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南区）麻醉科主管护师
　　2020年4月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在发布会上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援鄂的医疗队员达到了4.86万名，其中护士占总人数的70%，达到2.86万名。在这些护士当中，女性占了近90%，达到2.53万名。作为其中的一员，中国科大附一院（下称“安徽省立医院”）麻醉科护士刘颖至今仍觉自豪与感慨。
　　2020年1月21日晚，武汉的“疫情警报”正在拉响，新闻媒体上的报道铺天盖地。人们眉头紧锁，火红的灯笼和对联也无法驱散人们心头的不安。此时，正在客厅与丈夫看电视的刘颖收到了医院招募援鄂医护人员的通知：“因疫情的不可预见性，现全员招募人员作为（援鄂）后备。”
　　看着通知，她与丈夫“对视了几分钟”。刘颖知道内心的答案，丈夫也知道——两人当初在支援汶川的救灾现场结缘，国家再次有难，妻子的选择丈夫猜得到，却不敢说出口。那一刻，空气仿佛凝固，电视节目吵得人心慌。后来刘颖打破了沉默：“我想去。”丈夫紧接着说：“你去吧。”之后，刘颖在手机上提交了报名信息。

　　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刘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心里其实也挺忐忑的，因为已经知道是要去支援协和医院。”她口中的“协和医院”，是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以下简称武汉协和）。当晚，夫妻二人都没睡着。
　　2020年1月23日，武汉全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媒体将此称为“武汉封城”。2月12日，刘颖接到了“援鄂医疗队正式集结”的通知。
　　集结之前，刘颖的母亲做了一桌子菜，但刘颖“匆匆忙忙的，没顾上吃”。临走前，7岁的大女儿问她“能不能不去……”刘颖回答：“不行的，那边的病人需要妈妈。”说完她抱了抱两个女儿，一直在眼眶里打转的眼泪也流了下来。
　　2月13日，安徽省立医院的137名医护人员一起踏上了去往武汉的航班，真正成为“疫情中的逆行者”。
　　下飞机时已是深夜，那是刘颖第二次来到“大武汉”。与之前不同的是，这座往日熙熙攘攘的码头城市，彼时已空荡荡一片。到达下榻宾馆后，医疗队因雇不到装卸工人，不得不自己搬运物资到深夜1点。忙完躺在床上的那一刻，刘颖已经没有精力回想这几天经历过的别离与奔波。“当时只想着保存体力，很快会接诊。”
　　第二天休整一天后，她所在的小组于第三天在武汉协和医院正式接诊。当时的情况，刘颖记得很清楚：“早上6点半出门，7点到医院，8点就已经穿戴好防护服进入隔离病房了。”一进病区，映入她眼帘的是一排病房门，在门后面，有真正的新冠肺炎感染者。“心里还是有点怕的。第一次觉得离新冠病毒如此之近，也是第一次‘真枪实弹’地穿防护服，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穿好。”
　　在抗疫一线，“全副武装”的防护服就像中世纪的“重型盔甲”：虽然它保护着医护人员不受病毒侵害，但牺牲的除了“舒适度”，还有“灵活性”。据刘颖介绍，防护服穿上后整个人用“笨拙”来形容并不为过。“平时非常娴熟的专业工作，穿上防护服后会变得非常艰难。”在病区内，医护人员走路要降低步频，用垃圾桶时就像“慢动作”。
　　对于护士们来说，更难的挑战还有“穿着防护服扎针”。因为新冠肺炎的特殊性，病区里往往有许多老年人。這些老年人的血管细，平时就不易进针，穿上防护服后护士们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刘颖说：“有的同事会遇到扎几次才能扎进血管的情况。还有在抽针时，因为手套的原因也会有扎到自己的危险。”不过让刘颖感动的是，病区里的病人大都理解护士们的工作，“即使扎了多次才把针扎好，也没有人讲什么”。
　　在前线，医护人员每天都如履薄冰。刘颖说，很多人想不到，其实每天最危险的是下班时，因为那时要完成一套超高难度的动作——脱防护服。“防护服不是按你的身高体重定做的，穿起来并不合身。哪怕是经过多次训练，每次脱防护服时还是会有‘防不胜防’的感觉，要一点一点向外卷着脱，生怕接触到防护服的最外层。”说起这些，刘颖仍心有余悸。“有同事在脱防护服时不小心被护目镜划到了眼睛，当时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万幸后来她并没有被感染。”
　　除了每天与防护服“斗争”，刘颖和其他护士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与病人沟通，缓解病人的紧张情绪。有些病人情绪低落，与外界沟通的欲望较低，不利于治疗。作为每天与他们接触最多的护士，安慰他们成了重要工作之一。刘颖想起了一个人：“有个男性患者，他从核酸检测呈阳性开始就不停地说‘我什么都不怕’。虽然他一直重复这句话，但我们能感觉到那是一种焦虑。”也正是通过这位患者，刘颖认识到“在灾难或疾病面前，男性有时反而会更脆弱”。
　　还有一位男性患者也让刘颖印象深刻。他“看起来像知识分子”，最开始情绪还很乐观，但随着病情慢慢恶化，他的情绪逐渐低落。尤其是要给他上呼吸机时，刘颖明显感觉到了他情绪上的绝望。“我就跟他讲，上呼吸机并不是很可怕的事情，目的只是为了让你的肺功能得到缓解，不用呼吸得那么累。呼吸机会让你‘缓过劲来’。”观察到他的情绪后，刘颖尽量用最通俗的话对他解释呼吸机的作用。“你不要觉得上了呼吸机就下不来了，很多病情比你严重的病人最后也出院了。” 　　后来，随着这位患者的病情好转，他的脸上终于又露出了笑容，还主动与刘颖聊起了自己的女儿以及家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这位患者康复出院。
　　在那样特殊的时间和地点，刘颖与同事们还会遇到更棘手的事情。比如曾有一位女患者对医护人员“极度不信任”，“所有的东西都要问‘是不是一次性的’”。面对这样的患者，刘颖觉得尽快建立医患之间的信任感才是最重要的。“患者觉得我们嫌弃她，于是我们某个同事就主动上去拥抱了她，随后这种‘医患不信任’的情况就慢慢缓解了。”在前线，类似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可以说病房里上演着人间百态。刘颖曾因一位“长得像自己姥姥”的病人出院而高兴得互留联系方式，并且直到现在还与对方的女儿保持联系;也曾因“接诊后负责的第一位病人去世”感到十分悲伤。
　　在如此强大的工作压力下，有医护人员的身体出现透支情况，刘颖就是其中之一。“有一次我刚进入病区，就开始全身冒冷汗，眼前也开始发黑。”那段时间广西一位援鄂护士晕倒在岗位上的新闻刚刚爆出，这让刘颖感到了一丝害怕。“后来我坐了一会儿，但感觉越来越不舒服。没办法，我只能提前出仓（下班）。”当被问到“当时是否怕自己被感染”时，她却说：“当时实在是太忙了，忙到根本没有空去想这种可能性，就一直觉得是累的。后来想想，当时情况也挺可怕的。”
　　援鄂期间，刘颖偶尔会与丈夫视频，但这件事她一直等到第二天身体恢复过来时才敢跟丈夫说，因为她怕丈夫担心。就这样，刘颖在武汉待了一个多月，每天忙忙碌碌，为多救助几个病人。撤离通知来得很突然，“几乎是第一天下达通知，第二天就离开了武汉”。在回去的路上，武汉人民夹道欢送，合肥机场也摆出了代表最高礼仪的“水门仪式”迎接，但这一切都没有见到家人的那一刻更让她激动。
　　回到合肥完成14天的隔离后，刘颖在2020年4月1日这天终于见到了家人。与丈夫见面的时候，她百感交集，后来丈夫对她说了一句“辛苦了”，两人便忍不住相拥而泣。这些场景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刘颖时常还是会回想。当记者问起“当初决定去一线时内心是什么感受”时，她说：“我是党员，且自觉是个党性挺高的人。报名时内心没有任何杂念，非常纯粹地想去一线。国家需要自己的次数并不多，我一定要担负起该担负的责任！”
　　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振东、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颖、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主管护师刘颖，他们都是中国医务工作者。我们不能写下所有在危险关头逆行的医务工作者，也不能写尽他们的每一次挺身而出。他们是人民英雄，是逆行的英雄，他们的坚毅与勇敢，给患难中的人们带来平安与健康。
　　但是，他们也只有肉体之躯，他们也只有有限的时间，他们的付出与失去不应该被忘记：有人曾在岗位上泣不成声，因为得知自己的好友患上新冠且病情危重;有人曾經濒临崩溃，因为病人激增，自己却分身乏术;有人在抗疫一线突然失去至亲，却没能见到最后一面;有人因为自己救治的病人去世，那种竭尽全力后的无力感，让她感到特别虚弱……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他们是我们身边的平凡人，却为了患者而勇敢;他们也有小家，却为了大家而奔赴战场。
　　记录2020年，不应忘记中国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