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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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69年，到供销社购买物品，必须对对联。售货员说“跟共产党走”，你必须答“听毛主席话”；售货员说“学习老三篇”，你必须答“改造世界观”；售货员说“不忘阶级苦”，你必须答“牢记血泪仇”……你如果答不出，对不起，不卖给你！一个70岁的小脚老婆婆跑了七八里路来买食盐，因为对不上，只好悻悻地往回走。一个50岁的农民见状，连忙秘密请教一个年轻人。幸好对上了，可以买。老农说：“请给我扯六尺湖北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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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69年，到供销社购买物品，必须对对联。售货员说“跟共产党走”，你必须答“听毛主席话”；售货员说“学习老三篇”，你必须答“改造世界观”；售货员说“不忘阶级苦”，你必须答“牢记血泪仇”……你如果答不出，对不起，不卖给你！一个70岁的小脚老婆婆跑了七八里路来买食盐，因为对不上，只好悻悻地往回走。一个50岁的农民见状，连忙秘密请教一个年轻人。幸好对上了，可以买。老农说：“请给我扯六尺湖北带子（一种宽约一厘米的布带）。”售货员眼睛一瞪：“什么，我们湖南就生产不出带子啦？崇洋媚外，不卖！”老农吓得脸色发白，回头就走。
那时也有耍无赖的。一个中年农民对上对联后要买一双解放鞋。当时买解放鞋要工分券，这个农民没有。售货员拿一只40码的给他看，他一把夺过来，往脏兮兮的赤脚上一套。售货员急得大叫：“你有没有工分券（湘潭县人读‘券’为‘转’zhuan，去声）啊？”这个农民连忙把鞋子踩脏，嬉皮笑脸地说：“我工分有的是，一年挣了400个。转就不想转，转起来头发晕。”售货员哭笑不得，无可奈何，只好把另一只也拿出来，卖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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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我在甘肃省人民银行工作，因参加“甘肃省委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担任一个生产大队工作组组长。我们去的甘肃庆阳县是陕甘宁老区，很有点名气，刘巧儿的原型封芝琴就生活在那里。 一进村，就有人找上门来问什么时候换队干部，什么时候开批判会，我告诉他们，待我熟悉熟悉情况再说。经过近一个月的了解，我发现这个队的干部小毛病有，但总体还是好的。我就召开干部会，给总跟在我屁股后头要交权的队干部吃定心丸
内蒙古乌海市乌达黄白茨矿大礼堂的后院有一排平房，黄白茨矿工会负责宣传工作的王垠昌就在第一间办公室办公。他白皙高瘦，鼻梁上架一副黑色宽边近视镜，额头、脸上沟壑纵横，头发乌亮浓密，梳成整齐的大背头，一副经历了些沧桑的知识分子派头。 1987年“三八”妇女节前夕，乌达矿务局举办女职工演讲大赛，黄白茨矿工会从各单位抽调参赛选手，从征稿到试讲，我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最后有幸被选中。一天下午，王垠昌打电话让
不入大学就分手 1978年是我人生转折中最重要的一年。 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对于我来说，入团、当兵、推荐上学等好事是绝对不敢奢望的；自认为长得一表人才也得不到女孩子的慧眼相看，与爱情无缘。然而，这一切都因高考彻底改变。 “文革”结束后的头一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我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监狱警察，却被戴上了“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虽然我初中成绩优秀，但是没能读完。文化知识不够扎实的我匆匆临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乡下的生活非常艰苦。冬天来临时，田里的农事干得差不多了，农民们终于有一段空闲的时间，于是，大家就忙着捂鱼窠。 村庄东面有一条河，河道宽阔，向阳又僻静，河水不深不浅，是捂鱼窠的好地方，大家都看好那里。村里以小组为单位自发组织，也不对外声张。当时全国各地农村还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能搞“多种经营”，所以自留地里蔬菜品种单一，屋前屋后不能种果树，每户农家的禽畜也是限制的，规定只能养
捉到一只大麂牯 1960年3月，我在湖南邵阳板桥公社下放劳动，组织上抽调我参加地区整风整社工作队。 我被分配到板桥公社窝泥坪大队岔路口生产队。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揭批生产队干部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恶劣工作作风，千方百计抓好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怎么抓也是矛盾重重，特别是粮荒成灾，饥饿难熬。一点点米被妙法蒸成了一大钵饭，但终究是一点点米，一吃进肚里就化成了水，根本填不饱肚子。 我想尽一
我是1978年下半年进入省级机关工作的。80年代初，省水电工程局在眉县石头河水库建设工地施工。为了考察他们拟提拔的16名干部的有关情况，我和一位同事前往工地，住在简易工棚招待所。工地的员工知道上级来人考察干部，有人来反映施工问题，有人申诉个人冤情，还有人提改进工作意见。但是，没有人为自己或他人的提拔来说情摆好，整个考察过程十分真实客观。 有一天中午，招待所供应粉蒸肉，我俩每人买了一份粉蒸肉，再加
我是山东莱州人，1969年响应“上山下乡”号召，回村劳动了三年。后来在亲戚的介绍下，于1973年春来到内蒙古柴河镇落户。柴河气候寒冷，无霜期短，只能种植小麦、油菜、土豆等，居民吃的蔬菜以土豆和卷心菜为主，夏秋两季就用山上的蘑菇、木耳、韭菜等野菜来充实餐桌。 柴河镇地域广阔，人烟稀少，土地肥沃，地里的野草长得比人都高，荒芜的土地比比皆是。我到柴河后，在房前铲除杂草，开垦出了一片土地。6月中旬断霜后
“接班”，是上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盛行的一种“子女顶替就业制度”，指父母退休、退职后，由其子女办理手续，顶替空下来的名额，进入父母原工作单位。一个生长在农村的孩子，能够顶替父母进城上班，宛如鲤鱼跳过龙门，土鸡变成金凤凰，不是普通农村孩子能比的。 1974年前后，我在莱州的一所村办中学上学。全班四十几位同学，就有五名同学的父母在外边上班：有在烟台的，有在青岛的，还有在本县的。其中一名同学，
我1984年8月中专毕业，分配到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上班一年后，就有好心人给我介绍对象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老大不小了，那就处呗，再说我也很想早点结束自己做饭吃的光棍生活了。 水果糖惹了祸 首先是单位的李师傅给我介绍了一位赵姑娘。媒人嘛，自然要把对方夸成一朵花。我悄悄地了解了一下，姑娘确实不错，家庭条件也很好，只是赵姑娘也戴近视眼镜，我就有些顾虑了。你说她和我都是近视眼，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