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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更加完善的金融体系对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长达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成功从“低收入经济体”进入“中高等收入经济体”行列。但高速增长的背后也引发不少问题，其中一个让人担忧的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曾表示，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全球经济陷入疲软、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当下，如何一鼓作气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为各界高度关注。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金融体系对于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公平乃至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抑制”严重
适时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适度放松金融管制，成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选择。
我国长期以来处于“金融抑制”状态，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低，金融机构市场机制不足，政府对金融体系严格管制，对利率、汇率等干预较多。
应该说，“金融抑制”作为一国金融制度安排，有其合理和必要的一面;而金融自由化，也并非促进经济增长的利器。
实证表明，在我国市场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通过行政上的信贷配额反而能更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从而能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相反，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后却迎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不前。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金融业发展迅速，利率和汇率改革进展明显。
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金融抑制”将对经济增长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因此，如何适时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适度放松金融管制，成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选择。
六大金改方向
为消除金融抑制，下一步应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具体说来可从以下六个方面推进：
一是优化金融市场体系。
在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中，各市场参与主体合理分工、互相补充，保持长期稳定、均衡发展。但我国金融市场以银行为主导，超过80%的社会融资直接或间接来自银行体系。
这一方面使得中小企业融资难，另一方面导致银行体系积累大量风险。因此，我国应该继续优化金融市场结构，着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优化企业债务和股本融资结构，提升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大力提高直接融资尤其股权融资比例。
二是深化银行业改革。
银行业仍将是金融业主体，要通过改革逐步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
股改上市后的大型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稳步实施综合化和国际化战略，提升经营效率和风控水平;股份制商业银行要以市场为导向，发挥机制灵活、敢于创新等优势，在子公司分拆、差异化经营等方面积极探索;稳步推进农村金融尤其是省农信联社改革;鼓励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各自优势领域发展更大作用。要以投贷联动试点为契机，探索信贷投放与股权投资有机结合。
同时，进一步发挥民间资本作用，拓宽其投资渠道，在改善监管前提下降低准入门槛，鼓励民间资本积极进入银行业金融机构。
三是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立足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首先要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基本实现乡乡有机构、村村有服务、乡镇一级基本实现银行物理网点和保险服务全覆盖，巩固助农取款服务村级覆盖网络，推动行政村一级实现更多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
其次要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改善对城镇低收入人群、困难人群以及农村贫困人口、创业农民、创业大中专学生、残疾劳动者等初始创业者的金融支持，完善对特殊群体的无障碍金融服务。同时，提高金融服务满意度，提高各类金融工具的使用效率。
四是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的根本使命，在于更加有效率地将货币、资金配置到经济部门和个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
过去几年，互联网金融更多是靠技术创新推动，接下来将更多依赖制度创新驱动。要依法加强和改进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尽快制定和完善多个业态的监管细则，深入开展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引导互联网金融规范发展。
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公司还要加强合作，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深入分析客户消费模式和风险偏好，提供更贴近客户需求的金融产品。要借助互联网技术，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覆盖长尾市场，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和个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五是加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应该围绕“三张清单”来解决问题：从政府角度上，要拿出“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做什么;从企业角度上，要拿出“负面清单”，明确企业不该干什么，把握风险底线;从市场角度上，要理出“责任清单”，平衡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律的“两只手”。
具体而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职能整合与机构整合两种路径：职能整合，即以“双峰监管”为原则，围绕加强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制度这个中心，将“三会”承担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集中到央行，“三会”集中精力负责行为监管;机构整合，由央行负责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在“三会”基础上组建金融监管委员会负责行为监管，提升监管的协调性。
六是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继续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尽快从统一费率过渡到差别费率，使金融安全网更加完善。完善国家支付清算体系，扩大金融IC卡应用;推广“云闪付”品牌，提供更安全易用的移动支付服务。
培育征信市场，完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助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尤其是要大力构建农村征信体系，提升农村信用基础水平。
建立政府主导的小微信贷担保体系，改善小微金融的风险补偿环境;完善农村金融基础制度，改进对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设备财产使用权等财产权益的确权、登记、流转等制度。
同时，积极推动金融法制建设，及时制定、修订法律，为金融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采取多种举措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将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进而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国民收入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
中国长达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成功从“低收入经济体”进入“中高等收入经济体”行列。但高速增长的背后也引发不少问题，其中一个让人担忧的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曾表示，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全球经济陷入疲软、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当下，如何一鼓作气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为各界高度关注。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金融体系对于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公平乃至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抑制”严重
我国长期以来处于“金融抑制”状态，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低，金融机构市场机制不足，政府对金融体系严格管制，对利率、汇率等干预较多。
应该说，“金融抑制”作为一国金融制度安排，有其合理和必要的一面;而金融自由化，也并非促进经济增长的利器。
实证表明，在我国市场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通过行政上的信贷配额反而能更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从而能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相反，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后却迎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不前。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金融业发展迅速，利率和汇率改革进展明显。
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金融抑制”将对经济增长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因此，如何适时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适度放松金融管制，成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选择。
六大金改方向
为消除金融抑制，下一步应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具体说来可从以下六个方面推进：
一是优化金融市场体系。
在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中，各市场参与主体合理分工、互相补充，保持长期稳定、均衡发展。但我国金融市场以银行为主导，超过80%的社会融资直接或间接来自银行体系。
这一方面使得中小企业融资难，另一方面导致银行体系积累大量风险。因此，我国应该继续优化金融市场结构，着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优化企业债务和股本融资结构，提升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大力提高直接融资尤其股权融资比例。
二是深化银行业改革。
银行业仍将是金融业主体，要通过改革逐步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
股改上市后的大型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稳步实施综合化和国际化战略，提升经营效率和风控水平;股份制商业银行要以市场为导向，发挥机制灵活、敢于创新等优势，在子公司分拆、差异化经营等方面积极探索;稳步推进农村金融尤其是省农信联社改革;鼓励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各自优势领域发展更大作用。要以投贷联动试点为契机，探索信贷投放与股权投资有机结合。
同时，进一步发挥民间资本作用，拓宽其投资渠道，在改善监管前提下降低准入门槛，鼓励民间资本积极进入银行业金融机构。
三是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立足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首先要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基本实现乡乡有机构、村村有服务、乡镇一级基本实现银行物理网点和保险服务全覆盖，巩固助农取款服务村级覆盖网络，推动行政村一级实现更多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
其次要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改善对城镇低收入人群、困难人群以及农村贫困人口、创业农民、创业大中专学生、残疾劳动者等初始创业者的金融支持，完善对特殊群体的无障碍金融服务。同时，提高金融服务满意度，提高各类金融工具的使用效率。
四是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的根本使命，在于更加有效率地将货币、资金配置到经济部门和个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
过去几年，互联网金融更多是靠技术创新推动，接下来将更多依赖制度创新驱动。要依法加强和改进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尽快制定和完善多个业态的监管细则，深入开展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引导互联网金融规范发展。
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公司还要加强合作，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深入分析客户消费模式和风险偏好，提供更贴近客户需求的金融产品。要借助互联网技术，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覆盖长尾市场，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和个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五是加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应该围绕“三张清单”来解决问题：从政府角度上，要拿出“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做什么;从企业角度上，要拿出“负面清单”，明确企业不该干什么，把握风险底线;从市场角度上，要理出“责任清单”，平衡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律的“两只手”。
具体而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职能整合与机构整合两种路径：职能整合，即以“双峰监管”为原则，围绕加强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制度这个中心，将“三会”承担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集中到央行，“三会”集中精力负责行为监管;机构整合，由央行负责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在“三会”基础上组建金融监管委员会负责行为监管，提升监管的协调性。
六是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继续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尽快从统一费率过渡到差别费率，使金融安全网更加完善。完善国家支付清算体系，扩大金融IC卡应用;推广“云闪付”品牌，提供更安全易用的移动支付服务。
培育征信市场，完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助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尤其是要大力构建农村征信体系，提升农村信用基础水平。
建立政府主导的小微信贷担保体系，改善小微金融的风险补偿环境;完善农村金融基础制度，改进对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设备财产使用权等财产权益的确权、登记、流转等制度。
同时，积极推动金融法制建设，及时制定、修订法律，为金融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采取多种举措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将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进而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国民收入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