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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关于介绍旧期刊的出版物多了起来，其中很有些不俗之作，前读张伟先生的《尘封的珍书异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即是，它或许见证着空谈学风有了改善。顷又见《中国创刊词》，787×960的大开本，四百多页，五十万言，不仅重现了不易寓目的昔日文本，而且配套多种相关文字，除创刊时间、地点的说明，另有创刊词作者小传、“创办背景”及“焦点评析”。这些于读者均大有裨益。此外配有许多配图，不乏罕见者。
这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程，编著者却看得太过容易了。编后记说：“原以为三个月便可将此书脱稿的，不意竟费时半载余，这是大大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体。”这意思在于认识到编著此书的艰巨性，表达效果正好相反，透露了对艰巨性认识的何其不够。捉摸编后记行文，好像编著者是单枪匹马。凭个人之力，单收集众多资料非数月之工不可。即使已作多时准备，那么剪剪贴贴亦费时不可少。再有不能剪贴的若干说明文字，费时尤多。更有那五六十篇“焦点评析”，每篇两千字左右，应该是一篇篇言简意赅的议论，全数不下十万言，没有半年乃至一年，岂能完成得好。我这是算的一笔死账，在当下活络的编家们的眼里，或许会被嘲笑迂腐。
不过，编著此类书宁可“迂腐”些好，活络了就难免这里那里出问题。粗略翻翻《中国创刊词》，果然如读“编后记”时所担心，仅就我比较熟悉的文学期刊，问题已多多。现略拾少许，稍作归类，分述于后。
文本不实。按《中国创刊词》书名，创刊词文本是书的主体，可这主体便大有问题。书中所录施蛰存执笔《现代》杂志的《创刊宣言》，取我家藏原刊影印本对照，竟然是掐头去尾删了中间的处理品。原文计六段，所录仅剩三段，篇幅则为原文的三分之一，字数由原三百左右减到不足一百。仅存三段也有差异，第一段(原文第二段)是“本文艺月刊是一个普通的文学杂志，不是同人杂志。”原文是“本志是普通的文学杂志，由上海现代书局请人负责编辑，故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更令人惊讶的是，《创造周报》的创刊词原系郭沫若诗歌作品《创造工程之第七日》，编著者不录，却不知从何处移来一篇学术刊物的“发刊词”(无暇查考)冒名替代，风马牛不相及。其“焦点评析”倒是引用了这首诗，只作旁引资料，不知这才是真正的诗体发刊词，未免发噱。所录创刊词，《现代》的劣、《创造周报》的伪，书里其他创刊词是否还有伪有劣呢，不敢保证了。
史料不确。本以史料见长的读物，其史料不信，实在要命的事。《自由谈》同名期刊多份，此书介绍的是办于三十年代著名的《申报》文艺副刊，系黎烈文主编。头尾配图却不是这份报纸副刊，均为影印的四十年代吕白华主编的《自由谈》杂志同一幅封面，赫然写明“第一卷第一期”。何以报和刊不辨?介绍《现代》月刊，题图和尾图又均是影印的《现代评论》。编在上海的《现代》月刊何以与北京的《现代评论》周刊混淆不清?刊物的名称不一，何况当年两者皆曾名噪一时，且日后都成为文学史经典刊物。类似拉郎配式的错误再而三四，介绍靳以、郑振铎联合主编的《文学季刊》，配图混入傅东华、郑振铎编辑的《文学》(实茅盾主其事)，发刊词的作者又变成巴金，列巴金小传；介绍1956年创刊的《萌芽月刊》，刊名应是《萌芽》(半月刊)。题图配的是1930年出刊《萌芽月刊》，尾图影印《萌芽》半月刊创刊词，竟又注为“当年鲁迅与冯雪峰合办的《萌芽》”，好似侯宝林相声说的关公遇了秦琼。
空白不宜。此书体例设创刊词作者小传，当然有助理解文本。但多处注“不详”两字了事，留下不应有的空白。有的作者系原刊未予注明，如五十年代的《萌芽》半月刊，以及所录八十年代的多数报刊，实难为无米之炊。或虽注明，乃无名之辈，如《滨江日报》的“秋鸿”，不详亦情有可原。但已经注明，作者亦属名流，却不去查阅资料，那是编著者的失职。写《申报》“自由谈”副刊发刊词的黎烈文，有其简介的文学词典远不止三两种，记得还出过他的单行本传记，查阅起来并非难事。至于为《现代》杂志写《创刊宣言》的施蛰存，乃著名作家，其小传资料更容易查阅，何故省此举手之劳。
评析不妥。原指望编著者的“焦点评析”有助读者阅读创刊词，结果失望得很。不少“评析”既不诠释文本含义，也欠评论该刊相关内容，拉拉杂杂，顾左右而言他。《萌芽》那篇“评析”，总共不满两千字的，刚引述几句创刊词，即说《萌芽》杂志造就出一个姚文元，由此笔墨滑到姚的身上，费千余字大写姚在“文革”中批《海瑞罢官》为毛泽东赏识的是是非非。最后话题回到《萌芽》本身，只剩了两行六七十字，喧宾夺主得惊人。《礼拜六》的“焦点评析”，大段引述周瘦鹃文《闲话(礼拜六)》达千余字，编著者言仅五百字，当属周瘦鹃的“评析”。对《现代》杂志的“评析”，已不再标明引用，将他人的“评析”归为编著者自己名下。几乎全文照抄施蛰存撰写的《重印全份〈现代〉引言》，却不见引号，不见“施蛰存”名字。此一例大概已非“不妥”二字所能概括的吧。
至于书中说明文字的错讹，诸如指北京刘绍棠为上海《萌芽》编辑；把京派女作家林徽音当海派男作家林微音列入《申报》“自由谈”副刊撰稿人名单；1926年3月16日《创造月刊》创刊日期误定2月21日，细而琐碎，不赘一一。
普及读物貌似容易编著，实大不然。不仅态度要认真，而且要具备学养。它不苛求创新，但讲究准确。数十年前，写过巨著《诗词格律学》的王力先生为一般读者又写了小册子《诗词格律十讲》，广受欢迎，堪称范例。《中国创刊词》的序言自许其“苦心孤诣地‘寻寻觅觅”’，似乎欲追步先贤，并自信“在无法改变浮躁和孤独的日子里，本书可能正是‘一种冷静而可靠的朋友’。”然而这个“朋友”，并不可靠，仍近乎浮躁。随着学风转向务实，史料类图书可能成为出版热门。可是，好的选题好的创意，不能好好地编著，照样成不了好书。商家们看准出版势头的话，急抓写手，粗制滥造，将添出许多垃圾读物，其害尤甚于宏论空谈。
(《中国创刊词》，古敏编著，时事出版社2005年11月版，46．00元)
这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程，编著者却看得太过容易了。编后记说：“原以为三个月便可将此书脱稿的，不意竟费时半载余，这是大大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体。”这意思在于认识到编著此书的艰巨性，表达效果正好相反，透露了对艰巨性认识的何其不够。捉摸编后记行文，好像编著者是单枪匹马。凭个人之力，单收集众多资料非数月之工不可。即使已作多时准备，那么剪剪贴贴亦费时不可少。再有不能剪贴的若干说明文字，费时尤多。更有那五六十篇“焦点评析”，每篇两千字左右，应该是一篇篇言简意赅的议论，全数不下十万言，没有半年乃至一年，岂能完成得好。我这是算的一笔死账，在当下活络的编家们的眼里，或许会被嘲笑迂腐。
不过，编著此类书宁可“迂腐”些好，活络了就难免这里那里出问题。粗略翻翻《中国创刊词》，果然如读“编后记”时所担心，仅就我比较熟悉的文学期刊，问题已多多。现略拾少许，稍作归类，分述于后。
文本不实。按《中国创刊词》书名，创刊词文本是书的主体，可这主体便大有问题。书中所录施蛰存执笔《现代》杂志的《创刊宣言》，取我家藏原刊影印本对照，竟然是掐头去尾删了中间的处理品。原文计六段，所录仅剩三段，篇幅则为原文的三分之一，字数由原三百左右减到不足一百。仅存三段也有差异，第一段(原文第二段)是“本文艺月刊是一个普通的文学杂志，不是同人杂志。”原文是“本志是普通的文学杂志，由上海现代书局请人负责编辑，故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更令人惊讶的是，《创造周报》的创刊词原系郭沫若诗歌作品《创造工程之第七日》，编著者不录，却不知从何处移来一篇学术刊物的“发刊词”(无暇查考)冒名替代，风马牛不相及。其“焦点评析”倒是引用了这首诗，只作旁引资料，不知这才是真正的诗体发刊词，未免发噱。所录创刊词，《现代》的劣、《创造周报》的伪，书里其他创刊词是否还有伪有劣呢，不敢保证了。
史料不确。本以史料见长的读物，其史料不信，实在要命的事。《自由谈》同名期刊多份，此书介绍的是办于三十年代著名的《申报》文艺副刊，系黎烈文主编。头尾配图却不是这份报纸副刊，均为影印的四十年代吕白华主编的《自由谈》杂志同一幅封面，赫然写明“第一卷第一期”。何以报和刊不辨?介绍《现代》月刊，题图和尾图又均是影印的《现代评论》。编在上海的《现代》月刊何以与北京的《现代评论》周刊混淆不清?刊物的名称不一，何况当年两者皆曾名噪一时，且日后都成为文学史经典刊物。类似拉郎配式的错误再而三四，介绍靳以、郑振铎联合主编的《文学季刊》，配图混入傅东华、郑振铎编辑的《文学》(实茅盾主其事)，发刊词的作者又变成巴金，列巴金小传；介绍1956年创刊的《萌芽月刊》，刊名应是《萌芽》(半月刊)。题图配的是1930年出刊《萌芽月刊》，尾图影印《萌芽》半月刊创刊词，竟又注为“当年鲁迅与冯雪峰合办的《萌芽》”，好似侯宝林相声说的关公遇了秦琼。
空白不宜。此书体例设创刊词作者小传，当然有助理解文本。但多处注“不详”两字了事，留下不应有的空白。有的作者系原刊未予注明，如五十年代的《萌芽》半月刊，以及所录八十年代的多数报刊，实难为无米之炊。或虽注明，乃无名之辈，如《滨江日报》的“秋鸿”，不详亦情有可原。但已经注明，作者亦属名流，却不去查阅资料，那是编著者的失职。写《申报》“自由谈”副刊发刊词的黎烈文，有其简介的文学词典远不止三两种，记得还出过他的单行本传记，查阅起来并非难事。至于为《现代》杂志写《创刊宣言》的施蛰存，乃著名作家，其小传资料更容易查阅，何故省此举手之劳。
评析不妥。原指望编著者的“焦点评析”有助读者阅读创刊词，结果失望得很。不少“评析”既不诠释文本含义，也欠评论该刊相关内容，拉拉杂杂，顾左右而言他。《萌芽》那篇“评析”，总共不满两千字的，刚引述几句创刊词，即说《萌芽》杂志造就出一个姚文元，由此笔墨滑到姚的身上，费千余字大写姚在“文革”中批《海瑞罢官》为毛泽东赏识的是是非非。最后话题回到《萌芽》本身，只剩了两行六七十字，喧宾夺主得惊人。《礼拜六》的“焦点评析”，大段引述周瘦鹃文《闲话(礼拜六)》达千余字，编著者言仅五百字，当属周瘦鹃的“评析”。对《现代》杂志的“评析”，已不再标明引用，将他人的“评析”归为编著者自己名下。几乎全文照抄施蛰存撰写的《重印全份〈现代〉引言》，却不见引号，不见“施蛰存”名字。此一例大概已非“不妥”二字所能概括的吧。
至于书中说明文字的错讹，诸如指北京刘绍棠为上海《萌芽》编辑；把京派女作家林徽音当海派男作家林微音列入《申报》“自由谈”副刊撰稿人名单；1926年3月16日《创造月刊》创刊日期误定2月21日，细而琐碎，不赘一一。
普及读物貌似容易编著，实大不然。不仅态度要认真，而且要具备学养。它不苛求创新，但讲究准确。数十年前，写过巨著《诗词格律学》的王力先生为一般读者又写了小册子《诗词格律十讲》，广受欢迎，堪称范例。《中国创刊词》的序言自许其“苦心孤诣地‘寻寻觅觅”’，似乎欲追步先贤，并自信“在无法改变浮躁和孤独的日子里，本书可能正是‘一种冷静而可靠的朋友’。”然而这个“朋友”，并不可靠，仍近乎浮躁。随着学风转向务实，史料类图书可能成为出版热门。可是，好的选题好的创意，不能好好地编著，照样成不了好书。商家们看准出版势头的话，急抓写手，粗制滥造，将添出许多垃圾读物，其害尤甚于宏论空谈。
(《中国创刊词》，古敏编著，时事出版社2005年11月版，4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