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7日上午，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说：“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寥寥数语揭示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的实质，切中肯綮地抓住了苏东剧变发生的根源。
　　苏联特权阶层的腐败
　　苏联特权阶层的腐败早在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斯大林执政时期就已经相当严重。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于1935年6月23日至7月21日对苏联进行了访问，之后他写的《莫斯科日记》见证了当时苏联特权阶层的存在及其腐败：“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其他特权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更不用说影响，他们利用影响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谋利益。而且，怎么能不利用影响呢？不受任何良心谴责的人又有多少！有谁会把普遍困难中的享受机会作为自己的过错？！这太‘合乎人性’了！”“即便像高尔基这样善良和宽厚的人，也在吃饭时浪费够许多家庭吃的食物，不知不觉地过着封建领主的生活方式。我不了解他的上层布尔什维克们的生活。”
　　作为一位远道来访的外国作家，而且是短期访苏的外国作家，罗曼·罗兰自然不了解“上层布尔什维克们的生活”，而经常到苏联领导人家里去玩的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则在其《仅仅一年》一书中见证并描述了“上层布尔什维克们的生活”：“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的住房和别墅摆满了地毯、高加索的金银武器和贵重瓷器……他们的别墅变成富丽堂皇的大庄园，有花园、暖房、马厩，当然，这一切都是用国家的钱来维持和经营的。”
　　有趣的是，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书中还详细描述了父亲斯大林的工资情况：“父亲不知道，他的一顿晚饭值多少钱，还有他的各处别墅、‘毒品化验’等所值若干，因为他是从来不用掏钱的。他的生活全部由国家包干。每个月从苏共中央、国防部、部长会议以及其他由他当荣誉成员或象征性成员的机关源源不断寄来的工资口袋，他看也不看，就塞在抽屉里了。”
　　即便是在全国爆发大规模饥荒、饿死数百万人、出现人吃人悲剧的20世纪3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苏联特权阶层的特供也仍然是存在的。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证实了这一点，一份署名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第六科科长杰缅季耶夫”的《关于联共（布）中央秘书处1932年经费开支的说明》记载着：“烟卷的消费每月为13000―14000支，按月分配给下列秘书处：斯大林同志秘书处、住宅和办公室5000―6000支；助手和顾问6人每人750支，共4500支；切秋林、帕尔申和杰缅季耶夫每人500支，共1500支……食堂方面的開支为66088卢布40戈比，给书记处、会议大厅按月定量供给夹肉面包。”
　　从1945年开始连续8年成为斯大林贴身警卫“九人小组”成员之一的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就回忆说：“斯大林喜欢在里察湖附近安排野餐，排场具有纯东方式的奢华：从别处运来精美而昂贵的餐具，还有味道美极了的珍稀葡萄酒，在篝火上烤全羊，烹煮刚刚钓上来的鳟鱼和鲑鱼。”这种场面见多了后，弗拉基米尔便觉得有关斯大林个人生活比较俭朴的议论和说法“都不过是杜撰的神话而已”。如此酣畅地欢宴三四天，却苦了那帮安保人员，用弗拉基米尔的话来说，“只有我们快活不起来”。
　　赫鲁晓夫也在其回忆录中抱怨道：斯大林“所浪费的时间比随便哪个国家领导人都厉害。我指的是他在那些没完没了的午餐、晚餐中在餐桌上一手举着酒杯吃吃喝喝所浪费掉的时间”。
　　应邀与斯大林共进午餐或者晚餐的苏共政治局委员们则“相互交谈，设法使这顿午餐或晚餐早点收场。而有时候还没有到晚餐和午餐的时间，有人就说：‘今天怎么样？会不会叫我们去？’我们希望别叫，因为我们都要工作，而斯大林让我们没法工作。他那里的宴饮有时候要一直吃到次日破晓前，有时甚至使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工作陷于瘫痪，因为大家醉醺醺地在那里待上一整夜，白天是无法工作的”。
　　苏联特权阶层的腐败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之前。叶利钦的自传中说：“坐落在莫斯科河畔的那幢别墅，绿树环抱，面积很大，里面有花园，有运动和游乐场地。每间屋子都有卫兵守护，还有报警装置。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个清洁女工，还有1个花匠。”“关于我的别墅情况，我想另外再说几句……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橡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二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我的一家人基本上是被惊呆了。”
　　苏联特权阶层不仅享受豪华、宽敞、舒适的别墅和特供物品，而且还享受特殊的医疗服务。叶利钦在其自传中叙述道：“医疗设施——这是最现代化的。所有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最先进的设备。医院的病房像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也同样很豪华气派：有精美的茶具、精致的玻璃器皿、漂亮的地毯，还有枝形吊灯……但医院的医生由于害怕负责任，什么问题也不敢自己解决。一定要召集5个、10个，有时甚至更多的专业水平高的专家进行会诊……当你成了政治局里的一员之后，你的保健医生必须每天给你检查一次身体。这个医生的头上似乎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因为他没有职业上的和作为一个人的自由。”
　　苏联特权阶层还享受特殊的警卫服务，一直到苏联解体之前，特殊警卫服务仍然存在。叶利钦在其自传中的叙述证明了这一点：“每个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配有一个卫士长。这个卫士长是受上级委派办理重要公务的职员，是一个组织者。”“每当政府的‘吉尔’车队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沙沙地飞驶而过时，莫斯科人通常都停下脚步。他们停下来不是因为此刻需用敬重的目光瞧一瞧坐在小车里的人，而是由于这确确实实是个令人有强烈印象的场面。‘吉尔’车尚未来得及开出大门，沿途的各个岗亭就已经得到了通知。于是，一路绿灯，‘吉尔’车不停地、痛痛快快地向前飞驰。显然，党的高级领导们，忘了诸如‘交通堵塞’、交通信号灯、红灯这样一些概念。” 　　苏联特权阶层腐败的危害和后果
　　从上文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蜕化变质、搞腐败的既不是基层的普通苏共党员，更不是普通的苏联老百姓，而是占苏联党员总数极少的特权阶层，正是这一阶层在日复一日地享受着特权和特殊服务的同时，也在日复一日地疏离着苏联人民群众，以自己的实际腐败行径消减着苏联人民对苏共和现实的苏联社会主义的信任和信仰，蛀蚀着其执政根基，强化了苏联人民对苏共及其政权的冷漠和仇视，直至苏共及其政权最后覆亡。
　　苏共党内占党员总数极少的特权阶层的变质和贪腐，致使整个苏联共产党乃至整个苏联人民为他们的贪腐埋单，这不仅是苏联历史的悲哀，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败笔。
　　其中的原因是，斯大林时期所形成并且被其继任者们日渐固化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其体制在起作用。这一模式在政治体制方面的特点主要是高度集权，实行一党制，党内又实行领袖集权制、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和职务终身制，权力监督和民主集中制缺失，意识形态长期僵化，党内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盛行，以党代政，且不关注民生。
　　正如叶利钦在其自传中所分析的那样：“所有最好的东西——别墅、特供物品、与外界隔绝的特供场所——全都属于这一制度。这个制度可以将这些享受赐予你，也能从你手中再夺回来。”因此，“你也就会越来越顺从，工作越加卖劲”，因为“拍马屁和唯命是从所得到的报酬是享受各种优惠待遇”。
　　正是在斯大林蘇联社会主义模式和体制的作用和保护之下，苏联的特权阶层才得以产生和存在，同时苏联特权阶层又反过来日渐不断地固化着这一模式和体制，而不是对这一模式和体制进行及时、理性、有效的改革。正是在上述“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体制”与“苏联特权阶层”这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苏共最终走向覆亡，苏联也随之解体。
　　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说：“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惕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倘若习近平同志的警示能化为每一个中共党员尤其是干部廉政、勤政、甘为人民公仆的实际行动，那么，将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幸运，更是中国人民的幸事。
　　（选自《学习时报》2012年12月24日，题目为编者所拟。作者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