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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传世，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课程中心课程室主任，北京市学科带头人，教育部国培专家，教育部、北京市多个项目评审、培训专家。研究涉猎课程教材教法、语文教育、国学教育、中高考、学习性评价、专题教育等方面。组织、参与了从“九五”到“十二五”的多项国家级、省市级课题研究工作，十多项成果分获国家、省级一等奖；发表文章、论文百余篇，主编、独著、参编教材、著作百余部。
最近几年，学校购买教育服务已成为“热点”，学校与社会教育机构、其他单位签署战略协议、合作框架等报道屡见不鲜，这其中包括购买课程、管理、培训、资源、后勤服务、教育技术产品，外聘师资、员工，外包教育项目，租赁教育场地、教学用具等。这是应时而生、应需而生的一种现象，反映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基本供求关系和特殊供求匹配。首先，它顺应了经济体制改革下重构政府、市场、学校三角关系的大背景。政府简政放权、管办评分离，做好“舵手”；学校获得更多的办学自主权，订制“船票”，做足“特色”；市场为政府、学校提供优质教育选项，备好“桨翼”，甚至充当“船员”。其次，它回应了当前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多层次、个性化的教育需求与政府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社会矛盾。再次，它有利于形成丰富多元的办学体制和良好的教育生态，有利于学校发展自身特色和品牌教育机构的形成，有利于培养社会需要的多样化、专业化、高品质的人才。但是，在诸多教育政策不健全、教育环境不生态、教育市场不成熟的现实条件下，我们不得不保持一份应有的警惕，以顺利度过这段过渡期。
警惕市场力量挑动公立学校教育质量大神经的过程与结果。学校购买教育服务，一是顺应政府职能的分离，即政府在教育供给中的弱质生产环节、专业水平不足以及科技富含量低的产品主动退出，交由市场配给，学校选购；二是补不足、出特色，即学校教育供给端的薄弱环节或特色定位部分从市场购置。问题在于，现有的教育市场处在初级阶段，一方面不少教育资源虽然与学校资源构成异质关系，但低端、粗糙，运营模式中带有粗鲁甚至野蛮入侵的本能，表现为低姿态进入，高调门宣传，裹挟教师、学生、家长使用他们的产品，饱和他们在学生课外时间设置的学位，一旦这些被挖走的学生和家长发现物非所值，便会把矛头指向穿针引线的学校和教师；另一方面也有少部分教育资源构建起了与学生、与家长的高关联性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无论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还是在课程实施上都胜出学校一筹，结果是学生学习校外机构的课程兴高采烈，学习本校课程则昏昏欲睡。更可怕的是，学校一旦过分依赖市场，教师的内生力就会严重不足，本已对社会、时代处在慢反应、后反应甚至不反应状态的职业环境，原有的责任和利益相关性都较低的弱连接共同体，将会进一步恶化。许多本应该发生在公立学校的专业性变革却从外部创生了，如慕课、翻转课堂、混合式学习等，就是明证。外来和尚好念经，学生喜新厌旧，此种现象如果不能带来正向刺激的话，必然带来教师更强烈的职业倦怠感和抱守一亩三分地的边界意识，公立学校的自发性变革将举步维艰。
警惕破坏市场精神的要素介入而导致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学校节约原始性投入资金，购买相对成熟的产品，对学校来说是划算的，但产品成熟之前政府和学校都未完全参与教育监管，这意味着所谓成熟产品很可能鱼龙混杂，甚至劣币上市，驱逐良币。一些学校反映过“出口转内销”的现象：本来是被学校劝退的人员，不得已到社会教育机构入职，学校购买服务后发现他们改头换面，身价成倍地涨起来，而教学方法却还是过去那一套，只是多了一套“忽悠”的话语体系而已。还有的机构通过关系、手段，弄虚作假，进驻学校，破坏了本来脆弱的市场生态，导致恶性竞争，低价竞拍……谁来监管教育市场，这是一个大课题，无论哪个市场出了问题，都不允许教育市场出问题，否则所有事物的秩序就都乱了。
警惕不良的市场价值观和产品对儿童教育的反向作用力。教育产品背后一定要有教育价值，教育价值的高低决定产品质量的优劣，而不仅是技术先进，也不仅是儿童喜欢，因为所有产品都会消费童年，都要在童年的记忆里打下烙印。儿童教育产品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影响学校和儿童，这需要有价值预设，也需要对既有产品进行风险评估。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现有的教育产品大多数仅仅是在卖产品，以销售量为主要目标，以刺激儿童的感官、引发儿童的浅层欲望为设计原则，简单地追求新奇、刺激，甚至将儿童成长所需要的力量演变为暴力，把儿童对色彩、美、奖励品的好奇引向对奢侈、低俗场景的偷窥和对物欲的贪婪，把儿童天生的游戏者角色发展为机械的闯关者、虚拟社会中的勇士兼现实生活中的懦夫，把神圣和敬畏消解为无所敬畏。
为此，作为购买主体，学校要坚守的基本原则是：取长补短，激活“羊群”，避免引进“狼”却吃了“羊”；货比三家，首先购买的是具有正导向价值、学术取向以及遵循儿童教育规律的产品。作为政府，一方面要基于我國的历史文化传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市场体系，营造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派驻教育代表，并合理配置政府、学校、家庭购买个性化、可选择教育的份额，另一方面要避免优质资源学校“遇强更强”、薄弱学校“救弱仍弱”的新的不公平现象。
编辑 _ 付江泓
最近几年，学校购买教育服务已成为“热点”，学校与社会教育机构、其他单位签署战略协议、合作框架等报道屡见不鲜，这其中包括购买课程、管理、培训、资源、后勤服务、教育技术产品，外聘师资、员工，外包教育项目，租赁教育场地、教学用具等。这是应时而生、应需而生的一种现象，反映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基本供求关系和特殊供求匹配。首先，它顺应了经济体制改革下重构政府、市场、学校三角关系的大背景。政府简政放权、管办评分离，做好“舵手”；学校获得更多的办学自主权，订制“船票”，做足“特色”；市场为政府、学校提供优质教育选项，备好“桨翼”，甚至充当“船员”。其次，它回应了当前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多层次、个性化的教育需求与政府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社会矛盾。再次，它有利于形成丰富多元的办学体制和良好的教育生态，有利于学校发展自身特色和品牌教育机构的形成，有利于培养社会需要的多样化、专业化、高品质的人才。但是，在诸多教育政策不健全、教育环境不生态、教育市场不成熟的现实条件下，我们不得不保持一份应有的警惕，以顺利度过这段过渡期。
警惕市场力量挑动公立学校教育质量大神经的过程与结果。学校购买教育服务，一是顺应政府职能的分离，即政府在教育供给中的弱质生产环节、专业水平不足以及科技富含量低的产品主动退出，交由市场配给，学校选购；二是补不足、出特色，即学校教育供给端的薄弱环节或特色定位部分从市场购置。问题在于，现有的教育市场处在初级阶段，一方面不少教育资源虽然与学校资源构成异质关系，但低端、粗糙，运营模式中带有粗鲁甚至野蛮入侵的本能，表现为低姿态进入，高调门宣传，裹挟教师、学生、家长使用他们的产品，饱和他们在学生课外时间设置的学位，一旦这些被挖走的学生和家长发现物非所值，便会把矛头指向穿针引线的学校和教师；另一方面也有少部分教育资源构建起了与学生、与家长的高关联性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无论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还是在课程实施上都胜出学校一筹，结果是学生学习校外机构的课程兴高采烈，学习本校课程则昏昏欲睡。更可怕的是，学校一旦过分依赖市场，教师的内生力就会严重不足，本已对社会、时代处在慢反应、后反应甚至不反应状态的职业环境，原有的责任和利益相关性都较低的弱连接共同体，将会进一步恶化。许多本应该发生在公立学校的专业性变革却从外部创生了，如慕课、翻转课堂、混合式学习等，就是明证。外来和尚好念经，学生喜新厌旧，此种现象如果不能带来正向刺激的话，必然带来教师更强烈的职业倦怠感和抱守一亩三分地的边界意识，公立学校的自发性变革将举步维艰。
警惕破坏市场精神的要素介入而导致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学校节约原始性投入资金，购买相对成熟的产品，对学校来说是划算的，但产品成熟之前政府和学校都未完全参与教育监管，这意味着所谓成熟产品很可能鱼龙混杂，甚至劣币上市，驱逐良币。一些学校反映过“出口转内销”的现象：本来是被学校劝退的人员，不得已到社会教育机构入职，学校购买服务后发现他们改头换面，身价成倍地涨起来，而教学方法却还是过去那一套，只是多了一套“忽悠”的话语体系而已。还有的机构通过关系、手段，弄虚作假，进驻学校，破坏了本来脆弱的市场生态，导致恶性竞争，低价竞拍……谁来监管教育市场，这是一个大课题，无论哪个市场出了问题，都不允许教育市场出问题，否则所有事物的秩序就都乱了。
警惕不良的市场价值观和产品对儿童教育的反向作用力。教育产品背后一定要有教育价值，教育价值的高低决定产品质量的优劣，而不仅是技术先进，也不仅是儿童喜欢，因为所有产品都会消费童年，都要在童年的记忆里打下烙印。儿童教育产品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影响学校和儿童，这需要有价值预设，也需要对既有产品进行风险评估。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现有的教育产品大多数仅仅是在卖产品，以销售量为主要目标，以刺激儿童的感官、引发儿童的浅层欲望为设计原则，简单地追求新奇、刺激，甚至将儿童成长所需要的力量演变为暴力，把儿童对色彩、美、奖励品的好奇引向对奢侈、低俗场景的偷窥和对物欲的贪婪，把儿童天生的游戏者角色发展为机械的闯关者、虚拟社会中的勇士兼现实生活中的懦夫，把神圣和敬畏消解为无所敬畏。
为此，作为购买主体，学校要坚守的基本原则是：取长补短，激活“羊群”，避免引进“狼”却吃了“羊”；货比三家，首先购买的是具有正导向价值、学术取向以及遵循儿童教育规律的产品。作为政府，一方面要基于我國的历史文化传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市场体系，营造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派驻教育代表，并合理配置政府、学校、家庭购买个性化、可选择教育的份额，另一方面要避免优质资源学校“遇强更强”、薄弱学校“救弱仍弱”的新的不公平现象。
编辑 _ 付江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