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孟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论述耳熟能详，孟子所说的核心是义、利之间的对立以及我们如何取舍的问题。儒家认为，义，是指道义、公理；利，指功利、私利。在义利关系上，儒家强调了义利之间的对立，崇尚道义而贬斥功利。义利关系问题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南宋大儒朱熹把它看成“儒家第一義”。
　　在儒家中，孟子是严别义利、主张崇尚道义贬斥功利的第一人，“何必日利”几乎是孟子的口头禅。《孟子》开篇就提出了他在义利关系问题上的主张。有一次，孟子风尘仆仆来见梁惠王，梁惠王劈头就问，您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对我的富国强兵之策有什么可以指教的(“亦将有以利于吾国乎”)?一听这话，孟子毫不客气地把梁惠王顶了回去，说我来此不是与您讨论什么富国强兵之类的事，而是要说如何实施仁义之事。在孟子看来，战国争雄之时，各个诸侯王都用自己的实力来争夺土地与人民，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就是他所说的“上下交征利”。孟子说大家“利”字当先，诸侯王、各个大夫、甚至那些士人与老百姓都在追求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社会就会处于危险之，中!
　　不幸的是，战国正是“上下交征利”的时期，孟子看到了其后果的严重性，指出在“上下交征利”的情况下，人们贪得无厌，争夺没有止息，战争极其酷烈，社会动荡不安，其根源就在“后义而先利”。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战国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味倡导仁义能否让各国的诸侯王们达到富国强兵，最终一统天下的目的?这是一个实力竞争的年代，孟子的思想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这是为什么儒学在先秦尽管已是显学，他们声势浩大地游说各国诸侯王，推销自己的主张，但没有被各国诸侯王采用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秦始皇运用了法家的学说，提倡霸道、崇尚功利，最后结束了战国诸侯纷争，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是，在诸如战国这样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实力、功利的原则固然给秦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但是社会统一、和谐安定的局面显然不是依靠功利、实力能长久维持的，在孟子“何必日利”的背后，蕴含着一些更为深刻的东西。消除诸侯纷争，避免“上下交征利”局面，必须强化伦理规范及维护这些伦理规范的道德原则，在孟子看来，其核心就是仁义，只有仁义才能从根本上来结束诸侯纷争和社会动荡，达到定天下于一统的目的，也只有仁义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统一、和谐安定、长治久安的局面。
　　同样的意义还体现在孟子与宋的一段十分精彩的对话中。宋看到秦楚两国要有冲突发生，就要去劝他们罢兵。孟子问他用什么去劝阻，宋说，从利害关系上对他们说，两国交战，一点好处都没有。听了宋的回答，孟子很不以为然，于是就发了一通宏论，核心就是不能用利害关系、用没有好处这样的理论而要以仁义去劝服他们。在孟子看来，以利害去劝说，两国就会“悦于利”，如果君臣、父子、兄弟都是“怀利以相接”，最终就没有仁义可言，一个没有仁义、完全依靠利害关系来维系的社会，是不可能维持久远的；如果用仁义去劝他们，就会“悦于仁义”，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去利怀仁义以相接”，就能够成就王者的大业。总之，社会安定和谐、长治久安要有仁义来保障。
　　孟子这样的观念，对后辈儒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在儒家内部，对于义利关系问题不断地出现争论。例如，西汉时围绕盐铁问题、两宋时围绕着义利问题争论激烈。有的儒家学者也承认功利的合理性，但在义利的取舍上，在义利不可兼得时，要取义舍利，决不允许以利害义，在儒家这是毫不含糊的原则。董仲舒所说的两句话：“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最能反映儒家对于义利关系的看法及其思想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