悲剧停止上演[4]。
2 独特的语言风格
《无名之辈》的导演饶晓志在采访的初期就提到过《无名之辈》的创作背景，是一次在飞机上听了尧十三的歌曲《瞎子》而产生了思乡之愁，并通过话剧《蠢蛋》带来的灵感创作了此部影片。该片的语言风格成了影片的亮点，同样也是笑点，直击观众的笑穴。幽默、形象、生动的方言俗语使观众潜移默化地融入电影情境，同时突出人物的形象，侧面表示人物的生活背景及生存状态，不仅可以发挥语言风格的独特性，也可以很好地切合影片的主题[5]。
任素汐扮演的马嘉祺直接使用贵州山城的地方方言，与“悍匪”眼镜说的重庆话互通互融，这类方言的特色之一就在于大量的骂人词汇，这源于西南人民独特的交流方式，脏话似乎是他们的语气点缀，并不存在任何意义，这也是在現代文明社会下，大量骂人词汇被保存下来并得到广泛使用的原因[6]。“憨皮”“瓜娃子”“疯婆娘”等大量民间话语为影片增添了诙谐、俏皮的色彩，将方言“野蛮生长”的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5]。电影利用平民化的语言来拉近观众与角色的距离，泼辣倔强的“毒舌女”马嘉祺，处处咄咄逼人，不断试图激怒“悍匪”对他开枪，而从马嘉祺所生活的环境、墙上的字画、房屋的装饰，不难看出她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但命运的不公却使她成了“泼辣的瓜婆娘”。因为在她看来，没有尊严，没有价值地活着，不如走向死亡。“悍匪”胡广生和李海根是饱含市井气息的具有倔劲的小人物，是“乡下进城”“具有抱负”的“无名之辈”，市井化的语言交流更贴合人物本身的形象，带动了人物的情感，一个想要赚足钱归乡娶妻的大头，却被一心想要有所成却被戏耍的“悍匪”眼镜讥讽“你真的觉得她会跟你回去吗”，他想要点醒的不仅是痴情的大头，更是他自己，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被命运戏弄，被人看不起，“无名之辈”真的能在这里立足吗[7]？乡音的处理，不仅塑造了角色人物，更贴合了主题的情感变化，甚至每一个新流行词的运用，如“鬼畜”“盘他”等，都在不断交代角色本身的生存背景，在这个社会中，他们一直都是不受人待见、被人羞辱的小人物。没有任何教育背景的他们难以融入这个社会，只有他们的“侠气”能为他们找到仅有的存在感[8]。
《无名之辈》中角色对平民化语言的运用，不仅为该片增添了幽默感，更贴合了角色的固有形象。无论是受过一些教育却被命运戏弄的“毒舌女”，还是未受过教育、被社会羞辱、无法生存、想要做一番大事的“悍匪”，一个文明的社会需要给予他们一点包容，对这类人的法律和心理方面的教育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3 极具张力的角色演绎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这是当下演艺圈流行的一碗“鸡汤”，在《无名之辈》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比如妓女真真，虽然在影片中并没有直观表现出她是嫌弃大头穷而分手，但从眼镜与大头的争执中不难看出，她是一个不甘在农村乡下贫苦生活进城打工的女子，不论她的职业有多么的不堪，大头却始终相信她，是生存使两个持有爱意的人面临分别、经历苦难。她虽然对大头也有爱意，但要为了生存去过活。但她甘愿为大头撒谎，这种爱在她保护大头的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种爱由于教育的问题变得十分滑稽，在片头警员审讯过程中“验证指纹”的剧情，使后来真正的犯罪嫌疑人落网成为必然。教育的缺失使他们天真地以为自己可以瞒天过海，可以靠个人的力量保护心爱的人。她的天真承载了荒诞和现实的支点，渴望爱情，想要生存，却往往适得其反。这一点在马嘉祺身上也得到了体现。
马嘉祺原本彩色的人生，却因为哥哥的意外车祸变得灰暗。她虽然是剧中最具文化的角色，却被展示得最悲情，因为哥哥的过失高位截瘫，在这样不见天日的日子里，她从没有丧失对“光”的渴望。剧中她与哥哥的告别，也是她的一种释怀，是她对哥哥的原谅。教育使她原本的人生充满希望，而经历一场灾难之后的她却变得失魂落魄、毫无希望。“没有一个人在最苦情的状态下能够自救。”马嘉祺在灰暗的时光中，并没有出现一道“光”使她走出阴霾，这在一定意义上应归因于教育的缺失，这种教育不再是启蒙的教育，而是意外后的心理教育。意外带走了太多人的生命，而活下来的人有的却失去了希望，相较之下，关心与爱护比启蒙教育更加有意义。只有心里的光才能照亮整个人生[9]。
影片之初，马嘉祺和眼镜两个人的角色冲突最强烈，眼镜却成了那个陪马嘉祺过“桥”的人。眼镜是教育程度很低的小人物，但是他有一股子傲气，他在社会上受尽屈辱，想通过“悍匪成长计划”获得人们的关注，在他走之前，在黑板上画的那幅画，成了他和马嘉祺一起走下去的勇气，也是他们人生阶段要迈过的“桥”。
虽然文化教育的缺失、法律知识的匮乏，使两个角色就像平行线，但在眼镜遇见马嘉祺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得到了改变，渐渐走向正轨。因为爱和包容可以弥补他之前缺失的部分。教育和爱在这一刻互通互融。这告诉我们，在现阶段，值得我们关注的点不再只是学前教育，还有心理和法律方面的教育。这些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也是对社会环境影响较大的部分，扫盲和普法同样重要。
4 惟妙惟肖的细节刻画
“即便是最好的例证，也只不过具有某种暧昧模糊的存在，不是作为完成的艺术作品，而是因为某些可圈可点的局部。”一部好的电影离不开细节的刻画，《无名之辈》中的多处细节都让人印象深刻。保安马先勇生活十分贫困，在水果摊上赊账消费，日常生活中像泼皮无赖，但在女儿的学习教育方面，他祈求老师宽限时间，又显得十分卑微，这表现出他对女儿教育的重视，也表现出他对良好教育的尊重与渴望。露台那一场戏中，劫匪答应给马嘉祺做一个了断，问到她最后的心愿是什么的时候，她说是拍一组赏心悦目的照片，而她的真实愿望就是重新站起来，感知双腿的力量，回归正常的生活。在这一段拍摄中，演员任素汐达到了忘我境界，最后才发现身上被绳子勒出血痕。在眼镜看《水浒传》的地方也有很多的细节，首先是书的本身就是拼音版本，暗示眼镜的受教育水平不高，可能连拼音都不认识，另外，这本书是马先勇在出车祸之后照顾马嘉祺时为她阅读的故事，从侧面暗示了马先勇的文化水平也不高，这就是导演在细节上为之后的情节做出的铺垫，“四五年没考上公务员”。警察为了捉住抢劫犯，执行任务，不管下面开枪打架，直到大批学生涌入，立即呼叫外围协助，高喊“保护学生”，这给了观众心灵的震撼，在当下，保护学生、保护教育成了整部影片的中心。包括最后依依为了告诉爸爸她并没有改姓，拿出了带有签名的高中教育课本。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人们首先想要保护的是学生，而马先勇的实际状态是保护教育。
电影的这些细节无一不在为角色服务，为影片的主体服务。正因为主配角受教育程度的低下，才发生了这桩无厘头的劫案，从而导致了最终的结果，所有人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也因为无知而付出了代价，教育知识的匮乏导致的鲁莽行为，也会使人“失去”他们拥有的[10]。
5 结语
影片用喜剧的表演形式，却充斥悲情，影片的收场是一场夺目的烟花演出，仿佛在告诉我们：生活不仅有羞辱，还有祝贺。祝贺你重新找到出处，重新走向生活的正轨，眼镜有马嘉祺，马先勇有依依，大头有真真，每个人又有了“光”。给人重新开始的勇气，或许这就是教育最初的意義。在现阶段的教育文化中，我们应重视教育的实施问题，关注小人物所在的生活环境状态，重视教育匮乏导致的后果，将其减少到最小化。
参考文献：
[1] 方苏涵，黄滢.泥泥狗的艺术特色分析及其在当代景观设计中的运用[J].艺术科技，2020（15）：18-21.
[2] 查尔斯·罗森.古典风格[M].杨燕迪，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67-187.
[3] 蒋榕.《无名之辈》镜头语言分析和受众共鸣[J].戏剧之家，2019（22）：146-148.
[4] 梁良.浅论电影《疯狂的石头》中镜头语言的运用[J].文史艺术，2013（9）112-115.
[5] 张宁，李蕙廷.《绿皮书》主题内涵之解读[J].大众文艺，2019（24）：182-183.
[6] 贺靖婷.“生命不该承受之重”《活着》悲剧性新探[D].长沙：中南大学，2010：66-68.
[7] 陶皓淼，耿植荣.浅析文化思想的繁荣对美术作品的影响[J].艺术科技，2020（21）：125-126.
[8] 张宁，颜莹露.解读现代摄影的人文关怀[J].大众文艺，2019（22）：172-173.
[9] 叶煜哲.从精神分析学说论《三体》的人物形象[J].大众文艺，2019（18）：16-19.
[10] 王纳纳，华阳.新媒体环境下非遗文化媒介传播与文化传承[J].艺术科技，2020（20）：84-85.
作者简介：王楠（2000—），女，江苏宿迁人，本科在读，系本文通讯作者，研究方向：数字媒体。
关键词：电影;情节;语言;角色;细节;教育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5-00-02
《无名之辈》是一部影戏十分浓郁的影片，它最大的成功就在于人物形象的刻画，片中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角色的调性达到了高度统一，使原本处在城市边缘的个体，随着影片的剧情发展，表层被逐渐剥离，使观众能真切地体会到生活在城市底层人民的悲哀以及被命运戏弄的人们的真情实感。剧中所有人亦活泼亦惨烈的命运，都被拧成了一股绳，使观众极具代入感，感受这些城市人群中“无名之辈”的痛苦境遇。
1 荒诞幽默的故事情节
电影《无名之辈》讲述了一对缺乏教育的“低配版”劫匪，一个泼皮而又落魄、“四五年没考上公务员”的保安，一个全身瘫痪、性格彪悍且稍有文化的“毒舌女”，阴差阳错纠缠在一起引发的一桩乌龙劫案。所有故事的爆发点都在缺乏教育的小人物身上。
电影的前半段，两个佩戴头盔的劫匪携带猎枪去抢掠有保安看管的银行旁边的手机店，在逃窜的过程中，误入了一个经历车祸、全身残疾、待在家中不见天日且性格彪悍、一心求死的“毒舌女”的家中，她想要通过激起两个“悍匪”的怒火，完成她一直以来的心愿——死。到这里发生的故事好像一场平淡的喜剧，导演用喜剧的表演形式为后面的悲剧情节做足铺垫，“上药”“做饭”等生活的场景使两个缺乏教育、被人瞧不起的劫匪状况百出，再到后来新闻的报道，手机变成了手机模型，想要出人头地的“悍匪”变成了报道中“鬼畜”视频里的“憨匪”，这让他们再次感受到了社会对他们的羞辱，导演用巧妙的手法慢慢把观众从喜剧的情感拉向悲剧的深渊[1]。
而“悲剧凸显的永远是不幸的性质，是人类在追逐物质和精神征途中的苦难象征”[2]。两个缺乏教育、从农村出来的劫匪，有着在人们看来非常荒诞的“头盔侠”计划，农村带来的桎梏是他们永远无法逃避的，正是他们对法律的一无所知和对城市生活与前途的迷茫，引发了乌龙案。
从另一条线索出发，保安马先勇教育程度低，因醉酒肇事而失去本拥有的一切，他想要重拾尊严，重新“活着”，就产生了“当英雄”的念头，来获得当回协警的机会。于是他开始牵头寻找丢失的猎枪，却误入卖淫场所，引出两位劫匪和影片开头交代的跑路的开发商，从而导致一场混战，影片的最后马先勇用玩具枪“对战”劫匪手中的猎枪，当这个城市的礼炮响起，“悍匪”再次被戏弄，而马先勇也中枪当了“英雄”，影片末了那句“你们能够把我抓起来，能够枪毙我，可你们为何要恶搞我？耻辱我？”，使影片再次达到高潮，更有质感，这种质感亦是情感。这种情感的爆发是底层人民最真实的反抗，他们接受的是整个社会的冷眼与嘲笑，在最后却依旧只有无声的反击。
鲁迅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3]。这就是导演的高级表达，无论是喜剧的表演方式，还是悲剧的宣泄出口，它不同于《您好疯子》，也区别于《疯狂的石头》，在节奏的把控上非常巧妙，那种没有炫技的简单，少了很多“精妙”，却使人物更加立体，实现情感的宣泄，使观众与角色情感共振。该片是一部黑色幽默性质的喜剧，也是一场教育缺失的社会悲剧。这场社会的悲剧值得所有人反思，情节荒诞，却也是生活最真实的写照，应使这种荒诞的悲剧停止上演[4]。
2 独特的语言风格
《无名之辈》的导演饶晓志在采访的初期就提到过《无名之辈》的创作背景，是一次在飞机上听了尧十三的歌曲《瞎子》而产生了思乡之愁，并通过话剧《蠢蛋》带来的灵感创作了此部影片。该片的语言风格成了影片的亮点，同样也是笑点，直击观众的笑穴。幽默、形象、生动的方言俗语使观众潜移默化地融入电影情境，同时突出人物的形象，侧面表示人物的生活背景及生存状态，不仅可以发挥语言风格的独特性，也可以很好地切合影片的主题[5]。
任素汐扮演的马嘉祺直接使用贵州山城的地方方言，与“悍匪”眼镜说的重庆话互通互融，这类方言的特色之一就在于大量的骂人词汇，这源于西南人民独特的交流方式，脏话似乎是他们的语气点缀，并不存在任何意义，这也是在現代文明社会下，大量骂人词汇被保存下来并得到广泛使用的原因[6]。“憨皮”“瓜娃子”“疯婆娘”等大量民间话语为影片增添了诙谐、俏皮的色彩，将方言“野蛮生长”的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5]。电影利用平民化的语言来拉近观众与角色的距离，泼辣倔强的“毒舌女”马嘉祺，处处咄咄逼人，不断试图激怒“悍匪”对他开枪，而从马嘉祺所生活的环境、墙上的字画、房屋的装饰，不难看出她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但命运的不公却使她成了“泼辣的瓜婆娘”。因为在她看来，没有尊严，没有价值地活着，不如走向死亡。“悍匪”胡广生和李海根是饱含市井气息的具有倔劲的小人物，是“乡下进城”“具有抱负”的“无名之辈”，市井化的语言交流更贴合人物本身的形象，带动了人物的情感，一个想要赚足钱归乡娶妻的大头，却被一心想要有所成却被戏耍的“悍匪”眼镜讥讽“你真的觉得她会跟你回去吗”，他想要点醒的不仅是痴情的大头，更是他自己，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被命运戏弄，被人看不起，“无名之辈”真的能在这里立足吗[7]？乡音的处理，不仅塑造了角色人物，更贴合了主题的情感变化，甚至每一个新流行词的运用，如“鬼畜”“盘他”等，都在不断交代角色本身的生存背景，在这个社会中，他们一直都是不受人待见、被人羞辱的小人物。没有任何教育背景的他们难以融入这个社会，只有他们的“侠气”能为他们找到仅有的存在感[8]。
《无名之辈》中角色对平民化语言的运用，不仅为该片增添了幽默感，更贴合了角色的固有形象。无论是受过一些教育却被命运戏弄的“毒舌女”，还是未受过教育、被社会羞辱、无法生存、想要做一番大事的“悍匪”，一个文明的社会需要给予他们一点包容，对这类人的法律和心理方面的教育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3 极具张力的角色演绎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这是当下演艺圈流行的一碗“鸡汤”，在《无名之辈》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比如妓女真真，虽然在影片中并没有直观表现出她是嫌弃大头穷而分手，但从眼镜与大头的争执中不难看出，她是一个不甘在农村乡下贫苦生活进城打工的女子，不论她的职业有多么的不堪，大头却始终相信她，是生存使两个持有爱意的人面临分别、经历苦难。她虽然对大头也有爱意，但要为了生存去过活。但她甘愿为大头撒谎，这种爱在她保护大头的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种爱由于教育的问题变得十分滑稽，在片头警员审讯过程中“验证指纹”的剧情，使后来真正的犯罪嫌疑人落网成为必然。教育的缺失使他们天真地以为自己可以瞒天过海，可以靠个人的力量保护心爱的人。她的天真承载了荒诞和现实的支点，渴望爱情，想要生存，却往往适得其反。这一点在马嘉祺身上也得到了体现。
马嘉祺原本彩色的人生，却因为哥哥的意外车祸变得灰暗。她虽然是剧中最具文化的角色，却被展示得最悲情，因为哥哥的过失高位截瘫，在这样不见天日的日子里，她从没有丧失对“光”的渴望。剧中她与哥哥的告别，也是她的一种释怀，是她对哥哥的原谅。教育使她原本的人生充满希望，而经历一场灾难之后的她却变得失魂落魄、毫无希望。“没有一个人在最苦情的状态下能够自救。”马嘉祺在灰暗的时光中，并没有出现一道“光”使她走出阴霾，这在一定意义上应归因于教育的缺失，这种教育不再是启蒙的教育，而是意外后的心理教育。意外带走了太多人的生命，而活下来的人有的却失去了希望，相较之下，关心与爱护比启蒙教育更加有意义。只有心里的光才能照亮整个人生[9]。
影片之初，马嘉祺和眼镜两个人的角色冲突最强烈，眼镜却成了那个陪马嘉祺过“桥”的人。眼镜是教育程度很低的小人物，但是他有一股子傲气，他在社会上受尽屈辱，想通过“悍匪成长计划”获得人们的关注，在他走之前，在黑板上画的那幅画，成了他和马嘉祺一起走下去的勇气，也是他们人生阶段要迈过的“桥”。
虽然文化教育的缺失、法律知识的匮乏，使两个角色就像平行线，但在眼镜遇见马嘉祺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得到了改变，渐渐走向正轨。因为爱和包容可以弥补他之前缺失的部分。教育和爱在这一刻互通互融。这告诉我们，在现阶段，值得我们关注的点不再只是学前教育，还有心理和法律方面的教育。这些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也是对社会环境影响较大的部分，扫盲和普法同样重要。
4 惟妙惟肖的细节刻画
“即便是最好的例证，也只不过具有某种暧昧模糊的存在，不是作为完成的艺术作品，而是因为某些可圈可点的局部。”一部好的电影离不开细节的刻画，《无名之辈》中的多处细节都让人印象深刻。保安马先勇生活十分贫困，在水果摊上赊账消费，日常生活中像泼皮无赖，但在女儿的学习教育方面，他祈求老师宽限时间，又显得十分卑微，这表现出他对女儿教育的重视，也表现出他对良好教育的尊重与渴望。露台那一场戏中，劫匪答应给马嘉祺做一个了断，问到她最后的心愿是什么的时候，她说是拍一组赏心悦目的照片，而她的真实愿望就是重新站起来，感知双腿的力量，回归正常的生活。在这一段拍摄中，演员任素汐达到了忘我境界，最后才发现身上被绳子勒出血痕。在眼镜看《水浒传》的地方也有很多的细节，首先是书的本身就是拼音版本，暗示眼镜的受教育水平不高，可能连拼音都不认识，另外，这本书是马先勇在出车祸之后照顾马嘉祺时为她阅读的故事，从侧面暗示了马先勇的文化水平也不高，这就是导演在细节上为之后的情节做出的铺垫，“四五年没考上公务员”。警察为了捉住抢劫犯，执行任务，不管下面开枪打架，直到大批学生涌入，立即呼叫外围协助，高喊“保护学生”，这给了观众心灵的震撼，在当下，保护学生、保护教育成了整部影片的中心。包括最后依依为了告诉爸爸她并没有改姓，拿出了带有签名的高中教育课本。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人们首先想要保护的是学生，而马先勇的实际状态是保护教育。
电影的这些细节无一不在为角色服务，为影片的主体服务。正因为主配角受教育程度的低下，才发生了这桩无厘头的劫案，从而导致了最终的结果，所有人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也因为无知而付出了代价，教育知识的匮乏导致的鲁莽行为，也会使人“失去”他们拥有的[10]。
5 结语
影片用喜剧的表演形式，却充斥悲情，影片的收场是一场夺目的烟花演出，仿佛在告诉我们：生活不仅有羞辱，还有祝贺。祝贺你重新找到出处，重新走向生活的正轨，眼镜有马嘉祺，马先勇有依依，大头有真真，每个人又有了“光”。给人重新开始的勇气，或许这就是教育最初的意義。在现阶段的教育文化中，我们应重视教育的实施问题，关注小人物所在的生活环境状态，重视教育匮乏导致的后果，将其减少到最小化。
参考文献：
[1] 方苏涵，黄滢.泥泥狗的艺术特色分析及其在当代景观设计中的运用[J].艺术科技，2020（15）：18-21.
[2] 查尔斯·罗森.古典风格[M].杨燕迪，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67-187.
[3] 蒋榕.《无名之辈》镜头语言分析和受众共鸣[J].戏剧之家，2019（22）：146-148.
[4] 梁良.浅论电影《疯狂的石头》中镜头语言的运用[J].文史艺术，2013（9）112-115.
[5] 张宁，李蕙廷.《绿皮书》主题内涵之解读[J].大众文艺，2019（24）：182-183.
[6] 贺靖婷.“生命不该承受之重”《活着》悲剧性新探[D].长沙：中南大学，2010：66-68.
[7] 陶皓淼，耿植荣.浅析文化思想的繁荣对美术作品的影响[J].艺术科技，2020（21）：125-126.
[8] 张宁，颜莹露.解读现代摄影的人文关怀[J].大众文艺，2019（22）：172-173.
[9] 叶煜哲.从精神分析学说论《三体》的人物形象[J].大众文艺，2019（18）：16-19.
[10] 王纳纳，华阳.新媒体环境下非遗文化媒介传播与文化传承[J].艺术科技，2020（20）：84-85.
作者简介：王楠（2000—），女，江苏宿迁人，本科在读，系本文通讯作者，研究方向：数字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