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笔者个人出于对红色收藏的痴迷，除了用心搜集一些相关的书刊、报纸、画册、票证等纸质品外，还对各种军事题材方面的纪念徽章情有独钟。其中，最令我钟爱和难忘的还是父亲生前留下的一枚湘西剿匪胜利纪念章。
　　父亲左富昌是河北武安人，十几岁时就参加了冀南平原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抗战胜利后，父亲一直追随李富春率领的部队南征北战，曾参加过著名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等。开国大典后不久，他从湖南汉寿随军进入湘西大庸（今张家界）、桑植、凤凰、永顺、龙山等县，参加了当地的一些剿匪斗争。剿匪结束后，父亲就留在了湘西工作，直到离休。
　　说起湘西匪事，据相关史料记载，湘西土匪起于明朝末年，蔓延于清代，到了民国时期，匪患已达到了十分惊人的地步。当地匪、官、绅、军、特五位一体，相互勾结，鱼肉百姓，给湘西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正如当时民间所流传的那样：“湘西无处不山，无山不洞，无洞不匪。”
　　听父亲生前讲述：1949年渡江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已溃逃到了台湾，但蒋介石仍不甘心失败，指使白崇禧、宋希濂对湘西土匪封官加委，扩军建制，并收编10万匪众在湘西建立了“反共救国基地”，妄想依托湘西的崇山峻岭，扼险固守，以阻截解放军进军大西南，而湘西又是进入大西南的必经之路。因此，为了确保刘邓的二野大军顺利南下，1949年9月中旬，中南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人民解放军第47军经营湘西，肃清匪患。军部驻扎在沅陵，第47军军长曹里怀兼湘西军区司令员，周赤萍兼湘西军区政委。所属139师、140师、141师分别进驻沅陵、永顺、会同三个军分区，共同担负当时湘西22县的剿匪建政任务。
　　从战略位置上看，大庸是湘西的门户，故欲得湘西，必夺大庸。为此，1949年10月14日，渡江南下的第47军集中两个师，一个团的兵力，沿湖南常德、慈利一路奔袭，首先向宋希濂部署在大庸一带的第122军发起了进攻。经过两天激战与智取，解放军攻克了大庸，解放了桑植。
　　之后，第47军及后来的第46军136师及第38军114师，在当地民兵群众的密切配合支持下，经过开展声势浩大的“初期剿匪”“春季剿匪”“中心区会剿”“边缘区会剿”和“肃清残匪”等几个阶段的浴血奋战，历时两年余，共歼灭湘西土匪92081名，投诚归降者1万多名。缴获各种枪支79831支，山炮19门。一批作恶多端、负隅顽抗的匪首，如古丈的张平，泸溪的徐汉章，凤凰的龙云飞，龙山的瞿波平、师兴周，麻阳的龙飞天，芷江的杨永清，辰溪的石玉湘，新晃的姚大榜……皆被击毙或擒获，彻底肃清了湘西的百年匪患，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就在湘西剿匪斗争取得首战告捷之际，1950年，经湘西军区党委研究决定，并报中央批准，湘西军区、湘西行署为此特制了一枚铜质的湘西剿匪胜利纪念章，以颁发给解放军每一位参战的指战员和其他有功人员，我父亲自然也荣获了这枚珍贵的纪念章。
　　该章为五角星形，金色，直径4.5厘米，正面主体是一位手持红旗冲锋陷阵的解放军战士，人物上方铭有“湘西剿匪胜利纪念”字样及党徽、五星；人物下方铭有“1950”字样，背面铸有“湘西区党委、军区、行署”字样。
　　回首往事，笔者从解密的一些档案中了解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春，中央军委命令第47军等赴朝作战。在离开湘西之前，47军对所有投诚归降的土匪进行了集中学习改造，经过整编，从中挑选出近万名罪行较轻、表现较好的人员随军秘密参战。
　　在朝鲜战场上，他们大多都有很好的表现。原47军139师政委袁福生曾说，这些湘西“土匪”特别能打仗，他们善于“山地战”的长处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如沅陵的姜长禄，在著名的上甘岭战斗中，他带领的一个连坚守阵地半个月，击毙敌人近2000名，他4次负伤，荣立三等功。桑植当过土匪的张福祥，在朝鲜老头山战斗中，与4个战士坚守阵地，最后只剩下他一人仍坚持战斗，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泸溪的符胜虎，在朝鲜战场上打得英勇顽强，先后立大功1次，小功3次，并提拔为志愿军连长。
　　在著名作家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写到的十分惨烈的松骨峰战斗牺牲的烈士中，就有近多半是湘西去的“土匪”。电影《英雄儿女》里主人翁王成的原型就是张家界的宋海桥。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动用了4个师的兵力，几乎全部阵亡，其中80%都是湘西土匪改编而成的。
　　或许正是湘西人的这种民族正义感，造就了许多抗美援朝中的“另类”英雄。而这些鲜为人知、感人至深的传奇战斗故事，值得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