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崔与之，南宋后期名臣，同时又是颇有建树的文学家。由于他一生致力于政务，与当时的文坛核心鲜有接触，他的文学创作大多出于对国家未来的忧虑及个人情绪的抒发，不同于当时许多文学创作者的佯狂欺世，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独树一帜。他的诗歌创作思想，对现代社会人文发展仍然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因此，在本研究中，对崔与之的生活背景进行了剖析，并对其诗歌思想及艺术特点进行了探讨，为更好地了解这位岭南诗词代表人物，及他诗词中爱国、归隐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来源提供借鉴。
【关键词】 崔与之;诗歌思想;艺术特点;岭南宗儒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1-0026-02
崔与之，字正子，一字正之，号菊坡，南宋时期我国岭南地区由太学中进士第一人，曾守淮五载，卫护四蜀，“七辞参知政事，十三辞右丞相”，是南宋后期名臣。
同时他也是一位文学家，岭南诗词的代表人物，有“岭南宗儒”“粤词之祖”之称。
在他的诗词中，为生民立命，报效国家，是最为常见的主题[1]。如《送燮门丁帅赴召》中劝慰友朋为王室效力为国尽忠。
此外，他也会借助于诗词宣泄内心情绪，表达丰富的情感，如《张进武善风鉴》中，调侃自己跟鸥鸟有约，希望卸下重任，去过无拘无束的生活等。
由于他长期身处官场，游离于当时的文壇之外，与当时的官僚上层和诗文创作核心人物鲜有交往，因此他的诗词创作风格与当时的主流文风有很大差异，体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
南宋时期的士风官风主要表现为党同伐异、争权夺利，在文学创作方面虚张声势、大言欺世，而崔与之的文风质朴、务实、稳健、恢宏，洋溢着强烈的事功色彩，在当时文坛中独树一帜，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因此值得对他的诗歌思想及艺术特点进行全面剖析。通过探析崔与之诗词中表达出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及艺术创作特点，了解南宋时期动荡的社会形态及崔与之诗词创作的特点及魅力。
一、崔与之身处的时代背景
南宋时期，政局动荡，当时的有识之士强烈反对金兵入侵，并创作了大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的文学作品。但由于当时的主要哲学流派是理学，并逐渐发展为官方正统文化的儒家文化，当时大多数文人、政府官员都属于理学学派，而理学崇尚垄断学术、排斥异己，进而垄断政治。
因此，当时的文学创作者存在很多不切实务，过分张扬民族大义的行为，以获取更多道义上的支持[2]。
当时的理学家们，利用国家等同于天下的概念，希望取得更多和战之中的道义支持。但事实上，以南宋当时的实力，偏安一隅的局面是很难改变的，南渡之后士大夫阶层形成的苟且心理和享乐风气，也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刘世安曾指出：承平之久，人皆偷安畏死辟事。
当时的文人大多在诗文里咀嚼家国覆灭之痛，慷慨悲歌，抒发恢复故国的愿望，但这些只是出于一时义愤。大多数时候，他们考虑的是自身荣辱和功名，并没有付出全部的生命和力量，强国复国的宏愿。
当时社会的主流风气，是党同伐异、争权夺利，所创作的爱国主义文学作品也大都表现为虚张声势、佯狂欺世的特点[3]。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政府官员的崔与之，能够保持积极奋进的心态，创作出朴质、务实的作品，就显得尤为可贵。
二、崔与之的诗歌思想及艺术特点
（一）慷慨悲壮的报国情怀
崔与之一生中创作了很多爱国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水调歌头·题剑阁》。这首词，是他担任入川卫边重任时所作，后人常把这首词与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相提并论，因为这两首词都是借助于壮阔悲凉的边塞景象，表达诗人深切的爱国之情。范仲淹的词，主要凸显因为朝廷决策错误，边疆将士不得不在被动战事局面下，承受战争带来的痛苦。
整首词格调沉郁悲怆，在壮阔的边塞背景中，融入了将士常年驻守边疆，有家不能归的无奈，以及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奋勇抗敌的豪情。而崔与之的词中，更多的是表现自己对于南宋政府朝野上下纸醉金迷的愤懑，以及希望恢复国土的执着。崔与之的时代，淮河、秦岭以北大片土地沦为金人领土，整个南宋王朝暮气沉沉，早已被多年的戎和拖垮[4]。
“乱山极目无际，直北是长安”，眺望北国，忧愤难平，这是当时的爱国诗篇里常用的意向，但崔与之当时身处边地，他写下这样的诗句，并不是出于一时的义愤，而是在亲身感受国土丧失的耻辱。于是，他又写道：人苦百年涂炭，鬼器三边锋镝，天道久应还。”他目睹南宋连年战事失利，心中充满了愤懑之情，表达了自己希望夺回故土的追求。
整首词以慷慨激昂的报国热情为基调，展现了压抑已久，渴望爆发的亢奋心理。当时的金国，由于军事实力强大，一直对南宋进行居高临下地打压，企图摧毁南宋的反抗能力，使其彻底屈服。这种方式，激起了南宋人民强烈的仇视和反抗情绪。崔与之这首词中传达出来的慷慨情绪，正是南宋有良知的人们心底的呼声。
南宋时期政府内部互相掣肘的体制形式，以及党同伐异的政治环境，逐渐消磨掉文人们的政治理想和报国热情，“中隐”思想称为官场中的流行思想。受大环境的影响，崔与之偶尔也会流露出卸下重任，归家安居的想法。但他很清楚，国将不国，何以为家？因此，他的词中就出现了两重主题，一是忧国忧民，二是志在丘壑，报国与怀乡互相映衬，渲染了一种慷慨悲壮的崇高情怀。
（二）渴望乡居的退隐思想
在崔与之的诗词中，为生民立命、报效国家是重要主题。如在《答李侍郎嘉定庚长冬这官成都至城外驿侍郎亦》中写道：胸藏经济方，医国收全功。经济天下与人生价值，一直是历代文人苦苦思索的问题，南宋以来，党争愈演愈烈，文人大多选择随波逐流，并把正气无法舒张、个人穷通际会都归之命运。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崔与之也难免受到影响，因此，在他的诗歌中，也时常流露出卸甲归田，随遇而安的想法。在《张进武善风鉴》中，他写道：瘦插秋山耸两肩，荒谬不值半文钱。孤山放鹤林和靖，风雪骑驴孟浩然。万事转头浑是梦，一身安分总由天。烦君束起前途事，我欲沧江买钓船。在这首诗中，他表达了追求功业不过是一场荒谬的梦，回归优游自得的乡居生活，才是回归生活的本质。这些思想的产生，主要是因为虽然他有强烈愿望，希望在官场中做出一番事业，但同时因为对朝廷的黑暗、时局的混乱、国势的危殆有着深刻的了解，虽殚精竭虑，仍然无法有所作为，因此逐渐萌生退意，在仕途与归乡之间徘徊，数次推辞朝廷的任命。
让他最终彻底放下复国执念，决定离开官场，回归田园的，是五年蜀中之战后，对朝廷的彻底失望。在《扬州官满辞后土题玉立亭》中，他写道：天上人间一树花，五年於此驻高牙。不随红药矜春色，为爱霜筠耐岁华。四塞风沈天籁寂，半庭月冷市尘赊。临行更致平安祝，一炷清香十万家。
在这首诗中，他将驻守边塞的寂寥，半夜仰望星空的惆怅，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表达了自己五年来，为蜀地付出全部心血，如今不得不离开的心痛，以及对蜀地百姓的祝福。写这首诗时，崔与之经历了五年的蜀中之戎，随后被朝廷调任到别处。这段经历让他达到了自己的事业顶峰，但同时也让他对南宋朝廷失望透顶。在这五年里，他为保一方百姓平安，殚精竭虑，花费了无数的心血，他的付出没有白费，蜀地由乱而治，兵精粮足，境靖民安。但自己离开后，继任者不仅把崔与之历年积累的财富挥霍一空，还随意更改防御措施，导致蜀地百姓重新落入水深火热的境地。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心灰意冷，只能向大自然需求内心慰藉，“何处好寻幽隐地，长松流水白云间”。
三、结语
人们常说，“风格即人”。崔与之身处乱世，却始终心怀救国救民之心，在人生前半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保一方百姓平安。
因此，在他的爱国诗词中，以直抒胸臆的手法，表露出了忧国忧民的真我情怀，感情深厚真挚，艺术表现形式质朴、稳健、恢宏、大气。而在人生后半场，他看透了南宋朝廷的腐败无能，也认识到自己的努力最终付之东流，因此写下了一些淡泊名利，希望归隐的诗句。在这些诗句中，他更多的是以一种委婉的手法，表露出一种无奈的心态，艺术表现仍然沿用了以往质朴的形式，同时融入了一些洒脱、自在的表达方式。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诗词主题和心态，让崔与之的诗词更加富有个性，同时塑造了一个更加立体的文人形象，这也是他矗立在中国古代诗苑中，一直被人敬仰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邓秀丽，杨红香，刘培.崔与之诗词浅论[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02-105.
[2]赵楠.论崔与之诗词接受心理中的“定向期待”[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35-39.
[3]羅超华.“岭南儒宗”崔与之蜀中诗论[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3，（4）：93-96.
[4]赵维红，谷卿.粤词研究的学术史回顾[J].学术研究，2013，（7）：148-153.
【关键词】 崔与之;诗歌思想;艺术特点;岭南宗儒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1-0026-02
崔与之，字正子，一字正之，号菊坡，南宋时期我国岭南地区由太学中进士第一人，曾守淮五载，卫护四蜀，“七辞参知政事，十三辞右丞相”，是南宋后期名臣。
同时他也是一位文学家，岭南诗词的代表人物，有“岭南宗儒”“粤词之祖”之称。
在他的诗词中，为生民立命，报效国家，是最为常见的主题[1]。如《送燮门丁帅赴召》中劝慰友朋为王室效力为国尽忠。
此外，他也会借助于诗词宣泄内心情绪，表达丰富的情感，如《张进武善风鉴》中，调侃自己跟鸥鸟有约，希望卸下重任，去过无拘无束的生活等。
由于他长期身处官场，游离于当时的文壇之外，与当时的官僚上层和诗文创作核心人物鲜有交往，因此他的诗词创作风格与当时的主流文风有很大差异，体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
南宋时期的士风官风主要表现为党同伐异、争权夺利，在文学创作方面虚张声势、大言欺世，而崔与之的文风质朴、务实、稳健、恢宏，洋溢着强烈的事功色彩，在当时文坛中独树一帜，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因此值得对他的诗歌思想及艺术特点进行全面剖析。通过探析崔与之诗词中表达出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及艺术创作特点，了解南宋时期动荡的社会形态及崔与之诗词创作的特点及魅力。
一、崔与之身处的时代背景
南宋时期，政局动荡，当时的有识之士强烈反对金兵入侵，并创作了大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的文学作品。但由于当时的主要哲学流派是理学，并逐渐发展为官方正统文化的儒家文化，当时大多数文人、政府官员都属于理学学派，而理学崇尚垄断学术、排斥异己，进而垄断政治。
因此，当时的文学创作者存在很多不切实务，过分张扬民族大义的行为，以获取更多道义上的支持[2]。
当时的理学家们，利用国家等同于天下的概念，希望取得更多和战之中的道义支持。但事实上，以南宋当时的实力，偏安一隅的局面是很难改变的，南渡之后士大夫阶层形成的苟且心理和享乐风气，也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刘世安曾指出：承平之久，人皆偷安畏死辟事。
当时的文人大多在诗文里咀嚼家国覆灭之痛，慷慨悲歌，抒发恢复故国的愿望，但这些只是出于一时义愤。大多数时候，他们考虑的是自身荣辱和功名，并没有付出全部的生命和力量，强国复国的宏愿。
当时社会的主流风气，是党同伐异、争权夺利，所创作的爱国主义文学作品也大都表现为虚张声势、佯狂欺世的特点[3]。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政府官员的崔与之，能够保持积极奋进的心态，创作出朴质、务实的作品，就显得尤为可贵。
二、崔与之的诗歌思想及艺术特点
（一）慷慨悲壮的报国情怀
崔与之一生中创作了很多爱国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水调歌头·题剑阁》。这首词，是他担任入川卫边重任时所作，后人常把这首词与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相提并论，因为这两首词都是借助于壮阔悲凉的边塞景象，表达诗人深切的爱国之情。范仲淹的词，主要凸显因为朝廷决策错误，边疆将士不得不在被动战事局面下，承受战争带来的痛苦。
整首词格调沉郁悲怆，在壮阔的边塞背景中，融入了将士常年驻守边疆，有家不能归的无奈，以及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奋勇抗敌的豪情。而崔与之的词中，更多的是表现自己对于南宋政府朝野上下纸醉金迷的愤懑，以及希望恢复国土的执着。崔与之的时代，淮河、秦岭以北大片土地沦为金人领土，整个南宋王朝暮气沉沉，早已被多年的戎和拖垮[4]。
“乱山极目无际，直北是长安”，眺望北国，忧愤难平，这是当时的爱国诗篇里常用的意向，但崔与之当时身处边地，他写下这样的诗句，并不是出于一时的义愤，而是在亲身感受国土丧失的耻辱。于是，他又写道：人苦百年涂炭，鬼器三边锋镝，天道久应还。”他目睹南宋连年战事失利，心中充满了愤懑之情，表达了自己希望夺回故土的追求。
整首词以慷慨激昂的报国热情为基调，展现了压抑已久，渴望爆发的亢奋心理。当时的金国，由于军事实力强大，一直对南宋进行居高临下地打压，企图摧毁南宋的反抗能力，使其彻底屈服。这种方式，激起了南宋人民强烈的仇视和反抗情绪。崔与之这首词中传达出来的慷慨情绪，正是南宋有良知的人们心底的呼声。
南宋时期政府内部互相掣肘的体制形式，以及党同伐异的政治环境，逐渐消磨掉文人们的政治理想和报国热情，“中隐”思想称为官场中的流行思想。受大环境的影响，崔与之偶尔也会流露出卸下重任，归家安居的想法。但他很清楚，国将不国，何以为家？因此，他的词中就出现了两重主题，一是忧国忧民，二是志在丘壑，报国与怀乡互相映衬，渲染了一种慷慨悲壮的崇高情怀。
（二）渴望乡居的退隐思想
在崔与之的诗词中，为生民立命、报效国家是重要主题。如在《答李侍郎嘉定庚长冬这官成都至城外驿侍郎亦》中写道：胸藏经济方，医国收全功。经济天下与人生价值，一直是历代文人苦苦思索的问题，南宋以来，党争愈演愈烈，文人大多选择随波逐流，并把正气无法舒张、个人穷通际会都归之命运。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崔与之也难免受到影响，因此，在他的诗歌中，也时常流露出卸甲归田，随遇而安的想法。在《张进武善风鉴》中，他写道：瘦插秋山耸两肩，荒谬不值半文钱。孤山放鹤林和靖，风雪骑驴孟浩然。万事转头浑是梦，一身安分总由天。烦君束起前途事，我欲沧江买钓船。在这首诗中，他表达了追求功业不过是一场荒谬的梦，回归优游自得的乡居生活，才是回归生活的本质。这些思想的产生，主要是因为虽然他有强烈愿望，希望在官场中做出一番事业，但同时因为对朝廷的黑暗、时局的混乱、国势的危殆有着深刻的了解，虽殚精竭虑，仍然无法有所作为，因此逐渐萌生退意，在仕途与归乡之间徘徊，数次推辞朝廷的任命。
让他最终彻底放下复国执念，决定离开官场，回归田园的，是五年蜀中之战后，对朝廷的彻底失望。在《扬州官满辞后土题玉立亭》中，他写道：天上人间一树花，五年於此驻高牙。不随红药矜春色，为爱霜筠耐岁华。四塞风沈天籁寂，半庭月冷市尘赊。临行更致平安祝，一炷清香十万家。
在这首诗中，他将驻守边塞的寂寥，半夜仰望星空的惆怅，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表达了自己五年来，为蜀地付出全部心血，如今不得不离开的心痛，以及对蜀地百姓的祝福。写这首诗时，崔与之经历了五年的蜀中之戎，随后被朝廷调任到别处。这段经历让他达到了自己的事业顶峰，但同时也让他对南宋朝廷失望透顶。在这五年里，他为保一方百姓平安，殚精竭虑，花费了无数的心血，他的付出没有白费，蜀地由乱而治，兵精粮足，境靖民安。但自己离开后，继任者不仅把崔与之历年积累的财富挥霍一空，还随意更改防御措施，导致蜀地百姓重新落入水深火热的境地。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心灰意冷，只能向大自然需求内心慰藉，“何处好寻幽隐地，长松流水白云间”。
三、结语
人们常说，“风格即人”。崔与之身处乱世，却始终心怀救国救民之心，在人生前半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保一方百姓平安。
因此，在他的爱国诗词中，以直抒胸臆的手法，表露出了忧国忧民的真我情怀，感情深厚真挚，艺术表现形式质朴、稳健、恢宏、大气。而在人生后半场，他看透了南宋朝廷的腐败无能，也认识到自己的努力最终付之东流，因此写下了一些淡泊名利，希望归隐的诗句。在这些诗句中，他更多的是以一种委婉的手法，表露出一种无奈的心态，艺术表现仍然沿用了以往质朴的形式，同时融入了一些洒脱、自在的表达方式。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诗词主题和心态，让崔与之的诗词更加富有个性，同时塑造了一个更加立体的文人形象，这也是他矗立在中国古代诗苑中，一直被人敬仰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邓秀丽，杨红香，刘培.崔与之诗词浅论[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02-105.
[2]赵楠.论崔与之诗词接受心理中的“定向期待”[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35-39.
[3]羅超华.“岭南儒宗”崔与之蜀中诗论[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3，（4）：93-96.
[4]赵维红，谷卿.粤词研究的学术史回顾[J].学术研究，2013，（7）：148-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