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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2年刑事訴讼法的修改，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随着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推进，公检法司等机关出台了各项制度和措施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但在实践中，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实现依然存在许多障碍，为充分保障律师辩护权的实现，使律师能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有效辩护，在权利设置上应赋予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在场权，在审查逮捕程序中赋予律师阅卷权，并完善律师权利受到妨碍时的救济途径。
关键词 侦查阶段 辩护权 执业权利
基金项目：2013年梧州学院科研项目“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侦查程序的变化与完善——以侦查阶段的辩护制度为视角”（项目编号：2013C022）。
作者简介：郑照红，梧州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诉讼法学。
中图分类号：D91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9.049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介入，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使犯罪嫌疑人免受不公正的待遇。但司法实践中，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实现依然存在许多障碍，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各项辩护权利的实现，以及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切实保障依然显得十分困难。
一、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立法现状与实践
《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相较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侦查阶段“获得律师帮助权”而言，2012年刑事诉讼法明确了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根据刑诉法的规定，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向办案机关了解案情、提出意见，代为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及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其他法律帮助；除“三类案件”需经办案机关许可，其他案件“持三证”即可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并规定在会见时不被监听；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自行收集证据，有权向检察院申请调取公安机关掌握的证据材料。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等“三难”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公、检、法、司等各机关为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出台各类新举措，律师执业环境大大改善。侦查阶段律师主要享有的会见通信权、提出意见权、调取证据权等在制度层面都有了相应的保障，特别是会见权，据相关学者调研，侦查阶段的会见难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大多数时候看守所都能够立即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 （ 75. 2% ） ，即使不能立即安排，绝大数也都能够在申请之后48 小时内安排会见 （ 24. 1% ）； 绝大多数律师表示，在会见过程中，未出现侦查人员、 看守所工作人员“陪同”或者干涉会见内容的情形 （82.5%） ； 同时，律师的意见表达途径也比较通畅，侦、诉、审办案机关基本能依法听取律师意见，但是，律师提出口头或提交书面的意见后，大多数情况下得不到办案机关的有效回复；此外，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取证据权依然困难重重，该项权利的操作性很弱，难以实现。虽然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保障辩护人的权利方面有了较大的提升，会见难等困扰律师多年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但在律师行使辩护权的过程中，有些权利的实现依然存在障碍。
二、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实现的困境
（一）侦查阶段律师讯问在场权的缺失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类法定证据，这类证据一般属于直接证据，能够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鉴于此，侦查机关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比较注重嫌疑人供述的获取。嫌疑人的供述在案件审理定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需侦查机关如实记录。但实践中，侦查人员记录供述内容是“选择性”的，往往只记录能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和罪重的口供，对于证明无罪和罪轻的供述不是一笔带过就是忽略不计。 同时，嫌疑人到案后，侦查机关习惯于连续讯问，几天内甚至一天内形成多份讯问笔录。待到嫌疑人本人或通过近亲属委托辩护律师，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犯罪嫌疑人已经形成多份“口供”笔录。在我国，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除未成年人、间歇性精神病人应当有法定代理人在场，其他犯罪嫌疑人均不允许其他人在场，被羁押的嫌疑人，在失去人身自由，与亲朋好友彻底“失联”的状况下，唯一能面对的就是“铁面无私”的侦查人员，这让大多数缺乏法律基础知识的嫌疑人心理上产生巨大压力；同时，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下，实践中，侦查人员对嫌疑人极易适用压迫性的讯问方式，使嫌疑人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不利于形成符合事实的口供。
（二）侦查阶段阅卷权的缺失
我国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在侦查程序中，没有赋予辩护律师阅卷权，而在实践中，辩护人通过侦查人员了解案情的机会并不多，即使侦查人员愿意与辩护人进行沟通，对案情的描述也是以各种规定为借口“吞吞吐吐”，这使得律师在这个过程中只能通过与嫌疑人会见获得案情，一般情况下，在律师会见前，侦查机关已经对嫌疑人进行了不止一次的讯问，且在实践中，大多数嫌疑人对律师的信任并不能在初期建立，这都导致辩护律师在嫌疑人那里获取的案件情况不一定全面，在不能全面了解案情的条件下，辩护律师很难为嫌疑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
至于侦查阶段为何不赋予辩护人阅卷权，最大的原因在于侦查阶段的“封闭性”，基于现实考虑，如辩护人在此阶段可阅卷，对侦查机关的侦查工作确会造成诸多不便，即使规定阅卷后的行为规范，但也不能保障所有的辩护人能够遵守规定，这必然会给侦查行为带来风险。
（三）侦查阶段律师辩护相关权利被侵犯的救济途径虚化
根据辩护制度的一般原理，刑事辩护律师享有三项基本权利——会见、阅卷和调查取证，它们是辩护律师开展有效辩护活动的基本保障。 2012年修正刑事诉讼法，对上述权利提供了保障，在一定程序上解决了困扰辩护权实现的“三难”问题，但在实践中，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实现依然可能会受到阻碍，如律师的会见权，若侦查机关或看守所以各种理由拒绝安排会见，或在律师会见过程中进行干扰，违反会见不被监听的相关规定，辩护律师、犯罪嫌疑人该如何寻求救济？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7条的规定，辩护人行使权利被阻碍，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经查属实的，应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但是，作为“控辩”对立的双方，辩护律师把权利受到阻碍请求救济的申请递交给“对立”的检察机关，无疑是让人感到“渺茫”的。所以，实践中，律师向检察机关申请维权情况比较少，个别律师在“忍无可忍”的境况下提出申诉或控告，又因为自身原因或“潜在”的无力感使得态度强硬、方式方法偏激，很容易成为为数不多的“死磕律师”。即使能够顺利的申诉、控告，若对处理结果不认同，也没有相关的后续救济措施。由此来看，权利受到侵犯后的申诉、控告的救济途径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 侦查阶段 辩护权 执业权利
基金项目：2013年梧州学院科研项目“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侦查程序的变化与完善——以侦查阶段的辩护制度为视角”（项目编号：2013C022）。
作者简介：郑照红，梧州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诉讼法学。
中图分类号：D91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9.049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介入，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使犯罪嫌疑人免受不公正的待遇。但司法实践中，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实现依然存在许多障碍，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各项辩护权利的实现，以及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切实保障依然显得十分困难。
一、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立法现状与实践
《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相较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侦查阶段“获得律师帮助权”而言，2012年刑事诉讼法明确了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根据刑诉法的规定，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向办案机关了解案情、提出意见，代为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及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其他法律帮助；除“三类案件”需经办案机关许可，其他案件“持三证”即可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并规定在会见时不被监听；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自行收集证据，有权向检察院申请调取公安机关掌握的证据材料。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等“三难”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公、检、法、司等各机关为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出台各类新举措，律师执业环境大大改善。侦查阶段律师主要享有的会见通信权、提出意见权、调取证据权等在制度层面都有了相应的保障，特别是会见权，据相关学者调研，侦查阶段的会见难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大多数时候看守所都能够立即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 （ 75. 2% ） ，即使不能立即安排，绝大数也都能够在申请之后48 小时内安排会见 （ 24. 1% ）； 绝大多数律师表示，在会见过程中，未出现侦查人员、 看守所工作人员“陪同”或者干涉会见内容的情形 （82.5%） ； 同时，律师的意见表达途径也比较通畅，侦、诉、审办案机关基本能依法听取律师意见，但是，律师提出口头或提交书面的意见后，大多数情况下得不到办案机关的有效回复；此外，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取证据权依然困难重重，该项权利的操作性很弱，难以实现。虽然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保障辩护人的权利方面有了较大的提升，会见难等困扰律师多年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但在律师行使辩护权的过程中，有些权利的实现依然存在障碍。
二、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实现的困境
（一）侦查阶段律师讯问在场权的缺失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类法定证据，这类证据一般属于直接证据，能够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鉴于此，侦查机关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比较注重嫌疑人供述的获取。嫌疑人的供述在案件审理定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需侦查机关如实记录。但实践中，侦查人员记录供述内容是“选择性”的，往往只记录能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和罪重的口供，对于证明无罪和罪轻的供述不是一笔带过就是忽略不计。 同时，嫌疑人到案后，侦查机关习惯于连续讯问，几天内甚至一天内形成多份讯问笔录。待到嫌疑人本人或通过近亲属委托辩护律师，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犯罪嫌疑人已经形成多份“口供”笔录。在我国，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除未成年人、间歇性精神病人应当有法定代理人在场，其他犯罪嫌疑人均不允许其他人在场，被羁押的嫌疑人，在失去人身自由，与亲朋好友彻底“失联”的状况下，唯一能面对的就是“铁面无私”的侦查人员，这让大多数缺乏法律基础知识的嫌疑人心理上产生巨大压力；同时，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下，实践中，侦查人员对嫌疑人极易适用压迫性的讯问方式，使嫌疑人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不利于形成符合事实的口供。
（二）侦查阶段阅卷权的缺失
我国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在侦查程序中，没有赋予辩护律师阅卷权，而在实践中，辩护人通过侦查人员了解案情的机会并不多，即使侦查人员愿意与辩护人进行沟通，对案情的描述也是以各种规定为借口“吞吞吐吐”，这使得律师在这个过程中只能通过与嫌疑人会见获得案情，一般情况下，在律师会见前，侦查机关已经对嫌疑人进行了不止一次的讯问，且在实践中，大多数嫌疑人对律师的信任并不能在初期建立，这都导致辩护律师在嫌疑人那里获取的案件情况不一定全面，在不能全面了解案情的条件下，辩护律师很难为嫌疑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
至于侦查阶段为何不赋予辩护人阅卷权，最大的原因在于侦查阶段的“封闭性”，基于现实考虑，如辩护人在此阶段可阅卷，对侦查机关的侦查工作确会造成诸多不便，即使规定阅卷后的行为规范，但也不能保障所有的辩护人能够遵守规定，这必然会给侦查行为带来风险。
（三）侦查阶段律师辩护相关权利被侵犯的救济途径虚化
根据辩护制度的一般原理，刑事辩护律师享有三项基本权利——会见、阅卷和调查取证，它们是辩护律师开展有效辩护活动的基本保障。 2012年修正刑事诉讼法，对上述权利提供了保障，在一定程序上解决了困扰辩护权实现的“三难”问题，但在实践中，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实现依然可能会受到阻碍，如律师的会见权，若侦查机关或看守所以各种理由拒绝安排会见，或在律师会见过程中进行干扰，违反会见不被监听的相关规定，辩护律师、犯罪嫌疑人该如何寻求救济？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7条的规定，辩护人行使权利被阻碍，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经查属实的，应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但是，作为“控辩”对立的双方，辩护律师把权利受到阻碍请求救济的申请递交给“对立”的检察机关，无疑是让人感到“渺茫”的。所以，实践中，律师向检察机关申请维权情况比较少，个别律师在“忍无可忍”的境况下提出申诉或控告，又因为自身原因或“潜在”的无力感使得态度强硬、方式方法偏激，很容易成为为数不多的“死磕律师”。即使能够顺利的申诉、控告，若对处理结果不认同，也没有相关的后续救济措施。由此来看，权利受到侵犯后的申诉、控告的救济途径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