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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日益互渗并叠加深入的今天，提出环境哲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自觉，力图展现生态内涵之意义，并在一个更富有包容性的界面扭转生态在哲学语境中的长期缺位，如同改善自然在文化研究中的被隔绝。我们须理解环境哲学产生与存在的条件，进而澄清文化自觉在特定视域中所具备的前提：它需要明晰走向生态文明的环境哲学的基本含义与框架；需要初步具备小康社会的物质生活手段；需要拥有亲近自然环境的美德观念、情感与行动，需要理解后工业革命时代全球生态危机的走向与由来；需要平衡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对环境哲学取向的影响。因此梳理环境哲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自觉之趋向，它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摆脱恶性资本对生态环境的控制，有效形成保护生态环境观念对良性资本的引导；完善道德因素在环境视域的持存，建设生态文化的道德自觉；把握人类生活的基点，推进从生态人到生态公民的转型；立足于生活地理的具体状况，形成生态文化的哲学格局；面对气候变化的复杂局面，构建人类、环境与自然的契合关系；思考人类活动的历史轨迹，认识其自身合理行为的边界；审慎看待科技的现实作用，反思其有效存在的基本限度；健全社会这个生态文化之中介环节的建设，发挥自然界对人类社会意识的反哺功能；借鉴新旧农业文明的优良模式，重塑生态文明善待自然的根本宗旨。环境哲学作为人类对自然界及其相互关系思考的精神活动，文化本身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其文化自觉因素的加入也是自然而然的。自然与文化不是天然抵触的，反而是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中得以完善。文化自觉则以对自然颖悟的方式提醒这种意识的持存与俱在。它并不是简单感觉的经验主义，而是在对批判的理性主义扬弃的基础上达到对自然界整体知识的再造，它借鉴吸收的是一种思维范式的折中转化。
关键词：环境哲学；文化自觉；前提；趋向
在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日益互渗并叠加深入的今天，提出环境哲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自觉，力图在展现生态内涵之意义的同时，在一个更富有包容性的界面展开对环境这个概念的完整解读。理解环境的多样性、复杂性与层次性是在以社会制度环境、人文历史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系统式贯穿审视中进行的。其中，自然生态环境是重中之重，是当下我们哲学理论审视的焦点。生态在哲学语境中的长期缺位，如同自然在文化研究中的被隔绝，这需要一种环境哲学研究视域的文化自觉来加以改变。
一、环境哲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自觉之前提
环境哲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自觉，并非从环境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分类出现在我们的知识谱系中，它就天然地存在；也并不是从环境哲学家的经典思想中提炼出人类文化的限度，它就必然随之生成。我们必须理解环境哲学产生与存在的条件，进而澄清文化自觉在特定视域中所具备的前提。
首先，我们需要明晰走向生态文明的环境哲学的基本含义与框架。文化自觉之于环境哲学，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最大迫切是走向生态文明。环境哲学是包含环境伦理学、环境美学、环境神学与生态女性主义等在内的哲学范畴。“当环境被经常指代为非人类世界，那么有时也被等同地用作‘自然’，它能够带来多种含义。环境这个概念的根源存在于法语environ这个词，它意味着环绕、包围与封入。”1它不同于以现代自然科学为方向的自然哲学的概念，有观点认为自然哲学是环境哲学的前身，但此说并不尽然。尽管自然哲学更为古远，它从有记载的西方哲学史最早阶段即公元前5世纪的前苏格拉底时期就已在思考世界之本质及物质之根源的本体论意义上存在。可以说自然哲学的范畴种下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石。而环境哲学更显年轻，它从19世纪中叶才在欧美等国萌生。不能否认环境哲学的理论在物质本体论的层面吸收了自然哲学的诸多思想，毕竟二者融合的部分在于都思考人面对的自然界的哲学问题，特别是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但环境哲学侧重于从价值思辨的角度切入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而自然哲学则以对自然界的最基本规律的把握来思考本体论、宇宙论等问题。从环境哲学立足于人类生存的所在及其改善的自然空间，生态文明更需要环境哲学作为其理论基础。生态文明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原创学术概念与政治概念。它不但强调在后工业革命时期的人类必须善待自然，有责任和义务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而且强调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包括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和政治文明，最终都必须服从于以自然环境保护为主轴的生态文明。因为，人类如在生态文明这个环节没有处理好的话，就可能在危及生存家园的境地下葬送一切文明的体系，不管是不同地域的文明还是诸多产业的文明。因此明晰走向生态文明的环境哲学的基本含义，则是观念拯救的第一步。它预期从哲学思想走向大众观念，而进一步以弱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哲学框架作为守护生态文明底线思维的理论来源，破除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纷扰。基于此，环境哲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自觉在路径明确、逻辑清晰的层面有了期待的可能。
其次，我们需要初步具备小康社会的物质生活手段。环境哲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自觉不是唯物质主义，但它仍然在唯物主义的范畴中。在一般社会状况下，脱离贫困，才能有闲暇谈精神；走向温饱，才能有条件创造文化；进入小康，才会有更多的人有兴趣真正亲近哲学。当然，也并不是说每个国度每个时代的每个人都是如此。但从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普遍境况而言，确实是如2 100多年前的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所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1如同生态文明是建立在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系列物质文明的基础之上，文化也是人类后天社会生活与劳动的精神产物。活下去，才能活得更好。一种可靠的环境哲学的文化自觉，需要先期保障人类生命与健康的基础之上的食品安全、能源安全与居住安全，再进而创建宜居的工作、劳动、休闲与生活环境。无论是星星点点的生态农村，还是显而易见的生态城市，它都需要我们以必要的物质成果支撑普罗大众的生命健康与精神充实，以社会全面发展摆脱饥饿与恐惧，超越贫困与战争，实现物质丰裕、精神自足与灵魂安宁的真正社会繁荣。基于此，环境哲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自觉在完备的物质基础与亲自然之科技支撑的层面有了现实的可能。 再者，我们需要拥有亲近自然环境的美德观念、情感与行动。如果我们认为环境哲学的文化自觉，不仅仅是一种发人深省的思想警醒，更是付诸行动的观念图谱。那么，费孝通先生在1990年12月其80岁寿辰聚会上提出的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此也能够作为我们亲近自然环境之美德观念的凭借。它一方面提醒我们共享的美德在于理解与赞赏，另一方面告诉我们需要以世界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作为每个人心灵地图的背景。环境哲学的文化自觉，本身就是一种来自文化感悟与自然界启蒙的精神格局。每个人的人性深处都埋藏着一种情怀：人立于天地，生死归自然。它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被劳役之事隐没了，但直指灵魂的观念只要被朴实的生态印象触及了环境哲学的简明真理，就会引导出人心中最需要自然的那一部分，提炼出这种真挚的荒野情感，并与敬畏自然的道德理性汇聚在一起，表现出以自然至上为依归的环境美德观念。当然，随之而来的文化自觉是生态公民能为应为实为的切实行动，其实践维度在于表达亲历自然之后的感同身受及回馈。如《孟子》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2仅仅坐而论道的环境哲学是不为非不能，只有配合起而仗剑的文化自觉才是能力与作为的融合。从个人意识到家庭观念，从集体行为到民族习惯，从法规设计到政策执行，以环境保护为行动指南，环境哲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自觉在落地生根的层面有了践行的可能。
还有，我们需要理解后工业革命时代全球生态危机的走向与由来。从自我责任到现代动员，当我们对环境的意义理解进入一个更深的层面，今天的世界就是摆在我们面前最现实的环境。“那么当环境仅仅被描述为世界，那是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的，它也被用以规定世界本应该是怎样的，或者制造一些规范的价值来主张一些东西。”1而当今天的世界并不如我们想象得那般美好，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气候变化，给当下的人类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回顾欧美发达国家在18世纪推动工业革命以来的步伐，以机械工具革新与生产力的进步所换来的代价是雾霾与废气排放、垃圾围城与城市居住困局、食品安全与疾病蔓延、汽车拥堵与交通规划失衡、水质下降与江河污染、人口无序集聚与田园被糟蹋、能源耗竭与资源浪费，以及单向度的城市化以经济效益与商品利润为名制造工厂遍布、烟囱林立的热岛效应，工业革命名副其实地成了环境问题的代名词。当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以科技革命完成自身国度的现代化，留给人类的环境问题在后工业革命时代却愈发超重。特别是对于亟待发展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面对一穷二白的局面所引进的外资，带来的却是高能耗的下游产业，造成了环境污染转嫁的事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诸多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密集型经济的驱动下很大程度地成了全球环境问题的买单者。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跨国界流动，环境问题从点性问题变成面性问题，日积月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再酝酿演化成系统的社会问题。愈演愈烈的全球气候变化作为导火索，导致全球环境问题的集中爆发。它在人类认识不清、政策失效与行动滞后的层面，加剧了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而绿色环境政治的长期无力及其共识缺失，更使今天生态危机的惨痛事实无法回避。因此环境哲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自觉需要以问题为导向，不怕观点的碰撞，就怕伦理的麻木，在现实忧思中寻找历史根源、比较增长模式、选择优化进路，才能在现实语境的层面有应对的可能。
最后，我们需要平衡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对环境哲学取向的影响。有一种观点认为，环境哲学是一种温和的后现代哲学，其实不然。在对资本的嗜血性与资本主义的欲望膨胀、物质铺张、能源浪费、生产污染与拜金浪潮等一系列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批评与声讨，环境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在精神气质上具有几分相似之处。但环境哲学的建构特质明显胜过其解构趋向。从解读环境与自然之概念的关系来看，自然是环境，而且可以说自然全都是环境。但环境是自然吗？且环境全都是自然吗？辩证地回答是：环境可以是并曾经是自然的一部分，但环境并不一定全都是自然。今天的环境，有一部分在自然之外，有一部分在自然之内。也就是说，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原初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可以接近地看成“自然的本源是什么”，但却很难对等理解为“环境的本质是什么”。在真理自明且属性集合的用意上，环境哲学的文化自觉只有既警惕现代性的回潮，又防止后现代主义的泛滥，才能承诺人类可栖居的美好未来；也只有正确平衡好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对弱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哲学取向的影响，环境哲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自觉在寻求观念谱系的层面才有了传承的可能。
二、环境哲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自觉之趋向
环境哲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自觉之境况，不只是把环境哲学与自然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研究在脉络上做简单的融合，而是伴随着环境哲学研究在近50多年来在世界哲学语境中的逐渐凸显，逐步在环境哲学研究的一脉相承中反思其稳定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畴。“我们讨论这种反思是适当的，一方面对于社会学之内或之外的政治与理论发展，另一方面对于环境变化的挑战与最近科学介入的自然概念的转化。”1复苏其从边缘到主流的地位，既需要我们整体审视环境哲学的长期发展过程，又需系统理解环境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产生的路径，特别是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的态势。因此梳理环境哲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自觉之趋向，它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摆脱恶性资本对生态环境的控制，有效形成保护生态环境观念对良性资本的引导。在现实状况下，资本的金融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资本的意志往往决定生态环境的走向。而要变资本的意志为自然的意志，环境哲学的影响在文化自觉的层面要充分发挥，就需要在审慎看待资本存在的作用前提上，对资本因势利导。在立竿见影的效果上，它可能不如政策调控的宏观指导来得直接与快速。但它在潜移默化的层面，对资本投资渠道与投资领域的影响是长远的。特别在微观的层面，生态环境观念来自环境哲学视域中的文化自觉，它能够无形地左右市场经济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考量。尽管资本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逐利的，但良性资本与恶性资本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注重包含着实现健全环境效益在内的社会效益的追求。若要形成生态环境观念对良性资本的引导，经济意识形态的自觉需要有效形成抵制破坏生态环境的金融屏障，特别警惕恶性资本进入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与伤害，提醒公众注意恶性资本作为生态环境破坏的始作俑者的存在，倡导以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良性资本取代恶性资本，并对良性资本主导投资进入行业的生态禁区形成社会共识。 完善道德因素在环境视域的持存，建设生态文化的道德自觉。道德自觉来自价值判断后的心灵自觉。如果说环境伦理学决定了环境哲学的历史走向，那么道德自觉则是环境伦理学的灵魂所在。道德自觉是道德意识与观念无需外在提醒的存在，是一种持续自知自明的状况，它的根本地位则在于以向内的道德心性转化为向外的伦理尺度与标准来主导生活。道德因素在环境视域的持存，是环境伦理学的必然要求。人类在自身与自然之间所创造的环境，必然也需要人类的道德意识及其行为的道德规范来加以约束。它实际上是一种生态文化的道德自觉，是在人与自然相面对的环境境遇中探寻行为尺度的道德自觉。
把握人类生活的基点，推进从生态人到生态公民的转型。人类生活的基本特点就是衣食住行。从简单的物质生活开始，人类就在不断地企求舒适、便利与安全的生活。没有温饱与健康，当然也就没有生活所在。但丰裕铺张的浪费与物欲奢迷的膨胀，也离开了生活的本义。物质供求的适度，才能保证生活的绿色属性，才能回归生活的本质：自然与优雅。但迄今为止，仍然有许多人把奢侈生活等同于美好生活，而人要成为生态人，就应该明白这一点。如果说生态人还是一种生活自觉的话，对于环境哲学视域中文化自觉之趋向还远远不够。推进从生态人到生态公民的转型，是从自我向度向社会向度的转型，是从个体自觉向共同体成员自觉的转型。它不仅在生活方式上提出反对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简单生活，更在行动哲学上崇尚公民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生态实践。
立足于生活地理的具体状况，形成生态文化的哲学格局。地理是地球的空间形态、内在结构、地貌形态与地质特征。生活地理是一种缘于人类自身生息繁衍的地理境况而形成的基本存在。生活地理离不开人、环境与自然的碰撞叠加与相互影响。它一方面强调社区生活中的人们感受自然、环境与文化的既定存在，另一方面又注重在物质、精神与能量循环中的细微变化。作为环境主体之一，人从来就是自然界相对敏感的存在物，而在自然生活中任何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影响，都有可能在居住环境的社会层面转换为在生活地理上的影响。
面对气候变化的复杂局面，构建人类、环境与自然的契合关系。气候变化作为平均气象指数的变化现象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问题，只是最近一段时间在全球各地集中爆发。气候变化在环境科学的层面指的是气候在一个相对持续的时间即几十年或几百万年内在地区或全球范围内的波动变化。目前对气候变迁讨论最多的是关于环境政策对当代气候的影响，也就是说人为因素对气候的影响，尤其是全球变暖问题。1859年，英国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他将对生命现象、生命进化与生命发展的研究，建立在环境与有机体的关系上。“气候变化”虽然作为一个概念在此研究中并没有出现。“几乎这些重要的理念营造出风景与社会。那么它也许没有符合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开始提出的大概更贴切的关于诸多同时的环境变化理论，虽然它是不明确地把这些活力理念介绍进入环境的研究。”1把气候变化放在一个环境哲学的系统知识框架中作为研究背景，需要分析人类的理念、行动与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对气候变化形成影响。
思考人类活动的历史轨迹，认识其自身合理行为的边界。在人类长期演化的历史进程中，地理变化、环境变化与气候变化一直如影随形。在行为与意识的原点，人类在相当长的原始社会不能正确认识自然，更无从以完整的观念理解环境，在最朴素的观察中茹毛饮血，在最简朴的劳动中刀耕火种，人类的生存是最基本也是最本能的目的，他们以对自然界影响极为微弱的行为去进行生产生活，无力抗拒自然，也无意愿去改变自然。与今天相比，那是一个碳足迹相对来说是接近零排放的时代。人类以生产力低下、工具落后为代价换来的是原初的自然。但对于饥饿与恐慌之命运的抗争也饱含着对自然环境的改变。而后，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畜牧文明、农耕文明到渔业文明，人类在思想启蒙与工具革命的配合下自身力量也逐步强大，特别是随着哲学观念的理性成熟与科学视野的认知形成，人类已初步具备天启的智慧与自然进行对话。但在封建社会的末期，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开始出现，18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出现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机器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的技术变革开启了社会变革的进程。新型的劳动工具、生产组织形式与社会结构在翻天覆地的意义上引导人类不断突破原有的生产界域，人类的行为进入了一个似无边界的时代。
审慎看待科技的现实作用，反思其有效存在的基本限度。科技的现实作用已超乎想象的强大，但任何强大的东西都不能作为宰制的理由。因此，尽管科学技术已在今天的世界体现出梦幻般的效果，但它同样不能成为控制当下这个地球的工具。一方面，我们需要正确衡量科技的正负效应在现实社会生活的表现；另一方面，科技文化也应该在清醒自明的状态下发挥其健全的影响。绿色的科技文化是环境哲学视域中文化自觉的一脉，在亲自然之科技的推广与应用中持续反思其有效存在的基本限度，那就是让科技试图在简单生活与复杂工程、原生自然与后天环境之间取得平衡。
健全社会这个生态文化之中介环节的建设，发挥自然界对人类社会意识的反哺功能。它离不开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的有效对话。社会对自然的暴力往往体现在以人类集体的名义激烈地改变原生态环境。但社会如不再是集体无意识，它也能够站在自知的角度点明人类、文化、环境与自然的协同关系，关键是社会何以能够成为生态文化这个中介，它又是在什么条件下成为生态文化的中介。毕竟社会作为人类集群概念中相对最有力量的一个，它体现的是人性的联结、分工的联系与交际的普遍。社会也是环境的一部分，作为人文环境的重要体现，它也始终切不断与自然界的联系。如同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都是人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种群的人类，都是生活在社会中，而人与人集群而居形成的社会也存在于自然中。就像离开了自然这个母体，人类意图拥抱社会，也将变得不完整；而若离弃了社会这个中介，人类通向自然世界的路径也会变得不平坦。环境哲学的文化自觉，融入生态文化之意义体系的含义，需要社会这个人类与符号相交集的平台加以展现。社会及其镜像在此如同一扇窗口，既让自然世界进入人类的眼帘，又让人类生存环境在自然界的眷顾下优胜劣汰。 借鉴新旧农业文明的优良模式，重塑生态文明善待自然的根本宗旨。谈文明离不开文化。比较这两个概念，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殊中有异。如果说文化是点上的微观，那么文明则是面上的宏观；文化是生活化的贯穿，文明是理论化的集聚。如果说文化强调内在结构的话，那么文明则强调形塑的体系。文化体现在内涵的面向，文明则往往落实在辐射的地域；文化离不开文以化成的过程，文明则是一段更长历史演化的成果。文化与个人心灵自觉紧密相连，文明则与集体精神感悟息息相关。因此，文化更多的是内在的凝练，文明更多的是外在的呈现。文化从细节处支撑起文明，从物质、制度到精神之提升的文化到作为文化成就之总体凝聚的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深入。它不但是线性进步观在社会发展的整体层面的表现，而且是不同种族、国度与地域的人民在不同行业的生产劳动中形成民族性与国民精神的过程。文化是文字、语言、地域、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意识形态的融汇，是自身觉悟的沉淀与心灵改造的结晶，文明是社会系统有序协调与过程持续进步的凸显。
文明是脱离原始的标志，但它并不是脱离自然的理由。从奴隶社会的畜牧文明到封建社会的农业文明，它的发展清晰地折射出人类在物质生产对象与生产方式中的成就。旧的农业文明毕竟停留在铁制工具的时代，简单的男耕女织的生产劳动还谈不上对自然界的破坏。但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出现，一种随之出现的改造自然的观念，却逐渐影响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微妙关系。当旧的农业文明被工业文明所取代，田园牧歌的生活悄然退场。以蒸汽机为标志的机械工具成了工业文明的助推器，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模式把原先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形态带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水平。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是以牺牲自然界的利益作为代价，它的不协调性与不可持续性也在三次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地暴露出来。20世纪下半叶，一种在后工业文明时代所呼唤的新农业文明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新农业文明主张在新的信息化、电气化及机械化的劳动生产工具的前提下重新构建农业的生产格局。它不仅拒绝征服自然的理念，还扬弃了改造自然的意识，强调生产活动最小程度地对自然界施加影响，力争以对生态环境的维护作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手段。新农业文明，实际上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所追求的生态文明的折射。生态文明具备强烈的环境边界意识，拥有维持自然生态的道德意识，它不但是超越工业文明的升级版，而且是旧农业文明向绿色发展的转型。以低碳清洁、均衡发展、尊重自然为特征的生态文明，警惕一切破坏自然界内在和谐与外在完整的行为。从个体到共同体的善待自然成了生态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结语
如果说环境哲学的固有思维在方法论的自然主义逻辑当中，那么，在对事物本质的直接触及时，它也将在新旧理性权衡中被放到自然主义的分析路径之中。既然超自然事物是不存在的，那么世间万物只能回归事物其自身，自然现象只能由自然原因来解释，而不假设超自然能力是否存在，因此也不接受超自然的解释。但环境哲学作为人类对自然界及其相互关系思考的精神活动，文化本身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其文化因素的加入也是自然而然的，它不仅让人类更有深度地思考自然界的存在，也让得以健全保护的自然界更好地出现在人的视野之中。自然与文化不是天然抵触的，反而是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中得以完善。文化自觉则以对自然颖悟的方式提醒这种意识的持存与俱在。它并不是简单感觉的经验主义，而是在对批判的理性主义扬弃的基础上达到对自然界整体知识的再造，它借鉴吸收的是一种思维范式的折中转化。它也将帮助完善环境哲学视域中的概念化框架，对生态文明的实践进程增添新的活力。
[作者简介：周国文，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月红）
Premises and Tendencies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from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Zhou Guowen
Abstract： In modern era when social life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are increasingly interpenetrating and overlapping， the proposal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is to explore the meaning of ec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to change the current condition in which ecology has long been absent in the philosophical context in the same way as nature is excluded in cultural studies. It i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 the prerequisite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nd then to clarify the premis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n certain context：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with direction to eco?civilization；material life means of a well?off society；virtue， affection and action close to natural environment；cognition about the trend and origin of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in post?industrial era and the balance of impact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sm o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The tendencies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n the context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research are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to get rid of the control of malignant capital over eco?environment so as to constitute the guidance of eco?environment protection mentality for benign capital；to maintain moral factors in the context of environment so as to establish moral consciousness in eco?culture；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ecological human to ecological citizen based on human life；to form the philosophical pattern of ecological culture in accordance with specific conditions of life geography；to establish harmonious relations of human， environment and nature in the face of complicated climate changes， to recognize the boundaries of humans rational activities with introspection on human activity trace；to consider cautiously the practical effect and basic limi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o improve the building of society as a medium of eco?culture so as to realize the back feeding of nature to social consciousness， and to take the excellent models of both new and old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s as reference so as to constitute the primary principle of eco?civilization： be kind to nature.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s human’s mentality of nature and man?nature relations， involves culture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Nature and culture are mutually coordinated and complimentary instead of mutually contradicte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reminds people of that through natural perception. More than a simple empiricism of sense， it is a cognition reconstruction of nature based on rational evaluation of critique. What it has adopted is a compromis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inking mode.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cultural consciousness；premise；tendency
关键词：环境哲学；文化自觉；前提；趋向
在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日益互渗并叠加深入的今天，提出环境哲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自觉，力图在展现生态内涵之意义的同时，在一个更富有包容性的界面展开对环境这个概念的完整解读。理解环境的多样性、复杂性与层次性是在以社会制度环境、人文历史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系统式贯穿审视中进行的。其中，自然生态环境是重中之重，是当下我们哲学理论审视的焦点。生态在哲学语境中的长期缺位，如同自然在文化研究中的被隔绝，这需要一种环境哲学研究视域的文化自觉来加以改变。
一、环境哲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自觉之前提
环境哲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自觉，并非从环境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分类出现在我们的知识谱系中，它就天然地存在；也并不是从环境哲学家的经典思想中提炼出人类文化的限度，它就必然随之生成。我们必须理解环境哲学产生与存在的条件，进而澄清文化自觉在特定视域中所具备的前提。
首先，我们需要明晰走向生态文明的环境哲学的基本含义与框架。文化自觉之于环境哲学，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最大迫切是走向生态文明。环境哲学是包含环境伦理学、环境美学、环境神学与生态女性主义等在内的哲学范畴。“当环境被经常指代为非人类世界，那么有时也被等同地用作‘自然’，它能够带来多种含义。环境这个概念的根源存在于法语environ这个词，它意味着环绕、包围与封入。”1它不同于以现代自然科学为方向的自然哲学的概念，有观点认为自然哲学是环境哲学的前身，但此说并不尽然。尽管自然哲学更为古远，它从有记载的西方哲学史最早阶段即公元前5世纪的前苏格拉底时期就已在思考世界之本质及物质之根源的本体论意义上存在。可以说自然哲学的范畴种下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石。而环境哲学更显年轻，它从19世纪中叶才在欧美等国萌生。不能否认环境哲学的理论在物质本体论的层面吸收了自然哲学的诸多思想，毕竟二者融合的部分在于都思考人面对的自然界的哲学问题，特别是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但环境哲学侧重于从价值思辨的角度切入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而自然哲学则以对自然界的最基本规律的把握来思考本体论、宇宙论等问题。从环境哲学立足于人类生存的所在及其改善的自然空间，生态文明更需要环境哲学作为其理论基础。生态文明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原创学术概念与政治概念。它不但强调在后工业革命时期的人类必须善待自然，有责任和义务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而且强调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包括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和政治文明，最终都必须服从于以自然环境保护为主轴的生态文明。因为，人类如在生态文明这个环节没有处理好的话，就可能在危及生存家园的境地下葬送一切文明的体系，不管是不同地域的文明还是诸多产业的文明。因此明晰走向生态文明的环境哲学的基本含义，则是观念拯救的第一步。它预期从哲学思想走向大众观念，而进一步以弱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哲学框架作为守护生态文明底线思维的理论来源，破除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纷扰。基于此，环境哲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自觉在路径明确、逻辑清晰的层面有了期待的可能。
其次，我们需要初步具备小康社会的物质生活手段。环境哲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自觉不是唯物质主义，但它仍然在唯物主义的范畴中。在一般社会状况下，脱离贫困，才能有闲暇谈精神；走向温饱，才能有条件创造文化；进入小康，才会有更多的人有兴趣真正亲近哲学。当然，也并不是说每个国度每个时代的每个人都是如此。但从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普遍境况而言，确实是如2 100多年前的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所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1如同生态文明是建立在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系列物质文明的基础之上，文化也是人类后天社会生活与劳动的精神产物。活下去，才能活得更好。一种可靠的环境哲学的文化自觉，需要先期保障人类生命与健康的基础之上的食品安全、能源安全与居住安全，再进而创建宜居的工作、劳动、休闲与生活环境。无论是星星点点的生态农村，还是显而易见的生态城市，它都需要我们以必要的物质成果支撑普罗大众的生命健康与精神充实，以社会全面发展摆脱饥饿与恐惧，超越贫困与战争，实现物质丰裕、精神自足与灵魂安宁的真正社会繁荣。基于此，环境哲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自觉在完备的物质基础与亲自然之科技支撑的层面有了现实的可能。 再者，我们需要拥有亲近自然环境的美德观念、情感与行动。如果我们认为环境哲学的文化自觉，不仅仅是一种发人深省的思想警醒，更是付诸行动的观念图谱。那么，费孝通先生在1990年12月其80岁寿辰聚会上提出的16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此也能够作为我们亲近自然环境之美德观念的凭借。它一方面提醒我们共享的美德在于理解与赞赏，另一方面告诉我们需要以世界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作为每个人心灵地图的背景。环境哲学的文化自觉，本身就是一种来自文化感悟与自然界启蒙的精神格局。每个人的人性深处都埋藏着一种情怀：人立于天地，生死归自然。它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被劳役之事隐没了，但直指灵魂的观念只要被朴实的生态印象触及了环境哲学的简明真理，就会引导出人心中最需要自然的那一部分，提炼出这种真挚的荒野情感，并与敬畏自然的道德理性汇聚在一起，表现出以自然至上为依归的环境美德观念。当然，随之而来的文化自觉是生态公民能为应为实为的切实行动，其实践维度在于表达亲历自然之后的感同身受及回馈。如《孟子》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2仅仅坐而论道的环境哲学是不为非不能，只有配合起而仗剑的文化自觉才是能力与作为的融合。从个人意识到家庭观念，从集体行为到民族习惯，从法规设计到政策执行，以环境保护为行动指南，环境哲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自觉在落地生根的层面有了践行的可能。
还有，我们需要理解后工业革命时代全球生态危机的走向与由来。从自我责任到现代动员，当我们对环境的意义理解进入一个更深的层面，今天的世界就是摆在我们面前最现实的环境。“那么当环境仅仅被描述为世界，那是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的，它也被用以规定世界本应该是怎样的，或者制造一些规范的价值来主张一些东西。”1而当今天的世界并不如我们想象得那般美好，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气候变化，给当下的人类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回顾欧美发达国家在18世纪推动工业革命以来的步伐，以机械工具革新与生产力的进步所换来的代价是雾霾与废气排放、垃圾围城与城市居住困局、食品安全与疾病蔓延、汽车拥堵与交通规划失衡、水质下降与江河污染、人口无序集聚与田园被糟蹋、能源耗竭与资源浪费，以及单向度的城市化以经济效益与商品利润为名制造工厂遍布、烟囱林立的热岛效应，工业革命名副其实地成了环境问题的代名词。当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以科技革命完成自身国度的现代化，留给人类的环境问题在后工业革命时代却愈发超重。特别是对于亟待发展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面对一穷二白的局面所引进的外资，带来的却是高能耗的下游产业，造成了环境污染转嫁的事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诸多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密集型经济的驱动下很大程度地成了全球环境问题的买单者。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跨国界流动，环境问题从点性问题变成面性问题，日积月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再酝酿演化成系统的社会问题。愈演愈烈的全球气候变化作为导火索，导致全球环境问题的集中爆发。它在人类认识不清、政策失效与行动滞后的层面，加剧了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而绿色环境政治的长期无力及其共识缺失，更使今天生态危机的惨痛事实无法回避。因此环境哲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自觉需要以问题为导向，不怕观点的碰撞，就怕伦理的麻木，在现实忧思中寻找历史根源、比较增长模式、选择优化进路，才能在现实语境的层面有应对的可能。
最后，我们需要平衡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对环境哲学取向的影响。有一种观点认为，环境哲学是一种温和的后现代哲学，其实不然。在对资本的嗜血性与资本主义的欲望膨胀、物质铺张、能源浪费、生产污染与拜金浪潮等一系列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批评与声讨，环境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在精神气质上具有几分相似之处。但环境哲学的建构特质明显胜过其解构趋向。从解读环境与自然之概念的关系来看，自然是环境，而且可以说自然全都是环境。但环境是自然吗？且环境全都是自然吗？辩证地回答是：环境可以是并曾经是自然的一部分，但环境并不一定全都是自然。今天的环境，有一部分在自然之外，有一部分在自然之内。也就是说，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原初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可以接近地看成“自然的本源是什么”，但却很难对等理解为“环境的本质是什么”。在真理自明且属性集合的用意上，环境哲学的文化自觉只有既警惕现代性的回潮，又防止后现代主义的泛滥，才能承诺人类可栖居的美好未来；也只有正确平衡好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对弱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哲学取向的影响，环境哲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自觉在寻求观念谱系的层面才有了传承的可能。
二、环境哲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自觉之趋向
环境哲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自觉之境况，不只是把环境哲学与自然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研究在脉络上做简单的融合，而是伴随着环境哲学研究在近50多年来在世界哲学语境中的逐渐凸显，逐步在环境哲学研究的一脉相承中反思其稳定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畴。“我们讨论这种反思是适当的，一方面对于社会学之内或之外的政治与理论发展，另一方面对于环境变化的挑战与最近科学介入的自然概念的转化。”1复苏其从边缘到主流的地位，既需要我们整体审视环境哲学的长期发展过程，又需系统理解环境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产生的路径，特别是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的态势。因此梳理环境哲学研究视域中的文化自觉之趋向，它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摆脱恶性资本对生态环境的控制，有效形成保护生态环境观念对良性资本的引导。在现实状况下，资本的金融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资本的意志往往决定生态环境的走向。而要变资本的意志为自然的意志，环境哲学的影响在文化自觉的层面要充分发挥，就需要在审慎看待资本存在的作用前提上，对资本因势利导。在立竿见影的效果上，它可能不如政策调控的宏观指导来得直接与快速。但它在潜移默化的层面，对资本投资渠道与投资领域的影响是长远的。特别在微观的层面，生态环境观念来自环境哲学视域中的文化自觉，它能够无形地左右市场经济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考量。尽管资本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逐利的，但良性资本与恶性资本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注重包含着实现健全环境效益在内的社会效益的追求。若要形成生态环境观念对良性资本的引导，经济意识形态的自觉需要有效形成抵制破坏生态环境的金融屏障，特别警惕恶性资本进入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与伤害，提醒公众注意恶性资本作为生态环境破坏的始作俑者的存在，倡导以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良性资本取代恶性资本，并对良性资本主导投资进入行业的生态禁区形成社会共识。 完善道德因素在环境视域的持存，建设生态文化的道德自觉。道德自觉来自价值判断后的心灵自觉。如果说环境伦理学决定了环境哲学的历史走向，那么道德自觉则是环境伦理学的灵魂所在。道德自觉是道德意识与观念无需外在提醒的存在，是一种持续自知自明的状况，它的根本地位则在于以向内的道德心性转化为向外的伦理尺度与标准来主导生活。道德因素在环境视域的持存，是环境伦理学的必然要求。人类在自身与自然之间所创造的环境，必然也需要人类的道德意识及其行为的道德规范来加以约束。它实际上是一种生态文化的道德自觉，是在人与自然相面对的环境境遇中探寻行为尺度的道德自觉。
把握人类生活的基点，推进从生态人到生态公民的转型。人类生活的基本特点就是衣食住行。从简单的物质生活开始，人类就在不断地企求舒适、便利与安全的生活。没有温饱与健康，当然也就没有生活所在。但丰裕铺张的浪费与物欲奢迷的膨胀，也离开了生活的本义。物质供求的适度，才能保证生活的绿色属性，才能回归生活的本质：自然与优雅。但迄今为止，仍然有许多人把奢侈生活等同于美好生活，而人要成为生态人，就应该明白这一点。如果说生态人还是一种生活自觉的话，对于环境哲学视域中文化自觉之趋向还远远不够。推进从生态人到生态公民的转型，是从自我向度向社会向度的转型，是从个体自觉向共同体成员自觉的转型。它不仅在生活方式上提出反对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简单生活，更在行动哲学上崇尚公民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生态实践。
立足于生活地理的具体状况，形成生态文化的哲学格局。地理是地球的空间形态、内在结构、地貌形态与地质特征。生活地理是一种缘于人类自身生息繁衍的地理境况而形成的基本存在。生活地理离不开人、环境与自然的碰撞叠加与相互影响。它一方面强调社区生活中的人们感受自然、环境与文化的既定存在，另一方面又注重在物质、精神与能量循环中的细微变化。作为环境主体之一，人从来就是自然界相对敏感的存在物，而在自然生活中任何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影响，都有可能在居住环境的社会层面转换为在生活地理上的影响。
面对气候变化的复杂局面，构建人类、环境与自然的契合关系。气候变化作为平均气象指数的变化现象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问题，只是最近一段时间在全球各地集中爆发。气候变化在环境科学的层面指的是气候在一个相对持续的时间即几十年或几百万年内在地区或全球范围内的波动变化。目前对气候变迁讨论最多的是关于环境政策对当代气候的影响，也就是说人为因素对气候的影响，尤其是全球变暖问题。1859年，英国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他将对生命现象、生命进化与生命发展的研究，建立在环境与有机体的关系上。“气候变化”虽然作为一个概念在此研究中并没有出现。“几乎这些重要的理念营造出风景与社会。那么它也许没有符合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开始提出的大概更贴切的关于诸多同时的环境变化理论，虽然它是不明确地把这些活力理念介绍进入环境的研究。”1把气候变化放在一个环境哲学的系统知识框架中作为研究背景，需要分析人类的理念、行动与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对气候变化形成影响。
思考人类活动的历史轨迹，认识其自身合理行为的边界。在人类长期演化的历史进程中，地理变化、环境变化与气候变化一直如影随形。在行为与意识的原点，人类在相当长的原始社会不能正确认识自然，更无从以完整的观念理解环境，在最朴素的观察中茹毛饮血，在最简朴的劳动中刀耕火种，人类的生存是最基本也是最本能的目的，他们以对自然界影响极为微弱的行为去进行生产生活，无力抗拒自然，也无意愿去改变自然。与今天相比，那是一个碳足迹相对来说是接近零排放的时代。人类以生产力低下、工具落后为代价换来的是原初的自然。但对于饥饿与恐慌之命运的抗争也饱含着对自然环境的改变。而后，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畜牧文明、农耕文明到渔业文明，人类在思想启蒙与工具革命的配合下自身力量也逐步强大，特别是随着哲学观念的理性成熟与科学视野的认知形成，人类已初步具备天启的智慧与自然进行对话。但在封建社会的末期，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开始出现，18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出现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机器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的技术变革开启了社会变革的进程。新型的劳动工具、生产组织形式与社会结构在翻天覆地的意义上引导人类不断突破原有的生产界域，人类的行为进入了一个似无边界的时代。
审慎看待科技的现实作用，反思其有效存在的基本限度。科技的现实作用已超乎想象的强大，但任何强大的东西都不能作为宰制的理由。因此，尽管科学技术已在今天的世界体现出梦幻般的效果，但它同样不能成为控制当下这个地球的工具。一方面，我们需要正确衡量科技的正负效应在现实社会生活的表现；另一方面，科技文化也应该在清醒自明的状态下发挥其健全的影响。绿色的科技文化是环境哲学视域中文化自觉的一脉，在亲自然之科技的推广与应用中持续反思其有效存在的基本限度，那就是让科技试图在简单生活与复杂工程、原生自然与后天环境之间取得平衡。
健全社会这个生态文化之中介环节的建设，发挥自然界对人类社会意识的反哺功能。它离不开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的有效对话。社会对自然的暴力往往体现在以人类集体的名义激烈地改变原生态环境。但社会如不再是集体无意识，它也能够站在自知的角度点明人类、文化、环境与自然的协同关系，关键是社会何以能够成为生态文化这个中介，它又是在什么条件下成为生态文化的中介。毕竟社会作为人类集群概念中相对最有力量的一个，它体现的是人性的联结、分工的联系与交际的普遍。社会也是环境的一部分，作为人文环境的重要体现，它也始终切不断与自然界的联系。如同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都是人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种群的人类，都是生活在社会中，而人与人集群而居形成的社会也存在于自然中。就像离开了自然这个母体，人类意图拥抱社会，也将变得不完整；而若离弃了社会这个中介，人类通向自然世界的路径也会变得不平坦。环境哲学的文化自觉，融入生态文化之意义体系的含义，需要社会这个人类与符号相交集的平台加以展现。社会及其镜像在此如同一扇窗口，既让自然世界进入人类的眼帘，又让人类生存环境在自然界的眷顾下优胜劣汰。 借鉴新旧农业文明的优良模式，重塑生态文明善待自然的根本宗旨。谈文明离不开文化。比较这两个概念，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殊中有异。如果说文化是点上的微观，那么文明则是面上的宏观；文化是生活化的贯穿，文明是理论化的集聚。如果说文化强调内在结构的话，那么文明则强调形塑的体系。文化体现在内涵的面向，文明则往往落实在辐射的地域；文化离不开文以化成的过程，文明则是一段更长历史演化的成果。文化与个人心灵自觉紧密相连，文明则与集体精神感悟息息相关。因此，文化更多的是内在的凝练，文明更多的是外在的呈现。文化从细节处支撑起文明，从物质、制度到精神之提升的文化到作为文化成就之总体凝聚的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深入。它不但是线性进步观在社会发展的整体层面的表现，而且是不同种族、国度与地域的人民在不同行业的生产劳动中形成民族性与国民精神的过程。文化是文字、语言、地域、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意识形态的融汇，是自身觉悟的沉淀与心灵改造的结晶，文明是社会系统有序协调与过程持续进步的凸显。
文明是脱离原始的标志，但它并不是脱离自然的理由。从奴隶社会的畜牧文明到封建社会的农业文明，它的发展清晰地折射出人类在物质生产对象与生产方式中的成就。旧的农业文明毕竟停留在铁制工具的时代，简单的男耕女织的生产劳动还谈不上对自然界的破坏。但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出现，一种随之出现的改造自然的观念，却逐渐影响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微妙关系。当旧的农业文明被工业文明所取代，田园牧歌的生活悄然退场。以蒸汽机为标志的机械工具成了工业文明的助推器，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模式把原先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形态带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水平。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是以牺牲自然界的利益作为代价，它的不协调性与不可持续性也在三次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地暴露出来。20世纪下半叶，一种在后工业文明时代所呼唤的新农业文明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新农业文明主张在新的信息化、电气化及机械化的劳动生产工具的前提下重新构建农业的生产格局。它不仅拒绝征服自然的理念，还扬弃了改造自然的意识，强调生产活动最小程度地对自然界施加影响，力争以对生态环境的维护作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手段。新农业文明，实际上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所追求的生态文明的折射。生态文明具备强烈的环境边界意识，拥有维持自然生态的道德意识，它不但是超越工业文明的升级版，而且是旧农业文明向绿色发展的转型。以低碳清洁、均衡发展、尊重自然为特征的生态文明，警惕一切破坏自然界内在和谐与外在完整的行为。从个体到共同体的善待自然成了生态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结语
如果说环境哲学的固有思维在方法论的自然主义逻辑当中，那么，在对事物本质的直接触及时，它也将在新旧理性权衡中被放到自然主义的分析路径之中。既然超自然事物是不存在的，那么世间万物只能回归事物其自身，自然现象只能由自然原因来解释，而不假设超自然能力是否存在，因此也不接受超自然的解释。但环境哲学作为人类对自然界及其相互关系思考的精神活动，文化本身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其文化因素的加入也是自然而然的，它不仅让人类更有深度地思考自然界的存在，也让得以健全保护的自然界更好地出现在人的视野之中。自然与文化不是天然抵触的，反而是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中得以完善。文化自觉则以对自然颖悟的方式提醒这种意识的持存与俱在。它并不是简单感觉的经验主义，而是在对批判的理性主义扬弃的基础上达到对自然界整体知识的再造，它借鉴吸收的是一种思维范式的折中转化。它也将帮助完善环境哲学视域中的概念化框架，对生态文明的实践进程增添新的活力。
[作者简介：周国文，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月红）
Premises and Tendencies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from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Zhou Guowen
Abstract： In modern era when social life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are increasingly interpenetrating and overlapping， the proposal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is to explore the meaning of ec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to change the current condition in which ecology has long been absent in the philosophical context in the same way as nature is excluded in cultural studies. It i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 the prerequisite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nd then to clarify the premis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n certain context：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with direction to eco?civilization；material life means of a well?off society；virtue， affection and action close to natural environment；cognition about the trend and origin of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in post?industrial era and the balance of impact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sm o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The tendencies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n the context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research are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to get rid of the control of malignant capital over eco?environment so as to constitute the guidance of eco?environment protection mentality for benign capital；to maintain moral factors in the context of environment so as to establish moral consciousness in eco?culture；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ecological human to ecological citizen based on human life；to form the philosophical pattern of ecological culture in accordance with specific conditions of life geography；to establish harmonious relations of human， environment and nature in the face of complicated climate changes， to recognize the boundaries of humans rational activities with introspection on human activity trace；to consider cautiously the practical effect and basic limi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o improve the building of society as a medium of eco?culture so as to realize the back feeding of nature to social consciousness， and to take the excellent models of both new and old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s as reference so as to constitute the primary principle of eco?civilization： be kind to nature.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s human’s mentality of nature and man?nature relations， involves culture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Nature and culture are mutually coordinated and complimentary instead of mutually contradicte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reminds people of that through natural perception. More than a simple empiricism of sense， it is a cognition reconstruction of nature based on rational evaluation of critique. What it has adopted is a compromis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inking mode.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cultural consciousness；premise；tend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